奧登：文學場域出現了空檔期

撰文：斯蒂芬·斯彭德

翻譯：葉美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斯蒂芬·斯彭德：英國作家，20世紀30年代與戴·劉易斯、威斯坦·休·奧登和路易斯·麥克尼斯被認為「牛津四才子」。他的作品《World Within World》描寫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文學界。

奧登（左一）與斯彭德（右一）在一起

1

通過我的哥哥米歇爾，我認識了很多還在上大學的科學家，都是他在貝列爾學院的同齡人。我的哥哥是個研究能源的物理學家。在人有能力做重要決定的最早期階段，米歇爾就已經決定，效率和目的性可以作為價值標準，因為它提供了強有力的，真實的通道，以遠離我母親反覆無常和我父親的華而不實的性格。這種態度使他在我們家庭生活中獲得了支配地位，我之前描述過。早年他成功地說服了我父母，這樣他就把行動中「失敗的概率」降低到最小程度。在任何環境中他都會是一個守時的，謹慎的，才華出眾的人，九歲他就已經確立自己的獨立性，並且獲得了我們直到十六或十七歲才擁有的自由。他的成功多少是以犧牲我們為代價，強調他自己的「有效」和我們的「無效。」他從他的實驗辭彙表裡不時地發明使人難堪的科學警句。家裡的桌子中間，放著一個旋轉的手推車，我們叫他啞巴侍者。我的小弟弟漢弗雷把它轉得飛快，以至果醬瓶飛了出去。『這是怎麼會發生的？』他問，「向心力」。我的父親說，「不是，是離心力」，米歇爾說，「正是沒有向心力，才會產生離心力。」我長得很高，一天早晨我下樓吃早餐時，米歇爾認真地盯著我的膝蓋說：「沒錯，米歇爾需要穿長筒襪了，要那種豎直條紋的，因為它能夠提醒他要站得筆直，平紋的不行，效果會不好。」我十三歲，他分析我的血液，並且嚴肅地宣布說它在分類學上位於下等。一年之後他甚至拿出一份更令人沮喪的報告，認為我的頭骨和洞穴人一樣古老。

或許我的哥哥，這位揮舞科學武器的科學家，其顯示出來的幽默比我們意識到的多。但其實他相當缺乏幽默感。因為有次他用精彩的回嘴叫我叔叔阿爾弗雷德——J.A.斯彭德先生——無話可說。奧斯伯特·希特維爾先生給我叔叔畫了幅肖像畫[ 《隔壁房間里的笑聲》 奧斯伯特·希特維爾著，麥克米蘭出版公司。『他頭髮上柔軟的白羊毛，像精神光環一樣環繞著他。』同時大家也都說他的頭髮像苔蘚。外祖母特意把他喚回來，和我們辯論此事，他說『你們這些年輕人，和所有斯彭德家族的人一樣，都是堅硬的羊捲毛，』當時，我哥哥米歇爾，緊緊地盯著阿爾弗萊德叔叔的頭髮，然後說：「那麼，至少，堅硬的捲毛不會打綹成苔蘚。」

米歇爾因為深信自己在獲取知識方面能力很強，所以他毫不留戀對自己的過去，成長中他總是用後面學到的知識遮蓋住之前的。在我成為作家多年以後，有段時間他一連好幾周去做心理分析。他發現他不能記起童年的任何事情，他整體上輕視它們，並儘力去遺忘。所以他說服分析師（一個榮格主義者）同意一場不同尋常的安排，即為了幫助他回憶童年，要求我和他一同參加他一個小時的精神分析治療。治療過程中，我發現米歇爾凡是涉及到我父母的回憶，他都因為他們的「極端不稱職」，已經統統從腦海中刪除了。從此之後，他儘可能地不去想他們。分析師問我關於他過去對我的態度如何，於是我講了他分析我頭骨和血液這件事。分析師問米歇爾他對我頭骨的分析結果如此不合常理，是否是出於嫉妒心？米歇爾說不是：令我相當驚訝的是，他記得這件事，他認為分析是基於客觀判斷。他說他自己過去從未持有過主觀見解。後來分析師要求米歇爾畫出我十五歲的頭骨。米歇爾毫不猶豫地畫了一個可怕的圖像。因為他真的認為自己一直都是在客觀地看待事物，思維從不具有主觀性。

無疑我們之間有競爭，但或許他這樣說沒錯，從他的角度來講，他沒有嫉妒的動機。我們都知道，他是通過最嚴格的自律和自我防禦，才把自己從我們家庭生活的混亂情感中解放出來。他已經擁有了自己的自由，並且因為考試方面持久而出色的能力，在學校和家裡獲得了尊敬。他第一個理智的看法是家裡每個人做事都「沒有效率」—這種發現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可以和人類種族歷史中火和車輪的發現不相上下。他的整個思維體系以反對我們為前提；不僅是他令人驚奇的，搶救回來的，閃耀的聰明，連同他所謂的「科學態度」，這兩者組成了他的信仰，它們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是理智的頭腦，拼搏的激情和高效的策略。

因為我們每個人身上具有的非理性和絕望的情感，我們的這種面目，都是對米歇爾信奉科學事實為依據的世界秩序的挑戰，在這一點上，米歇爾使我們感到深受傷害。因為，當我從家庭災難中解脫出來，他的情感開始適應我是一個出版了詩集的人，他一定把自己當做上帝了，關心撒旦是怎麼能夠從無底洞洞口出現的。對我們家族的所有人，在他眼裡，我是裡面最代表情感極端的非理性的人。

