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與蘭克歷史認識論之辯

原標題：黑格爾與蘭克歷史認識論之辯

黑格爾與蘭克歷史認識論之辯

景德祥

作者簡介：景德祥，1963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人大複印：《世界史》2018 年 10 期

原發期刊：《江海學刊》2018 年第 20184 期 第 160-169 頁

關鍵詞：黑格爾/ 蘭克/ 歷史認識論/ 理論與史實/

摘要：相關歷史文本的考察顯示，黑格爾與蘭克在歷史認識論領域曾發生過激烈的思想交鋒。黑格爾代表著從理論或概念出發研究與書寫歷史的哲學學派，而蘭克則代表著從史料或史實出發研究與書寫歷史的歷史主義學派，兩者之間存在著十分尖銳的對立，各自都在堅持理論或史實在歷史研究與書寫中的主導權。但在具體的史學實踐中，兩人也都有不自覺地走向自我原則的反面的表現。總起來看，就理論與史實的關係而言，從理論出發來研究歷史，既不可避免，也是值得提倡的。關鍵在於不能將理論強加於歷史事實，而是必須賦予後者對前者的最終檢驗者的角色。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是19世紀德國影響最大的哲學大師，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則是同世紀德國最著名的史學巨匠。就歷史研究方法論而言，前者代表著從理論或概念出發研究歷史的哲學學派(或稱「史觀派」)，後者則代表著從史實或史料出發的實證主義或歷史主義學派(或稱「史料派」)。這兩個學派之間的爭論，從19世紀延續到20世紀，從德國傳播到世界各國，在不同的文化、政治、社會條件下以各種方式不斷地重演，至今難分伯仲。但鮮為人知的是，兩大學派之間的較量不僅是抽象原則的眾多追隨者之間的爭議，就是黑格爾與蘭克本人之間也曾經有過一段尖銳的思想交鋒。兩人所發表的觀點具有經典意義，即便在21世紀的今天也沒有過時，值得我們仔細回味。

黑格爾與蘭克雖然早已成為著名學派與思潮的代表符號，但他們不是虛無縹緲的「思想幽靈」，而是具體的歷史人物。他們的人生軌跡有所交集，儘管時間不長，但影響深遠。這種交集是如何發生的?

黑格爾比蘭克年長25歲，完全可以算是蘭克的父輩。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時，蘭克還沒有出生，而黑格爾已經是19歲的熱血青年了，他歡呼這場大革命是「壯麗的日出」(ein herrlicher Sonnenaufgang)，是新時代的到來。1806年10月，拿破崙軍隊與普魯士軍隊鏖戰於耶拿—奧爾斯泰德，生活在離戰場近30公里的維厄、年僅11歲的蘭克曾在家鄉眺望遠方的戰火硝煙。而時任耶拿大學教授的黑格爾則在街頭親眼看到了騎在高頭大馬上進駐耶拿的拿破崙(稱之為「馬背上的世界靈魂」，Weltseele auf Pferde)。1818年，畢業於萊比錫大學的蘭克受聘於偏僻的奧德河畔的法蘭克福一所中學，在那裡擔任歷史教師。同年，已經名滿德意志學術界的黑格爾由海德堡大學北上，應聘於柏林大學，繼任費希特的哲學講席。1824年，中學老師蘭克出版了處女作《羅曼與日耳曼諸民族史1494～1514》及其附本《近代史家批判》，在學術界聲名鵲起，於次年被聘為柏林大學歷史學副教授。由此，蘭克與黑格爾工作在同一所大學，從1825年4月到1831年11月黑格爾去世，兩人「同事」的時間有6年多。但兩人的學術與社會地位卻有著天壤之別：一個是如日中天的哲學大師、1829～1830年的大學校長，一個還是地位卑微且不穩定的副教授。

雖然年齡與進入學術界的時間相差整整一代，但黑格爾與蘭克涉足歷史領域的時間卻是很相近的。如前所述，蘭克是1818年開始擔任中學歷史教師的；而黑格爾明確涉及歷史的論述，即其「世界歷史哲學」的思想最早出現在1817年出版的《哲學全書綱要》，並在1821年的《法哲學綱要》中得到了拓展。①自1822～1823年冬季學期起(具體時間是10月31日)，黑格爾開始在柏林大學講授「世界歷史哲學」的課程，以後每隔一年重講一次，到1831年初共講了5次。因此，黑格爾與蘭克開始涉足歷史領域的時間大致都在1817～1818年左右，而兩人的歷史著述都是在19世紀20年代開始聞名於學術界，他們的史學理念也是從此發生衝突。

本文試從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講義入手，分析他與蘭克在歷史認識論上的分歧與爭辯。因此對該講義文本的考察十分重要。這裡首先需要強調的是，黑格爾自1822年10月底起在柏林大學講授的是「世界歷史哲學」(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或「哲學的世界歷史」(philosophische Weltgeschichte)，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哲學」(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或Geschichtsphilosophie)。長期以來，尤其在國內學術界，人們把黑格爾在歷史領域的著述稱為「歷史哲學」。例如，王造時的相關譯著就以「歷史哲學」為名②。2015年，商務印書館又推出了黑格爾的《世界史哲學講演錄1822～1823》的中譯本③，給人以黑格爾在歷史領域有兩部著作(一部為《歷史哲學》，一部為《世界史哲學》)的模糊印象。這種模糊印象在德國學術界也因不同名稱著作的流行存在著。但是比較一下這些帶有不同名稱的著作，就會發現，它們的主題與內容都是相同的，都是「世界歷史哲學」。尤其在著作開頭，黑格爾都是開門見山地指出，他講的課程的內容是「世界歷史哲學」。也就是說，黑格爾從來就沒有講過一門名稱為「歷史哲學」的課程，而只講過「世界歷史哲學」這門課。

