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從英雄到賊子的推手：陳壽與習鑿齒、朱熹、羅貫中
曹操被評為奸臣，主要是南宋政權開始。可以說，對曹操評價有一個基本歷史脈絡，這個歷史脈絡中，有三本書和一個人值得注意，即《漢晉春秋》《三國志注》代表著「反感曹操的歷史基因」；這種「反感」經朱熹這位儒學大師的「定調」，在知識精英階層形成了統一意見；再經《三國演義》的渲染曹操的形象被徹底顛覆。
關於曹操的歷史脈絡和功績，我想我就沒有必要說了。直接進入正題。
（1）晉朝到唐朝的「尊曹」階段
陳壽《三國志》開始，到南宋朱熹截止，這是「尊曹」階段：這一階段雖有《漢晉春秋》、裴松之（372年-451年）的《三國志補》等對曹操提出一些批評，但因為其影響力，以及曹操的歷史功績、文學才能，受到後世到唐朝的集體尊崇。即使到了北宋，在傳統史家筆下，曹操仍然是正面人物。
例如司馬遷說其「……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群雄，幾平海內。」
但這一時期，因為隨著儒家「正統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統治階層為了防止江山被他人竊取，也已經開始對曹操有所批評。這種現象不能不影響到民間，但總體上，唐朝仍然以「尊崇」為主，批評肯定是有的。誰不批評別人，又不被別人批評呢？
例如李世民對曹操的評價就「反覆」。《唐太宗文皇帝祭魏太祖武皇帝文》就有「觀沉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乖詢國之情，有無君之跡」，很顯然，是在批評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行為。
同時，對其為人多以批評，稱其「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
可李世民也有「帝以雄武之姿，常艱難之運。棟樑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乎往代」一說。所以，唐宋之際總體上對曹操評價比較多元化。
這一時期，對曹操地批評以「挾天子以令諸侯」「氣量不足」為核心，總體上仍是部分知識精英階層的看法而已，並沒有延伸到大眾階層。
（2）自宋真宗到近代的「貶曹尊劉」階段
到了南宋問題開始複雜。宋高宗偏安一隅，形成了類似於劉備那樣的「偏安」政權。面對強敵金國，必然要尋找「精神上的榜樣」用以對敵。所以，金國的替代品曹魏政權出現，南宋文人階層開始從歷史找尋「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力量」。
朱熹甚至如此評價曹操「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又，苦寒行云：『悲彼東山詩。』他也是做得個賊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
以朱熹為代表的文化精英其實承襲的是習鑿齒（317—384年，或325—393年，或328—413年）的《漢晉春秋》的諸多觀點。
習鑿齒乃是東晉人，因反對桓溫謀逆被降職，其晚年生平多有分歧。但總體上，他對佛教在我國的傳播起過很大的作用。在對歷史的貢獻主要是《漢晉春秋》，這本書被收錄《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總目》中有過這樣一句話：「習鑿尺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也就是說，朱熹以前史學界多以陳壽觀點為準，朱熹以後史學界多以習鑿齒為主。
《四庫全書總目》還認為：習鑿尺將東晉比為蜀、朱熹也將南宋比為蜀。陳壽是晉武帝手下，晉武帝天下來源於曹魏，所以，陳壽只能講魏武視為正統。因此，自朱熹以後，人們都對曹操開始批評。
其實，今人觀點和《四庫全書》的觀點基本一致。
南宋之後，元朝統一，元朝的「儒家化」努力最終失敗，在這一過程中，漢人知識精英、大眾對上述心理需求更加迫切，終至《三國演義》做了總結鋪墊。《三國演義》作為一部在「民間文學、曲藝」基礎上由文人升級化的作品，代表了幾百年來人們在「弱勢漢人」情形下的一種自我解救——儒家固化的必然結果。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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