我們第一個保姆，她描述的事情生動地解釋了我和米歇爾最早關係。那時他五歲，我三歲，無疑幼年爭吵我總是佔上風。但一天，米歇爾斜躺在我的小腳旁，保姆說『起來，米歇爾，把斯蒂芬打倒』—米歇爾馬上這麼做了。並且從此，為了逗保姆和後來幾任保姆的開心，他經常這樣干。

或許這是米歇爾的獨立鬥爭中最初的勝利—某種程度上或許是他生命中最決定性意義的勝利。從現在開始他要求我應該在他純粹理性的世界裡扮演神話角色。他想要我做他這個普洛斯彼羅的卡列班，不是因為他嫉妒我，而是因為既然我是主觀思維的典型代表，我應該通過扮演可笑的角色，以服務於他科學，理性的宇宙。

所以米歇爾絕不僅僅是嫉妒我，這一點作為事實，當我們在牛津時就證明了，因為當時他意識到他必須重新考慮我的位置，也同時弄清他自己的位置，他覺得自己是被迫這樣做的，所以對自己很惱怒。他有種思維認為詩歌是種壯舉，至今他還未冒險試過，但他自認自己對它很可能是「勝任的」。所以因為我對這個領域突然的卓越出眾，他做好了準備要尊敬我。當我出版了一兩部詩集，發表了一些文章，他有天對我說；『當然，如果我寫書，會比你們任何人影響都深遠。』自然，他的自我評價很自負，但卻並沒有冒犯我。相反我被打動了，因為他這麼做無非就是想要獲得別人承認，提高自己的自信。更重要的是，我堅信如果他，如果他認真寫詩，作為一個探險家詩人，對自己在格林島，珠穆朗瑪峰和大堡礁的經歷，出版詩集的話，那一定會非常精彩。對這一主題，他會寫得很好，因為他擁有絕好的素材。

因為信仰「科學」，米歇爾總是避免讓自己碰觸另一面的生活。在我眼裡他就是這樣一個故意拒絕發展此種能力的人，直到最後階段，他才明白他對現實的看法是片面的，甚至因此，他自己的思維方式已扭曲。他缺乏對生命的非理性認知。他不斷地遭受精神上的疾病之苦。但他越來越意識到他的缺點在何處，最終這種痛苦本身變成了精神體驗的形式。

當他和別人待在一起，米歇爾有時給我一種印象，即無論他這個人天資多麼卓越，無論他因為這些品質多麼受人尊敬，很多時候，他都對眼前所見之物是盲視的；而他們瞧見了他的無能，並且能夠理解它。有時他就像一個物體，更多時候是被人在觀看，而不是在觀看別人，或是像一個眼瞎的動物，單向地看著一個方向，並且用的是壞掉的那隻眼睛。他用我們稱之為「可愛的聲音」說話，那聲音令人尷尬，就好像他在逼迫自己如此。有時他發言前總是帶著這樣開頭；『說話要和科學家一樣嚴謹。』

那時米歇爾已經意識到他生命的匱乏（大概是他上牛津的第一年），他因此開始了朝聖之旅，即開始成為尋找無意識聖杯的人。他去旅行，他和女人的交往，都明顯帶有探究原始事物的目的。第一次去珠穆朗瑪峰探險時，他愛上了同行的女探險家。其他探險隊員很吃驚，認為他是因為發熱，才產生了愛情的幻覺。

從喜馬拉雅山回來後，他深深地迷戀上西藏文明，覺得它比歐洲文明高級。他在格陵蘭崇拜愛斯基摩人，這或許是因為在他眼裡他們的生活顯示了完美的效率，他本能覺察自己尋找的就是它。「愛斯基摩人能夠在冰上定位，原地鑿開後，你會發現六英尺下的游魚，』他眨著眼睛說。

在柏林，一天晚上我們坐在羅馬裝飾風格的咖啡廳，米歇爾對我說：「這裡所有女孩都曾割腕自殺過，手腕都留著傷疤。』他邊說，邊帶著統計學式的語調，炫耀著他一貫的科學精神，不過那不過是一臉盲目的欣喜，以為自己終於發現了什麼秘密。

在牛津，我和米歇爾為了彼此親密些，都作了令人激動的嘗試，所以某段時期我們對這種關係感到很尷尬。米歇爾特別欣賞和他同校的一位同學，一個叫奧登的，寫詩的人。『他是個手藝精湛的詩人，我欣賞技術活幹得漂亮的傢伙。』他說。每當米歇爾談論說這些類似的話時，臉上總會有種獨特，詭秘，沉溺的表情。他大大的眼窩，瘦小的，棲息著苦難精神，加上一雙凹陷的眼睛，都使我聯想起深海的潛水運動員。

