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利群 | 40年，我的中國古典音樂流水賬

1979年是中國古典音樂界的歷史性紀年。3月，指揮家小澤征爾率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6月，斯特恩訪華；10月，小提琴家梅紐因和指揮家大師卡拉揚前後登陸中國。堅冰已經打破，航船破浪楊帆。四十個春秋，彈指揮間。這些年發生的事情，即便寫一本大事記也難免掛一漏萬。作為一個見證者，姑且擇其要者記個流水賬。

前段時間，朋友發來一張圖片。街頭一簇人群中，兩個人物特別顯眼。前景有個戴帽子的男子無關緊要，走在中間的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藍制服，像個四十多歲的工人，面色張惶，似有心事。後邊這位黑色毛衣外披一件白色西服，風度瀟洒，眉宇間卻透著一絲凝重。雖然帶著茶色墨鏡，明眼人也能認出是指揮家卡拉揚。工人模樣的人是前中央樂團的指揮家李德倫。如果不仔細辨認斷斷認不出來。

1979年，卡拉揚與李德倫

1979年是百廢待興的第一年，我剛在讀大學。10月下旬的一個傍晚，回家路上赫然看到貼在西四附近的音樂會海報，方知卡拉揚帶領柏林愛樂樂團到訪北京，由此記住了指揮和樂團的大名。那時候，作為圈外人，卡拉揚有多厲害，柏林愛樂樂團有多了不起，完全沒有概念。海報沒貼牢，一個角在夜風中不停地掀動。身上還略有寒意。演出沒看成，不賣票。出了事故到是真的。當時我國還沒有波音747型飛機，機場舷梯高度不夠，柏林愛樂隊員下不來。只好臨時接了一節，雖然大部分樂隊隊員都下來了，連接的舷梯還是斷裂，不幸摔傷了後面的雙簧管和大提琴手。震怒之餘卡拉揚卻難以發作，連忙起身去探問情況。（大提琴手摔斷了腰，當即送回國手術）柏林愛樂自己演出兩場，和中央樂團合演了一場，由文化部統一安排各地專業人士來京觀摩。其後的1979年底，李德倫先生收到柏林愛樂樂團經理彼得·吉爾特的來信，邀請他在1980-1981年的音樂季期間來指揮柏林愛樂的兩套音樂會。無論對李德倫本人指揮技藝的提高還是對中國交響樂事業的發展，這樣的機會都屬於天上掉餡餅。可惜訪問因非個人原因未能成行。後來在中央樂團說到這個事，李大爺難免心有遺憾。

卡拉揚在北京

這個十年里（1979--1989），還有兩件事不得不說。一是唱片業。1984年前後，市面上開始出現進口音樂磁帶。這比從收錄機翻錄的音質好很多。從磁帶封面的文字上，愛好者們慢慢知道了樂團和指揮的名字，對於樂曲的版本也開始有所認識。我最早買到的舒伯特交響曲全集就是五盒套裝（EMI出品，卡拉揚指揮），音質和品相都很好。算下來合8元一盒，而單盒怎麼也要10元或者12元。1985年，中國圖書音像總公司（簡稱「中圖」）在北京展覽館舉辦了第一屆北京國際音像製品博覽會，說眼花繚亂一點不為過，原來國外有這麼多的唱片公司，也是頭一次看到了激光唱片。北展的博覽會是標誌性事件，八十年代後幾年，北京陸陸續續開了很多家音像店，東四南大街248號是中圖公司的門市部，還有王府井外文書店樓上，光八面槽那一帶就有三個店。八面槽西北角那家樓上還有音樂類外文圖書。仿版的格羅夫音樂詞典（中文）雖已不全，但仍然很值，早幾年160元可以買全套。

中圖公司音像部定期編寫的目錄索引就放在門市，每次去都拿一本新的。那個年代，大家的收入不高，一次也就買幾張。當時的標價分三種：正價85.8元，中價65元，低價40元左右（CBS，也就是後來的索尼標價不同，他們正價當時才39元）。主要唱片廠牌有DG、EMI、DECCA、PHILIPS、CBS、NOXOS，MELODIA等。有時在中圖門市部會碰到社科院哲學所的葉秀山先生，老先生有見識，每次都要請他推薦唱片。同仁中也有不少有趣的事。有一位懼內的朋友，每次買了唱片，晚上回家要確認樓上自家的燈沒亮（老婆沒到家），才匆忙把唱片帶回家。還有的一時興起，把孩子的托兒費買了唱片。唱片業的興起也帶動了激光唱片播放器材的發展，前後幾年，北京的器材商店也如雨後春筍般。

再一件事是大型音樂會的興起。1987年初，李德倫在首都體育館指揮了兩場 「交響樂之春」的大型音樂會，一時轟動京城。11支交響樂團濟濟一堂，樂手達800之多，場面聲勢浩大。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李煥之的《春節序曲》等中外名曲掀翻全場。當然，那之後的現場音樂會也沒有突然增多，真正有規模有影響的現場音樂會要到第二個俄十年中的1996年。