「歷史哲學」的名稱是在黑格爾身後才出現的。黑格爾於1831年11月去世後，其生前的學生(以「友人」的名義)整理出版其全集，其中包括還未成書的約10門課程的內容。在編輯出版其關於世界歷史哲學的講義時，可能是為了與其他學科(如自然哲學、宗教哲學等)的講義整齊劃一，黑格爾學生愛德華·岡斯(Eduard Gans，或譯「干斯」「甘斯」)就於1837年以「歷史哲學」的名稱首次出版了「世界歷史哲學」的講義卷(作為第9卷)。④1840年黑格爾的兒子卡爾(Karl Hegel)也以「歷史哲學」的名稱修訂與再版了此書。⑤該版本及其書名也被弗里茨·布倫斯泰德(Fritz Brunstd)1907年的再版本所沿襲。⑥直到1917年，格奧格·拉松(Georg Lasson)才正式以「世界歷史哲學講義」的書名出版了該講義。⑦1955年，約翰內斯·霍夫麥斯特(Johannes Hoffmeister)又修訂與再版了拉松版的《世界歷史哲學講義》。⑧但此後仍然存在著《歷史哲學講義》與《世界歷史哲學講義》兩個不同版本並行的狀況。例如，自1969年起，蘇爾康普(Suhrkamp)出版社在再版黑格爾全集時，仍然使用「歷史哲學」的名稱出版了其世界歷史哲學講義。⑨而萊茵—威斯特法倫科學院在整理出版黑格爾全集(即所謂的「科學院版」)時，則直接使用「世界歷史哲學講義」的原名，並且把黑格爾本人的備課手稿與學生課堂筆記分別出版在手稿與筆記兩個大類里。⑩另外，承擔「科學院版」黑格爾全集出版業務的德國麥內爾出版社又於1996年自行組織出版了黑格爾的講義系列，而關於世界歷史哲學的講義也使用了其原名。(11)

德國出版界在出版黑格爾歷史著作方面的複雜情況也影響到了中國學界對黑格爾著作的翻譯與介紹。如1936年王造時的《歷史哲學》中譯本是以英國學者約翰·西貝利(John Sibree)1857年的英譯本為依據，而後者又是以卡爾·黑格爾1840年的版本為基礎的。201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世界史哲學講演錄1822～1823》則是以麥內爾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版本為基礎的。(12)也就是說，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講義，在1837、1840年被以《歷史哲學》的名稱在德國整理出版後，首先是通過英譯本於1936年由王造時譯介給中國學術界的。(13)而以「世界歷史哲學」命名的版本則到2015年才正式出現在中國學術界。不過，就內容而言，我們還很難說，《世界史哲學講演錄1822～1823》的版本比《歷史哲學》的版本更好。因為舊版本的《歷史哲學》整合了1822～1831年黑格爾五次講課的備課手稿與學生筆記，其內容是比較完備的，儘管其中手稿、筆記與出版者潤筆之間的界限不是很清楚。而《世界史哲學講演錄1822～1823》則只是黑格爾第一次授課時三位學生的筆記，不包括黑格爾本人的手稿以及後幾次授課中講述的新內容。到目前為止，1996年以前的，具體地說是1917年拉松版，尤其是1955年霍夫麥斯特版的《世界歷史哲學講義》還沒有受到國內學術界的足夠關注。除了其他變動以外，拉松版與霍夫麥斯特版都將黑格爾本人的手稿與學生筆記通過不同的字體區別開來，手稿部分在拉松版中為大字型大小，在霍夫麥斯特版中為斜體，但霍夫麥斯特版還為黑格爾手稿標出了具體的年代。而就在更為仔細的霍夫麥斯特版本中，我們可以發現黑格爾與蘭克之間思想交鋒的蛛絲馬跡。

現在我們試以霍夫麥斯特的版本為依據，來分析黑格爾「世界歷史哲學講義」的內容及其與蘭克的關係。在講授其「世界歷史哲學」核心內容之前，黑格爾首先以「歷史書寫的種類」為標題，對西方史學史上各種不同歷史書寫方法進行了評論，然後又在「世界歷史哲學」的導論部分的開頭詳細闡述與論證了他自己的所謂「哲學的」歷史研究與書寫方法。(14)黑格爾主要區分三種歷史研究與書寫法：原始的、反思的與哲學的歷史研究與書寫。所謂「原始的歷史寫作」，其實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當代史」。其特徵在於歷史書寫者的境界與他所書寫的對象是屬於同一個時代，歷史書寫者只是把他看到與聽到的人物與事件轉述為文字。而在所謂的「反思的歷史寫作」中，歷史書寫的對象已經超過了歷史書寫者所在的時代，他必須回望遠離本時代的過去。反思的歷史書寫又分四種：(1)通史寫作，即關於一個民族的或全世界的全部歷史的彙編式的寫作。(2)實用性的歷史書寫，即對歷史事實聯繫現實進行反思的寫作，目的是以史為鑒。黑格爾認為這種歷史書寫是徒勞的，因為各個時代的情況差異太大，人們永遠不會從歷史中學到什麼。(3)批判性的歷史書寫。這種歷史書寫的主要內容不是歷史本身，而是對以往歷史寫作的批評。(4)局部史或專門史的寫作，主要指帶有普遍性視角的藝術史、法律史與宗教史。

