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時代改變了什麼?
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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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鄭四方
1978年註定是要銘刻在歷史中的年份。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隨後,新華社轉發,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作者在結尾勇敢地寫道:「凡是有超越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 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這篇文章如同划過長空的閃電,照進了人們被禁錮已久的頭腦,也讓經歷了轟轟烈烈又死氣沉沉十年的人們錯愕不已。
5月19日,這篇文章得到了鄧小平的肯定,他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由此,全國掀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
在計劃經濟時代,僅1978年,這個擁有十億人口的文明古國GDP只佔到全球的1.8%,極度龐大又極度衰弱。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我們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不準向任何人透露。」一年後,小崗村糧食大豐收。小崗村18位農民的冒天下之大不韙也因此被歷史銘記。而在江浙一帶,一批小工業作坊已經星星點點地冒了出來。在錢塘江畔的蕭山縣,魯冠球創辦的農機廠悄悄度過了它十周年的紀念日。
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全會的中心議題就是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此為起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式啟程。
深圳成為改革開放的第一個窗口。1979年1月,撤銷寶安縣,設立深圳市。(1979年美國遊客拍攝的深圳。)
1980年8月26日,經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批准,在深圳市境內划出327.5平方公里的土地設置經濟特區。
臨危受命成為深圳蛇口工業區建設指揮部總指揮的袁庚,在一個木牌寫下自己的感悟,放在招商局門口,這就是深圳改革金句「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由來。但袁庚寫下來的全文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顧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袁庚的助手熊秉權考慮到當時社會的承受能力,提議去掉了中間一句。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廣東佛山人梁慶德就在河邊荒灘上搭了幾個窩棚,干起了製作銷售雞毛撣子的生意。但直到55歲,他才創辦了格蘭仕。格蘭仕充分利用了身處東南,貿易發達的優勢,利用「三來一補」模式, 「三來一補」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這是改革開放初期嘗試性地創立的一種企業貿易形式。對於那個時代缺技術缺設備缺材料的民營企業來說,是一種最貼合實際的生產方式。當然,它從OEM貼牌生產到自主生產,再到悍然進軍微波爐行業與國際巨頭貼身肉搏,這些都是後話了。而中國東南沿海數以萬計的小微企業從霜凍許久的市場土壤中生根發芽,以堂吉訶德式的一往無前和後人戲說里的劉羅鍋那樣折中圓滑的方式,如欣欣春草般茁壯成長。
而在此時的浙江省蕭山市,魯冠球已經摘掉了工廠門口「寧圍農機廠」「寧圍軸承廠」「寧圍鏈條廠」「寧圍失蠟鑄鋼廠」的四塊牌子,掛上了「寧圍萬向節廠」。(1985 年,美國的《商業周刊》以《中國新時代的英雄》為題報道了魯冠球和他的萬向節廠,這是魯冠球第一次出現在海外新聞媒體上。)
這意味著他們放棄了當時產值達到70萬的眾多產品。魯冠球這個舉動跟一則新聞密不可分:《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國民經濟要發展,交通運輸是關鍵》,社論中多次提及中國將大力發展汽車業。萬向節這個傳動軸與驅動軸的連接部件是每台車必不可少的,因此他大膽預測萬向節產業大有可為。