2

米歇爾的科學家朋友都精力充沛，性格外向；他們迷戀女人，卻幾乎對女人一無所知。在我眼裡，他們中最可憐的一位是一個天才似的人物，他身體魁梧，像只大熊，名字叫克里斯多夫·貝利。他的頭髮簡直和毛刷一樣筆直，堅硬。他的雙手肉乎乎的，笑起來很迷人，他的宿舍如同動物巢穴。他讓自己置身於裝滿唱片，啤酒瓶，和留聲機的房間中。他製造的機器，能夠創造所謂的「高質量產品」，他和我談論電子採樣器和藍寶石針，都是我聞所未聞的事物。他辭彙表裡最常使用的詞語是「毫無疑問」，這使他說什麼，語氣都流露出極端的精確感。「你去了鄉下了嗎？ 」有人問他。他會撓著頭，回答說，「沒錯，毫無疑問，」這個副詞使回答像外科手術般精確。

他們分析生命，對待自己的行為就像對待實驗室里的研究，假裝對其進行測驗，找到答案和結果。我哥哥說他前一晚為了看看連續灌下幾種威士忌後，多久會醉，所以親自試驗了一把。「哦」，貝萊會皺著眉說，「你喝了幾種酒？時間間隔多久？」然後說，「你有什麼具體反應？頭暈，還是意識模糊，神經興奮嗎，或看東西重影嗎？」有一次貝萊告訴我她朋友Y的事——他愛上了一個叫波莉的女孩。後來他每天都稱體重，「毫無疑問」每天平均損失十磅—我忘了具體的數字。

這些科學家們談論音樂的時候，一副對樂譜和作曲家的生活都了如指掌的神氣。貝萊最大的愛好就是騎他的傳教士牌大摩托車，車筐里塞滿樂譜，去郊區的樹籬附近閱讀貝多芬。科學家認為作曲家很像自己（或許事實的確如此），都是手藝精湛，聰明，剛健，嗜酒，滿嘴髒話的一類人。

貝萊對我非常溫柔，他性格有善解人意的一面。事實上我們曾一同就讀一所老學校——霍爾特的格雷沙姆小學，九歲時我有一次大聲痛哭，當時十歲的他，陪我散步，親切地給我解釋摩托車的原理。他用這樣的語調說，「現在，如果你下山，你是按前腳閘還是拉旁邊的手閘？」他這樣溫柔地詢問，是為了試圖讓我重新高興起來，牛津時他也如此對待我。他表面的粗魯藏不住他的善良。有一次，我把一首剛列印出來的詩，拿給他看，他遞迴給我，帶著最和善的笑容並且說：「確定無疑，你的寫作在進步。」

我哥哥，貝萊，特里斯坦都是我結識奧登的中間人，但他們對我實施了封鎖。米歇爾，貝利和奧登是同學；特里斯坦和奧登的關係與他和我的一樣，相互折磨後又重歸於好。在牛津平淡的社交界，所有人都和我談論奧登，但沒有一個人想讓我見奧登。我哥哥和奧登的關係最疏遠，他顯然害怕引薦我後，他會遭冷落。特里斯坦的恐懼更複雜：他通常的原則是讓所有朋友互不聯絡。他害怕大家見面後，像水滴一樣匯聚在一起後，某種程度上他作為這些友誼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條細流，就像中國酷刑往每個神經病人的心臟里灌水，他不願意情況變成這樣，因為這些友誼是他精心建立起來的。如果所有人聚在一起，他就會被水流沖走。仁慈又和善的貝利把我和奧登見面看做是我的福利事件，應該儘可能地拖延下去。

奧登

他們所有人對我大談奧登。貝利說「毫無疑問，只要走進房間看一眼他的書，我就會自慚形愧。」特里斯坦說他見過的人中，雖然奧登遠不是最聰明的人，但如果相比我們自己這樣的微不足道的牛津知識分子（特里斯坦的詞表中知識份子是貶義），奧登則是最有創造力的天才，奧登內心極其溫柔單純。

自然和奧登會面，他們所有人都未出力，我是在阿切爾·坎貝爾舉辦的午宴上認識了他。作為蘇格蘭人，坎貝爾從不參加牛津比賽，他對比賽的態度混合著不屑和頑皮的嘲諷。我和奧登的第一次會面就以失敗而告終。進餐時，奧登只是打量地朝我瞥了一眼，沒說一句話。喝咖啡時，他歪著頭，抬起下巴說：「你認為當今哪位詩人的作品最好？」我不安地回答我喜歡W的詩歌——。奧登說：「如果誰施展拳腳時在使出吃奶的勁，那就是這個傻瓜乾的。」讓我驚訝的是，他離開時邀請我去他基督教堂學院的宿舍。

拜訪奧登令人緊張。如果他發出了邀請，早到的人很可能看見沉重的「橡樹」門上，開玩笑地說他不希望被打擾。一旦見了面，他很可能會突然厭倦，會對來訪者說談話到此為止了。

我第一次赴約，他陰暗的房間，窗帘緊閉，他坐在桌邊，前面放著一盞燈。他可以清楚地瞧見我，而我只能瞥見照耀在他蒼白的臉上的光線。他的頭髮花白一片，雖然眼睛看不見，卻炯炯有神，感覺他正警惕地眯著眼看你。他仰起頭，吩咐我坐下。隨即對我的生活，我的寫作觀做了簡明扼要的審問。這個時候我在偷偷地背叛我自己。我想討好他，盡量多說話，可是我說的話並不坦誠。『你喜歡哪位詩人？』他再次問，『布萊頓』，我說，『品味還行。還有呢？』我又說了一個名字，他回答說，『這位詩人寫作走錯了方向。』接著說『詩歌寫得迷人，但頭腦簡單。』

