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絲綢之路興衰的不是商人，而是當時在西域的駐軍

繼續說這本《絲綢之路新史》，前面講的時候我賣過一個關子，說西域出土的絲綢更可能是貨幣而不是商品，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熟悉歷史的人可能知道，唐朝前期實行的稅收制度叫租庸調。 「租」的意思是給國家交糧；「庸」是為國家服徭役二十天，但也可以用三尺絲絹來頂替；而「調」呢，則是為國家上交絲絹。你看，除了「租」以外，剩下的兩種稅收形式都可以通過絲絹來實現，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絹和綢在古代就像是流通的貨幣，是一種支付的方式。

作者韓森在這本書里就認為，絲綢之路之所以成為了絲綢之路，是因為絲綢成為了最喜聞樂見的支付手段。這其中有兩個原因。因為絲絹的重量輕，便於攜帶和運送，所以當國家要為西域提供資金支持的時候，絲綢無疑是最好的支付手段。而在西域，人們也往往更喜歡接受絲綢。西域的政局總是在動蕩中，許多人擔心錢幣會失去價值，而絲綢無論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失去它的價值，起碼還可以拿來做衣服。政府從民間收上來絲綢，再把絲綢當作軍餉發給西域士兵，而士兵再用絲綢購買西域當地的口糧、馬匹、衣服、鞋子等一系列日用品。

西域的經濟相對還是薄弱的，所以從當地獲取的稅收只佔軍隊開銷的10%左右，剩下的缺口和龐大的邊防支出都需要中央直接供給，這些資金很大一部分是以絲綢的形式提供的，所以沿途出土的大量絲綢，可能大多數並不是販賣的商品，反倒是政府西域邊陲將士們的軍餉。絲綢以這樣的方式流入到了西域民間，促進了西域經濟的發展。所以，西域的繁榮並不是建立在商業貿易基礎上的，而是依靠於駐守士兵的消費所形成的市場。

在西域，如果想要把生意做大，最好的方式就是和駐軍與朝廷打交道。在出土的文書中能夠發現，凡是一些數額較大的生意，都是和官方的買賣，而這其中尤其以牲畜為主。在樓蘭出土的文書殘片中，作者就找到了當地漢朝軍隊用4326匹彩絹換得319頭牲畜的交易記錄。相比於民間商隊，這個交易額已經是相當巨大的了。

而唐朝軍隊也有用1200斤鐵或1000尺布來換取北方游牧部落手裡馬匹的記錄。而這個馬的生意也並不是雙方之間達成的，粟特人以及其他西域民族也會捲入到販賣馬匹的生意中，成為中間商。這些西域馬匹不僅是當地軍隊所需，還是漢朝或唐朝整個軍隊重要的補給物資，這種買賣要比一些民間的小買賣大得多。這些買賣造成的繁榮景象其實是軍隊和國家的需要所造成的，並不是民間市場的需求。

唐朝和漢朝在西域大量駐軍的時間都不太長，所以一旦駐軍撤退，中央政府也不再在當地購買牲畜馬匹的時候，市場的活力就會大大降低。比如在安史之亂以前，龜茲國王用來支付本國軍隊的貨幣就是唐朝的開元通寶銅錢。在那個時候，開元通寶和絲綢一起，源源不斷地流入到龜茲國內。而在漢人的駐軍撤離後，也就不再有大宗政府採購的生意可做了，開元通寶銅錢也就再也沒有流入這個地區了。

所以作者才會提出這樣的觀點，決定絲綢之路興衰的不是商人，而是中原王朝在西域的駐軍，真正的大買賣還是要和國家來做。而這也進一步說明，我們單純地把絲綢之路想像成一條路是大錯特錯的一件事情，起碼在西域，它是以駐軍為核心點而展開的、網狀的經濟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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