背著產品興沖沖參加行業交易會的魯冠球被趕了出來,因為非國營工廠不得進入。於是他在交易會門口擺起了地攤,以低於國營工廠20%的價格招徠到一大批顧客。第一批創業的草根英雄們像土撥鼠一樣,灰頭土臉但又無比堅韌地擴大著自己的產業,他們堅韌強悍,以一種野獸般的直覺獵殺機遇,並善於繞開難以撼動的巨石。
1984年
星火燎原 管理意識初現
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廈門3個經濟特區。26日,鄧小平為深圳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並在兩周之後為廈門經濟特區題詞:「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
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心開始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這個時期出現了一批城市創業者,個性迥異但均展現出新的產業變革形態。他們的產業多集中在「吃、穿、用」等輕工業領域,而他們也是第一批強調「科學管理」的實踐者。
因為群雄輩出,1984年又被稱為「中國企業家元年」。
在山東青島,35歲的張瑞敏被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電器廠做廠長,他上任後第一件事就制定13條規定,而規定的第一條就是「不準隨地大小便」——管理起點之低之艱可見一斑。
但這樣的工廠和員工,被張瑞敏拿著一把大鎚給砸醒了。
張瑞敏在檢查庫房裡的400台冰箱時,發現其中76台不合格,當時一台冰箱800元,而一個普通員工的月收入不到40元。有人建議把這些問題冰箱折價賣給自己人算了。張瑞敏沒有同意,他把76台冰箱攏到一塊,讓全場的工人圍看,這些問題冰箱被他掄著大鎚砸了個稀巴爛,這一錘一錘,也砸在了員工心上。此後,這把鐵鎚懸掛在質監部門,發現問題產品可以當場砸碎。
在體制改革和國家級的思潮湧動下,中國科學院的日子也不好過。資金困難的現狀下,所里的領導向柳傳志徵求「是否帶隊搞個公司試一試」 的意見時,已入不惑之年的柳傳志沒有作更多的思考就答應了。為了支持柳傳志的「下海」,計算所領導還向柳傳志特批了20萬元的啟動資金,他兜售過電子錶、旱冰鞋,也賣過大褲衩和電冰箱,直到他與剛剛成立的IBM中國代表處搭上線,個人計算機時代到來。
柳傳志搭上東風,聯想也成為「貿工技」模式的典型代表。
1987年的秋天,43歲的任正非創辦了華為公司,註冊資本只有2.1萬元。1990年在江蘇,蔣錫培籌借了180萬元,與28位好朋友一起開廠做生意。而在後來的不同階段,這家公司五次改變自己的所有制身份—1990年以民營企業的身份創業,1992年通過變更為鄉鎮企業獲得了人才和融資上的便利;1995年變更為股份合作制企業,實現了資本的擴張,讓員工持股,激發了生產積極性;1997年變更為混合所有制企業,迅速擴大了企業規模;2002年回購股票以及2010年上市,建立了科學的治理結構,成為真正的現代化企業。
1990年,鄧小平指出:「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他坦言:「我們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干啊!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而在同年,11月26日,經國務院授權、中國人民銀行批准,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三年之後的1993年,美的成為中國第一家上市的鄉鎮企業。當時還有個笑話,美的員工內部認購價只需要1塊錢,每人可認購4000股,但那時候大部分人都弄不明白股票是個什麼東西,不願意買。美的公司董事長何享健無奈地笑罵道「送台摩托車給你們都不要!」事實上在那個時代沒有人理解什麼是股票。
何享健說:「有了資金,有了好的機制,企業何愁不能發展?」
但何享健卻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個很好的機會。一是做企業誰都不嫌錢多,當時美的正在高速發展之中,各個項目都要拿錢去砸,就算暫時用不著,放在那裡也是對企業多一層保障。二是上市之後,美的能佔據行業先機,並且在併購手段、國際合作等方面有更大的空間和操作餘地。最重要的是第三條,上市公司要求治理結構更加規範,並且要對股東們負責,這就倒逼美的去改革自己財務、生產、銷售、管理,使之更加科學。
正如何享健所說:「有了資金,有了好的機制,企業何愁不能發展?」而上市這步棋,使美的擺脫了鄉鎮企業野蠻生長的路子,進入了一條規範的賽道。
1992年
南巡講話 思想充分解放