在介紹前兩種歷史書寫形式的過程中，黑格爾已經對它們的不足之處進行了諸多批判。在講到反思的歷史寫作的第一類，即概述或彙編式的通史歷史寫作時，黑格爾批評這種歷史書寫法或多或少地放棄了歷史現實的個體化敘述，代之以抽象的概括，使歷史敘述變得枯燥無味，缺乏鮮活性。而作為這種概括性的歷史寫作的反面，黑格爾提到了另外一些歷史學家，他們力圖生動而如實地敘述所有細節，不是通過自己的加工再現舊時代，而是通過細心的、對歷史細節的「忠實」呈現而提供歷史時代的一幅圖像。「他們到處收集它們。這些豐富多彩的細節、細小的利益、士兵的行動、私人物件，它們對政治利益沒有影響，——不能認識整體、一個普遍的目的。」在霍夫麥斯特的版本中，在「他們到處收集它們」句子之後的括弧里寫著「Ranke」的名字，並附以注釋g。在該注釋里，霍夫麥斯特指出，這是黑格爾著作中唯一提到蘭克姓名的地方，並認為，拉松在其20世紀20年的第二版中，把黑格爾手稿中的Ranke誤讀為Rnken(陰謀)。(15)霍夫麥斯特版在手稿開頭有兩個日期：[Begonnen]31.X.1822；[wiederholt]30.X.1828。這表明該講義內容是在1822年10月31日開講，並自1828年10月30日起重講。(16)

筆者認為，既然霍夫麥斯特確定黑格爾在該手稿內容中提到了蘭克的名字，那麼它就不可能是1822～1823年冬季學期的，而只能是1828～1829年冬季學期的備課手稿，因為蘭克最早的兩本著作《羅曼與日耳曼諸民族史1494～1514》、《近代史家批判》是在1824年出版的。黑格爾在1822～1823年之交不可能得知蘭克的姓名，即便得知也沒有理由把他當作某種歷史研究與書寫方法的代表人物。而到1828年底，蘭克已經因前兩本書在柏林大學被聘任為歷史學副教授，在學術圈內小有名氣，而1827年又出版了《16與17世紀南歐的君主與民族》，黑格爾對蘭克的著作應該有所聽聞或涉獵。(17)但黑格爾對蘭克所代表的歷史學家顯然並不欣賞，正如前文所述，黑格爾認為他們呈現的都是一堆各色各樣的細節，細小的利益、行為、個人事件，這些細節對政治利益沒有影響，不能使人認識到整體以及普遍性目標。用今天的話來說，黑格爾把蘭克看成是一個「碎片化」歷史研究的代表人物。

黑格爾對蘭克本人整體上也不看好，認為蘭克「不行」(Nein，mit dem Ranke ist es nichts)，是一個「平庸的歷史學家」(ein gewhnlicher Historiker)。(18)依據恩斯特·西蒙(Ernst Simon)的研究，黑格爾對蘭克的這一負面評價是在助理建議讓蘭克參與其主編的《柏林學術批判年鑒》(Berliner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的相關工作時作出的。西蒙於1928年出版的博士論文《蘭克與黑格爾》不僅對黑格爾與蘭克的學術理念進行了系統的比較，而且詳細描述了19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柏林大學的學術生態。在當時的柏林大學，存在著以黑格爾為首的哲學學派與以神學家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羅馬史學家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為首的歷史學派的尖銳對立。蘭克雖然屬於歷史學派，但因資歷淺，並不處於兩派鬥爭的第一線。因此，黑格爾對蘭克的負面評價應該更多是依據對其學術著作的印象而作出的。

仔細閱讀一下蘭克1824年出版的《羅曼與日耳曼諸民族史1494～1514》的前言，我們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黑格爾對蘭克的反感。雖然是年僅29歲的中學歷史老師，蘭克在其前言里闡述的觀點與立場，完全可以被視為一篇後來被稱作「歷史主義學派」的學術宣言。(19)與以後的各種繁瑣的詮釋不同，在這裡，「歷史主義」是可以在字面上得到理解的。「歷史主義」就是一種別無他顧，只追求歷史本來面目的研究態度。蘭克首先解釋了他為什麼選擇「羅曼與日耳曼」的概念，而沒有使用「普遍的基督教世界」(eine allgemeine Christenheit)、「歐洲統一體」(Einheit Europa』s)以及「拉丁基督教世界」(lateinische Christenheit)這三種含義相近的概念中的一個：因為這些概念都不適合他的研究對象。「普遍的基督教世界」必須包括亞美尼亞人；「歐洲統一體」牽涉到土耳其與俄羅斯，要透徹地理解它們的歷史就必須涉及全亞洲的歷史；「拉丁基督教世界」又包括斯拉夫、拉脫維亞、馬札爾部落，它們有著該書不涉及的獨特性。因此，蘭克決定只選擇講述部落起源上接近的民族(stammverwandte Nationen)的歷史，即起源於純日耳曼或日耳曼——羅曼部落的民族的歷史。他同時認為，這些民族的歷史是近代歷史的核心。另外，蘭克強調，他提供的只是「一些歷史，而不是那個歷史」(nur Geschichten，nicht die Geschichte)。可見，蘭克對概念是十分挑剔的，他不願意使用過於籠統、龐大，超越史實範圍的大概念，也謙遜地說自己只是提供了部分歷史，不是歷史的主體。(20)但他也不經意地透露出認為羅曼與日耳曼民族的歷史是近代史核心的觀點。其次，蘭克在前言中表達的，就是後來眾所周知的對歷史書寫的道德評判與教育功能的拒絕：以往人們賦予了歷史學評判過去、為了未來教育同代人的職責，但他的這次嘗試不敢承擔如此崇高的責任，它只想顯示歷史的本來面目(er will blos zeigen，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21)其三，蘭克交代了該書研究的資料基礎：首先是那個歷史時代的回憶錄、日記、信件、使館報告以及見證人的原始敘述，也就是黑格爾所說的那些「到處收集起來的細節」。然後是引自上述原始材料或因某一獨特的認識可以與被視為同等可信的材料。該書的每一頁都要展示所引用的材料。並且，如前所述，蘭克同時出版了一本名為《近代史家批判》的附本，對前人在本領域的成果作出了細緻的評價，尤其是對圭恰爾迪尼文學創作式的歷史寫作進行了尖銳的批判。(22)其四，與這種對演義式的歷史寫作的批判相一致，蘭克也拒絕讀者對史學著作的文學藝術性的期待：「對事實的嚴謹的敘述，不管它有多麼局限與醜陋，無疑是最高的準則。」他也拒絕在開篇概述歐洲各民族的總況，而只是在每個民族、國家、個人真正介入歷史進程時才詳細論述到它們。總之，蘭克的寫史原則是只求真，不求全，不求美，只追求他所呈現的歷史是真實的，哪怕它只是片段、局部。蘭克知道他這種做法的缺陷，估計人們可能會認為他的敘述太「生硬、不連貫、無色彩、令人疲倦」，但他堅信自己的路子是正確的，並為失敗做好了心理準備。

