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重視的《楚紀》及其撰者
原標題：值得重視的《楚紀》及其撰者
《楚紀》是一部保存楚地文獻、詳載明代兩湖歷史文化的鴻篇巨製。該書體例具有探索性，其內容則可為當今研究區域歷史文化提供資源或資料線索。「四庫存目」稱其「殊不足觀」，其實是出於當時的政治忌諱。《湖北文征》在收錄《楚紀》撰者廖道南的作品時，有一明顯失誤。
明代是湖北地方文化較為輝煌的時期之一。嘉靖年間廖道南所撰的《楚紀》，努力保存一方文獻，極具地方文化特色。但人們歷來對《楚紀》及其撰者知之不多，以至常有曲解《楚紀》和誤會撰者之事。
一
對於《楚紀》，容量浩博的《四庫全書》並未將其收入，只以「存目」的形式作了基本否定的概述：「此書為（廖）道南歸田以後為世宗（嘉靖）作也。大旨以為太祖平陳理於武昌，實開定鼎之基；世宗復由安陸履帝位，更啟中興之業。故以楚地為受命之符，天心所歸，博採古今，鋪張潤色。……凡一人一事與楚地稍有涉者，亦必牽引以入焉。道南在當時頗負文名，此書亦殫十餘年精力。其末卷『景則』紀中有『原胄』、『敘宗』、『感遇』等篇，詳述己之世系出處，仿太史公自敘，蓋隱然以其書比於《史記》，然體例蕪雜，援引附會，殊不足觀也」。
現在看來，一方面是此一「考評」部分失實，過於嚴苛，影響了後人對該書的印象；另一方面是《楚紀》全書有60卷約120萬字，篇幅過大，所以自嘉靖二十四年（1545）該書撰成，翌年由蒲圻令李桂助其初刻成書之後，就一直沒有任何形式的重刊或節錄。因此接觸過該書的人可能甚少，以至《湖北文征》的幾代編者在收錄作者本人的《楚紀序》（原作《楚紀敘》）時，都不是根據《楚紀》原書而是采自雍正朝《湖廣通志》。幸而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從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藏「古籍珍本」中發現上述初刻本並加影印，才使今之讀者得窺《楚紀》全豹。
稱《楚紀》為撰者「歸田以後為世宗作」，真不知所據何在？說撰者「隱然以其書比於《史記》」，更是錯誤的想像之詞。據撰者自己的「楚紀敘」說，「先是中丞車公純、柱史伊公敏生巡視衡潭，咨諏蒲里。若曰昔者司馬子長（司馬遷）留滯周南，乃撰《史記》；君實（司馬光）屏居涑水，乃撰《通鑒》。子，舊太史氏也，藏修山澤近十年矣，所著維何？」可知廖道南是在去職回鄉近十年之際，才在來訪的車純、伊敏生的激勵勸說之下，起念撰寫《楚紀》的。而且撰者以為，「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成。是故有心於為文，未必因文以見道；無心而悟道，容或積久而成章。」於是「殫精竭慮，九年於茲」，到嘉靖二十四年秋才完成書稿。不用說此時廖道南睽違「天顏」已久，而且年已老邁，不可能因「利祿」、「名譽」等功利性的目的而潛心「為世宗作」這樣一本大書。
