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文化專制與文字獄

歷代統治者都信奉文化專制主義，推行愚民政策，清朝尤其如此。

清朝初年，朝廷宣布禁止學者創立書院，糾眾結社，表面上是不許「空談廢業」，實際上是不許「集群作黨」。與此相配合的是，禁止言論與出版的自由，民間的出版商只許出版與科舉有關的書籍，嚴禁出版「瑣語淫詞」、「窗藝社稿」，違禁者要從重治罪。於是乎，形成了與晚明截然不同的社會風氣與文化氛圍，知識界的活躍空氣被禁錮了，政治活動完全萎縮了。

思想鉗制的另一方面是，嚴格規定學校講解儒家經典，必須以宋儒朱熹的詮釋範本為依據。科舉考試必須按照宋儒的傳注，寫作與國計民生毫無關係的八股文，那些舉人、進士，大多並無真才實學，這種使人別無選擇的愚民政策，是另一種形式的文化專制。

令人望而生畏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興文字獄。康熙時代的「明史獄」和「南山集獄」，借口庄廷龍所寫的《明史》，戴名世所寫的《南山集》，有「反清」思想，進行嚴厲鎮壓。庄廷龍已經死亡，遭到「戮屍」的懲處，被株連而判處死刑的有七十多人，為庄廷龍的《明史》作序、校補、刻印、發售的人，幾乎無一幸免於難。戴名世處斬，祖孫三代直系、旁系親屬，年齡在十六歲以上的，都被斬首，其他受株連的有幾百人之多。

雍正時代的禮部侍郎查嗣庭在江西主考官任上，被人告發所出試題中有「維民所止」字樣，據說「維」字、「止」字是有意砍去「雍正」的首級，大逆不道。這是典型的拆字遊戲式樣的文字獄，為了找到更為直接的證據，在他的日記中查出「狂妄悖逆」的字句，如他認為侍講（皇帝的教師）錢名世因為寫詩歌頌大將年羹堯，遭到革職處分，是「文字之禍」。因為這些話是在私下的日記裡面流露出來的，被定罪為「腹誹朝政，謗訕君上」——在心中誹謗朝廷政治誣衊皇帝，死在監獄後，又遭到戮屍的懲處，親屬學生受到株連。

乾隆時代的文字獄更為變本加厲。戴名世處斬後，隔了五十多年，乾隆皇帝又借「南山集案」大興冤獄，殺了七十一歲的舉人蔡顯，株連二十四人。因為有人揭發蔡顯的著作《閑閑錄》中有「怨望謗訕」之詞，所謂「怨望謗訕」之詞，不過是蔡顯引用古人《詠紫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盡稱王」，原意是說紅牡丹是上品，紫牡丹稱為上品是奪了牡丹的正色，是「異種稱王」。到了那些製造文網的刀筆吏眼裡，竟然可以望文生義，指責蔡顯影射奪取朱明王朝天下的滿人，是「異種稱王」。面對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罪狀，蔡顯只得被迫自首，希望寬大處理。結果，坦白並未從寬，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明德上報皇帝，建議按照大逆罪凌遲處死。乾隆皇帝看了高晉和明德的奏摺以及隨同奏摺附上的《閑閑錄》，下達聖旨，把凌遲從寬改為斬首，對高晉、明德大加訓斥，因為他從《閑閑錄》中看到了「戴名世以《南山集》棄市，錢名世以年（羹堯）案得罪」之類字句，而高晉、明德查辦此案時竟然沒有發現，是「有心隱曜其詞，甘與惡逆之人為伍」，需要分擔一部分罪責。

此後的「字貫案」，更為離奇，更加蠻不講理。江西的舉人王錫侯編了一本叫做《字貫》的字典，擅自刪改《康熙字典》，沒有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諱，成為兩大罪狀。結果不但王錫侯遭到嚴懲，書版、書冊全部銷毀，而且江西巡撫海成為因「失察」而治罪。

原來乾隆皇帝接到江西巡撫海成的報告，說有人揭發王錫侯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實在狂妄不法，建議革去舉人。乾隆皇帝原本以為是一個尋常狂誕之徒，妄行著書立說。待到他親自看了隨同奏摺附上的《字貫》以後，大為憤慨。他在序文後面的凡例中看到，把聖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廟諱」以及他自己的「御名」，都開列出來。乾隆皇帝認為這是「深堪髮指」、「大逆不法」之舉，應該按照大逆律問罪。但是，海成僅僅建議革去舉人，大錯特錯。他在給軍機大臣的諭旨中狠狠訓斥道：海成既然經辦此案，竟然沒有看過原書，草率地憑藉庸陋幕僚的意見，就上報上。上述那些「大逆不法」的內容就在該書的第10頁，開卷就可以看見，乾隆皇帝振振有辭地責問：「海成豈雙眼無珠茫然不見耶？抑見之而毫不為異，視為漠然耶？所謂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之義安在？」結果，海成革職，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