蘭克在當時雖然是個「小人物」，但是其史學理念代表著當時德國興起中的歷史主義思潮，代表著歷史學對啟蒙哲學的進步理念的質疑與抵抗。而黑格爾在其世界歷史哲學講義的導論中對西方史學史上常見的歷史研究書寫方法進行的系統批判，目的就在於論證其「哲學的歷史研究與書寫」(philosophische Geschichte)的合理性。對於歷史學家直接或間接表達的對歷史學的特殊性與獨立性的堅持以及對哲學家「侵犯」歷史學的質疑，黑格爾顯然是十分惱怒的，其導論也可以說是對這種質疑的總清算。在黑格爾的論述中，我們能夠看到這位哲學大師的敏銳與犀利，但也可以看到他的霸氣以及學理上的窘迫。他首先要面對的質疑是，哲學家把「先驗的」、非歷史的概念帶入了歷史研究。對此質疑，黑格爾並沒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只是霸氣十足地認為，哲學帶入歷史學的唯一思想，是理性的思想，即關於理性主導著世界，也主導著世界歷史的進程的思想。這一思想是觀察歷史的先提條件，但不是哲學的先提條件，哲學不需要它，因為它已經被思辯哲學所證明了。(23)對於聽課的學生，他可以說進行了一種「信仰的脅迫」，先是要求他們對理性抱有信仰，但又覺得這是不妥的，是與學術規範相違背的，就說他的關於理性主導著世界歷史進程的思想，不是他從外部帶來的理念，而是他研究世界歷史所得出的結論，只不過為了方便學生的理解作為概論先放在前面講了。(24)最後他又退縮到(一般無人質疑的)對上帝的信仰的保護殼裡，認為，既然上帝的意志可以顯現在自然界的萬事萬物里，那麼它也應該出現在世界歷史之中。理性就是上帝意志的體現。哲學雖然不依靠宗教信仰的真理，但也沒有必要迴避它。既然人們在宗教上信仰上帝，也就應該在知識領域相信上帝無所不在的威力。黑格爾甚至認為，其世界歷史哲學的目的，就在於論證一個萬能且公正的上帝的存在(Theodizee)，堅定人們關於世界歷史的進程是一個有意義的、善良壓過邪惡的過程的信念。(25)

在黑格爾的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其與蘭克的思想交鋒，乃至語句上的「接茬」。如前所述，蘭克曾表示，他的著作只是試圖顯示歷史的本來面目(er will blos zeigen，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而黑格爾則在其世界歷史哲學的導論里這樣敘述時人關於歷史學與哲學的對立的印象：哲學家是帶著哲學的思想來研究歷史，把它當作材料，不是把它按原樣處理(lassen sie nicht，wie es ist)，而是按照思想來組織它，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先驗地構建它。歷史學只是去理解現在與過去所存在的事件與行動(Die Geschichte hat nur das rein aufzufassen，was ist，was gewesen ist，die Begebenheiten und Taten)(26)，而且越是貼近事實，就越真實，那麼哲學的任務與這種研究法之間就存在著矛盾，而這一矛盾以及從中產生的對思辯的指責應該在這裡得到解釋，並被駁斥。在布倫斯泰德1907年的、也就是卡爾·黑格爾1840年版本中，黑格爾的相關語句與蘭克的說法更為相近。(27)

黑格爾與蘭克關於歷史學任務的語句上的相似性，是否是筆者的過度解讀呢?應該不是，因為恩斯特·西蒙也覺察到了這一點，但他認為，這是偶然的，黑格爾的這些話在1822年第一次講課時就說了，是在蘭克處女作《羅曼與日耳曼諸民族史1494～1514》出版之前，因此不可能是受了蘭克的影響，而蘭克也不是受了黑格爾的影響才那麼說的。(28)西蒙的依據是拉松1920年版的黑格爾手稿內容。(29)而該版本並沒有標出該手稿的年份，我們在201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世界史哲學講演錄1822～1823》中也看不到類似的話，但我們可以在霍夫麥斯特1955年版本及其重印本中看到，黑格爾的語句Die Geschichte hat nur das rein aufzufassen，was ist，was gewesen ist，die Begebenheiten und Taten是出於1830年的手稿，而此時蘭克的處女作早已出版。因此，我們雖然不能肯定黑格爾的相關語句是受了蘭克的影響，但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