再從嘉靖帝在《楚紀》一書中所佔的篇幅來看，也是很少的。《楚紀》的架構思路，從空間而言是以楚地（包括湖北湖南）為範圍；從時間而言是從古到今（即撰者當時）。但出於「欽天道」、「尊其所尊」的緣故，廖道南要「見皇祖（指洪武帝朱元璋）丕顯之謨」，「見皇上（指嘉靖帝）丕承之烈」，所以把朱元璋與楚地的關係置於該書卷1「皇運內紀前篇」，然後對建文、永樂直到正德等明代九帝均略而不提，而把嘉靖帝與楚地的關係置於卷2「皇運內紀後篇」。卷1記述了朱元璋打敗陳友諒，降伏陳理，以及徐達、常遇春、楊璟、湯和等打敗元朝在兩湖的守將，剿滅兩湖山寨頑匪及陳友諒部曲偽臣的過程，記載了明王朝在兩湖設立的行政組織，還有朱元璋針對兩湖軍政事務所頒諭旨，以及宋濂的《平江漢頌》等。卷2交待了嘉靖帝如何因明武宗無嗣而以堂弟身份繼承「大統」，然後記載了嘉靖七年親制的《顯陵碑文》，十八年「大狩興都」即回鍾祥祭父之事，記錄了嘉靖帝的《宣喻承天父老》的口頭講話。還有就是嘉靖迴鑾時，廖道南曾到鍾祥「恭謁聖駕」並呈《聖主南巡江漢賦》。《楚紀》所載洪武、嘉靖與楚地關係的內容僅此而已，每卷均不足二萬字。
接下來的「皇運外紀」前後篇記載的是傳說中和歷史上與楚地有關的帝王；「國基內紀」前後篇和「國基外紀」前後篇則記述了春秋戰國時代的楚國及同時楚地的方國與封國，還有秦漢以後到明代以前楚地的封國、諸侯國，最後是記載明代分封在楚地的楚王、湘王、潭王、襄王、荊王（從江西遷蘄州）、榮王（封於常德）、歧王（封於德安）、雍王（封于衡陽）、岳懷王（嘉靖之弟，封於岳陽）等「世系」及這些宗藩的文字之作。以後從卷9到卷終，更基本不涉及洪武帝與嘉靖帝。所以說，稱《楚紀》是「為世宗作」，根據不足。
因為廖道南在《楚紀》末卷「詳述己之世系出處」，就說撰者是「仿太史公自敘，蓋隱然以其書比於《史記》」，顯然也是過甚之論。從廖道南的《楚紀敘》可知，勸他撰史的車純、伊敏生是以司馬遷、司馬光為例，但廖道南本人在「敘」中卻迴避了兩司馬，而稱「觀諸杜佑《通典》、鄭樵《通志》，率皆矢忠，乃克就緒」。這一是因為廖道南知道，《楚紀》的體例距《史紀》、《資治通鑒》太遠，而與《通典》、《通志》稍近；二是司馬遷遭宮刑而有怨，司馬光屏居洛陽而心中不樂，而廖道南自己雖然「屏居已歷十秋」卻依舊「矢忠」於大明王朝。可以說廖道南根本上就沒有「以其書比於《史記》」的意圖。
至於說《楚紀》中詳述撰者的世系出處（還有《四庫存目》中未曾指出的，《楚紀》在「昭文」、「孚諫」、「穆風」諸卷中大量錄入自己的詩文、奏疏和諫章等），或許確有「揚才露己」之嫌，但這實則牽涉到「史著中能不能有作者自我」的問題。從既往的主張看，強調史學的客觀性的人們認為，史著要體現歷史的客觀性，就要儘力排除著作者的主觀因素，如實再現歷史而且「價值中立」，一切功過是非都留給讀者判斷。強調史學是客觀的歷史與研究者主觀意識的結合產物的人，則承認並重視史家「主觀」的作用。其實，即使是公允客觀地再現歷史事物和歷史過程的史著，至少在選取材料，決定取捨從違時，就有了「隱藏的自我」；如進而加以是非褒貶和價值評判，就會出現「公開的自我」；而記述「當代史」，尤其撰者本身又是「場景中人」的話，史著中留下了撰者的言動和思想，正好能給予後人進行「論文且論其人」的研究。就這點而論，史著中如果完全沒有作者自我，倒會給研究者增加不少困惑。
二
《楚紀》「體例蕪雜，援引附會」嗎？這點也有討論的餘地。
