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日】不能忘卻的紀念：人權活動家張彭春
原標題：【人權日】不能忘卻的紀念：人權活動家張彭春
《世界人權宣言》起草小組第一次會議現場（UN Photo/MB）
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這是為紀念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而設立的紀念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知道，中國代表張彭春對《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和通過做出了重要貢獻。這是我們不應忘卻的紀念。本文節選自《國際人權事業的中國貢獻：張彭春與<世界人權宣言>》，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作者化國宇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講師，中國人民大學與巴黎第一大學（先賢祠-索邦）聯合培養法學博士。
不能忘卻的紀念：人權活動家張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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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國宇
《國際人權事業的中國貢獻：張彭春與<世界人權宣言>》
化國宇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一、誰是張彭春
2008年，正值《宣言》發表60周年之際，第61屆世界非政府組織年會在法國舉行，會場設在位於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廈。大會特意將《世界人權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畫像擺放在會場主席台兩側，其中包括羅斯福夫人、馬立克、卡森、漢弗萊等人。張彭春的畫像被擺放在主席台左側第二個位置上，由此可見主辦方對這位來自中國的學者在國際人權立法上的貢獻給予高度肯定。
第61屆世界非政府組織年會會場
而在聯合國官方網站上關於《宣言》起草委員會的介紹中，張彭春的英文名字「Peng-chun Chang」被列在僅次於起草委員會主席羅斯福夫人埃莉諾·羅斯福的位置，是起草委員會唯一的副主席，並這樣介紹他：
「張彭春，中國代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劇作家，哲學家，教育家和外交家，中國現代戲劇的著名導演。他能夠向其他代表解釋中國的人權概念，並且在談判過程中運用儒家原理創造性地解決了的許多僵局，在各種相互衝突的意識形態達之間達成了妥協。他以宣言應具有普遍性為依據，堅決主張去掉《世界人權宣言》中所有關於『自然』和『上帝』的隱喻。」
聯合國網站上的張彭春簡介
張彭春1892年生於天津，其父為張久庵（名雲藻）。張久庵博學多才，趣味廣泛，音律騎射樣樣精通，尤其擅長彈奏琵琶，被當地人譽為「琵琶張」。張家祖籍山東，曾在運河上經營糧油雜貨的生意，後來家業逐漸殷實，於清朝初年舉家遷往天津，在靠近運河口岸的河東置辦了店鋪「協興號」。待產業傳到張久庵手中，因經營不善店鋪倒閉，生活也日漸窮困。但張久庵對於子女管教非常嚴格，也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儘管家境並不寬裕，但仍極盡全力讓張伯苓、張彭春兄弟二人繼續求學。張彭春及其兄張伯苓就是在這樣一個清貧而嚴格的環境中長大的。這對二人今後積極投身國民教育事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張彭春比張伯苓小十六歲，七歲左右進入私塾讀書，十二歲時即成為兄長張伯苓與愛國教育家嚴范孫創辦的「私立敬業中學堂」（南開中學的前身）的第一屆學生。1908年張彭春考入保定高等學堂。兩年後以第十名的成績考取了清華學校前身的「游美學務處」第二屆「庚子賠款」留美生，同趙元任、竺可楨、胡適等七十一人一同赴美留學。
胡適於1950年謄寫二期庚款考試名次