在強調自己關於理性主導了世界歷史進程的觀點不是先驗的，而是研究世界歷史後得出的結論之後，黑格爾又作了戰略收縮，說出了又一句與蘭克名言相似的話：「而歷史，我們必須如實地接受它，必須歷史地、依據史實來開展研究。」(Die Geschichte aber haben wir zu nehmen，wie sie ist；wir haben historisch，empirisch zu verfahren.)然後他反戈一擊，開始攻擊德國歷史學家。他呼籲學生們不要受專業歷史學家的蒙蔽，因為他們，尤其是那些權威的德國歷史學家自己還在做著他們指責哲學家的事情，即在歷史中進行先驗的捏造(apriorische Erdichtungen)。他指出了羅馬史方面的不實傳說，矛頭直指當時的羅馬史權威尼布爾。對於蘭克，黑格爾也有進一步的間接的批判。可以說，其犀利程度不亞於後現代史學對蘭克史學的批判。黑格爾認為，像「如實」「理解」這些概念也存在著許多貓膩。哪怕一個「平庸的歷史學家」(ein gewhnlicher und mittelmssiger Historiker)也會說，他只是在接受歷史，只是投入到客觀的歷史之中，但他的思想也不是被動的，他也是帶著他的範疇來觀察歷史的，並透過它們來觀察所存在的歷史事實的。(30)

黑格爾主張明確地把世界歷史當作上帝意志實現的過程和上帝的傑作進行闡述與肯定，並且將其發展階段具體落實到各民族的歷史之上。對於那些聲稱信仰上帝及其無所不在的作用力，但不願意以一種具體的歷史理論來論證上帝的作用的歷史學家，黑格爾揭示了他們內心深處可能存在的私念：他們拒絕以明確的歷史理論來論證上帝的存在，目的無非是給自己主觀的歷史解釋留下更大的空間，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31)

黑格爾這樣說，無疑是把對上帝的信仰與他個人的世界歷史哲學捆綁在一起。但無論如何，蘭克確實反對「歷史哲學」及其進步史觀，不管是否帶有宗教的外衣。早在19世紀30年代，蘭克就對此發表了個人的意見。(32)他認為，歷史哲學是一種「不成熟的哲學」，其關於人類歷史是逐步實現自我完美的進步史觀是不可信的。首先，哲學家們對此並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其次，這種進步史觀只是以幾個民族的歷史為基礎，其他民族的歷史則被視為不存在或是無關緊要的附屬品。但只要關注一下世界各民族的歷史梗概，就可以發現，它們自始至終一直處於極其不同的狀態之中。世界歷史的書寫，不能依靠這種歷史哲學，而是要依靠專註於個體，但同時注意普遍性問題的專業歷史研究。

在上述對進步史觀的批判中，蘭克還是以費希特的理性概念為例的，沒有點到黑格爾的大名。到1854年，在其給巴伐利亞國王所作的關於近代史的演講中，蘭克對進步史學以及黑格爾的「主導精神」(leitender Geist)則有了更為明確與深刻的批判。(33)其思路的清晰與思想的深刻程度足以給蘭克帶來一位理論家的聲譽。首先，他質疑其「進步」概念。他認為，如果說整個人類是從一個原始狀態向一個積極的目標發展的話，那麼可以用兩種方式來想像這一過程：要麼，有一個普遍的主導意志在推進人類從一個點向另一個點發展；要麼，在人類中有著一種精神特徵，它帶著必然性將事物推向一個確定的目標。蘭克認為，這兩種觀點在哲學上站不住腳，在歷史上也得不到證實。因為，在哲學上，它在第一種情況下等於取消了人的自由，把人當成了無意志的工具，而在另一種情況下，人要麼是上帝，要麼什麼都不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些觀點也得不到證實。雖然蘭克認為，日耳曼民族那裡有著持續的精神上的發展，但在其他民族那裡就很難說了。他以亞洲為例(實指中國)，認為在古代，亞洲的文化很繁榮，但在蒙古人入侵後，亞洲的文化「就完全滅絕了」。另外，他還舉例歐洲藝術史：15至16世紀上半葉是歐洲的藝術最為繁華的時期，但在17世紀末與18世紀的前四分之三階段，歐洲的藝術最為沒落，因此就單個領域而言，也不存在一個持續幾百年的發展與進步。蘭克認為，人類歷史上確實存在著某種持續向前的內在運動。這種內在運動是一種宏大的具體的精神趨勢，在它佔主導地位時，別的趨勢就退居後位，它的出現又會引發另一種主導趨勢。但蘭克反對關於人類一代接一代向前發展的進步史觀，認為這等於就把最後一代視為最佳，把中間世代只是視為下一代的階梯，它們本身是沒有價值的。蘭克堅持認為，每個時代都是直達上帝的，其價值不在於它的結果是什麼，而是其存在本身。在上帝面前，人類的所有世代都是平等的，而歷史學家也必須這麼看。

