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調卞之琳：裝飾了別人的夢

1

五十年代，特別是在1957年以前，北大校園裡形形色色的社團，真可謂繁花似錦，即使不說是北大校史上的一大勝景，至少在我心裡是一段五彩繽紛的回憶。每到每周社團活動的前一天，校園裡貼滿了各個社團活動的海報，琳琅滿目，令人接應不暇……

1954年的一天下午，我們詩社的幾個學生要拜會詩人卞之琳。我並不是詩社的固定成員，因為自己不會寫詩，不敢高攀，只是偶爾見有意思的報告會與活動，就去參加參加。

卞之琳這個名字，當時於大一學生的我，真是「如雷貫耳」。其實，我並沒有讀過他多少東西，但從高中時起就熟知他詩中那膾炙人口的名句：

你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那天，我們進入一個幽靜的院落，正面是一幢古樸而精雅的房舍，屋裡寂靜無聲。我們這些沒有見過世面的新生，就像進入了一個高雅肅靜的聖殿，只不過，當時我有點納悶，聽說這所房子是西語系教授錢學煦的寓所，為什麼我們到這裡參拜卞之琳？一直到後來好些年以後，我才知道，卞之琳早年長期單身，自己沒有置家，老在朋友家寄居，在上海時，在李健吾家，在北京時，則在錢學煦家，他倒是朋友緣特好的，看來，他是一個頗受歡迎的人。

我們在雅緻的客廳里等了十來分鐘，從裡屋出來一個中等個子，身軀偏瘦的中年人。也許是廳里不夠明亮，他又穿著一身深灰的幹部服，毫不起眼，幾乎是一下就融入了我們這一群學生灰藍灰藍的一片晦暗色調之中，而且是沒有什麼聲響，因為他一臉沉悶，既沒有每人一個不落地握手，也沒有對這個集體的歡迎詞，沒有採訪之前為了熱身而進行的寒暄。

訪談一開始就冷場，「無獨有偶」，「一個巴掌拍不響」，這次不落俗套的訪談正是主客雙方合作的結果：主人如上述，來客也不含糊，來訪的學生，個個怯場，不敢提問題，於是就冷場了。詩人固守著他的沉悶。面對著冷場，他似乎樂於加以呵護，他靜靜地抽著煙，心安理得地一言不發，這種架勢與氛圍，再加上客廳里的幽靜與光線的暗淡，似乎有助於使這靜場凝固化了。這倒便於這些學生去好好地觀看詩人，而不是去傾聽詩人，他們本來就是來這裡一睹風采、開開眼界的。

且看詩人，一身布衣，很不挺整。他有一張典型的知識分子的臉孔，高闊的前額，輪廓線條近乎優雅。戴著一副眼鏡，後面是一雙大眼，他很少眼睛轉來轉去，甚至很少正眼注視別人，似乎總是陷於自己的內心狀態，而不關注外界的動靜。當他正眼看人時，眼光是專註而冷澈的，很有洞察力，甚至頗有穿透力，只是沒有什麼親和力，因為他很少笑意迎人。他嘴角微微有點歪斜，但不難看，這倒是給他的面部平添了些許靈智的生氣……

他在靜靜地吸煙，他絲毫也不在意這次採訪的效果，而學生也屏住氣，不慌不忙，在靜靜地觀察這個對象。著急的是採訪的帶隊者，他急於把冷場變成圓場，他黏黏乎乎提了幾個問題，詩人無精打采地作答，仍然不斷抽煙，一臉的沉悶，即使是談到自己，也毫無通常人所難免的自戀與沾沾自得，他毫不掩飾自己對這次訪談沒有什麼興緻。和這些毛孩子談詩有什麼可談的呢？

那天，他當然也講了一些話，但他當時講了些什麼，我現在什麼都不記得了，因為我當時的注意力一直專註於看，而不是聽，並形成了相當一個概略的印象，在我看來，他那張聰明而富有靈氣的臉，本身就顯示出優雅文士的氣質，而不從俗、不媚俗、固守自我心境的冷漠與踞傲，更具有一種精神貴族的風致。