對王錫侯的審訊，好像一幕荒誕劇。請看其中的片斷：

官員問：你身為舉人，應該知道尊親大義，竟然敢於對聖祖仁皇帝欽定的《康熙字典》擅自進行辯駁，另編《字貫》一本。甚至敢於在編寫凡例內把皇帝的廟號、御名毫無避諱地寫出來。這是大逆不道的行為，你打的是什麼主意？

王錫侯回答：我因為《康熙字典》篇幅太大，精減為《字貫》，無非是為了方便後生學子。書內把皇帝廟號、御名寫出來，目的是要後生學子知道避諱，實在是草野小民無知。後來我自己發覺不對，就把書內應該避諱之處，重新改版另刻了，現有書版可據，請求查驗。

既然皇帝已經定性為按照「大逆律」問罪，王錫侯當然難逃一死。

由此人們也看到了一向附庸風雅的乾隆皇帝的另一面：陰險、兇殘、狠毒。他對文字挑剔之苛刻令人防不勝防，也使得那些諂媚奉承的大臣們因為露骨的沽名釣譽而自討沒趣。大理寺卿尹嘉銓已經退休，當乾隆皇帝由五台山回京路過保定時，尹嘉銓派兒子送上兩本奏摺，內容是：其父尹會一曾得到皇上褒獎，請求賜給謚號，並且與開國名臣范文程一起從祀孔廟。乾隆皇帝大為惱怒，下令革去尹嘉銓的頂戴，交刑部審訊，指定官員前往抄家，特別囑咐要留心搜檢「狂妄字跡、詩冊及書信」。

果然，在尹嘉銓的文章中查到「為帝者師」的字句，乾隆皇帝咬文嚼字地批駁道：「尹嘉銓竟儼然以師傅自居，無論君臣大義不應加此妄語，即以學問而論，內外臣工各有公論，尹嘉銓能否為朕師傅？」顯然這是在強詞奪理，尹嘉銓不過妄想光耀門庭而已，並不想當皇帝的老師。但是在嚴刑逼供下，七十多歲的尹嘉銓不得不認罪：「只求皇上將我立置重典，以為天下後世之戒，這就是皇上的恩典。」乾隆皇帝親自作出裁決，處以絞刑，銷毀他的著作及有關書籍93種。魯迅在《買小學大全記》中，談到尹嘉銓案件，議論風生：「乾隆時代的一定辦法，是：凡以文字獲罪者，一面拿辦，一面就查抄，這並非著重他的家產，乃在查看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別有『狂吠』，便可以一併治罪。因為乾隆的意見，是以為既敢『狂吠』必不止於一兩聲，非徹底根治不可。」

一般草野小民，乃至朝廷重臣，都難以逃脫文字獄的羅網。

根據《清代文字獄檔》所收錄的文字獄檔案，從乾隆六年（1741年）至五十三年（1788年）的四十七年中，就有文字獄五十三起，幾乎遍及全國各地，造成以文肇禍的恐怖氣氛。

以往人們忽略了這樣一點，乾隆時代由大興文字獄進而發展到全面禁書、焚書，開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就是一個禁書、焚書的過程。

平心而論，《四庫全書》的編纂當然是一大盛舉，分經史子集四大類收集3457種圖書，79070卷，裝訂成36000多冊，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彌足珍貴。但是，四庫全書館在編書的同時承擔了皇帝交給的一項重要使命：禁書與焚書。那些編纂官員的首要任務，是從各省呈獻上來的書籍中，把「禁書「清查出來，送交軍機處，再由翰林院仔細審查，把違禁的所謂「悖謬」文字標出，用黃紙簽貼在書眉上，如須銷毀，則應該把銷毀原因寫成摘要。這些書籍一併送到皇帝那裡，由他裁定後，全部送到武英殿前面的字紙爐，付之一炬。

為了禁書，首先必須征書。乾隆皇帝對東南著名藏書家了如指掌，給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浙江巡撫下達諭旨，要他們對東南藏書家，諸如崑山徐氏的傳是樓、常熟錢氏的述古堂、嘉興項氏的天籟閣、嘉興朱氏的曝書亭、杭州趙氏的小山堂、寧波范氏的天一閣，徵求書籍。一旦書籍全部到手，禁毀書籍的本意已經無須隱諱，乾隆皇帝通知各地總督、巡撫，凡在徵集書籍中發現有「字義觸礙」的，或者加封送京，聽候處理；或者就地焚毀，將書名上報。明末的野史，具有反清思想的著作，乃至民間流行的戲劇劇本之類，都要「不動聲色」地查禁。

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禁毀的書籍達幾千種，其中全毀2453種，抽毀402種，銷毀書版50種，銷毀石刻24種。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四庫全書》，是付出了如此沉重代價的，不免讓人感慨系之。

所謂乾隆盛世，竟然如此色厲內荏，它的由盛轉衰也就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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