之後他告訴我他認為寫得好的人。威爾弗雷德·歐文、傑勒德·曼利·霍普金斯、愛德華·托馬斯、A.E.霍斯曼，當然還有T.S.艾略特。他的口頭記憶力很好，能夠有聲有色地背誦詩歌，雖然唇齒髮音不清，但聲音聽起來卻意味深長，叫人很難忘記。他有種把任何朗誦都奧登化的能力，以至於如果他用他冰冷的聲音，像鉗子一樣一字一頓地撥弄每個詞語，如此去朗誦霍斯曼或莎士比亞的詩歌時，他們聽起來就像是奧登本人寫的。

奧登嘲笑同時代的大部分詩人，從不認可上面我提及的人。他認為整體上文學場域出現了空蕩期。『很明顯他們在等待某人出現』，帶著躍躍欲試的語氣，他說不久自己就會是站在舞台中央的核心人物。但他沒有把自己看作未來唯一的作家，他極其強烈地渴望尋找到同行和信徒，不僅在詩歌上，也在所有藝術領域。他看見牆上羅伯特.梅德利畫的一副靜物寫生說：『你將成為畫家。』。他的朋友伊舍伍德會是小說家，查爾曼會是該團伙的另一名成員，賽爾斯·戴·李維斯也是同道中人，一組臨時的藝術家群在他的頭腦中生成了，就像政黨領袖提名的內閣組織。

3

我們第一次會面時他問我一首詩歌寫多久，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一天寫四首。他非常驚訝並大聲說，『精力真充沛！』我問他多久寫一首詩，他回答；『我大約三周一首。』在這之後我也開始三周只寫一首詩歌。

我會把自己的詩歌拿給奧登看。每次拜訪他時，我把口袋都塞滿了手稿，並且看著他閱讀它們。有時他會喃喃自語。更多時候他的評價局限在選擇一行詩歌來表揚。我給他一首了長詩，讀完之後他是這樣說的：

「在我的新土地上，射擊是必要的。」

這樣的詩句寫得漂亮。並且很快，在他描寫荒涼的礦藏，描寫偵查和射擊的行動是，它會進入他的詩行——這些簡潔的音節，充滿了音樂感，就像是廢棄箭桿上的微風。

我認識他六周之後，他一定是贊同我的很多詩歌。我相當驚訝地發現他把我看做是「團體」中的成員。有一次我告訴他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寫散文，他回答說：「除了詩歌，你什麼都不要寫，我們不想在詩歌上失去你。」這個評價在我心裡產生了一種希望和失望交織的窒息感，對此我抗議說：「但你真的認為我有才華嗎？」「當然，」他冷靜地回答說。「可是為什麼？」「因為你身上有種忍辱負重的力量，藝術誕生於羞恥。」他用冰冷的聲音補充道——這使我好奇，他會在什麼時候感到自己是個被羞辱了的人呢。

無疑這段時間奧登影響了我。他的很多評價和意見使我受益匪淺，它們的影響甚至比我當時意識到的還要深遠。這裡我或許應該重申一下我寫作的這個時候是十九歲，而他還不到二十一歲。但他在智識發展上做得很好，他的目的也很明確。我已經解釋過了，我自己在這方面非常不願追隨哲學。我甚至缺乏辭彙去理解他經常在講些什麼。我處在這種劣勢，所以我是受益良多的人，也同時說明了奧登對我的思想給予了多麼大的影響。但隨之而來的是，當我解釋了他的觀點，我或許是在修正它們，或是甚至在重新組織它們，因為這一切都是來自於我後來獲得的理解。雖然我引用的那些由短語組成的對話，他們已經印在了我的腦海中了，而我也並沒有篡改任何一處。

對他的牛津同時代人，關於奧登最印象深刻的事情無疑就是在這樣的早期階段，他就如此自信，如此有意識地成為他生命的主人。他不僅對文學抱有明確的觀點，而且還擁有自己的生活觀，如果說它是幼稚的話，那至少它為他自己和他朋友們的行為提供了支撐。他把他自己看成是——那時我也如此想像他——一個有潛力和有天賦，有明確願望和思想觀念的人，生活在一個被一群共同對規則和傳統抱著信仰態度的團體里，這個團體是由具備不同潛力，意見，觀點的成員所組成。他的目的是要完成他的潛力，獲得他慾望的滿足，並且不帶偏見，不接受任何對他自己的判斷進行干涉的權威，堅持堅守他的思想。同時他會避免和周圍人的興趣和觀點產生不必要的衝突。作為年輕人，他脾氣暴躁，但他不是個反抗者。他的生命觀是即時的，是超道德的，他把生命看做是被一個具有外科手術般頭腦的人，在他分析和檢查周圍社會的肉體和靈魂後所實施的一場手術。他不聲不響地，並且態度毫不含糊地反對她的同時代人和大學同學的道德觀。他自己能夠接受的唯一通用的美德是勇氣；勇氣可以說是任何渴望它的人都能夠獲取到的，以用來實現自己的獨立發展。他早期哲學觀的極端一面是他把自殺看做自己作為個體的正確選擇，一旦這個人已經讓自己處在無所事事的失敗中，他就會渴望結束生命這場遊戲。