就黑格爾所謂的歷史上的「主導觀念」(leitende Idee)，蘭克也提出了異議。如果蘭克不是還在強調上帝的觀念的話，我們可以說，他的批判已經達到了唯物主義的邊緣。他認為，按照黑格爾學派的觀點，只有觀念才擁有獨立的生命，所有人都只是成了被賦予精神的影子。那種認為世界精神幾乎可以通過欺騙而創造事物，利用人們的激情以實現其目的的觀點，其基礎是一種使得上帝與人類毫無尊嚴的想像。他最終也只能導致泛神論。在那種想像中，人類猶如一個形成中的上帝，他通過一個其本質中擁有的精神的過程，產生了自我。蘭克最多同意將所謂的「主導觀念」稱之為「主導趨勢」(leitende Tendenzen)。但他認為，這些趨勢只能被描寫，而不能徹底地總結於一個概念。人類歷史就是多種趨勢的綜合體。「從上帝觀念的角度出發，我只能這樣想像，人類包含著無限的發展的多樣性，它們逐步地並且按照我們還不認識的規律顯現出來，比我們想像得更神秘、更偉大。」

顯然，與黑格爾不同，蘭克雖也認為，歷史是上帝的傑作，但上帝的意志隱藏在歷史的表面後面，只是偶然露面，歷史學家不可預先知曉與指定，只能在與歷史材料接觸的時刻發現上帝的足跡，揣摩上帝的意志。就文學、歷史與哲學三大近鄰學科的關係而言，蘭克作為現代歷史學的代表，十分堅決地與文學以及哲學「分了家」，為歷史學獨立了門戶，將文學與哲學(但不是宗教)驅逐出了歷史學，儘管他本身的歷史寫作還存在不可擺脫的「隱文學」或「隱哲學」元素。當然，黑格爾可以惡意地說，這只不過是把對上帝的詮釋權留給歷史學家自己，是虛榮與專橫的表現。

黑格爾世界歷史哲學是一種用宏觀的歷史理論解釋世界歷史進程的空前嘗試。但從本質上來說，這種歷史理論是以哲學的真理(理性主導著世界)為後盾的，而哲學的真理又是以宗教的真理(上帝的意志主導著世界)為後盾的。這一點恰恰在黑格爾進行自我辯護時暴露無遺。一種其可信度必須由哲學的真理以及宗教的信仰來支撐的歷史理論，總歸不是一種接地氣的歷史理論。這不僅在唯物主義者看來是行不通的，即便在信仰上帝的蘭克看來也是不可信的。而蘭克與黑格爾在歷史認識論上的根本分歧，不是宗教信仰上的分歧，而是學理上的宏觀理論與具體史實之間的矛盾的體現。在蘭克看來，黑格爾的進步史觀是千瘡百孔、不堪一擊的，隨意就可以舉出幾個擊垮其理論大廈的歷史反例。上帝的意志雖然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可以作為世界歷史的最終解釋鑰匙，但不可明確為一種研究前就形成，然後在研究中強加給歷史事實的宏觀理論。應該說，不預先提出宏觀理論，這在研究與書寫策略上也不失為一種「智慧的」選擇，可以避免理論與史實無法融合之尷尬。不過，歷史學者其間可能存在的、以上帝的名義任意解釋歷史事實的私念，並沒有逃過黑格爾的法眼。

如果真如黑格爾有時說的那樣，其世界歷史哲學不是先驗的，而是其對世界歷史進程進行具體研究所作出的結論，只不過是出於教學的目的先交代給學生，那麼像蘭克那樣不事先亮出宏觀結論的歷史學家的行為就不一定是對上帝虔誠的表現，反而有些學術懦弱的嫌疑了。因為，不管歷史學者是否可以使用先驗的理論來研究歷史事實，在成書後把結論放在書前事先告知讀者總是可以做到的。但作為一部《世界歷史》的作者，純粹在具體的史實研究的基礎上得出宏觀的結論，又是何等的艱難。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其實是一種宏觀理論與具體史實的混合體，但其結合是不成功的。黑格爾1822年開講世界歷史哲學時，還談不上對世界歷史的具體研究，卻抱著「理性主導了世界歷史進程」的堅定信念，企圖以此融會貫通整個世界歷史進程。但在涉及具體的各民族的文化與歷史時，黑格爾又十分重視他能得到的歷史資料與細節。(34)如果只是看其關於具體歷史事實的描述，我們也可以把他視為尊重史實的歷史主義者。問題在於，其宏觀理論與具體史實之間結合不是有機的，在具有內在邏輯的宏觀理論與基本尊重材料的史實陳述之間，只存在著一條脆弱的紐帶。

恩斯特·西蒙有一句十分耐人尋味的論斷：黑格爾思想雖然有許多空想成分，但他仍然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中與材料與事實接觸最密切(der stoffreichste und empirischste)的哲學家，而蘭克則是德國客觀主義歷史學家中最執著地尋找他的那些事實似乎在暗示的思想的一個。(35)黑格爾與蘭克在歷史認識論上的分歧，集中代表了人類在理論與史實關係問題上必然存在的矛盾。這種矛盾存在於每一位學者的內心。哪怕是一位某一極端立場的堅持者，在遇到具體問題時，只要其理性思維還沒有完全泯滅，另一極端思路的成分就會不自覺地顯現出來。黑格爾是如此，蘭克也是如此。在黑格爾那裡，是對世界各民族歷史文化的具體研究與闡述，擾亂了其世界歷史哲學的預設思路。在蘭克那裡，當他不顧耄耋高齡投入多卷本的《世界史》寫作的時候，也不得不與黑格爾一樣，以一種宏觀的歷史哲學來規劃與論證自己的世界史寫作。蘭克心目中的世界歷史是一部人類各民族的交往與關聯的歷史，但因知識結構的局限與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主義，這部《世界史》呈現的只是與歐洲以外的世界(主要是中東地區)沾點邊的世界歷史。早已聞名於世的古代中華文明被視作停滯不前、與其他文明無重要交往而被完全忽視。因此，蘭克的世界史寫作與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一樣，也存在著「理論先行」所帶來的缺陷。