上個世紀80年代末,改革開放姓「資」還是姓「社」再次被提出。 1992年,鄧小平南巡最後一站,來到上海貝嶺公司。他饒有興緻地看完公司簡介,聽取了公司經理彙報,並在高倍顯微鏡下觀看了晶元上的線路,但是在一台大束流離子注入機前,鄧小平沉思了一會兒,出人意料地指著離子注入機問身旁同志:「你們說這台設備姓『社』還是姓『資』?」然後他自己回答道:「這台設備原來姓『資』,因為是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現在它姓『社』,因為在為社會主義服務。對外開放就是要引進先進技術為我所用,這台設備現在姓『社』不姓『資』。」
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人心鼓舞,改革開放力度更大也更為深入,很多知識分子受到感召,紛紛下海經商。
王傳福就是其中一位,他辭去了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最年輕的處級幹部身份,從搞金融的表哥那裡借到了250萬元,創辦了比亞迪,即「Build Your Dreams」的首字母縮寫,準備造電池。這一切都源於他在讀國際電池行業的動態報告時,發現一個重大信息:全球鎳鎘電池的老大日本,宣布本土不再保持鎳鎘電池生產線。這意味著全球鎳鉻電池生產基地將會重新布局,中國的機會來了。
他天才地使用「工程師人海戰術」戰略,迅速趕上並超越了行業巨頭日本三洋,拿下台灣大霸公司的訂單。王傳福招聘並培養高素質的人才,然後使用機械手和模具夾的方式進行標準化製造,保證產品質量的同時,大大降低了產品成本,拿一塊鋰電池來說,它的對手日本三洋公司成本是4.9美元,但比亞迪可以降到1.3美元,後來比亞迪成為諾基亞和摩托羅拉手機的電池供應商。
1994年,《國務院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發布實施,住房公積金制度開始全面建立,「房改房」的概念誕生,房產可以上市交易,公房作為計劃經濟的產物退居幕後。而現在地產界赫赫有名的 「廣州五虎」也正是在那時發力:1992年,陳卓林和陸倩芳夫婦放棄了自己的傢具生意,創辦了房地產品牌—雅居樂;1993年,楊國強買下了自己工作十年的建築公司,創辦了碧桂園品牌;1996年,為公司創造2億利潤,卻拿著3000元月薪的許家印,漲薪未果後辭職單幹,創立了恆大地產。
1998年,互聯網大潮興起。三大門戶網站,新浪、搜狐、網易紛紛成立,而此時籍籍無名的馬雲正在美國的餐廳里吃飯,他在心裡籌劃一個B2B的項目,但是想不到一個合適的名字。
他突然靈機一動,問身邊的服務員說:「你知道『阿里巴巴』嗎?」服務員錯愕之後微笑著說:「芝麻開門。」由此,中國最大的B2B網站誕生了,並衍生了後來的淘寶、天貓、花唄、芝麻信用、螞蟻金服等,阿里帝國在一個餐廳里起航了。
此時的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生劉強東,正揣著不被理解的尷尬在北京中關村的櫃檯賣磁碟。他準備複製國美、蘇寧的渠道模式,但一場「非典」,卻讓他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電商道路,他和那位杭州師範大學的老師、金庸迷,兩個素未謀面的人殊途同歸,成為對手。
2001年
中國入世 與世界交談
2001年9月13日中國與墨西哥簽署雙邊協議,至此中國與37個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方全部結束了談判,兩個月後,中國正式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組的秘書傑夫瑞·蓋特勒說:「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像中國這樣獨特,其間的曲曲折折可以寫成一本書。」
但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先跟美國商務部掰了一把手腕。
2001年2月,美國PPG工業公司聯合其他兩家美國公司,起訴福耀玻璃在美進行傾銷,一年之後,美國商務部裁定福耀的傾銷稅率是11.8%。 2001年9月,美國PPG駐加拿大子公司提交對福耀進行反傾銷調查,加拿大海關總署裁決福耀玻璃的傾銷稅率是57%。一時之間,暴雪將至。
在加拿大戰場,曹德旺利用美國PPG和中國福耀都是外來戶的特點,指出他們不具備控訴福耀的資格。法官問:「被告提出的PPG在加拿大市場賣的玻璃是不是從美國運過來的?」這一問奠定了福耀在加拿大戰場的勝利。
而對於棘手的美國戰場,曹德旺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反傾銷研究所,聘請龍永圖為總顧問,並在美國召集了GDLSK律師事務所一群最有經驗的反傾銷律師,這是「一記硬手」;而曹德旺還有「一記軟手」,他提出福耀在北美市場的銷售工作交給PPG去打理,但條件是PPG要幫忙建造浮法玻璃生產線。
最終雙方達成合作,由PPG公司向福耀提供技術、設備支持,為福耀完成中國工廠的浮法技改項目。同期,PPG撤銷了對福耀的反傾銷訴訟。