該書「為紀十有五」，除上面談過的「皇運」、「國基」，以及末卷的「景則」特別標揭出自己所景仰的先賢並記述撰者的世系與經歷之外，其餘十二「紀」分別為「征獻」、「懋庸」，記載從上古神話、傳說到有明文記錄的與楚地有關的事迹、言論乃至作品。「崇道」記載自宋至明的理學名家的傳記和文字著述，以及明代楚地的州學、府學、縣學和書院，收錄有多件「儒學記」、「文廟記」、「學記」和「書院記」。「昭文」記載從屈原到撰者當代的楚地文士的傳記和作品，包括撰者自己的「清北八箴」，即對鞏固北部邊防的意見，其中「遼東箴」擺在第一，即放在最緊要的地位。「孚諫」的篇幅最大，記載楚地歷代忠諫之士對皇帝的建言，其中收錄明代諫章（包括撰者自己的）最多。「稽謀」記楚地歷代智謀之士。「樹節」則記節義之人。「經變」和「闡幽」在「義例」上頗能顯示《楚紀》的開創性，本文隨後將略作展開。「考履」記行善去惡的人和事。「登績」則記仕宦功績。「穆風」專記詩文詞賦。撰者在這樣的「體例」類目之下，把數千年間與楚地有關的傳說、人物、事件、地方制度，尤其是明代的有關諭旨、諫章、文告、詩賦、文章及學術文獻一一錄入，可說是博採古今，包羅萬象而又有條不紊，剪裁得體。
「經變」、「闡幽」和「孚諫」三紀特別值得多說幾句。
《楚紀》在「經變」內、外紀的前、後篇中，記載了楚令尹子玉、楚大夫屈瑕因剛愎自用而戰敗的史事；也記載了楚國大夫昭奚恤、昭陽、景舍、景鯉、景翠死國的忠義；還記載了漢代劉玄、劉焉、劉璋等或率先舉義或割據稱雄但終歸失敗的史事；而重點記述了元末徐壽輝、明玉珍、陳友諒起兵反元而最終歸於明朝一統天下的歷史過程；最後寫到「楚藩之變」和嘉靖初年湘西臘爾山龍求兒領導的苗民起事。廖道南在把這些變亂分為幾種類型後，總結說「天下之事其變也無窮，而其伏也無盡，君子亦惟經德以褆身，經世而裕國，處變而不失其常」。歷史不是直線前行，不會總是合於「常」道；而且「變不虛生，必有所召」，即不可否認變亂有其客觀原因。君子對待變亂的態度，首先應該是「思患而預防」，如反省自己的所思所行是否正確，朝廷決策和地方的治理是否合理有效，從而「轉否為泰」。萬一「幾不我投，事與時悖」，變亂終於發生，君子應該「處變而不失其常」，「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亦其分焉耳」。變亂是壞事，但應努力變成好事，「君子經之，善圖後效，殷憂啟聖，多難興邦」，故「聖人經變而後能弘化，君子制變而後能昭節」。廖道南的歷史觀中顯然含有某些辯證思維。
具體說到元末明初的徐壽輝、明玉珍、陳友諒時，廖道南稱元朝的統治就是「變」而非「常」，「世至於元，日月隱曜，星辰失度，山川滋沴，人物罹災，薄海內外，逆氣紛擾」。在這種非「常」之際，上述三人率先反元，雖然各自表現有所不同，如徐壽輝「以一木強之夫，假左道以嗾胡」；明玉珍據四川後「奉彌勒」，「賦稅十取其一」，並與朱元璋「通聘問」，因而「民咸懷之」；而陳友諒「可謂勇矣，然……鹵戾罕儔，殘虐無饜」。但在客觀上他們都如「項羽為漢之先驅，李密為唐之先驅」，「肇開炎運」，為大明的一統大業開闢了道路。因此廖道南說，這是「天假於群雄，以為真主之先鋒」。用「經變」論和「先驅」說對徐、明、陳三人的歷史作用給予了若干正面評判。當然，廖道南以種族觀念完全否認元王朝統治的合法性，讚賞元末群雄「翦除腥胡」的大業，這在今天當然可以商榷，但他的「經變」說所體現出來的史觀和史法，顯然具有某些探索精神和可供借鑒的意義。
在「闡幽」內、外紀的前、後篇中，撰者記述了先秦時楚地的楚狂接輿、老萊子、楚津漁父、漢濱老人，東漢的龐德，唐代的「茶聖」陸羽，明代習白沙學的嘉魚二李（李承芳、李成箕）的事迹，其中尤用較大篇幅記其高祖廖均用如何躬耕，督子孫「樹藝」，終成「儲谷至二十萬石，畜牛至五百餘頭」的富室，遇大災之年「倉廩盡發，粒米不償，人稱為長者」的家族故事。這些如同撰者所說，皆屬於「幽人履貞，達士大觀」的內容。