這可以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的卞之琳藍調。

２

從詩社那次採訪後，我一直到畢了業參加了工作之後，才見到卞之琳。先是和他在同一個單位文學研究所，1964年後，則是在同一個研究室即外國文學所西方文學研究室，那次採訪活動中他那張使我感到奇特的面孔，在以後的三四十年里就經常「低頭不見，抬頭見」，自然習以為常了。

不過，他也因對象而異，對與他同輩的名人朋友，他當然不能那麼愛理不理，態度總要親近些隨和些。不過，說實話，我從來就很少見他與同輩的學者朋友如李健吾、錢鍾書、楊季康、羅念生、羅大岡、潘家洵在一起傾心交談，有時我甚至不相信他曾經是李健吾的老友，曾經借住在李家！只不過，在組室的會上，每當他提到這些同輩時，都經常親近地直呼其名，如「健吾」、「大岡」、「季康」等，畢竟保持著一種君子風度，雖然「君子之交淡若水」，而且是比溫水還低兩三度的水。而對自己的上級領導，即使是他多年的朋友，他也並不親切地直稱其名，而是稱呼得較為正式一些，如「喬木同志」、「其芳同志」、「馮至同志」等等，顯得鄭重其事。

在平時人們的交往接觸中，倒也常能見到他和藹可親、平易、自然、專註、主動的，那肯定是他面對本單位的那部分老革命、老幹部、「老延安」、「老根據地」人士的時候。在當時的「翰林院」文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基本上是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人是早就已經投身革命的文藝家或從延安魯藝來的「老資格文藝戰士」、「文藝戰線的老革命」。另一部分則是被客氣地稱為「老專家」，但一遇上運動就被視為「資產階級學者」的人士。卞之琳的歸屬則較為「複雜」、「難劃」，從經歷來說，他曾是「新月派」的一員，而這個文學流派在建國後的現代文學史上，長時期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文學派別」，但偏偏他又曾經遊學過「革命聖地」延安，還去過抗日根據地「體驗生活」，發表過歌頌以王震為首的抗日部隊「七七二團」的報告文學作品。只不過，他在延安「遊學」的時間太短，在抗日根據地呆了不久後，又跑回「國統區」當文化人、教授，這就給他的「紅色革命經歷」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如果他沒有那一本歌頌「王鬍子」軍功的「不朽之作」，那返回國統區之舉簡直就有可能被視為「從革命隊伍里開小差」的危險。當然他建國初期的入黨，則又承續並具化了他自己久遠的革命傳統，要是在別的單位，他恐怕就可以算一個「老革命權威」了，但在當時「翰林院」文學研究所，「延安老革命」成堆的環境下，他的革命資格就顯得「嫩了點」，他不僅不被人視為「老革命」、「老幹部」，而且總被人們有意或無意地划進「老專家」、「老先生」那一堆，而一到政治氣溫飆升的時候，很自然就轉化成了「資產階級專家」。在研究所里，雖然他身為一個「重鎮」的「首腦」，掌管整個「西方文學」這一大片領地，但從來就沒有進入過全所的領導核心，那才是「老延安」、「老幹部」聚集的「司令部」。

卞之琳在這些「老戰士」面前，必須收起面對詩社小青年的那種無精打采、愛理不理、冷漠煩拒的貴族派頭，而代之以主動積極、熱情竭誠、親切平易，甚至是套點近乎的交往方式，必須收起自己所偏愛的那細密入微，迂迴繞行，「曲徑通幽」的語言，而操起大家所通用所習慣的公共語言，也就是社會化、政治化色彩較濃的語言，於是，像我們這樣總是在一旁觀看而無權參與的小輩，特別是對細節感興趣的觀察者，就有幸常見到卞之琳身上有與其本態的藍調而有所不同的色調。