福耀與美國PPG的對決是中國入世以來第一次反傾銷勝訴的案例,在案件結束五年之後,當初被曹德旺送上聯邦巡迴法庭被告席的美國商務部部長,訪問中國時特地提出要與曹德旺會晤一次。
1997年香港回歸。而同年,李書福一腳踏進了汽車行業,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生產轎車的民營企業。有人問李書福:「你想造汽車,有經驗嗎?有技術嗎?」李書福的回答很經典:「汽車不就是四個輪子加兩張沙發嗎?」上個世紀90年代,政策還不允許民營企業造汽車,所以說吉利一開始是黑戶口。
第一輛吉利汽車下線的時候,李書福擺了一百桌酒席請社會各界人士光臨,但沒有一個人敢來捧場。
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曾培炎視察吉利集團,李書福近乎悲情地說:「請允許民營企業大膽嘗試,允許民營企業家做轎車夢,幾十億的投資我們不要國家一分錢,不向銀行貸一分錢,一切資金民營企業自負。如果會失敗的話,請給我一次失敗的機會吧!」十年之後,李書福就帶領吉利汽車完成了 「蛇吞象」的壯舉——他一口吃掉了十倍於自己體量的沃爾沃汽車。
2008年
舉辦北京奧運會 從追隨到探索
2008年,第29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北京舉辦,中國終於實現百年奧運夢想。而這次盛事對於中國的對外形象展示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令很多人不習慣的一個事實是,中國已經從改革開放初的模仿抄襲者,變成了行業探索者。而行業的顛覆與重建,魅力無限又殘酷無比。
2014年,北京大學戴威等五位學生萌生了一個想法,為解決校園出行難的問題,號召大家單車共享。
一年後,ofo共享計劃正式推出,在北大成功獲得2000輛共享單車,2015年10月,完成Pre-A輪融資。
就在同一個月,摩拜單車完成了數百萬美元的A輪融資。我們不妨做個對比:從創始人身份上說,ofo單車的創始人是五位北大的學生,摩拜單車的創始人胡瑋煒有十年的汽車科技媒體經歷;從初心上來說,ofo從封閉的校園環境起家,摩拜單車則從開放的社會環境思考;從戰略上說,ofo的理念是「騎時更輕鬆」,並且開放平台,而摩拜單車造價近千元,重達25公斤,主打「安全可靠」;而在地點上,一個是北京,一個是上海……
「互聯網+」改變了很多東西,它與自行車的結合成為共享單車還是中國的首創。
從無到有,從抗拒到適應,中國在很多領域「摸著石頭過河」,社會的變化天翻地覆。
而放眼全球,中國的很多企業同樣做到「大無可仿」或模式獨特無法對標。貼牌生產起家的美的,如今已成長為有1200種產品的家電巨獸;曾同時兼任金山、YY、獵豹移動三家上市公司董事長的雷軍,用「小米加步槍」的精神製造手機,用「互聯網+」的方式改造傳統製造業;團購市場興起,王興帶領美團從「百團大戰」之中艱難崛起;滴滴和UBER為爭奪車輛和客源,掀起補貼大戰,一年燒掉近260億美元……
改革開放除了讓人領略時代的多情與無情,製造巨大的物質財富外,它最大的魅力就在於通過變革的力量,讓中華民族重塑自信之心,重拾奮鬥之魂!
改革開放釋放的市場力量,讓民營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的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軍,中國民營企業家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最忠實的擁躉者和最積極的實踐者。他們憑藉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在夾縫中生存壯大。中國民營企業家是改革開放的弄潮兒,是第一個吃螃蟹的開路先鋒,是勇猛無畏的戰士。他們與共和國分享著共同的光榮與夢想,在他們身上國家、民族、企業、個人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回首四十年,大潮湧動,群星燦爛,他們是歷史的創造者,譜寫著當代史詩。
(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18年11月刊】 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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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五屆中國家族企業傳承主題論壇
暨中歐第七屆中國家族傳承論壇
幸福與財富
12月9日-10日 | 中國·深圳
年度經典巨獻
與您榮耀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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