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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築讓我們孤獨,還是我們自己?




利維坦按:就中國城市而言,在過去有大量的「筒子樓」可供機關單位單身員工住宿,由於水房、廁所和廚房都是公用的,由此也便有了樸素的鄰里社群關係,水房洗菜,廁所蹲坑,難免彼此都要寒暄一番,這種關係想必也是不少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的寶貴回憶。




不過,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密集型的高層住宅逐漸替代了舊有的建築,這也使得身居其中的每個人重新開始適應和思考其個體與建築的關係——要知道,「隱私」這個概念的普遍化對於國人來說也不過就是最近這十幾二十年的事——「老死不相往來」的確是對於個人隱私的保護,但如何規避那種徹骨的「孤獨」則成了建築師乃至每個身居公寓個體所要思考的事情。




文/Eve Andrews


譯/火龍果


校對/Carlyle


原文/grist.org/cities/im-surrounded-by-people-why-do-i-feel-so-alone/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火龍果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不代表利維坦立場






圖源:Grist / Amelia Bates




最近,一位Grist網站的讀者問我們,

公寓的設計是不是會阻礙鄰居之間的交往。這個問題引起了我們的共鳴。





2017年春天,我搬進了我位於市中心大樓里的第一套單人公寓,然而至今我和住在兩邊的鄰居還沒有說過「hello」之外的話。事實上,我都還沒見過住在我右邊的那一位。可能那兒住著的是一隻人形獾——我也不知道。




公寓生活是一種奇怪的孤立狀態:既有把一個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的內衣從樓內洗衣機上拿開的親密感,又有與其他住戶肘抵肘同乘電梯時相對無言的尷尬,還有獨自一人匆匆經過在你家門廊上分享披薩的開心人群時那種嫉妒之痛。





現代都市裡的街區可能是地球上最孤單的地方之一,因為除此之外哪兒都是人。






電影《後窗》(Rear Window,1954)劇照。圖源:Cinema Cities




在一些神秘的公寓大樓里會有電影之夜和墨西哥玉米卷聚餐,但是這不是常態,而是運氣好才會碰上的。人際交往的缺乏已經嚴重到被當作是健康問題。2017年11月,前美國衛生部長維韋克·默西(Vivek H. Murthy)認為

社交孤立是美國目前最嚴重的公共健康問題之一,

此外還有槍械暴力和鴉片類藥物成癮。





孤獨還有重要的政治影響。公寓在美國的大型城市中佔據總住宅數的三分之一,

其中一半又是單身公寓。




想像在一個城市的街區里都是公寓大樓:如果住在裡面的每個人都縮進他們自己的小房子里,幾乎不和其他人說話,社會將不會有身份認同,也不會有共同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存在。這不僅僅是一種精神考驗:

一項調查發現,鄰居之間的交往越少,他們在政治上的參與度就越低。






電影《後窗》劇照。圖源:Cinema Cities



「街區的自治能起到的作用很小,但也是不可替代的,」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書中寫道,她反對20世紀60年代的「城市復興」,認為這實際上讓社區變得更加不宜居住。「儘管有大量的嘗試——無論有意無意——還是沒有什麼能代替熱鬧的街道。」





「環顧街道」主義者簡·雅各布斯可能會對如今的「緊盯iphone」生活方式有很多話要說。科技和政治參與的關係非常複雜,但我們在Facebook的feeds上可能比現實生活的社區中更活躍。





幸好,越來越多人認識到熱鬧街道的重要性,並努力讓人們能抬起頭和鄰居聊天。

紐約市長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最近公布了抵禦氣候變化的一攬子計劃,投資金額達1.06億美元,主要為解決越來越嚴重的城市熱浪問題,其中就包括了旨在加強社區聯繫的項目。這當中的邏輯是:當面對包括氣候變化在內越來越緊迫的公共問題時,最好和最有效的對策在社區。





圖源:Tumblr




但對許多居住在都市的年輕人而言,這種社區意識還是很難理解,對我來說尤其如此

(我正在想辦法理解)

,你可能也是這樣。所以讓我們回到最初的讀者問題:

讓我們感到孤獨的是是我們居住其中的建築,還是我們自己?





