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時候的瘟疫區，近代是罪惡貿易基地，現在是發展一般的特區

唐朝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唐憲宗派人迎佛骨，長安公卿士女佞佛成風。與那些一般官僚士大夫不同，一貫以道統傳承者自居的韓愈不合時宜地給皇帝上了一份《論佛骨表》，結果給自己帶來了貶謫潮州的命運。

今天的潮州經濟發達，而在唐朝時，這裡卻是一片瘴癘之地。所以，韓愈自己也感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到了潮州之後，韓愈發現此處果然是蠻荒之地，在他的一首《瀧吏》中還說過「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

韓愈詩中所提到的「州南數十里」，其實就是今天的汕頭市。汕頭地處韓江三角洲西南邊緣，在韓愈那個時代，這裡還是一個波濤滔滔的海灣。由於頻繁的地震使陸地不斷抬升，加上韓江挾帶的大量泥沙在海灣內堆積，韓江三角洲面積不斷擴大，這個地方才逐漸浮聚起來。

韓愈

明代以前，今汕頭市區北部的光華埠一帶，已經形成較大的漁村，稱作「下嶺」（或稱「夏嶺」、「廈嶺」），屬揭陽縣管轄。嘉靖《潮州府志》云：「蓬州守御千戶所：舊在蓬州都夏嶺村，洪武二年都指揮花茂奏置百戶遂興創建，二十七年移於鮀江都西終內地。」

這裡提到了一個「蓬州守御千戶所」，即蓬州所城，是汕頭城市的最初源頭。蓬州地處潮州府東南海角，是海疆要地，明朝初年，在今天鮀浦一帶設置蓬州守御千戶所，明洪武二年（1369年）興建「蓬州所城」，歷時18年，洪武二十年竣工，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又由百戶董興改砌石牆，城內駐紮官兵。

有明一代，韓江三角洲繼續下伸擴大。嘉靖年間夏嶺村以南一帶，沙脊已經露出海面，漁民到這裡設柵捕魚，稱此地為「沙汕」。嘉靖四十二年，澄海置縣，這個地方劃屬澄海。萬曆初年，韓江口沙脊已積聚成片，稱為「沙汕坪」，更多的人來此捕魚，養殖海洋水產。清代初年，沙汕坪已經成為一片陸地。其時清廷實行遷界禁海政策，強令沿海人民內徙五十里，整個澄海縣都被裁掉。至康熙八年，才陸續復界，在這一年澄海縣恢復建制。

1858年的澄海地圖，還有蓬州所城

澄海縣的行政建制恢復之後，居民聚居沙汕坪者日見增多，來往商船也有很多停泊在這裡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在此修築炮台，成為海防要塞，當時稱為「沙汕頭」，有時也簡稱為「汕頭」，汕頭之名由此而來。

據乾隆《潮州府志》記載，「沙汕頭炮台一座，營房二十一間，設炮八位，康熙雙十六年建，兵三十九名。在澄海縣城西四十五里，潮州府南六十五里。」到了乾隆年間，沙汕頭上已有「關帝廟」和「天后廟」，略具城鎮特徵了。為了滿足過往商船、當地漁民和駐防軍人的日產生活所需，這裡漸漸形成固定市集，小商小販在此售賣柴米等生活物資。到了嘉慶年間，沙油頭已經是一個頗為熱鬧的港埠了，稱為「沙汕頭港」。

據嘉慶《澄海縣誌》記載，「邑自展復以來，海不揚波，商賈巨富卒操奇贏與販他省，千艘萬舶東西兩港以及溪東、南隴、沙汕頭、東隴港之間，揚航捆載而來者不下千萬計。」咸豐四年（1854年），潮州商人與福建商人在汕頭建立「漳潮會館」，作為交易的場所，設船務、藥材、米糧、火柴、匯兌等五個行檔。可見，一個頗具規模的商業港口已然形成。

潮州府志

在鴉片戰爭之前，汕頭就已經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商業港口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汕頭雖然並不在五口通商範圍之內，但是英國人很早就意識到它的重要性，走私貿易始終存在。美國駐華公使列衛廉在1858年致美國國務卿加斯的函件中寫道：

汕頭，是廈門西南約一百英里的一個口岸，它是未經條約承認的，這是閣下知道的，那裡進行著大量的鴉片貿易和苦力貿易，它似乎得到每一個參與這種貿易的人的默許；香港的報紙定期刊登汕頭的船期表。

