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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月花輯|從《旅愁》到《送別》,無常中也有真愛

還是從我熟悉的藤本一家說起吧。

在《日本風雅二三事》(點擊標題閱讀全文)一文里,我曾經講過藤本夫人對我的幫助,其中只說了一句她兒子是一位音樂家。其實,他叫藤本和則,現在已經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音樂製作人、作曲家和編曲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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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和則只見過幾次面,是在節假日他從東京回松江市看望父母時見面的,因為藤本夫人一直教我日語,我又經常去她家,藤本夫人常提起兒子和則。

藤本夫人曾經隨藤本先生留學美國,家裡布置完全是西式的,我去他們家時,作為生物學教授的藤本先生,常常會拿一些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給我看,吃飯主要是西餐。

在藤本夫人教我日語時,會談到音樂,她說最喜歡聽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還送給過我一張馬友友的CD。偶爾,她也會談到對兒子的擔心,和則在大學是歷史專業的,卻偏偏喜歡音樂,要成為一名作曲家。有一次,藤本夫人當著我的面還落淚了。

直到2001年的一天,藤本夫人興高采烈地送給我一張CD,是日本人氣組合CHEMISTRY(化學超男子)的專輯,其中有一首歌是和則作曲,叫Point of No Return。

之後,我在松江市的舊書店和超市便不斷聽到播放這首歌。當時,我還以為是藤本夫人免費贈送的——可憐天下父母心。其實不是,在那一年,這首歌在日本流行歌曲年度排行榜排名第三。因為這首歌,和則奠定了他作為職業音樂人的地位。

那年,有一次我去藤本家,他們夫婦非常高興地向我介紹,客廳里放著的黑皮大按摩椅是兒子為他們買的。其實,他們也不用,但這把按摩椅,意味深長。

那年,和則二十八歲。

日本近現代音樂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是通過向西方學習而在國際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的。

就拿現在的日本國歌《君之代》來說,最初是在明治維新第二年的1869年,由在橫濱工作的英國軍樂團教師約翰?威廉?芬頓建議日本要有國歌,並擔任譜曲的。1880年,對這首歌的樂曲修改,也請德國樂團教師弗朗茲?埃克特參與。

聽日本朋友講,現在去日本學音樂的留學生在不斷增加,主要來自中國和韓國。而日本人出國學音樂,首選是歐美國家。當然,來日本做音樂的歐美人也有。久石讓說,自己曾經的助理錄音師賽門?羅茲,後來自己闖出名氣,也參與了電影《哈利·波特》的配樂。

我一直喜歡流行歌曲,碰上什麼好聽的就喜歡,有些音樂無國界。我去日本留學前就聽朋友說,日語歌曲特別容易唱,日本人唱的都挺好。後來我在日本卡拉OK時,居然很少聽到日本人唱歌跑調兒。

我想,這可能與日語的特點有關。日語主要是多音字,是黏著語,通過在詞根的前中後粘貼不同的詞尾來實現語法功能,於是很貼近歌曲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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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君


長期以來,港台歌星喜歡翻唱日本歌曲,就是把日本歌曲的曲子稍作修改並重新填詞。這種翻唱歌曲一般有一個特點:把傷感的日本曲調變得歡快些,填出的中文歌詞也更歡快。

在鄧麗君既是日文原唱又是中文原唱的歌曲里,其傷感度也是唱日文就高,唱中文則低,分寸拿捏得非常到位。而蔣大為能把一首充滿鄉愁的日本歌曲《北國之春》,唱成了歡快的中國民歌,也有這個特點。

不過,李叔同打破了這個慣例。他翻唱的日本歌曲,準確的說是他翻唱日本人翻唱的美國歌曲——《送別》居然比日本人更傷感,這著實叫人困惑。我一直覺得,與日本文化的主旋律是傷感相比,中國文化的主旋律應該偏好喜感。

《送別》的創作過程我們都知道。十九世紀美國音樂家J·P·奧德威(John Pond Ordway)作有一首歌曲《夢見家和母親》(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這首歌傳到日本後,日本音樂家犬童球溪參考原歌編曲,填上日文新詞,作成《旅愁》這首日文歌。1907年《旅愁》發表後,在日本廣為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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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童球溪

1905年至1910年,李叔同留學日本,接觸到《旅愁》,並被這首歌曲打動,產生了創作靈感,後於1915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時,他便參考這首歌的曲調填寫上中文歌詞,作成了傳唱至今的歌曲《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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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居中)