正如任何一位模度考試合格的建築師都能告訴你的那樣,建築塑造了人類自身以及人和人之間的互動,就像我們塑造了建築。





同樣如專家所說,如今我們建造建築的方式並不能促進我們和鄰居建立緊密聯繫。在《移情世界的設計》(Design for an Empathic World)一書中,著名的可持續建築師西蒙·范德瑞恩(Sim Van Der Ryn)認為,

人們居住的大部分建築

在設計時幾乎沒有考慮過我們是如何生活的





這一建築方式反映了對

隱私

普遍的文化迷戀。

布魯金斯學會的資深研究員克里斯托弗·萊茵伯格(Christopher Leinberger)認為,這種對隱私的迷戀相對人類歷史而言非常現代。

300年前,西方文化中的人們更傾向於在親密的、無遮蔽的地方做飯,社交,甚至睡覺。






圖源:Kotaku




萊茵伯格說:「在20世紀,人類在歷史上第一次有機會在大都市建造孤立的住所,我們也這樣做了,但是以一種過度用力的方式。」他補充說,

現代建築環境模式是按種族、收入和家庭狀況劃分的。





與此相反,范德塞恩推崇的「移情設計」創造的空間能夠照顧人們的需求、生理和心理健康,以及與他人的聯繫。移情建築擁有充滿吸引力的公共空間可供居民互動,還有綠色空間和室外空間。人們會感覺與街道和周圍的建築融為一體。





我採訪過一位建築師,她的公司在設計時考慮了社區和非正式的社交活動。Schemata工作室的格蕾斯·金(Grace Kim)認為,在一個成功的建築項目中,居民應該能夠每天看到社區活動。「這意味著人們在家裡有一個公共空間到私人空間的層級——人們可以隱退到住宅的私密空間里,但是也可以在房門外或通過廚房的窗戶接觸社區生活。」





當我問金,為什麼她會對這個領域產生興趣,她就孤立是如何殺死我們說了很多。「

美國社會非常孤立和原子化,而這是非常有害的。

我覺得像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人們因極端情緒導致的暴力屠殺這樣的事故,都是因為我們生活得太孤立,失去了自我認知,也失去了社會意識。」





人類的動物天性讓我們尋求獨處。「一個人喜歡』躲到角落裡』,這樣做會使他生理上感到快樂。

」加斯頓·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他一本里程碑式的關於家庭的哲學著作中寫道。

但尋求陪伴和關心他人同樣也是人類天性。

我們需要的建築環境,是能讓人性的兩面都茁壯成長。






圖源:WFMU




當然,有100萬種方法來設計一座建築,也有一百萬零三種方法來滿足人們的需求。為了理解設計對需求的影響,我採訪了兩位搬到大城市的年輕女性,她們分別住在西雅圖和紐約,都試圖在非典型建築里建立自己的生活。





選擇這兩個城市並非偶然。西雅圖和紐約是美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兩個城市,在這兩個城市中,周邊住宅能付的起的價格會讓人覺得「眨眼就錯過了」。這一方面會驅逐長期居住的居民,另一方面會迫使新來的人居住在隨意拼湊的非常規生活環境里。





莎拉·伯克斯(Sarah Berkes)的夢想是在2015年畢業於華盛頓大學後搬進紐約,找一份在時尚行業的工作。電話里的伯克斯興高采烈、精力充沛,她是那種90%的時間裡都會笑著聊天的人。她從父母那兒收到的大學畢業禮物是去紐約的一日票。很快,她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後在一棟專為職業女性打造的公寓里找到了一套房。





聽到這樣的故事,有人可能會想:真的嗎?在2017年?這讓人想起紐約傳奇的巴比松酒店(Barbizon Hotel),《鐘罩》(The Bell Jar)一書中,埃絲特·格林伍德(Esther Greenwood)就是在這樣的酒店裡精神逐漸錯亂。但這座建築的公共特性——比如聚餐——讓伯克斯得以認識了「她在城裡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她說,聚餐讓她想起了以前的女生聯誼會。





並不是韋伯斯特公寓(Webster Apartments)的建築特點使之具有社區的活力,而是

因為公寓非常強調居民互動

(比如電影之夜、happy hours之類的活動)

。但毫無疑問的是,韋伯斯特公寓幫助緩解了伯克斯初來乍到這座城市的不適。





「如果我搬進紐約,住在一所傳統公寓里,我就是一個人——那麼,我會用Bumble BFF

(一個社交軟體)

嗎?我會走到街上試圖和其他人聊天嗎?你得出去參加一些俱樂部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伯克斯也參加了一些俱樂部。她是兩個跑步俱樂部的成員,一個幫助訓練年輕女孩跑馬拉松的組織的志願者,並為美國紐約小姐的決賽提供了志願服務。





類似有組織的社區通常是現代「微型住宅」的一部分,這些住宅旨在提供人們買得起的超小型

(約200平方英尺)

單間公寓,一般出現在節奏很快的富裕城市。房地產經紀人往往將「有趣!」「像宿舍一樣!」的設施作為賣點:包括共用廚房、遊戲室、聚會用的屋頂平台。






圖源:

Gail Albert-Halaban




建築師格蕾斯·金說:「這些房子滿足了那些沒有資格住廉價住房,但又負擔不起一般房價的人的市場需求。」但是,她指出,「大多數開發商這樣做是為了多賺錢——這種房地產模式非常有利可圖。這就意味著他們不想在公共空間上投入太多。「





拉辛·萊蒙斯(Racine Lemons)是一位善於交際的26歲教師

(坦白地說,她是我的一位熟人)

,她搬進了一處位於西雅圖貝爾敦(Belltown)社區的這樣的住宅。萊蒙斯說:「我經常見到我的鄰居,但我們從未交談過。」夏天的時候,她會在大樓的天井或屋頂上與鄰居見面,但就像西雅圖漫長的結冰期一樣,在更冷的幾個月里,她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們。





更多時間裡,萊蒙斯獨自呆在她的小公寓里,這促使她在附近的一家幫助高危老人的機構做志願者。





5年來,萊蒙斯在西雅圖4個不同的地方住過。

她將城市暴漲的租金和住房成本歸咎於社區參與感的缺乏,而不是建築物本身。





「租金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無法在所在社區里進行社交活動的原因,」萊蒙斯說。「我現在有了一個新的工作室,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在工作上,這佔據了很多我用於做志願者、參加社交活動或街區派對的時間。

我必須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能生活在我想要居住的地區,因此,我無法為社區作出貢獻。





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許要承認,都市生活中的孤獨可能並不總是建築的錯。正如Schemata工作室的建築師米拉梅(Mira Mui)所解釋的那樣,一個有意識的設計師不應該無視自己促進社交活動和社區關係的義務。但歸根結底,生活其中的人們才真正組成了社區。





「我喜歡用一個比喻來說明建築和社區的作用,那就是餐館和食物。」米拉梅在一封郵件中寫道,「在餐廳,餐廳本身的設計可能是提高或降低用餐體驗的一個主要因素,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但是如果食物很糟糕,好的設計也不能讓這個餐廳成功。如果食物令人驚喜,就算餐廳的設計很糟糕,那也不是很重要。同樣,建築物可以提高社區質量,但只有人們自己才能創造社區。」






圖源:

Gail Albert-Halaban




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當我們在討論社區時,我們說的是哪些人?新來的?還是在他們到達之前就住著的那些人?阿里夫·烏拉(Arif Ullah)在紐約生活了30年,很少會遇到本地人。





烏拉說:「在紐約,我認為我們正經歷更高層次的中產階級化——很多人都想住在這裡,這兒幾乎就像是一個體驗生活的目的地。」





烏拉是紐約市公民委員會的項目主任,該機構為全市的社區改善項目提供小額資金。他的父母是孟加拉移民,他在皇后區的一個大型公寓樓長大。烏拉的父母仍然住在這棟樓里的一間公寓里,這套公寓的租金受到了控制。但許多鄰居因為房租上漲已不得不離開。





烏拉將他父母居住的大樓與附近的另一棟建築進行了對比,他估計大約90%的租戶是孟加拉人。

「這棟建築就像一個村莊——人們敞著門,走進彼此的公寓。他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社區意識。」





同樣,這與建築本身的建造無關——這並不是一個特別「移情」的建築。但是,對於在一棟建築中創造一個從未被設計過的社會這一目標而言,共同的種族和文化仍然是非常強大的方式。然而,紐約難以維持的高昂生活費用不利於這種社會的維持。 





烏拉解釋道,現狀促使人們生活狀況經常改變,最終導致社區凝聚力下降,而這不是Facebook能解決的問題。他說,「很多時候社交媒體可能導致的一種錯誤的社區意識」會導致人們避免面對面的互動。不過,烏拉也看到了社交媒體作為一種強大的組織工具的價值。





烏拉還補充說,紐約已經出現了令人振奮的跡象,包括大量增加的社區園藝團體和城市周邊的街區協會。這些組織可能只是為了完成一些非常基本的目標

(比如美化一座花園)

,但它們也成為人們相聚的平台,由此發展出更大的公民和政治目的。





但烏拉也指出了可能的問題,即新來者在改善一個社區環境時,沒有考慮到那些之前已經住在那裡的人的需求或意見。「享有特權的新社群——通常是白人——已經習慣擁有這種特權。然後,他們就會開始管理或深入那些已經在這兒生活了幾十年的人根本想不到的領域。「





讓我們回到這個問題上:你可能住在一個你覺得自己與世隔絕的建築里,住在一個對你冷冰冰的城市裡。但改變自己會比改變這座建築來得更快。

如果你感到窒息和孤獨,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打開門,走出去。





畢竟,比起拆除物理意義上的牆,拆除人際關係的牆所需的努力要少得多。我是說,你也可以拆除家裡的牆,但別來找我要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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