3

不僅在「翰林院」，而且在整個學林，卞之琳都要算得上是一位真正有紳士派頭的人。他的衣著從來都很講究，詩社的那一次，他穿得很隨便，似乎是惟一的一次。當然，「文化大革命」期間，幹校勞動期間就不在話下了。我倒從沒有見他穿過西服，而總是穿一身中山服，但除了衣料總比一般人的為好外，主要是裁剪縫製得特別精緻貼身，與老幹部、老革命那種經常寬鬆肥大的制服大不一樣，再加上他經常披著款式同樣精良的風衣或高質量的烤花呢大衣，一看就是一個洋派十足的名士。不俗與精緻可說是他最顯著、最概約的特點。即使在現實生活中，對人對事他如果要議論作評的話，也經常是視角新穎，出語不凡的。如像講起李健吾的待人待事的特點時，他冒出了這樣一句話：「他像個走江湖的」，語言奇特，不過倒是揭示了李重朋友、講義氣的精神。又如，有一次論及為文之道、文筆與內容的關係時，他結合一位青年研究者為例，這樣說：「他善於表達，可惜沒有什麼可表達的。」慣於從俯視的角度看人看事，加以刻意追求表述的獨特，於是往往就不免帶有冷峭意味，而少了點親切與溫厚。在我看來，這不能不說是他那不可更改、無可救藥的雅士意識的本能表露。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最經常不過、最雷打不動、最制度化的、最日常生活化的東西，簡而言之，就是一個字：會。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在本單位的公共生活，主要就是開會，而在會上，人們要做的事不外是談思想認識，找思想認識上的差距，檢討思想認識上的失誤。但對卞之琳這樣一個有個性、有雅趣的高士來說，老在大眾公共生活中裸露自己的靈魂、清點自己的思想、校正自己的認識，顯然不是他所喜愛的乾的「活計」。在他身上，這不是一個「態度問題」，更不是一個「立場問題」，而只是一個個性問題，他只不過是不善於，當然也不大情願將自己的個性完全融化在從俗如流的時尚中，不大情願放棄自己特定的思維模式，而按千人一面的模子塑造自己的言論形象。

在「翰林院」過往的那些歲月里，每個基層的研究組室一般每周都有一次例會，內容主要是政治學習。

到了九點鐘開會的時間，由中青年研究人員組成的基本群眾都到齊了，靜候主帥升帳，然後，諸位元老：潘家洵、李健吾、楊絳、羅大岡陸續來到，這樣往往就快九點半了，大家都不急，樂得輕鬆。最後，卞之琳匆匆來了，常顯得氣喘吁吁，甚至臉上有一股真誠的火急趕場的神情，於是，會議就經常以他的遲到表白為標誌而揭開序幕。一般都是說自己從家門出來後，公共汽車如何如何不順，或者途經南小街（由其住處到研究所的必經之路）時碰見了什麼意外的事，意外的人，然後就接上重要的主旨發言，而其內容經常就是他那常年重彈而在這個小家庭里特別著名的失眠詠嘆調：從前一天夜晚如何上鬧鐘，如何服安眠藥開始，如何一片安眠藥不奏效又如何服上第二片，甚至情況更壞，還需要第三片，然後，到了拂曉之前，總算有了一段沉沉的熟睡……再然後，如此無奈的情境就與起床之後辛苦趕會的情節銜接上了……真可謂構思嚴謹，結構細密。每次失眠的故事主體基本上如此如此，但也有個例的小異與不同，這次是一片，那次是兩片，或者更多，有時是這種安眠藥，有時則是另一種，有時鬧鐘沒有起作用，有時乾脆就忘了開鬧鐘……每次都有不同的枝葉延伸。

