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琦：浮生三記（二）

徐國琦，香港大學嘉里集團基金講座教授 (全球化歷史），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其在哈佛、牛津、劍橋大學出版社分別出版的主要英文著作有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亞洲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個共有的歷史》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China and the Great War (《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劍橋大學出版社，2005)，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the Sport, 1895-2008 ( 《奧林匹克之夢：中國與體育，1895-2008》，哈佛大學出版社，2008)，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Great War (《西線戰場陌生客：中國工人和一戰》，哈佛大學出版社，2011)，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中國人與美國人：一個共有的歷史》, 哈佛大學出版社, 2014)等。目前正為哈佛大學出版社撰寫 「Idea of China（《中國思想》）」 一書。

中文著作包括其個人回憶錄《邊緣人偶記》,《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線戰場華工的故事》, 《難問西東集》、《美國外交政策史》（合著）等。

讀檔記

歷史研究的首要條件是對資料的掌握，尤其是對原始檔案和多國檔案的利用。近二十年來，因為我的課題多屬國際史範疇，多國多地讀檔成為我的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個中甘苦，可謂多矣！第一次正式讀檔是1993年夏。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檔案館自然成為我讀檔的第一站。記得我訪問該館時，大部分時間只有兩位學人，我和我的哈佛同學理查德·霍洛維茨（Richard S. Horowitz）。但該館同仁不因人少而降低服務質量，工作十分熱情，服務尤其專業。更難得的是，它處處為讀者著想。讀檔是件苦差事，但在這裡優良的服務環境下，讓人如沐春風、事半功倍。中研院之行因此成為我多年讀檔生活的良好開端。

1994年我到國內一檔案館查閱資料。該檔案館的服務同中研院檔案館相比，可謂天壤之別，根本就是衙門而不是服務機構。它的宗旨似乎是能不讓讀者看，盡量不讓看；能刁難，盡量刁難。讀者的寶貴時間消耗在許多無謂的官僚糾纏之中，讓人如坐針氈，事倍功半。2008年我重返該館，發現服務質量絲毫沒有改善，甚至倒退。僅舉一例為證。1994年時，該館對讀者的複印要求用宋丹丹的小品語言說可謂「那是相當熱情」，可能其中有些經濟實惠，並對國內外讀者實施不同的收費標準。2008年時，該館已改公務員制，提供複印大概對公務員們已沒有什麼物資刺激了，因此能限制則限制。但該館不準拍照，讀者惟有手抄，徒喚奈何。

一家著名圖書館的管理及服務質量及理念實在與其地位不相稱。在我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到2007年期間的多次到該館讀書發現，首先它把讀者分等級，所謂教授級、博導級讀者，甚至按行政級別的，如有些讀物只對局級以上領導開放。由於本人在國外執教，證件不顯示級別，更不是什麼局長，因此在書館讀書時常受歧視。說一件好笑的事。2005年我在該圖書館準備閱讀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體育雜誌。一打聽，在特藏室。但我的讀者證該室不認，需高級讀者證方可。但按書館規定，我不配有此證。並被告知我想看的這些體育讀物只有局級以上領導才有資格看。我不配看。我抱著秋菊打官司的勁頭同大概屬辦公室主任一級的領導展開一場「讀書保衛戰」。可能這位女幹部在兩個多小時的拉鋸戰中被我搞煩了。總之，她同意給特藏室打一個電話，讓我看一看只有局級領導才能看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體育雜誌，而並沒有將我當做一個不明真相的群眾鬧事分子處理。

我在另一家圖書館的讀書經歷也同樣不太痛快。2008年我需要閱讀有關一戰華工的文獻資料，但到此圖書館目錄室及圖書網一查，一無所獲。然而根據我的調查，此圖書館絕對有一些相關資料。不得已，到圖書館諮詢部打聽。答曰，交五百元人民幣，可代為查找。的確，交錢後，很快被告知有不少資料。可由他們代為複印。於是再交高額複印費，方得收貨，一如營利單位。後來一看，許多複印的資料文不對題，缺字不少。

近年來國內大學紛紛以建立國際一流大學為己任。的確，從硬體看，許多大學已經相當好了。但從軟體看，則差距世界一流大學甚遠。一流的大學必須是開放的大學，許多美國大學圖書館為了吸引校外學者利用其珍藏，甚至提供旅費。我移居密歇根後，附近的密歇根大學及芝加哥大學很快為我辦好長期使用它們圖書館的有關證件，沒有任何刁難。但中國的一些一流大學，很少有這種開放的胸懷。校外學者如想看珍藏，可謂難上加難。每次我如需閱讀國內大學藏書，經常不敢自己登門，只好請在學校里工作的朋友幫忙。

1995-1996年我開始到歐洲繼續為我的中國與一戰課題讀檔。第一站是當時德國首都波恩。目標主要是德國外交部檔案館。該館位於外交部本部內，當時每天只接納大約十位學者。需提前獲准後方能每天進館。該館當時還有一條規定，所有國外學者須在到館一周內出示本國在德大使館文化處的介紹信，否則即失去繼續使用該館的資格。此類介紹信實屬形式，我的美國同學奧利夫·格里芬（Oliver Griffin）當時也在該檔案館看檔， 他告訴我說美國大使館有現成介紹信，任何美國人可隨時任意索取。可是這種似乎是易如反掌的事，輪到我卻成為無法逾越的障礙。德國人辦事認真是有名的。每天我進館時，都忐忑不安，總覺得那位漂亮的德國管理員小姐隨時會把我趕出去。本來德國檔案里的德文花體字已經弄得我頭昏腦脹，拿不出一紙介紹信的緊張讓我根本無法專心閱讀這些德文文件。忘了是進館的第幾天了，乾脆向那位幾天來讓我如做針氈的管理員坦白。她狠狠的盯了我一眼後，就把我領到館長室。該館長大概也是一個級別不低的外交官，看了看我的資料後說，既然你是哈佛大學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教授介紹來的，我們就網開一面，讓你繼續在這讀檔。謝天謝地，我只要能讀檔就行了。