這十年事情不少，大都發生在後面。1995年前後，朱偉、王毅、李南等人在三聯書店創辦了《愛樂》雜誌，從第五期開始由我接手。那時候音樂雜誌很少（上海有一本騎馬釘的《音樂愛好者》），更沒有專門寫古典音樂評論的作者，編輯部要求人人動筆，再發動唱片愛好者。香港、台灣的古典音樂雜誌也出現在北京，經常會在北京遇到同人編輯。不同城市的音樂生活信息得以溝通。緊接著是1996年中央樂團改制，蛻變為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實行藝術總監負責制，成為國內頭一個做音樂季的院團。從招聘考試、職業培訓、制定音樂季曲目，到聘請國外客座指揮家、藝術家合作演出，國內交響樂團的職業化開始走上正軌。1996年也是北京的「交響音樂年」，以維也納愛樂為首的好幾支國外的樂團來到北京，觀眾也逐漸熟悉了羅日傑斯特文斯基、梅塔、迪圖瓦、阿格里奇、穆特這些指揮和演奏家的名字，對古典音樂感興趣的日漸增多，買唱片、聽現場的人經常見面。1997年，21世紀劇院舉辦穆特小提琴獨奏專場，票在半個月內銷售一空。我手裡唯一的票讓給了西安的一位朋友。那個時候除了北上廣，其他城市少有國外樂團的演出，於是有人專門乘飛機火車到北京上海看現場，此風愈演愈烈，一直持續到今天。最值得稱道的是1998年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創辦，一時間國外的著名藝術家和團體集中亮相，一下讓北京的觀眾目不暇接。1999年11月19日，北京國際音樂節閉幕音樂會上，李大爺登台執棒，與老朋友艾薩克·斯特恩時隔20年再度攜手演奏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協奏曲，那也是他最後一次登台，場面之感動至今難忘。

第三個十年（1999--2009）是北京國際音樂節成熟成長的十年。除了那些走馬燈式的名團和大眾熟悉的戲碼，瓦格納的四聯劇《尼伯龍根指環》、貝爾格的《璐璐》，以及肖斯塔科維奇的《麥克白夫人》《鼻子》讓人記憶深刻。這個時期，唱片業遭遇了盜版的猖獗，這個事情發軔於港台，從南到北傳播過來。早在1997年，規模不大的北京盜版已經開始了。幾個從事個體音像製品銷售的朋友，一下子砸在手裡上百萬元的貨。幾年賺的錢幾乎打了水漂。正版市場的唱片也悄然上漲了百分之四十，以正價來論，85.8元的唱片漲到132元。正版市場萎靡之際，盜版瞬間佔領了市場。唱片公司出一批新的立刻就有盜版。8元10元一張，後來沒有包裝的便宜到5元，無論CD還是DVD輕易就買到手。唱片業從此一蹶不振。各種高仿製品甚至做得以假亂真。五大唱片公司幾經洗牌兼并重組，最後被現在的環球公司吞併。當他們開始出版環保套裝、把成本徹底降低到了接近盜版價格，盜版才慢慢失去了市場。

蘇州交響樂團

最後一個十年，即2009到2018年，音樂界主要完成了兩個轉變。一是古典音樂演出市場的多元化，包括節目來源和內容。不同等級的國外樂團也分別對接國內的不同體量的城市。北上廣深的節目越來越和世界接軌，而三四線城市也有長足的發展。像江蘇常州、常熟、崑山這樣的地方，如今也可以有音樂會上演，儘管來的是東歐的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樂團。二是地方交響樂團的成立和演出場館的迅速崛起。除了北上廣幾家全國知名的團，深圳、杭州，乃至蘇州都有了自己的樂團，而且幾年之內，水平突飛猛進。至於演出場館，光北京保利劇院管理公司旗下管理的劇院就有六十多家，這意味著十年中，至少有上百個新的劇院或者音樂廳落成。（因為有的場所是三廳，有的是兩廳。）這還不包括其他平台託管的劇院。

四十年過去了，我們離歐美同業還有多少差距？簡單說，一方面是劇院管理，一方面是節目安排。前不久在法國、德國的幾個城市聽了幾場音樂會。發現曲目搭配與國內的音樂會完全不同，主要區別就是對當代作曲家作品的重視。（北京國際音樂節曾經做了一些本土作曲家新作品的首演，但無論規模還是持續性都有待提高）比如柏林愛樂樂團音樂廳的一場音樂會，居然同時安排了巴赫、斯特拉文斯基和施尼特凱，這三個不同時期作曲家的鋼琴協奏曲，做法很新奇，觀眾也買賬。相比之下，國內同行能想到的也就是貝多芬五首鋼琴協奏曲的系列演奏，實在是毫無創意。必須承認新作品在國內音樂會，尤其是商演尚有難度，一是觀眾的接受程度，同時也帶來票房銷售的壓力。兩方面互為因果。此外，一些三四線城市需要那樣規模的劇院？是否有硬體超前，軟體滯後的現象？這些問題也是耐人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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