儘管卞之琳每次失眠獨白基本上都是老調重彈，冗長單調，他那口浙江土話一點也不娓娓動聽，但這個小家庭的成員都樂於「洗耳恭聽」，因為他把一堂堂沉重的功課變為了一次次輕鬆的聊天，又無形中免除了大家表態、論道的義務，潘家洵、李健吾閉目養神，樂得自在，羅大岡偶爾插上一兩句，以顯示自己的機敏與高明，楊絳則面帶優雅的微笑，饒有興趣地聽著，羅念生因為耳朵有點背，所以總是身子前傾，用手掌張在耳根處，惟恐漏聽了一個字，其他中青年學子，輩分擺在那裡了，彬彬有禮地端坐，就像在聽老師講課。儘管這個組室的政治學習從來都「不大符合規範」，質量不高，但卞之琳卻「無心插柳柳成蔭」，使得組室的所有成員對他頗有親合感，至少覺得他不那麼大義凜然，不那麼道貌岸然而令人生畏、令人肅然，青年學子在背後凡是提到所里的黨政領導時，都在姓名之後加上「同志」一詞，以示尊敬，如，何其芳同志，毛星同志……提到老專家學者時，則都加上「先生」一詞，如，提到楊絳時，稱「楊先生」，提到李健吾時稱「李先生」，以示敬仰，惟獨對卞之琳例外，雖然他既是黨內領導同志，又是學術權威，大家提到他時卻簡稱他為「老卞」，似乎大家都是同一輩分的哥們兄弟。

4

卞之琳所坐鎮的西方文學研究室，一開始就是研究所的兩大「藩屬」之一，另一個則是余冠英的中國古代文學室。兩者的基本條件都是人員編製較多，而且可稱得上是「精英薈粹」、「名士雲集」。

卞之琳統領方式的最大的特點、也可以說惟一的特點，就是四個字：無為而治。

他的無為而治，首要的內容與要領就是，每個人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在這點上，他倒容易使人想到文藝復興時期法國人文主義文學巨匠拉伯雷的那句格言：「做你願意做的事」。他當學術統領的作派，不過就是充分尊重下屬的學術個性而已。這首先是信任對方學術選擇的良知，學術志趣的合理與學術能力的適應。他既然深知其部屬都是具有較高水平與較高能力的「熟練工人」，他又有什麼必要去規定與告訴他們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就像對小學生、小學徒那樣？儘管研究所領導規定研究人員的基本任務是研究而不應該是翻譯，但潘家洵仍長期抱著易卜生不放，李健吾要譯莫里哀全集，楊絳要譯法文小說《吉爾·布拉斯》、西班牙小說《堂·吉訶德》，羅念生要譯希臘悲劇與喜劇……所有這些不都是很有意義的文化建設項目嗎？有什麼不好的？卞之琳都一一認可尊重，禮讓放行。

不難看出，在那個愈來愈沉重，愈來愈熾熱的年代裡，卞之琳以他特定的「不為」與「無為」方式，在一個小小的園地為學術生態的自由與發展，為各種優質生物的恣意生長提供了十分必要的空間與氣候。正因為有卞之琳這種無為、寬鬆與雅量，他守望的這一片園藝，就生產出了《莫里哀全集》、《易卜生全集》、《堂·吉訶德》這一大批傳世的文化業績，雖然這片園子的面積不大，園丁不多，與整個中華大地的沃土相比僅為千萬分之一，但其在建國後社會文化積累的總量之中，卻是舉足輕重的。

卞之琳作為一園之長，有無為、不為、甩手，甚至旁觀的一面，也有使勁、費力、不辭的時候，當非要他不可的時候，他還是不吝自己的氣力的，這表現在培養青年學子與援手同事這兩個方面。

我於1964年來到卞之琳的麾下後，作為晚生後輩雖然未有幸得到他的親自指點與教誨，但也親眼見到了他對有的後生如何不遺餘力地苦心栽培。卞之琳六十年代訪問波蘭期間，觀看了布萊希特戲劇的演出，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便開始了他的布萊希特研究，完成了專題評論集《布萊希特戲劇印象記》。他還準備組織翻譯中國題材的劇本《高加索灰闌記》。他麾下一位德國留學生聞風而動，卞之琳通情達理，善解人意，玉成其事，為了使譯本達到發表出版的水平，不惜自己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進行審閱、校對與修改。這個劇本的發表，要算是中國介紹布萊希特的開始，也成為了那位留德學子一生中最主要的一項業績。說實話，卞之琳如此奉獻自己，大力栽培晚輩後學的事例並不多見，在他麾下，能得此榮幸者，僅鳳毛麟角而已。