汕頭的重要性，也為英國資本所重視。怡和洋行大班約瑟夫·查甸在致英國對華全權大使額爾金的信中說：

一個未經條約承認的非常重要的港口就是汕頭港。汕頭為廣東沿海北部位於韓江口的一個最好的寄碇港，距離重要城市潮州不遠。······除了條約中已經列舉的口岸以外，汕頭為常有沿海船開來的唯一口岸。

罪惡的鴉片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1858年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中的第十一款規定：

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已有江寧條約舊准通商外，即在牛庄、登州、台灣、潮州、瓊州等府城口，嗣後皆準英商亦可任意與無論何人買賣，船貨隨時往來。至於聽便居住，賃房、買屋、租地起造禮拜堂、醫院、墳塋等事，並另有取益防損諸節，悉照已通商五口無異。

中英《天津條約》增開了10處通商口岸，條約中雖然規定上述口岸皆開在府城，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很多口岸是開於下面的屬縣，譬如牛庄開放的是營口，登州開放的是芝罘，而潮州開放的恰恰就是汕頭。

中英《天津條約》簽訂

1860年1月1日，汕頭正式開埠，成為第二批通商口岸之一。開埠之後，汕頭也很快變成華洋雜處之新世界。汕頭港的進出口貿易發展迅速，而且在很長時間表現出明顯的入超特徵。在汕頭港入港貨物中，竟然是以鴉片為最大宗。從19世紀60年代中期，一直到20世紀最初20年間，供應廣東全省以及毗鄰省份大片地區的鴉片幾乎都從汕頭進口，汕頭港每年流出的白銀多達數百萬兩。

開埠之後，大批外商企業也湧進汕頭，改變了當地的商業版圖和商業運營模式。繼1860年英國德記、怡和洋行在汕設立之後，德國的魯粦洋行、英國的太古洋行、荷蘭的元興洋行，以及新昌、鈴木等洋行紛紛設立。外國洋行除了在汕頭採購土貨，銷售工業品之外，有的海暗自進行「豬仔貿易」，也就是華工買賣。

開埠後的汕頭航運業

事實上，廣東一帶，包括潮汕地區的「豬仔貿易」早在19世紀2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林則徐在道光十九年的一份奏摺中提到：

到粵之初······聞有買豬崽之土情，詫為怪異，以為必系販賣人口，故隱其詞。

林則徐經過一番查訪，搞清了豬仔貿易的實際情況：

夷船慣搭窮民出洋謀生，不要船飯錢文，俟帶到各夷埠，有人僱用，則一年雇資俱聽該船主取去，滿一年後乃按月給予本人工資，當其在船之時，皆以木盆盛飯，呼此等搭船華民一同就食，其呼聲與內地呼豬相似，故人目此船為買豬崽。

汕頭小公園

當時的華工貿易，不排除有的是自願出洋的契約貿易，但是還有不少是被拐騙、被綁架的奴工，一些外國洋行，譬如怡和洋行、顛地洋行等就曾經扮演過很不光彩的「豬仔」掮客角色，汕頭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向海外輸送非法華工的基地。在開埠之前，這種人口販運生意就已經存在了。據統計，從1852年到1858年，僅美國船從汕頭掠運出洋的苦力便有4萬人。

「豬仔貿易」帶有很強的掠運性質，「初則平買，繼則引誘，再則擄掠。海濱一帶，便甚內地。沿海居民，無論輿夫，乞丐······亦被擄去。」這種貿易的血腥本質是與人性背道而馳的，即便是英國人，對這種貿易的反人類本質也感動震驚。

華工

正如19世紀中葉曾經擔任過駐華公使、商務監督兼香港總督的約翰·包令在一封信中曾說：

汕頭及其附近一帶為搜羅豬仔苦力並將他們販運出洋而產生的無法無天暴行，已達到不可想像的地步。

開埠之後，中國政府積極努力要求廢止這種慘無人道的人口販運生意。直到19世紀70年代後，這種貿易才開始受到約束和限制，並於20世紀初逐步衰亡。

最早一批特區

汕頭的經濟因開埠而繁榮，但是在整個近代中國，汕頭始終沒有發展成為類似於上海、廣州那樣的口岸型大都市，工商業經濟發展水平整體不高。汕頭再一次崛起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1980年，汕頭和深圳、珠海、廈門一起成為中國首批四個經濟特區。

時至今日，將近四十年過去了，汕頭的發展似乎難以與另外三個特區難以相提並論，其中原因，似乎又不是那麼簡單能夠說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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