1910年，十八歲的張彭春進入美國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和社會學，1913年獲得克拉克大學文學學士學位，並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兩年後，張彭春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和教育學碩士學位，時年二十三歲。儘管張彭春在美國學習的專業是教育和哲學，而在課餘，他也用了相當多的時間鑽研歐美的戲劇理論和編導藝術。他極為推崇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他說，正是由於易卜生，才使他這個學哲學的年輕人愛戲劇勝於愛哲學。
1916年，他帶著他在美國創作的寫實劇與翻譯的劇本，回到南開後便立即投身於南開的新劇活動。20世紀二三十年代，張彭春在南開富有遠見地、有計劃地選擇一批外國名著，並把它們搬上舞台，如易卜生的《娜拉》、《國民公敵》等。在南開新劇團張彭春的帶領下，培養和影響了一批有才華的著名演員和著名戲劇家，我國傑出的戲劇家曹禺就是其中的一位。
1935年張彭春（左）指導曹禺（右）在天津出演《財狂》的劇照
1917年夏，兄長張伯苓赴美考察教育，張彭春任南開代理校長，主持學校工作。1919年6月，南開大學部即將成立，張彭春第二次赴美深造，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成為美國著名實用主義代表人物約翰·杜威的學生。1922年，張彭春的博士論文《從教育入手使中國現代化》獲得通過。
1923年，從美國回到國內的張彭春被聘為南開大學教授。同時，他作為南開大學部的主要創辦人之一，受邀到清華學校出任教務長，協助清華學校改辦清華大學，並做出了重大貢獻。在北京期間，張彭春與胡適、徐志摩、梁實秋、陳源（筆名西瀅）等人籌備文學社，並以二女兒張新月的名字命名，於是便有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名噪一時的「新月社」和「新月派」。
1924年泰戈爾(中排右)留居清華時與辜鴻銘(中排左)等人合影，前排左起：王文顯、張歆海、徐志摩、張彭春，後排右清華校長曹雲祥
1925年秋，清華大學部正式成立，張彭春辭去清華大學的職務，回南開擔任中學部主任和大學部教授，在大學部教授哲學和西洋戲劇，在中學部首創「社會調查」課。
1930年1月，張彭春再度赴美講學，在華盛頓與梅蘭芳會面，並協助梅劇團在美國演出，任劇團首屆總導演，梅蘭芳的演出大獲成功。
梅蘭芳（前右2）同張彭春（後右1）與蘇聯導演愛森斯坦、劇作家特列傑亞考夫合影
此後，張彭春赴美講學，先後在芝加哥大學、夏威夷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並在回國期間繼續從事話劇改編和導演工作。「七七事變」後張彭春應政府聘任赴英、美等國宣傳中國抗戰，爭取外部援助，並於1940年和1942年先後被任命為駐土耳其公使和駐智利大使。
1931年芝加哥大學為張彭春拍攝的教師照
抗戰勝利後，五十四歲的張彭春被任命為聯合國創設會議的中國代表，赴倫敦參加大會，併當選為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中國常任代表，兼任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參加起草《世界人權宣言》。後又任聯合國新聞自由會議中國首席代表和安全理事會中國代表，直至1952年退休，於紐約定居。1957年7月19日，因心臟病猝發，在美國新澤西州納特萊城（Nutley）逝世，時年六十五歲。
張彭春全家與親友，右一張彭春、右三張彭春夫人、右四次女張新月，左三長女張明珉，1956年於紐約
二、救亡圖存的人權活動家
張彭春的外交生涯，始終與爭取國家獨立、民族權利相聯繫。1921年9月，張彭春被推舉為出席華盛頓會議的天津國民代表。當他在華盛頓得知此次會議又是一場帝國主義自導自演、瓜分中國的鬧劇之後，憤然從美國發電報給天津26團體，要求天津各界群起抗議。電文寫道：「中國此次太平洋會議我們不能有得利的希望。我們對於山東交涉，及二十一條萬萬不可讓步，如代表團不能滿足民意，應立迫我北京政府將代表撤回，速起，速起！」
同年12月，津26團體商議決定示威、遊行、演說、商店掛白旗，要求歸還青島，取消二十一條，保持滿蒙，並通電：一、張彭春，二、大總統、國務院及外交部、全國商會聯合會。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全體教職員也為太平洋會議津埠國民代表張彭春募集贊助款項。儘管最終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上失利，但由於張彭春的愛國行動，他回津時仍受到熱烈的歡迎。
「九一八」事變之後，南開大學遭到日軍的轟炸並被侵佔,張彭春經威海衛奔赴南京，應國民政府聘任前往英美等國宣傳中國抗戰，以爭取外援。並赴日內瓦與中國駐國際聯盟代表洽談。