中國傳統史學過於偏重「垂訓」和「資治」的意義和功能，到近代受西方史學影響，人們認識到史學的意義和功能的範圍都可以擴大。民國初年東南學派的經史學家姚永朴在《史學研究法》中提出，史學應具有「追遠」、「合群」、「資治」、「徵實」、「闡幽」、「尚通」六「義」。其中談到「闡幽」時，他解釋說，闡幽乃是「發明人之所不見，其類可分為三：一是「表微」，因為「微者人所最易忽，表而出之，則幽者闡矣」；二是「推見至隱」，通過實證與邏輯，發掘出歷史深處最隱秘而又根本的所在；三是「發潛德之幽光」，尤其是「德之所助，雖賤必申，……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在廖道南的時代，中國史學尚未受西方史學影響，故《楚紀》對「闡幽」的重視和運用，可以說明中國傳統史學確實具有同西方史學接近與融合的性質和機能。
再說「孚諫」。前已提及在《楚紀》60卷中，「孚諫」所佔篇幅最大，約有七八萬字。此部分除記述從先秦到北宋楚地著名諫者的經典諫言之外，絕大部分是記載明代出身兩湖的官員所奏諫章及坎坷遭遇，共計16人。其中有關湖南華容人嚴永浚、郴州人何孟春、湖北黃梅人石金、漢陽人戴金風（時有「楚有二金，台中錚錚」之說）的事迹與言論最詳。尤其還全文錄入了廖道南自己從嘉靖六年到十年上奏的《陳九疇疏》、《星變陳四事疏》、《應詔陳六事疏》、《日食陳五事疏》、《彗見陳二事疏》等。
上述諫章廣泛涉及明代尤其是嘉靖朝前期的種種問題，諸如邊患、災荒、朝政不修、兵疲民困、吏治腐敗、橫徵暴斂、史職不備、刑法殘苛等等。廖道南皆直言無隱，建議認真對待，加以改革。儘管他深知為諫之難，曾總結說，君上難免或「猜忌而積疑」，或「剛愎而自用」，或「優柔而寡斷」，或「回遹而多辟」，因為諫者往往被「疑其激」、「疑其抗」，甚至「以抵於危」。然而「孽雄干紀，以憑城社，弗諫則勢危；寰宇震驚，裔夷陸梁，弗諫則厲階；邪正混淆，互訾為朋，弗諫則道蝕」。為了解除國隱民瘼，作為官員，理當「不賣直，不以為邀名，苟有利於社稷」，「沃心陳善，逆耳批鱗，委其身而不顧」了。使命感和責任心使得廖道南知其難為而為之，結果終於免不了還在年富力強之時就被「屏退」歸田。
故從「孚諫」內、外紀的前、後篇中，讀者不僅能認識當時的種種制度缺陷和社會危機狀況，也能深入了解廖道南的識見、思想和人格。故《湖北通志》說他所言「多所讜益」，然「為忌者所中」，「卒以忌免」。廖道南在《楚紀》中特意安排「孚諫」類目，給予大量篇幅錄入當時官員（包括自己）的諫章和行止，並大發議論，其客觀意義遠遠超出了為自己樹碑立傳和對個人進退的感喟。
因此可以說《楚紀》是值得一讀的。但四庫館諸公為何對它下了一個「殊不足觀」的結論呢？問題的根本在於《楚紀》強烈的華夷觀正是修《四庫全書》時的政治忌諱。《楚紀》略古詳今，多述明代與楚地有關的人物事迹、典章制度。明朝的天下是趕走「胡元」而得到的，但如前所述，廖道南認為元朝的統治是「變」是「亂」，稱「至元則天地晦冥，陰陽爭戰，彗孛天飛，龍蛇走陸，大亂極矣」；一再稱讚宋代抗金的宗澤、岳飛和抗元的文天祥等人「英雄死國，忠義勃興」，「功勒鼎彝」，「雖死猶生」。然後歌頌朱元璋「翦除腥胡，廓清沙漠，日月重華，星辰重輝，山川重潤。……以綿萬世太平之業」。廖道南還強調，「君臣者天地之大義也，華夷者天下之大防也」，認為明代建景德崇聖宮以事古帝王，「特去元世祖之神位及木華黎諸臣」，完全應該。仿照此例，他記敘與楚地有關「古名臣而獨略於元之方伯、廉訪、牧長者，遵聖斷也」，所以也是完全合理的。