對自我的認知，對禁忌和罪感的全然摒棄，對他人的理解，這些都是他完成自己事業的必要條件。除非一個人了解他自己，否則不會知道他想要什麼並且該怎樣計劃得到它；罪惡和禁忌是位於個體慾望和慾望的滿足之間的事物。理解他人對於真實地進入他們生命是必要的，並且把某一個人的精神模式嵌入到周圍人的更大的精神範疇中是必要的。

在這個早期階段，奧登已經有了現代心理學的廣博的知識，他用此作為理解他自己和統治朋友們的工具。他的自我認知，連同理解他同時代人的這把鑰匙，自然奠定了在他和他們的大多數人的交往中他的統治模式。他知道他想要什麼，他看起來對自己很了解，這使他在那些雖然頭腦聰明，但思想迷茫，缺乏自我認知的朋友們中間脫穎而出。

大概我誇張了他的自我意識和自信，雖然我想我沒有曲解他給其他人留下的印象。儘管我認為沒有人是我描述的奧登這種人，他們對自己抱有如此自信的態度。承認這一點或許是和他一起在認識他的缺點。因為對自己和他人太過了解是太過現實的態度，它要冒甘心失敗的危險。對我們了如指掌的醫生能夠瞬間變成對我們一無所知的人，因為我們被他對我們的觀念所恐嚇，因此他不知道當我們在其他人中間，或是獨自一人的時候，我們是什麼樣子。奧登，儘管他深謀遠慮，卻缺乏對人類友誼的認識。他太強調問題，使每個人都要關注他自己，並且因為他總擺出一副觀察者的姿態，他在觀察別人的行為中，人們認為他是個令人討厭的人。有時他給人一種在和自己、他人玩智力遊戲的印象，並且這意味著在很長時間裡他都是被孤立的。他早期的詩歌也同時給人一種理智遊戲的印象——這種遊戲可取名為臨床分離法。它是一種公正的主觀遊戲，寫的是災難，戰爭，改革，暴力，仇恨，愛情，所有這些元素都是人生必經的經歷。但是年輕詩人用超然的眼光觀看戰爭橫行的世界時，是冒著表面上給人一種非人道的感覺的危險。奧登自己道德感強烈，而且，他又是面對那些讓他心如刀割的經驗時，保持這種始終如一的態度。畢竟年輕詩人開始書寫愛和恨，生命和死亡的主題的時候，他不能考慮公正和不公正的事情，就像對著凍原上的面貌一樣，用冷靜，精確地來追蹤他們，但雖然奧登態度不再超然，而是參加運動，寫愛情詩歌，加入英國國教，我不能確信是否他完全打破了他和人類關係的隔絕狀態，那就是他作為一個非常年輕的人，讓人感覺有點聰明過頭的結果。

他後期和早期作品截然不同，後期他試圖尋找在早些的詩歌里描述的重大的問題的答案。在早期那些極端的自傳詩歌里，他會描述自己和朋友邊散步邊談論非正義；被謀殺的某人；被扔下樓梯的某人等等；並且奧登描述自己作為傾聽者，在面對這些關於人類不公平的敘述時一直保持了超然的態度：「直到我生氣了，我說我很高興」。陳述就足夠了，人不能抗議，斷言，固執地試圖找到答案。但或許這個態度的存在只是因為年輕的詩人不能進一步深入到所陳述的問題中去。因為在他詩歌的下一個階段，答案就極其輕率地提了出來；這個答案是愛。愛，雖被認為能夠解救一個已經意識到了他自己潛意識深淵的個人，也解救了一個對罪惡剝削感到懊惱的社會，但把答案說成是愛，對兩者來說都顯得太過強調分析，太過隨大流和簡單化，沒有絲毫作用，在心理分析家的房間里包含太多的愛了。所以還有其他答案：從心理學到共產主義到基督教；他們保持了一點武斷，或許這個武斷的原因是詩人自己的孤絕。但如果奧登作為精神分析師的回答，是政治改革，全宇宙的愛和耶穌教義，如果它從未完全失去他們的武斷，經驗的品質，就好像他們被重複提起，以用來試圖明白問題的本質，並且要通過某些假定的元素的安排，最終問題本身就是被非常深刻地被理解，被卓越地闡釋。而問題就是這個世紀的人類。奧登自然是一個理智型詩人，但這樣說，某種方式上會低估了他，暗示說他只擁有對事物理智的理解。他對他陳述的境遇既有種智力上的理解，但也用心靈去感知，如果他提供的解決辦法看起來把問題歸往智性，那麼它本身就是成功的。

但回到1928年，那時我們都還在牛津。

奧登（左一）和斯彭德（右一）

我們第一次會面有一個插曲顯示了我的無知。我告訴他我喜歡他的一首我在牛津雜誌上讀到的詩歌。「你為什麼喜歡他？」他問，而我沒有理解那首詩，所以我也就解釋不出原因。我說：「我喜歡寫氣候的部分」。想想「氣候」這個詞是在故弄玄虛地代表高潮的意思。我記起了奧登自己說艾略特的《荒原》是氣候特徵明顯的詩歌，我把他的意思理解成那是一首對萬物充滿感覺的詩歌，這種感覺來自於氣候，而氣候某種方式上是地質的特徵引起的。『寫氣候的部分，你的意思是什麼，』他好奇問『我不記得裡面有任何關於氣候的東西。』我也不記得，所以我沒有說話。幸運的是，奧登放下了這個話題，他低了會頭，就好像在記錄感想，之後再次抬起頭，開始其他話題。