雖然卞之琳談不上是個古道熱腸、樂於助人的仁者，甚至經常還給人以冷寂、漠然的印象，但他也有與人為善、出力援手的難能可貴的事迹，即使是對自己的同輩同事。據我所知，當時有一位老學者正專致於翻譯一種古代經典文學，由於他本來是英文系出身的，自然就不免藉助與參考英文譯本，本來，他早年能寫一手漂亮的散文，到了年邁失聰的高齡，文筆也就不那麼潤澤了，為了使他的譯品無愧於原文的經典，卞之琳作為一室之長，慷慨援助，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用他那十分講究的文字功夫，為譯稿做了不少加工潤色，真正做了一次無名英雄。

5

在社會主義革命潮流不斷涌動，不斷洶湧澎湃的歷史年代裡，「翰林院」里安生日子並不太多，書生的書桌經常因大小不同的地震而不安穩，而不平靜。

在「反官僚主義」的整風中，按說，卞之琳是最不追求官氣、是最不擺官譜、最不故作官態的人。當時，至少我個人認為這事不至於會攤到他頭上，可是，沒有想到的是，他竟成了那次整風的重點對象。具體的「導火線」是：此前不久，研究所里根據上級交下來的任務，對外國19世紀資產階級文學進行批判，組成了一個跨研究室的大批判組，指派卞之琳挂帥，參加的有不止一個老文藝戰士，還有一批青年研究人員，任務是要寫出無愧於「翰林院」水平的高質量革命大批判文章。既然參加者構成了一個戰鬥隊，甚至是一個「兵團」，完成任務的方式當然就是大家動手，「打一場人民戰爭」。我當時也是這個「兵團」里的一名小兵。但卞之琳自有對策與高招，對他來說是最省時、省力，最能出成效的高招：先是讓群眾充分釋放出其積極性與創造性，放手讓他們去表態、表決心，坐而論道，統一認識，制定提綱，分頭執筆……他自己則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做。然後，他從幾位高手手裡接過來已經完成的批判大文的初稿，就讓整個「兵團」勞逸結合，好好去休整。這一休整就是一個月，一個多月後，他拿出一份「修改稿」，可大家一看，原來那份初稿連同所有的提綱、材料都一字不剩，全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眼前這一篇大文完完全全、徹徹底底是卞之琳的「個人作品」。完成了「戰鬥任務」，交了差，沒有太麻煩革命群眾，最後大文也順利發表了，並且不是以他個人的名義，而是以集體的名義，也許在卞之琳看來，他這是做了一件高風亮節、功德圓滿的事情，但參加「兵團」的老革命、老戰士以及左派看來，他藐視群眾，居高臨下，像貴族老爺一樣，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卞之琳的這個事件就成為了那次反官僚主義整風中的一個主要整治對象。

總而言之，卞之琳在「翰林院」里的這些際遇，與他統領一個人才濟濟的研究室出成果、出人才的業績，明顯有點不相稱。特別是在1963年文學研究所中幾個外國文學研究室終於獨立出來，另行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外國文學研究所的時候。本來，按卞之琳在外國文學界的學術聲望與在「翰林院」里的工作業績，由他出任研究所的所長，是實至名歸的一件事。然而，最後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領導上沒有任命卞之琳，而是費了不少時間與氣力，把馮至先生從北京大學西語系系主任的崗位上硬調過來出任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上級領導為何如此捨近求遠的原因，我一直沒有聽說過，長期以來，按我個人猜度，也許是因為「翰林院」里有些人反映卞之琳統領隊伍的方式有點「自由化」，因為他有些名士風度、雅士風度，而這與「官位」是格格不入的，到了八九十年代，我又猜度大概與周揚不大欣賞卞之琳有關，如果那時是胡喬木掌控，也許卞之琳就是所長了，因為胡喬木是很重視與欣賞卞之琳的……

不過，這件事似乎在卞之琳身上沒有起任何作用，他對此好像渾然不覺，看不出他有什麼「心情」，有什麼「情緒」，我想，這可能是因為他心裡並無此志，並無此一預期，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他對官位是沒有什麼興趣的，更不用說有什麼追求，這是他因內而外的藍調根由，是卞之琳的可貴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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