那麼理論與史實之間的關係的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處理?應該說，從理論的角度出發來研究歷史，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行的。說不可避免，是因為人們總是試圖利用已經獲得的知識來理解未知的事物，以免一無所依或一切都從頭做起，產生重複勞動。而這種已經獲得的、被認為大致適合下一個認識對象的知識，就可以被視為理論。這種理論的來源與種類又不能過於局限化，即便是宗教、哲學，乃至數學與自然科學領域的理論都應該有入選歷史研究方法的資格。因為一方面，所有現象本質上是屬於同一個世界，歷史領域的問題也是其他學科研究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就如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即便一個平庸的、宣稱只接受與投入歷史事實的歷史學家也會帶著自己的範疇去觀察與研究歷史。理論的使用，不管表明或不表明，都在進行著，因此最好在陽光下公開進行。但關鍵在於，理論的使用不應該是以理論強制史實，而應該是一個以歷史事實檢驗理論的過程。各種理論都應該有被檢驗的資格，但最終的「否決權」(das Vetorecht)應該掌握在史實手中。研究的過程應該是否定錯誤理論，完善有缺陷的理論，形成更符合歷史史實的新理論的過程，當然也是正確的理論得到論證的過程，因此它可以坦然接受史實的檢驗。如此，理論與史實可以各得其所，發揮各自應有的功能，而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哲學學派與以蘭克為代表的歷史主義學派之間的對立也可以得到化解。

注釋：

①參見[德]黑格爾《世界史哲學講演錄1822～1823》，劉立群等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中文版前言，第1頁。

②[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該譯本目前有三個版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

③[德]黑格爾：《世界史哲學講演錄1822～1823》，劉立群等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

④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herausgegeben von Dr.Eduard Gans,Neunter Band,Berlin 1937.

⑤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herausgegeben von Dr.Eduard Gans,zweite Auflage,besorgt von Dr.Karl Hegel,Neunter Band,Berlin 1840; 1848年重印。

⑥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Theodor Litt,herausgegeben von Fritz Brunstd,Stuttgart 1907,Nachdruck 1961,2016.

⑦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herausgegeben von Georg Lasson,Hegels Smtliche Werke,Band VIII: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Erster Halbband:1.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Hegel als Geschichtsphilosoph; 2.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Verlag von Felix Meiner in Leipzig,1.Auflage 1917,2.Auflage 1920; Zweiter Halbband:1.Die orientalische Welt; 2.Die griechische und die rmische Welt; 3.Die germanische Welt,Verlag von Felix Meiner in Leipzig,1.Auflage 1919; 2.Auflage,1923; neuster Nachdruck 1988mit Literaturhinweisen.

⑧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Band I.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herausgegeben von Johannes Hoffmeister,fünfte abermals verbesserte Auflage,Hamburg 1955.

⑨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Werke Band 12,auf Grundlage der Werke von 1832～1845neu edierte Ausgabe.Redaktion Moldenhauer und Karl Markus Michel,Frankfurt/M.1970.

⑩該科學院2015年最新出版的依據學生筆記整理的「世界歷史哲學」講義見：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Gesammelte Werke Band 27.1.Nachschriften zu dem Kolleg des Wintersemesters 1822～1823.Herausgegeben von Bernadette Collenberg-Plotnikov,Hamburg 2015.

(11)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Berlin 1822～1823)Vorlesungen.Ausgewhlte Nachschriften und Manuskripte Band 12,herausgegeben von Karl-Heinz Ilting,Karl Brehmer und Hoo Nam Seelmann,Hamburg 1996.

(12)不過，該版本譯者認為，此書會在未來正式編入「科學院版」的黑格爾全集，見[德]黑格爾《世界史哲學講演錄1822～1823》，劉立群等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9頁。但萊茵—威斯特法倫科學院2015年推出了自己的版本，且其編輯人員與麥內爾出版社的完全不同，可見這兩個版本應該是相互獨立的。

(13)這一點也可以通過布倫斯泰德1907年版的最新重印本

(2016)與王造時譯《歷史哲學》2001年修訂版內容上的對照得到驗證。雖然其中隔著兩道語言屏障，但還是可以看出它們是屬於同一版本。

(14)Die Arte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in:G.W.F.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Band I,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herausgegeben von Johannes Hoffmeister,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 1955,Nachdruck 1994,S.2～22.

(15)原文是「[Sie]lesen diese allenthalben her zusammen(Ranke g).Die bunte Menge von Detail,kleinlichen Interessen,Handlungen der Soldaten,Privatsachen,die auf politischen Interessen keinen Einfluss haben,—unfhig,ein Ganzes,einen allgemeinen Zweck [zu erkennen].」方括弧里的文字是霍夫麥斯特整理手稿時附加的，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Band I,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herausgegeben von Johannes Hoffmeister,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 1955,Nachdruck 1994,S.15.比較一下拉松1920年版(1917年初版的第2版)對黑格爾手稿同段文字的整理(S.256～257)，確實可以發現一些不同之處：「Sie lesen diese allenthalben her zusammen,die bunte Menge von Details.Von kleinlichen Interessen,Rnken,Handlungen der Soldaten,Privatsachen,die auf die politischen Interessen keinen Einfluss haben,unfhig,ein Ganzes,Allgemeines,Zweck [aufzufassen],eine Reihe von Zügen wie in einem Walter Scottschen Roman überall—dergleichen Züge kommen i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vor ——fleissig und mühselig zusammenzulesen.」

(16)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Band I,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herausgegeben von Johannes Hoffmeister,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55,Nachdruck 1994,S.3.