《旅愁》是寫鄉愁的,非常契合日本現代化的主旋律。日本人的離鄉離土是在近代化浪潮中發生的,並且充滿了「望鄉」之惆悵。在日本的演歌也就是我們說的民歌中,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之一,就是「故鄉」。

對於日本人,故鄉就是祖先和父母待著的地方,是魂之所在,而現代化割裂了他們的魂。日本人是通過「故鄉」來尋找和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園的,並且以此建立把傳統和現代有機地結合起來的藝術途徑。

中國人自古講究葉落歸根,以求得安心感。這個「根」,也是故鄉。對於中國人,回到故鄉,魂就安穩了。

現代化同樣也割裂了我們中國人與故鄉的天然聯繫,甚至有時「故人」的精神價值大過「故鄉」,於是,「送別」取代了「鄉愁」。這大概就是李叔同的《送別》比犬童球溪的《旅愁》更傷感的緣由之一?

李叔同的《送別》是為送別摯友許幻園而寫的歌曲。許幻園曾經是社會改革潮流中的一個積極分子,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稱帝以及走馬燈似的社會巨變,導致許幻園的家業蕩然無存。在許幻園赴京找袁世凱討公道的離別之時,李叔同寫下此歌為之送別。

從歌詞的情調上看,「長亭外,古道邊」「天之涯,地之角」等全是傷感詞語,非常「李後主」。據說,李叔同年輕時非常喜歡讀李後主的詩詞,身邊常帶有《李後主集》。

在當時的留日學人中,還有一個人有如此情懷,他就是王國維。並且,王國維對李後主的推崇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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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大師王國維


他在《人間詞話》里甚至寫道:


「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感,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就我的閱讀範圍來看,留學歐美的學人很少有這種情懷,更少有像王國維尋死和李叔同出家的。

這與其說是西方文化影響了這兩個留日學人,不如說是經由日本「這隻手」的西方文化喚醒和鞏固了他們的傳統意識。

日本詩人金子光晴在《梅雨》一文中寫道:「《古事記》和萬葉時代的日本人,毋寧說和放縱的明朗樂觀的希臘民族頗為相似。他們這種快活而富有建設性的性格隨著佛教思想的傳入,變得退縮而悲觀,對於這一點我不加議論。」

我想,在東亞文化里,佛教對生命的解釋是最深刻、最系統、最有滋味的。佛教也容易使人對現世「傷感」,從而在藝術上產生「知傷感之心」。但佛教絕不是僅僅止於傷感,佛教是通過否定來實現肯定的,最終是否定之否定。

我聽過的許多日本流行歌曲的邏輯都是如此:先是感嘆人生無常,最後唱出解脫的辦法。也就是,在無常中感受真愛,即使遇到各種不測,也要釋懷。

日本人在遇到困境時,有回歸原點的思考習慣,於是,思念故鄉,甚至構建自己的精神故鄉就成為一個文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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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小偷家族》劇照


今年夏天,日本電影《小偷家族》在中國上映,這部電影之前剛剛獲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請李健演唱的推廣歌曲,選的是日本歌曲《故鄉》,由雷光夏填寫中文歌詞。這首日本歌曲最初發行於1914年,由岡野貞一作曲,高野辰之作詞。在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日文歌詞譯文:

追兔子玩的那座山

釣魚玩的那條溪

現在還是頻頻夢見

難忘的故鄉

父親母親日子過得如何

竹馬之友是否不變

現在過的好嗎?

狂風暴雨每每令我起故鄉的記憶

希望有日衣錦還鄉

何時才能回到

我那青山綠水的故鄉

中文歌詞:

陽光照 雲霧飄 那一座山

波光耀 魚兒游 彎彎小溪

我的故鄉 在遠方 又在我夢裡

回憶起朋友們 今在何方

每當狂風暴雨 總會想起

故鄉的山林 悠悠氣息

父親母親在遠方 又在我夢裡

何時能再見到 想念的你

每當狂風暴雨 總會想起

故鄉的山林 悠悠氣息

父親母親在遠方 又在我夢裡

何時能再見到 深愛的你

每當狂風暴雨 總會想起

故鄉的山林 悠悠氣息

父親母親在遠方 又在我夢裡

何時能再見到 深愛的你

何時能再見到 深愛的你

陽光照 雲霧飄 那一座山

可見,日文歌詞更生活化,中文歌詞更有縹緲的意境。其實,在翻唱歌曲中,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從翻唱歌曲《旅愁》到原創歌曲《故鄉》,甚至那個時代傳唱至今的許多日本歌曲,在曲調的風格上是有相似之處的,就是在激蕩的時代浪潮中回歸精神家園,獲得一份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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