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進步真的可以剪裁人類的價值偏好嗎？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助理教授，文章僅代表本人觀點）

最近，國家衛健委開始建立無痛分娩試點，並逐步向全國推廣，這可以說是一大進步。

無痛分娩在技術上並不新奇，在西方國家已經有上百年的成功實踐，今天早已成熟。但無痛分娩在中國的推廣卻遭遇著重重阻力。一方面是因為誤解和迷信，比如相信麻藥會讓孩子變傻；另一方面也有守舊的倫理傳統的影響，在陳舊的觀念中，女性的個人感受並不被重視，相反，產子時的艱難和痛苦甚至被認為是好事，例如能夠加強對孩子的珍惜感之類。

同樣的衝突也發生在諸如剖腹產、試管嬰兒和基因技術等等領域之中，新技術的應用與保守的觀念經常形成衝突。

如果一個當代母親，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從不做孕檢產檢，不科學飲食，在家請穩婆接生，遇到早產或先天性疾病的嬰兒也不去醫院救助……如此的話，我們很可能認為她是不負責任的。對古人而言完全正常的生育準備，在現代人眼中是遠遠不夠的。相反，在現代人看來無比正常的輔助技術，比如剖腹產或無痛分娩，在古人眼中也許是離經叛道的。如此想來，某些現在我們看來離經叛道的、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技術操作，比如利用基因編輯技術讓嬰兒更聰明、更美麗、更健康，也許在未來也會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我們不僅難以阻擋技術的飛速發展，也難以阻擋思想觀念、倫理文化方面的變遷。從歷史上看，往往是倫理在適應技術的發展，而不是技術來適應倫理的約束。一門新技術挑戰了舊有的倫理怎麼辦呢？很簡單，打破舊倫理，建立一套適應於新技術的新倫理就好了……

那麼，當我們試圖利用新技術讓人們或後代們變得更聰明、更美麗、更健康時，我們採取的衡量標準又是哪裡來的呢？何謂聰明？何謂美麗？何謂健康？這些標尺與倫理學本身一樣，也是隨著時代而變遷著的。

有人要問：去除遺傳病，總是更加健康吧？但此事也並不那麼簡單。事實上，「遺傳病」在進化論下就是一個很詭異的東西。如果某種遺傳病總是壞事，那麼攜帶這一基因的人群的生存能力必然更差，因此在漫長的進化史中，經歷著所謂「優勝劣汰」，早就應該被淘汰沒了才對。而如果一種病症能夠相對穩定地一代代遺傳下去，那麼它事實上理應有某種特殊的生存優勢。

的確如此，科學家逐漸找到與一些遺傳病相伴隨的生存優勢，比如帶有鐮狀細胞貧血症基因的人群，更容易抵禦瘧疾，因而在瘧疾高發的地區有其生存優勢。優勝劣汰並沒有一個絕對的「優」的標準，適者總是相對於環境而言的，而環境本身總是多樣的和變化的。在一個地域和一個時期的優勢，到了另一個地域或另一個時代可能就變成了劣勢。

另外，許多時候，天才與瘋子只有一步之遙，許多天才所具有的天賦，在另一些人身上未必是什麼好事。偏執能讓人瘋癲，也能讓人專註。那麼比如說，有一種基因特性讓人有10%的可能性變成瘋子，那它是一個劣勢的基因嗎？但如果擁有這個基因的人，同時還有0.1%可能性變成愛因斯坦呢？

聰明、美麗之類的衡量，時代性就更為顯著了。善於編程的人在今天是聰明的，但在古代卻無用武之地。博聞強記、倒背如流在古代無疑是聰明人，但在隨手就可以用搜索引擎來檢索信息的今天，就沒那麼了不起了。

因此，當我們說某一技術能帶來某一好處時，我們還需額外注意，我們會不會因此把某種本來大有局限的尺度，揠拔到了過高的地步？我們會不會壓制了多樣性的生長空間，而讓單一的尺度過度膨脹？

因為每一項新技術，往往都綁定了某一套特定的評判標準，而當這一新技術席捲世界的時候，同時也就把某一種價值尺度擴張到極致。

比如說，整容技術理論上能夠讓人臉千變萬化，但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在一個全民整容的國度，人臉卻是變得越來越單一而不是越來越多樣。

那麼在基因技術的未來，我們有信心逆轉這一趨勢嗎？當我們有了極端精密的技術，能夠從出生起就定製一個人的各種屬性時，人們會變得更趨同還是更多樣呢？比如說，在特定環境中有好處的遺傳病基因自然會被清除，會造就愛因斯坦但同時會增加瘋癲幾率的基因也不得不被負責任的父母預先清除。

正因為現代技術的發展總是超前於倫理學的發展，因此當某些價值尺度被新技術裹挾著流行世間時，人們甚至對此毫無所覺，新技術的鼓吹者們自以為擺脫了過時倫理學的牽制，卻想不到他們自己的價值觀才是裹足不前。

與新技術捆綁在一起而得到促進的單一尺度也許適合此時此地的價值或審美，但多樣性和偶然性的喪失卻限制了我們對未來的適應力和想像力。倫理學應當為變化中的未來敞開胸懷，不只限於敞開胸懷去迎接新技術，也應當努力為價值的多元性留出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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