(17)蘭克於1827年9月離開柏林，開始了一場長達三年多的廣泛收集歷史資料的南歐旅行。黑格爾是否對此有所耳聞並因此在寫到那些到處收集歷史細節的歷史學家時想起蘭克的名字，則不得而知。

(18)Ernst Simon,Ranke und Hegel,München und Berlin 1928,S.82.蘭克與黑格爾於1931年夏有過一面之緣，蘭克在次年4月給弟弟海因里希的信中談到對黑格爾的個人印象，稱他「挺好，很有思想」(doch gut und geistreich)，參見Wolfgang Hardtwig und Philipp Müller(Hg.),Die Vergangenheit der Weltgeschichte.Universalhistorisches Denken in Berlin 1800～1933,Gttingen 2010,darin:Ulrich Muhlack,Das Problem der Weltgeschichte bei Leopold Ranke,S.S.143～171,S.161.

(19)Leopold von Ranke,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lker von 1494bis 1514.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schreiber,Dritte Auflage,Leipzig 1885,Vorrede,S.V～VIII.

(20)德語單詞「Geschichte」既有「歷史」，也有「故事」的含義，特別是作為複數「Geschichten」時，更可以理解為「幾個故事」。19世紀初期被普遍認為是歐洲歷史觀念從複數的「歷史」向單數的「歷史」過渡的時期，但蘭克卻在這裡逆流而上，選擇了複數的「歷史」觀念。

(21)蘭克名言「er will blos zeigen，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中的blos 是蘭克本人的獨特寫法，一般應該寫成bloss。

(22)耐人尋味的是，黑格爾在批判以蘭克為代表的那些收集與呈現瑣碎的歷史細節的歷史學家時，曾把他們的著作與當時在歐洲十分流行的蘇格蘭歷史小說家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書籍相提並論。但蘭克自己並不這麼認為，他在1886年去世前幾周內與其處女作的英譯本譯者見面時，明確與司各特劃清了界限。當然，黑格爾所指的蘭克與司各特著作的共同點是瑣碎性，而蘭克嫌棄的是司各特著作的虛假性。參見[德]利奧波德·馮·蘭克《拉丁與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付欣、劉佳婷、陳潔譯，馬慶林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英文版譯者序，第2頁。有趣的是，該書英譯本的書名(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1494～1514))中還是出現了蘭克在考慮原著書名時刻意迴避的「拉丁」概念。

(23)(24)(25)(26)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Band I,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herausgegeben von Johannes Hoffmeister,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 1955,Nachdruck 1994,S.28,S.30,S.47～48,S.27.

(27)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Theodor Litt,herausgegeben von Fritz Brunstd,Stuttgart 1907,Nachdruck 2016, S.48:Da die Geschichte nun aber bloss aufzufassen hat,was ist und gewesen ist,die Begebenheiten und Taten…

(28)Ernst Simon,Ranke und Hegel,München und Berlin 1928,S.126.

(29)西蒙所指的黑格爾語句可見於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herausgegeben von Georg Lasson,Hegels Smtliche Werke,Band VIII: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Erster Halbband,2.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Verlag von Felix Meiner in Leipzig,2.Auflage 1920,S.3。

(30)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Band I,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herausgegeben von Johannes Hoffmeister,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 1955,Nachdruck 1994,S.30～31.

(31)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Band I,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herausgegeben von Johannes Hoffmeister,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 1955,Nachdruck 1994,S.41.在布倫斯泰德的版本里，相關言辭更為激烈：und die fromme Demut,indem sie sich die Erkenntnis Gottes vom Leibe hlt,weiss sehr wohl,was sie für ihr Willkür und eitles Treiben damit gewinnt。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Theodor Litt,herausgegeben von Fritz Brunstd,Stuttgart 1907,Nachdruck 2016,S.55.

(32)Fritz Stern und Jürgen Osterhammel(Hg.),Moderne Historiker.Klassische Texte von Voltaire bis zur Gegenwart,München 2011,S.95～98.德國學者呂森與約爾丹把蘭克這篇文章的撰寫時間定在1831年，參見[德]利奧波德·馮·蘭克《近代史家批判》，孫立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編者導言，第10頁。因黑格爾於該年11月14日去世，我們大致可以推定，蘭克撰寫此文時黑格爾還在世。

(33)Leopold von Ranke,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hg.von Th.Schieder und H.Berding,München und Wien 1971,S.53～67.

(34)恩斯特·西蒙認為，黑格爾在其世界歷史哲學中是一位很不錯的歷史學家，以至於許多人認為其著作的歷史敘述部分與哲學思考部分風格迥異，未能構成一個有機的關聯，參見Ernst Simon,Ranke und Hegel,München und Berlin 1928,S.156。筆者認為，對於黑格爾在世界歷史哲學中關於古代中國文化的敘述，雖然有著許多合理的批評，但我們還是不能說它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不管是在歷史細節上還是在理論見解上，今天的中國讀者都可以從中有所受益。

(35)Ernst Simon,Ranke und Hegel,München und Berlin 1928,S.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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