明代「正德以來，邊釁漸啟」，廖道南在《清北八箴》中提出「今日急務」是「守疆固圉」，「遏絕狂狡窺伺之源」；在前述諫章中多次申說「夷狄猖獗於邊關」，「邊陲之遠，夷狄竊發」，並為「御夷狄」而總結洪武、永樂時代的作法，稱「國初經略邊防，以胡虜為急，東設大寧都司於朵顏、三衛之地，以控遼東諸夷」等等，所謂「清北」、「控遼東諸夷」都包括了後來入主中原的滿族在內。而在編修《四庫全書》時，在乾隆帝的申飭、指責之下，遭到刪、改、禁、毀的有關書籍，恰恰以帶有華夷之辨思想和文字的作品最多。如此一來，四庫館諸公怎麼敢說《楚紀》的好話？一句「殊不足觀」將其打入冷宮，無疑可以減少他們的麻煩和風險，但這卻又使《楚紀》躲過了刪、改、禁、毀的命運。
當然《楚紀》也有明顯的缺陷，除了因時代限制而難免的天命觀、正統觀、華夷觀之外，還有因為要頌揚鄉邦歷史文化而作的曲意誇大與拔高，如前述「四庫存目」所批評的「以為太祖平陳理於武昌，實開定鼎之基；世宗復由安陸履帝位，更啟中興之業。故以楚地為受命之符，天心所屬」，也並非無的放矢。另外在記載歷史上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物時，把並非出生成長於楚地，或者與楚地關係不大的人物牽引以入，多少有些泛濫和勉強。類似缺陷，也是今天研究和總結地方史、地方文化史之類的專家學者應該引以為戒的。
三
《湖北文征》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王葆心、甘鵬雲、傅岳棻、盧木齋、張國淦等耆宿動議，並開始著手收集資料的地方文化整理工作，後因抗日戰爭而中斷；建國後在董必武倡議下重新啟動，由湖北省文史館於1964年完成編審，但又因「文革」而擱置。從1994年起此項工作得以恢復，由省文史館吳丈蜀、晏炎吾、舒之梅諸公為主幹組成審訂工作委員會，「此次審訂工作，矜慎為宗。除個別明顯誤字及罕見異體字酌予刊訂外，一概尊重原編稿。即有所疑，亦以案語出之，不浪事鉤乙，句讀一仍舊貫，只用圈點，間有是正，不事更張」。《湖北文征》最終於2000年10月出版，該項成果「是湖北學人近百年來集幾代人之心力，搜集元、明、清三代鄉賢遺作，鉤沉拾墜，取精捃華而成，收文八千餘篇，洋洋六百萬言，蔚為大觀」，對於弘揚、研究湖北文化，自是莫大貢獻。《湖北文征》收錄了廖道南的《楚紀序》（《楚紀敘》）等16篇文章。以廖道南「在當時頗負文名」的歷史文化地位而言，可說恰如其分。但把冒名偽纂的《同胡參六祭熊芝岡年兄文》列在最後一篇，且未以「案語」及他種標誌表示「有所疑」，顯示《湖北文征》的幾代編者及審訂者認定該文為廖道南所作，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疏失。
