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風中之城喀布爾》： 撥開暴力，尋找真正的阿富汗

原標題：紀錄片｜《風中之城喀布爾》： 撥開暴力，尋找真正的阿富汗

《風中之城喀布爾》海報。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2016年7月23日下午兩點多，阿布扎·阿米尼和幾個朋友在位於阿富汗首都喀布爾西部的德瑪贊廣場上，拍攝哈扎拉人的一次和平示威。2015年末，亞洲開發銀行批准了耗資巨大的阿富汗能源供應改進投資項目。阿富汗政府卻在此後變卦，對本來途徑巴米揚省的項目進行了改道，徹底繞開這個哈扎拉人聚居的地區。在基礎設施落後又因戰爭而滿目蒼夷的阿富汗，亞行的資助可能直接改變幾代人的命運。

遊行從早上七點開始，德瑪贊是全程終點，廣場上此時聚集了幾千人，遊行達到高潮也接近尾聲。阿米尼一行扛著設備跟拍了一天，又渴又餓。恰好他的住處離廣場不遠，就讓其他人留在原地，自己回去拿水和食物。正當他在住處找東西的時候，外面傳來一聲巨響，窗戶玻璃應聲而碎。過了一分鐘左右，又傳來第二聲巨響。阿米尼跑回廣場上，目光所及是一片血海。幾分鐘前還在抱怨飢餓的朋友，再也不能跟他一起拍片了。

下午兩點半，兩名恐怖分子在人頭攢動的德瑪贊廣場上先後引爆了身上的炸彈，造成近百人死亡，重傷無數。這在當時是2001年後阿富汗傷亡最慘重的恐怖襲擊，史無前例地受到了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的共同譴責。主要活躍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宣布對爆炸負責，但之後又矢口否認。德瑪贊廣場慘案至今沒有找到主謀。

「要是晚走兩三分鐘，我就不能在這兒跟你聊天了。」阿米尼在阿姆斯特丹卡爾頓酒店的咖啡館裡對我說。他身材高大，聲音溫柔，不談及暴力和死亡的時候，嘴角總帶著一絲笑意。很難想像這是一個屢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人。

十一月下旬的阿姆是世界電影人矚目的中心，全球最重要的紀錄片電影節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在這裡舉行。作為媒體和產業主會場之一的卡爾頓酒店裡人來人往，一個多小時的採訪幾次被人打斷，大家都想跟阿米尼和他的製片人趙佳說上兩句話。11月14日晚上，阿姆斯特爾河畔的皇家卡雷劇院里，他的長片處女作《風中之城喀布爾》作為本屆IDFA的開幕片，在全球媒體、政客和紀錄片行業的造雨人面前舉行了首映。

拒絕展示暴力

哈扎拉族政客一直是自殺襲擊首當其衝的目標，德瑪贊廣場傷員中就有一位。恐怖分子見他屢次死裡逃生，就把矛頭指向了兩次救其性命的安保人員，也就是影片兩位小主人公的父親。但離任後，不但恐怖分子沒有善罷甘休，他也因為在軍旅生涯之外缺乏其他經驗，導致失業而生活拮据。於是他決定隻身遠走他鄉，去伊朗避難，同時賺錢養家。我沒有劇透，也無意敘述劇情，上面的這些都是導演道出的影片前史，並不在片中。我們能看到的只是一個即將遠行的父親帶孩子們到墓地，跟死於爆炸中的朋友和同事道別。

德瑪贊廣場襲擊發生後，人們把遇難者集體安葬在旁邊的山頭上，喀布爾本就很重的風沙，在山頂上更加凌厲。但片中人物談論死亡時平靜的語氣和小孩在墳間嬉戲的場面，讓你想不到鏡頭前後的兩個男人，都曾看著親朋好友死在自己眼前，而這些人就埋葬於此。從第一個鏡頭起，《風中之城喀布爾》就拒絕賣慘，拒絕給暴力任何空間。

阿夫沙辛。

本雅明。

影片的兩條主線都是講喀布爾普通人的生活。其中一條就是父親去國後必須挑起家庭重擔的阿夫沙辛和本雅明兄弟，他們的天真讓電影有了一份恰到好處的幽默感，在沉重的氛圍中給觀眾一點喘息的餘地。拍攝小孩本來很困難，特別是在大人缺席的情況下（他們的母親在片中始終沒有露面），但是阿米尼迅速取得了兩兄弟的信任。「我們的關係很好，因為他們現在的生活就是我的童年，我們彼此理解。」阿米尼說，「他們在我的鏡頭前非常放鬆。」但是，當他們坐下來面對鏡頭講述自己的生活時，擔心害怕甚至是心理創傷依然十分明顯。