在德國幾個檔案館盤桓了幾個月後，轉戰法國巴黎的外交部檔案館。在巴黎的六個月，是我讀檔比較得心應手、心情愉快的時間，沒有煩人的大使館介紹信的糾紛。當時巴黎的中國大使館比較人性化，周末甚至向華人提供便宜飯菜、活動場所，及開放圖書館。看來天下烏鴉並非一般黑。在巴黎外交部讀檔的一個挑戰是必須早起，在檔案館開門前把護照或其它證件交到兩位法國小姐處排隊。因為每天座位牌發光後，即不能入內。我當時在巴黎拉丁區租了一間屋，與巴黎著名的索邦大學（巴黎第五大學）及先賢祠僅一牆之隔，並與巴黎聖母院不遠。屋雖小，但廚房洗澡間齊全，臨近地鐵。每天起床後，在到地鐵站的路上買一加長麵包加火腿腸。一分為二，一半為早餐，在路上即解決（頗像當年本傑明·富蘭克林在費城當學徒工時情景）。另一半為中餐。這樣可以不出檔案館門。雖辛苦，但每天的位子得到保證。

在巴黎讀檔有三件有趣的事，至今仍記憶猶新。第一件事是法國外交部可憐的兩位法國小姐每天在叫我的名字時不知道怎麼發Xu Guoqi。對西方人來說，x 及q在中國人的名字里可謂天書。所以每天早晨在嘈雜的接待廳里，我必須注意力集中，因為每到兩位小姐在叫名時如有大概十秒的沉默時，可能就是我了。我即擠到窗口說，「是我」 (C』est moi)。十之八九能拿到我的座位牌。第二件事是有關法國人的法語文化自豪感——法國人只願意跟外國人說法文。我在哈佛雖然受到法語訓練，但我的口語比讀要差得遠（在我所在的美國史專業，在成為博士候選人之前只要通過德語及法語閱讀考試即可）。所以每天進館後我都得在填好索檔單後，要結結巴巴的解釋我所要的文件，每天的折磨可想而知。這樣被折騰了幾個月後，我的法語口語雖有所長進，但仍未達到得心應手的地步。更有趣的是，因為天天在一起，這些檔案工作人員跟我們幾個常客開始熟悉起來。有一天其中一個竟在閉館後跟我們幾個讀檔人一起出去喝酒。這位老兄過去不管我在交涉檔案時怎麼為幾個想不起來的法文單詞憋得臉紅脖子粗的時候，他總是怡然自得的紋風不動，假裝聽不懂英文。現在一杯酒下肚，居然說一口漂亮英文。我當時差點一腳把他踢翻，恨恨的罵道，「You son of bitch! Why haven』t you spoken English with me when I have trouble with French in last several months?」（你這混蛋！為何以前不說英文？） 這位老兄脾氣倒不錯，居然一點不生氣。但此後，在工作時他偶爾跟我說英文了。第三件有趣的事發生在巴黎郊區的法國陸軍部檔案館。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有一天，我調閱有關一戰期間法招華工資料。等檔案收到時，發現法國工作人員搞錯了。送來的這一箱子檔案屬義大利工人為法做工資料。只好請他們再提調我所要的檔案。但下一批檔案要過至少兩個小時才能到，為消磨時間，便隨手翻閱該箱義大利工人資料。讓我喜出望外的是，就是在此箱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檔案里，我找到了我一直苦苦追尋的一卷一戰華工方面的重要文件。這份資料莫名其妙的被錯放在義大利的資料里，老天有眼，居然因法方檔案處理方面的多重失誤，讓我鬼使神差的發現了，「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那一晚回住處後，一個人喝了兩瓶法國葡萄酒！好不得意。

下一站是倫敦。主要目標是英國國家檔案館（當時叫Public Records Office）。1996年我到此的主要目的是繼續為我的博士論文找資料。記得1996年時，我總覺得他們給我的檔案中間有空檔，但目錄上就是找不到。迫不得已，向該館資深館員諮詢。過了幾個星期，這位老先生答覆說，我的感覺是對的。確有五卷一戰華工檔案缺失。原因是英國在二戰時將許多檔案轉移到香港，但戰後並非所有檔案都安全返回。他估計這缺失的五卷資料如還在人間則有可能還在香港。他這一「估計」害得我兩度到香港專門尋找這批失蹤的資料，可惜到今天還是勞而無功，毫無線索。好在除此之外，我1996年英國兩個月的研究之行可謂大功告成。2009年1月我在寫一戰華工一書時，重返英國。找到了許多當年沒有看到的文件。我的體會是儘管現在是高科技時代，但檔案研究容不得半點投機取巧，要用恆心和耐心，更不能一味依賴電腦，要學會順藤摸瓜。我的許多珍貴資料就是在電腦目錄上沒有、檔案館的諮詢專家都找不到的情況下，我用笨功夫旁敲側擊，用鐵杵磨成針功夫的慢慢掏出來的。急於求成和想找捷徑是檔案研究的大忌。

本文原載於《在美國發現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感謝作者授權本公眾號發布，發布時略有刪減。

敬請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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