《同胡參六祭熊芝岡年兄文》出自清代同治年間重刻的《熊襄愍公集》末卷所附詩文，作者署名廖道南。熊襄愍即熊廷弼，明代武昌府江夏縣人，字飛白，一字芝岡，萬曆、天啟年間抵抗「後金」（當時滿人尚未用大清國號）名將，遭魏忠賢誣告而被天啟帝下令處死，傳首級於九邊，棄屍骨於荒野，到崇禎朝才昭雪，謚號「襄愍」。祭文稱熊廷弼被殺為「奇禍奇冤」，對「舉國若狂」的忠奸顛倒萬分憤慨，表示「弟等分痛有心，昌言無路」，準備棄官以示抗議，「以一退謝國家，寸心謝良友」。情感激烈，文辭動人。
但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如前所述，廖道南非常強調華夷之辨，對楚地歷代曾與「夷狄」作過抗爭的「先烈」與「時賢」無一例外都要大書特書，如《楚紀》「征獻」內紀前篇就詳記了嘉魚人李承勛（嘉魚二李的堂兄）在正德年間巡撫遼東，加強邊防的功績。熊廷弼功勛遠比李承勛卓著，結局更是慘烈，對於這樣一位也是同府鄰縣的有功之士，廖道南既然在「棄官」之前為熊「年兄」寫過祭文，為何在歸田後所撰的《楚紀》中對熊「年兄」不著一字呢？二是熊廷弼於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年）舉鄉試第一，翌年（1598年）中進士。祭文作者稱熊為「年兄」，即應是鄉試或會試的同時考取者，但查《湖北通志》的人物誌選舉表，發現萬曆「二十五年丁酉科」項下記載，該科湖北中舉者72人，熊廷弼確實名列第一，但並無廖道南之名。「二十六年戊戌系科進士」項下記載，該科湖北成進士者有趙秉忠、汪之彥、張文光、熊廷弼等24人，也無廖道南。再查《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戊戌科進士」條下同樣有熊廷弼而無廖道南。
仍然根據上述兩書檢索，發現《湖北通志》中有廖道南小傳，「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正德辛巳進士，授編修，累官侍講學士，命修《通禮》、直經筵，多所讜益。……為忌者所中，謫徽州推官，明年復職，卒以忌免。著《文華大訓真解》、《殿閣詞林記》、《楚紀》、《元素子集》」。《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也明確記載廖道南為正德辛巳科（1521年）進士。均同《楚紀》卷首《楚紀敘》、末卷中《感遇》、《表記》的記載相符。
各種有關文獻都沒有顯示廖道南的生卒年份，但如前所述，廖道南中進士在1521年，《楚紀》撰成於1545年，這兩點是明確的。而熊廷弼的生年有兩說，即1569年或1573年；中進士在1598年；其被冤殺並「傳首九邊」則在1625年（明天啟五年）。這就是說廖道南中進士比熊廷弼早77年，《楚紀》成書20餘年後熊廷弼才出生，80年後才有熊被冤殺一事，故《楚紀》全無熊廷弼蹤跡毫不足怪。反之，假定廖道南在中進士的1521年也是20多歲，那麼，到了熊廷弼被冤殺的1625年，他就該有120多歲了，而且居然還在為官，準備棄官以示抗議，這不是太奇怪了嗎？
因此可以判定，廖道南與熊廷弼不是「同年」，署名廖道南的《同胡參六祭熊芝岡年兄文》是冒名之作，《湖北文征》將這篇祭文置於廖道南的作品之列，無疑是應該指出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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