阿米尼拍攝的德瑪贊廣場素材還都保存完好，因為那天機器一直由他帶在身上，但是這些鏡頭並不符合影片的整體風格，因此並沒有出現。我問他以後會不會把這些素材用在其他片子里，他毫不猶豫地表示絕對不會：「大家都知道阿富汗充斥著暴力和戰爭，電影再去展現這些東西，有什麼意義呢？」藝術不應該只是「展示」，或是滿足人的偷窺欲，它有其他方式讓觀眾感受到痛苦，對於阿米尼來說，這就是電影的意義。

恐怖的威脅不是存在於一個人間地獄式的平行空間里，這是新聞報道容易給我們造成的印象，實際上它就潛伏在孩子們嬉戲的間隙和普通人勞作的時候。這些像我們每個人一樣照常上學上班，用力生活的人，可能下一秒就會消失在汽車炸彈或是自殺襲擊中，這才是最大的恐怖。暴力一旦在銀幕上展示出來，那種讓人不適的壓迫感反而就被釋放了，觀眾在這種極端的畫面面前會失去共情和思考的能力。「最觸動人的不是哭泣，而是淚水將流未流之時。」阿米尼說，「流血之前才是暴力與苦難最令人深思的時刻。」但是首先必須要看到這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跟他們一起嬉笑哭泣，才能讓我們超越死傷人數和電視機上血腥暴力的畫面。

尋找真正的阿富汗

阿富汗是一個充滿了苦難和危險的地方，這一點沒有人否認。政治和軍事的混亂到處都是，但是很少有人願意近距離看一看生活於期間的人，而人不才是最重要的嗎？信息爆炸時代的媒體，帶給我們的是無窮無盡的符號、概念，讓人一知半解、以偏概全。就連13歲才離開阿富汗的導演本人，也承認曾被「洗腦」。

阿米尼二十多歲的時候第一次重回故國，滿腦子都是西方媒體中對阿富汗的刻板印象。「我以為會看到滿街蓄長須的男子帶著成群妻妾，但是他們在哪兒？我到處找，就是找不到。」他找到的是勤勞的普通人，起早貪黑養家糊口，除了生活更為艱辛，與我們無異。《風中之城喀布爾》的另一個拍攝對象，個體公交車司機阿巴斯，就是他們中之一。

阿巴斯。

他穿越沙塵籠罩的城市招攬乘客，超負荷的工作卻只帶來微薄的收入，還不足以還買車的債款。當賴以維生的公交車發生故障，生活的重擔逼他作出不得已的決定。然而在用了大半部電影讓觀眾們對他越來越同情之後，導演冷不防地揭開了阿巴斯不願告人的秘密，讓人物迅速立體而複雜起來。「這就是大多數阿富汗人的模樣，」阿米尼覺得阿巴斯是所有阿富汗平民的縮影，「他們本質善良，但在絕境中不得不用一些小伎倆求生。讓自己良心不安之外，還常常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阿巴斯的妻子是片中出現最多的女性，雖然只用了一段素材，卻把家中微妙的關係解釋得非常清楚。作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她在與丈夫談及生計和家庭開銷的時候顯然掌握主動權，與想像中的穆斯林婦女情況大相徑庭。阿米尼說，這才是大多數阿富汗女性的生活：「我支持阿富汗女性獲得更多權利，她們需要受教育，需要發展自己。這不僅是個政治議題，對從家庭和個人也很重要。」也許一些相對富裕又受宗教極端主義荼毒的國家對女性壓迫比較嚴重，但一個為生計掙扎的國家是沒有功夫去做這些的，底層有其自身的邏輯和生存之道。塔利班也正是因為看不慣這樣的生活智慧，才會屢屢動用暴力，想要實施極端統治。

用生命拍電影

阿布扎·阿米尼來自巴米揚省。2001年上半年，塔利班摧毀了有近一千五百年歷史的巴米揚大佛，整個地區民族和宗教關係緊張。家裡便把他送到歐洲避難，幾個月後就發生了911事件，接著是連綿不斷的戰火。但他不喜歡我用「難民」來概括這段經歷，因為這個詞在如今的歐洲和全世界都帶有很強的政治意味。他關心實時和阿富汗的命運，但是坦言自己搞不懂這一切，而且「看得越多越糊塗」。

跟很多流亡海外的阿富汗人一樣，阿米尼曾經以為美國會帶來民主和安定，但事實讓所有人失望。西方人付出了巨大代價要消滅塔利班，不但沒有做到，還多了伊斯蘭國等大大小小二十幾個恐怖組織。他們要斬斷毒品貿易的根，但阿富汗的罌粟種植和鴉片產量都成倍增長，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的最新數據，去年全球鴉片產量10500噸，其中9000噸產自阿富汗。還有腐敗贏弱的政府，以人民為人質向國際社會索要救助款，與民主自由的陳諾相去甚遠。自殺式襲擊也愈演愈烈。