他的辭彙表裡包含的詞語，是從科學，心理學，哲學的措詞中提取出來的。與此同時他避免政治記者，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和科學家文章中使用的行話。他使用的科技辭彙都帶有神秘的，令人激動的傳染效果，就像彌爾頓使用異教的上帝之名，帶著對他們所顯示事物的理智認知，就像一種咒語。

幾乎沒有可能去重現談話細節，它們早在二十年前被說的時候，就已經使我感到神秘。我沒有認真地聽奧登的談話，當時只是關注他說話的語調，他的手勢，他詞語背後的態度，直到所有這些都變成了我自己現在正在思考的經驗的一部分。我在圖書館看到一本1927年編輯的《牛津詩歌》，裡面有他寫的前言，它顯示了他這段時期談話的內容和風格。下面是截取的片段：

存在一種三重問題：（a）自我作為客體和自我作為主體之間的心理學衝突，在自我意識和情感失效中，它是一種特權，他們都來自於試圖在個人思想中，使人對經驗的綜合和分析能夠同步。如此呈現出這個世紀的基本發展，即我們的經驗是「在思想的自然演變中」。情感不再有必須『在寧靜中的回憶』進行分析研究；它在情感上和智力上同時被理解的，這是對詩人最重要的。因為這就是他的思想，它必須忍受矛盾的衝擊，並且或許首先意識到了新的和諧，而後者或許暗示同步性的成功。

這段話顯示了奧登抽象的思考力。基本上，我認為他對環境的理解幾乎總是抽象的。但他把它和創造意象的卓越才能混合在一起，就說明了抽象中包含了具體情境。抽象能力對他不是推論和概括；它們是可以直接理解的經驗。他看起來擁有某種感覺，那就是當其他人看日出或爬山時，他的反應是做出抽象的結論。再多讀一段他的序言，抽象、莊重的語言突然獲得了一種滑稽的，半荒謬的，半嚴肅的品質：

在我們的年輕時代，被我們相信是有價值的那些事情，我們對此是既沒有耐心去考慮，也沒有實施的能力；我們青春應該是一段精神自律的時期，不應是一段自我辯護的獨斷時期。對於理智型讀者，我們只能夠提醒他，他經驗的討厭之處在哪，以至於沒有大型的系統——政治的，宗教或是哲學上的——被遺贈給我們；我們也會提醒他，愉悅感從哪裡來，以至於它只不過一種微弱的，新型的綜合能力的發展——這是作為其中的效果之一，顯示出了明顯的匱乏。

或許我引用的這些片段比我對他的敘述顯示了更多的情感價值的認知。這是真的，並且或許解釋了什麼在使我困惑，為什麼奧登認可了我和我的創作。

確實，我們之間的交往狀況被我描述簡化了。無疑和我意識到的這些相比，奧登會感受到更多。同樣我比我知道的自己要更加聰明。

但我們之間令人驚訝的是差異而非相似。一個不同就是他擁有超越我的完全高級的卓越的天賦，我根本無法挑戰他。這個我不需要討論。

那些有價值的，可以去討論的地方是我們思想的不同。在他那裡，他清楚知道自己的所干之事，他據此批評我的觀點。但直到後來我都沒意識到我們之間的不同不只在於他聰明和我無知的問題上；我沒有意識到我有我自己捍衛的觀點，並且我是可以把它們作為理由去反對他的某些觀點的。

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每個人如何使用記憶。奧登，就像我描述的那樣，心中知道很多詩歌。我幾乎一首都不知道。這裡的區別不僅僅是他擁有良好的記憶，而我沒有。而是因為我們對記憶擁有不同的態度。我在心裡反對學習詩歌，因為在回憶它們時，我不想在我閱讀時採取精確的形式，去一句一句地全部牢記在心。我不想記住詞語和詩行，而是要忽略所有詩行去記住一行詩，詩歌感受性，就像它所是的那樣，在它們被寫出來之前就貫穿其中，並且即使讀者忘記了它們的話，在記憶中仍然能夠被保存了下來。詩歌因此在我的記憶中具有某種屬性，即在其中我可以把詞語本身從中分隔出來。我不能完全記住一首詩歌，這種感覺似乎讓我更在乎的是詩人的思想，後者就是以思想的方式組織詩歌的，如果要全部記住內容，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同時也正是在這種方式上，我不會再把他寫詩的靈感衝動和我自己的聯繫在一起，因為它不再和詞語息息相關，並且屬於他的時代和環境的詩歌形式，也不適合我。

奧登和我面對記憶的態度不同，確實，這一點或許是我們全部差異中最重要的區別。因為記憶是創造性天賦的根本。它能夠使詩人去接通瞬間的直覺時刻，這時刻被叫作靈感，它攜帶著他在過去時刻中感受到的種種印象。把瞬間印象和過去聯繫起來，這種做法能夠使詩人在瞬間的時刻，去穿越時代發出共鳴，其所製作出來的音符包含相似的印象，在不同的時期所感受到，並且用明喻的形式彼此連接，所有都具有同時代性。

詩人記憶的品質，還有其使用記憶的方式，是他區別於別人的主要特徵。關於記憶有兩種主要的分類，一個或許可被稱之為表面和有意識的記憶，另一個是隱蔽的、無意識的記憶。表面和有意識的記憶是印象式記憶，當它們被經歷的時候已經被作為思想組織進頭腦中。隱藏和無意識的記憶是當它們被經歷的時候，對印象的記憶沒有進行有意識的組織，以至於回憶的時候就像是在重新創造它們或是如同在第一次經歷它們一樣。

奧登對事物的記憶是表面的。他對每一個瞬間發號施令，對印象進行不可思議的儲藏，這些印象被思想生動地記錄下來，它們可以用來解釋與他們相關的某些論題。我擁有的是隱形的記憶，回憶過去的印象對我來說或多或少是自然而然的過程。因而一些即時的具體的經驗隔著過去的深淵呼喚與其相似的經驗。

我們最早會面時，當奧登說：「詩歌的主題是其謀篇布局的定音鼓。」他已經暗示了我後來不斷意識到的，在我們的態度中的另外一個基本的區別。因為我不能接受一種想法，即在現實中詩意的經驗能夠導致一首詩，之後這種經驗就被存留了下來。詩歌發展應該根據它自己的口頭需要，它和經驗是沒有關係的。我的詩歌都是試圖盡量可信地去記錄那些看起來在現實中能夠成詩的經驗。無論何時，一首詩如果僅僅為了結束時有個滿意的結局，就要和我的經驗不相符合，我就會放棄它。比如，我不斷地放棄愛情詩歌，因為我感到或許我是誇張的，我沒有陳述我的真實感情，或者因為這首詩里描述的人，其行為看起來某種程度上和我的詩歌不一致。

對那些沒有了解現代詩歌流派矛盾性的讀者來說，看起來好像是我這裡試圖說的意思和其他人比起來，我自己的詩歌更加真誠。但它是我關於詩意的真實的態度問題中——我應該警告他——最表面的層面。我真正做的就是把我自己從現代詩人在發展哲學、信奉教義、參加流派的這場普遍的運動中逃離出來，這樣做不是因為他們在個人經驗里已經到達了一個轉化階段，而是因為他們抵達的是寫作中的某個點，他們需要神話、信仰或其他外部刺激，使他們超越個人經驗的局限。就像作為一位寫愛情詩歌的詩人，或許會發現，他出於實現天賦的目的，去發明某個理想的愛人是必要的，所以他們發現在發展的某個階段，在信念上發明一個信仰是必要的。

因此，我高興於

必須組合那些令人高興的事物。

或許詩人出於詩意的必要性，擁抱了一位愛人或一種信條，或是一種神話，或甚至一場政治運動，他在詩歌中為他自己創造了真理，那真理同時最終也在他的生命中變得是真實的了。他的詩歌反作用於他的生命，以至某種程度上是他的生命失敗於領導他的詩歌。他信奉的信仰明顯地大有可為，能夠決定是否這是一場事件。更重要的是，讀者對詩人信仰的真實性上的自信同時也會被讀者自己的信仰所影響。對一個天主教徒的讀者來說，一首像魏爾倫這樣的詩人，他會把天主教的教義引入到其詩歌里，他會發現真理。並且因此關於是否他的生活經驗影響了他的詩歌，或是詩歌反饋到了他的生命的必要性這個問題，就會看起來是不相關的了。但葉芝他作為靈知主義者去參加降神會，他涉獵印度和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並且用秘傳信仰，建立他具有巨大能量的詩歌結構，產生了問題就是他的大部分思想為了創造詩歌的目的，是否是一種故意的人工組合。而這種做法的結果卻是可以收穫偉大的詩歌。

所以我陳述我自己的觀點，我是正在陳述我的局限，沒有宣布說我的詩歌是真誠的。

奧登的生活貢獻給了理智的努力，他分析、解釋、統治他的環境。我的生活是完全屈服於經驗，我不套用預先的理論看法。我無法像他一樣，從高處看人們，就好像他們的行為來自於心理模式的一部分，是我可以用我的知識來解釋的。對我來說，關於其他人的動機是摸不透的，不可獲取和不可解釋的，我對它們沒有多少興趣，也不著迷地想了解，我更專註自己的事情。當我試圖描寫別人，我沒有深陷在要用我的知識解釋他們的激情中，而是想要探索未知。我對我自己作為一個重要的理智的人沒有自信，而是自信我身上有個隱秘和深刻的信仰，即我是能夠按經驗行動的，並且對他們我能夠解釋出我自己關於它們的真理。我把對自己的巨大信仰和巨大懷疑聯合在一起。我創造出來的事物就是我能夠肯定的事物。

在我認識奧登不久之後，我給他看一份手稿，一份心理學文獻，我認為他會喜歡。那是我十八歲寫的一篇記敘文，時間是在我離開家洛桑市的寄宿學校不久。這是我之前提過和英國男孩D 的關係的詳細敘述。

下一次我去他的房間找他，他說：「聽著，這是首純詩。」他用他平淡的，沒有感情的聲音背誦了它，某種程度上那些詞語被讀出來時，產生了音樂中的無調效果，下面就是詩行：

他的整個生命或許都是對這一時刻的朝聖。或，毋寧說不是他整個生命，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被攔腰截斷；小小的、封閉的慾望之珠串起了年月中的時光；直到現在，它鬼鬼祟祟地、哭喊地要掙脫出來，就真的七零八散了。