「我自以為了解這個國家的內外衝突，以為能認清敵友。但是我錯了。」阿米尼的語氣中不無失望之情，「回到阿富汗才發現，沒有人知道敵人是誰，所有人都在與所有人為敵。」

他憤青似地曆數阿富汗諸多問題，讓人不禁想了解拍攝前對安全問題的考量。阿米尼沉思了一會兒，說他把電影人分成兩種，一種把電影當作一份工作，跟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沒有區別。還有另一種電影人，對他們來說，電影就是生命，離開了電影就無法呼吸。而他自己更接近後者。「只要有拍攝需要，任何地方我都會去。我當然也會害怕、焦慮，整個過程都非常困難。但是在拍電影面前，危險是一個不相干的問題。」不能拍自己想拍的東西，對他來說也是一種死亡，所以去拍可能會死，但不去一定會死。除了去拍攝，他的生命沒有其他的可能。

如果生死的話題過於沉重，阿米尼的拍攝流程也體現出他以電影為生命的態度。按照採訪紀錄片導演的套路，我問他前期調研的情況。「我不喜歡『調研』這樣的說法，」他的回答非常直接乾脆，「調研、前期、拍攝，這樣的分法完全沒有意義。當我開始接觸拍攝對象的時候，拍攝就已經開始了，電影製作就已經開始了。」

絲綢之路的緣分

阿富汗導演阿米尼和中國製片人趙佳在2018IDFA的開幕式上。

IDFA選擇《風中之城喀布爾》來開幕，除了影片質量外，幕後製作投資的高度國際化也很重要。阿富汗導演、中國製片人、荷蘭剪輯師，德國和日本的資金，北京赤角負責國際發行也是中國公司在藝術電影國際銷售中的一個大事件。國籍和文化的隔閡在這部影片的合作中彷彿消弭了。然而事情要靠人來做，製片人趙佳神奇的個人經歷是促成這種大國際化合作的重要因素。

來自四川成都的趙佳從小喜歡畫畫，但在家庭影響下還是讀了理工科，考進同濟化學系，後又留學日本和荷蘭，取得生理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她在荷蘭的日企工作，一直做到歐洲總部的總監職位。生活穩定後，她又重拾小時候的愛好，工作之餘在當地美院學習，還辦了個人畫展。這些看上去毫無關聯的經歷，在製片工作中全都用上了。她流利的德語和日語幫助影片順利拿下德國基金會和日本NHK電視台的投資，高管經歷和項目管理經驗跟製片人的日常工作完全吻合，美術功底則幫她深入理解電影藝術。多國學習工作的經歷更是打開了眼界，提高了文化理解和包容力。

2014年，趙佳從跨國公司歐洲高管的職位上辭職，專心投入電影事業。一年後就有了第一個進入IDFA的項目。2016年，她擔任製片的中國女性題材紀錄片《落下花長滿葉》進入IDFA荷蘭競賽單元，導演是一位荷蘭女性。去年，中國導演王申拍攝華裔移民在希臘救助難民的《芳舟》進入同一單元，也是由她製作。今年的《風中之城喀布爾》獲得首秀單元評委會獎，不僅為導演繼續創作提供了有利條件，也幫她達到了製片生涯的新高度。

為了影片的拍攝，趙佳也去過阿富汗，對當地的情況有直接感受。三年的拍攝時間對有些紀錄片人來說可能並不算長，但在喀布爾這樣的高危地區，卻總是讓人提心弔膽。在不影響拍攝質量的情況下，她會控制導演去當地的次數和時長，把風險降到最低。「就算只談電影製作，他也得回來把片子剪完啊！」趙佳打趣道。阿米尼則說，他在阿富汗的時候，趙佳經常打電話給他，叮囑他注意安全，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過他還是去了人山人海的德瑪贊廣場，並且差點送命。藝術家都是不聽話的孩子。

也正是阿米尼對電影不顧一切的熱情感染了趙佳，對她放棄之前成功的事業投身電影起了很大作用。除了趙佳自己的木裔影視（Muyi Film）外，兩人還共同創立了絲路影視沙龍（Silk Road Film Salon），公司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兩人的背景和國際合作的意願。對於趙佳來說，與阿米尼的合作也是自己成長的過程，十年來她一步步從行業新人成為了IDFA上炙手可熱的製片人。阿米尼則認為趙佳是最理解他的製片人，是他的「知己」。這十年，他與其他人合作拍攝了不少短片，今年更是受戛納導演雙周邀請，參加了合作項目，但最後還是回到絲路影視沙龍，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長片。

趙佳在IDFA開幕式上說，《風中之城喀布爾》如此國際化的製作，有驚喜也有困難，合作的過程就是相互理解和求同存異的過程。藝術家和製作團隊克服了他們間的差異，找到了對藝術理解的共性；也縮小了與拍攝對象之間的差異，找到了人之間的共性。阿米尼拍攝阿富汗的作品總是聚焦哈扎拉人，我問他這樣的選擇是不是有違他們開放合作的精神。「我也想拍其他種族的故事，」他臉上有難掩的失望，「但是他們不讓我拍，不砸我機器就不錯了。」有時候，我們被鄰人排斥，卻在絲路的另一端找到了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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