這些詩行讓我心中泛起波瀾，有種特別的激動，激動的原因是相認，雖然在奧登的聲音里去相認任何事情都是困難的。「誰寫的？」我問。「你啊。」他回答說。

現在當我看見自己的創作通過他頭腦被轉換了，我感覺到高興和安慰，那是一位作家很少碰到的事情。文字就像是一種舞蹈；生命顯示在光澤的紙頁上。他們看起來能夠被思想的眼睛所觸摸，就像柵欄上的枝條套圈。帶著他的面頰上溫暖血液的感覺，作家知道自己會有一個被公正地對待的時刻。

第二天我們去野餐，奧登告訴我現在他對我的創作改變了想法。我不應該寫詩，而是應該寫自傳體的散文故事。

他的平足走起路來很快，點著頭，手臂和腿笨拙地搖來搖去。他曾經被一位醫生忠告說他必須儘可能地少走路，聽到後他立刻開始了一場三十公里的徒步。他有種理論，即，身體是受控於大腦的。他會把頭痛、感冒、喉嚨疼痛都解釋為，我們現在稱之為「身心失調」這個術語。

我們來到開闊的郊區，穿過田野，爬上山坡，那裡我們打開午餐盒，在草地上開始吃起來。奧登談論「詩人」。「在革命中，詩人仰面躺在屋頂，用詩行對他最好的，在另一邊屋頂的朋友掃射。當然，在心裡，詩人對敵人總是懷著同情的。」他又陰鬱地說。「……談戀愛時，詩人總是希望他的情人死去。他想的最多的是他要寫的詩歌，而不是情人……」悲劇，那些最偉大的作品，總會讓人心生笑意；「進入李爾和奧德賽的死亡在他的手臂里，李爾說：咆哮，咆哮，咆哮！」或是《戰爭與和平》里的場景，皮埃爾衝進起火的大樓去救嬰兒，這個嬰兒轉身咬了他。

奧登告訴我，我應該放棄做「雪萊的替身」。「詩人更應該學習大眾，而不是雪萊和濟慈，他應該把頭髮剪短了，穿護腳，戴圓頂禮帽和有條紋的城市西裝。他應該乘坐市郊火車去銀行工作。」

諸如此類的話……一個年輕作家給另一個作家發表一通這樣的演講，帶著半真半假，半玩笑和半嚴肅，仁慈又惡意的情感，它們組成了圈子中的秘密語言。他們是從文學運動中製作出來的女巫的啤酒。

這個談話發生在一個晴朗的夏日。它是我們關係中最英國化的一天，一直在我的腦海中保存著。在我們野餐的山坡上，能看見大片的起伏的田野。紀念碑似的樹木像是古老的、厚重的、堅固的城牆，它們枝葉繁茂，一個個挺拔地生長在綠色的玉米地和褐色的樹籬中間。島嶼上空的陽光，層層疊疊地覆蓋在風景之上，看起來在今天這樣的一天里，已經被原封不動地保存幾個世紀了，現在高高的田野上躺著兩個大學生，他們談論著詩歌，就像在維多利亞時代也可能有人這麼做一樣。

假期的時候奧登來我們在弗洛格納爾的家裡。他和貝艾拉相處不是很和諧，但凱瑟琳和他彼此很友好。我進一步了解了他，但我們的關係從未再出現我上面剛剛描述過的那種坦誠相待的感覺。我們的友誼沒有進一步發展，一方面是因為我自己懷有危險的崇拜，這使我總是處在門徒的位置上。一方面也是因為我把他看作是一個公共的表演者，我把他拉入我的家裡，我必須永遠地為他鼓掌。當他高興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這樣——我笑到歇斯底里。當他陰鬱不安時，我也心慌，沒有信心。對我來說，當我們在一起時，如果奧登哪一刻沒有受到重視，一些可怕的事情一定會發生。

這時候的奧登有著狂熱的愛好。他極其迷戀食物，總是喜歡拿手杖，甚至戴單片眼鏡。如果一切都沒有順應他的意思，他會暴跳如雷。總的來說他統治他周圍的人，他要人們符合他的幻想，但他對主人脾氣很好。他不機智。他的幽默像是來自滑稽劇演員，部分是對自我進行嘲笑。我有一張灰泥似的臉，他說：「我應該是個國王。或是我天生是個惡人。」他抽煙、吃飯、喝茶，胃口很大。

我工作時總是很難集中注意力。奧登常常把我關進房間，吩咐我寫作。他對那些使我受益的事情的看法過於簡單化。一天我說我感到煩悶，他回答說：你沒有理由不高興，你有足夠的錢，你有天賦，你在戀愛。這對當時來說的我是恰當的評論。我相信他說得沒錯。但現在20 年後，我能夠理解二十歲的自己所擁有的那些歲月里，我如此不開心是因為那時我沒有理解不幸的真正含義，我只是有著一種不快樂的情緒，我沒有永久的身體病痛，沒有經濟或心理上的其他原因。

（本文由《光年：世界中的世界》授權提供）

12月9日（周日）下午，東方歷史沙龍第154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人與媒介：傳播如何『編織』中國近代史」，嘉賓為鄧紹根、王學斌、馬建標，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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