在英國，張彭春於1937年9月參加倫敦自由教會主政者舉行的會議並譴責日軍轟炸天津的惡行，呼籲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積極援助中國抗戰，並促使大會通過決議案：「對日轟炸中國不設防城鎮之震怒，並促請英政府與國聯採取種種方法制止日軍暴行。」同年10月，在英國阿爾伯特皇家大廳英國《新聞大事紀》組織舉行全國抗議集會，張彭春現場做了《日本對平民的戰爭》（Japan』s War on Civilians）的演講。
1938年3月，他撰寫的文章《中國（抗日）鬥爭的「第二階段」》在英國皇家研究院出版的《國際事務》第18卷2期發表，擴大了中國抗戰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張彭春在英國的演講和宣傳為中國抗戰爭取到了歐洲的輿論支持。
1936年,張彭春在英國出版的《中國在十字路口》（China at the Crossroads）一書
在北美，張彭春積極到美國及加拿大各大城市演講及為抗戰募捐，他成為中國對美「國民外交工作」的負責人，並在美國華盛頓發起組織「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Japanese Aggression），爭取到曾任美國國務卿的史汀生出面擔任會長。在張彭春的斡旋下，史汀生給予委員會大力支持，呼籲美國政府對日本施加壓力。
在當時，美國國會已經把修改中立法案提上了議程，張彭春得知情況後，與「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幹事畢范宇組織專家起草了中立法案的草稿，於1939年4月11日登門拜訪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皮特曼，併當面遞交了草案。皮特曼親自看過之後即承諾送交羅斯福總統。緊接著，在張彭春拜訪皮特曼的兩周後，即1939年4月27日，皮特曼提出了一項決議案，授權總統對破壞《九國公約》的成員國實行限制貿易，其中包括石油和鋼鐵。
張彭春還爭取到美國四十餘和平團體中四分之三的團體的支持，遊說美國國會。美國勞工聯盟領袖發表對中國抗戰的聲援演說指出，美國繼續向日本銷售武器，就是在幫助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中國與美國之間唇亡齒寒，「我們再也不能讓美國被日本用來作為進攻中國民眾的根據地」。
在包括張彭春在內的廣大愛國人士和中國官方交涉的努力下，美國的輿論也由同情中國轉向讚揚中國抗擊日本法西斯，當年美國的民意測驗顯示，反對繼續《美日商約》並主張禁售軍火原料給日本的超過八成，而支持延續商約的民眾則不到兩成。
終於，美國狠下心來對日本動刀，通過了《對日經濟制裁案》，廢除了《美日商約》，這對戰爭資源極度依賴美國的日本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一結果的取得，張彭春功不可沒。中國駐美總領事在對外交部的彙報中明確：
「此次美政府驟然取消《美日商約》，國際情勢及內部黨派原因雖多，而輿論方面督促政府採取積極步驟之力實大，抗戰以來在美各方宣傳救濟工作，實促成輿論要素，不參加侵略委員會及張彭春博士奔走甚力……美國國會明天將討論停止軍用品赴日案……」
鑒於張彭春在外交上的卓越才能，1940年5月4日，國民政府任命其領中國駐土耳其特命全權公使銜，至1942年5月30日調任駐智利特命全權公使。他在任職外交官期間，簽訂了中國與伊拉克友好條約，並兩次應邀赴巴格達演講。他在對伊拉克皇室的報告中譴責日本的侵略暴行並呼籲：「與我們的同盟、也是你們的同盟並肩而戰。我們滿懷熱情地參與這場戰爭——一場為捍衛人類自由和尊嚴的戰爭」，「中國為自由而戰」。
三、《世界人權宣言》起草委員會中的中國人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知道，中國代表張彭春對《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和通過做出了重要貢獻。他被起草委員會中的同事們公認為「東方文明」的代言人，將儒家關於人權的理論和學說介紹給人權委員會和其他聯合國成員國。他的儒家理念和中國智慧，推動了《宣言》順利起草和通過，還將儒家「仁」的理念融入到了《宣言》的內容之中，使之成為二戰後國際人權新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豐富了現代「人權」的內涵。
他堅持人權主體和內容的普遍性原則，使得《宣言》作為一項普世的世俗性文本最終得以通過；他重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為其在《宣言》中爭取到與公民政治權利同等的地位；他對起草會議的協調和掌控，為《宣言》起草節省了大量時間，從而趕上了大會閉幕前的投票末班車；他對立法語言的精妙分析，修正了文本中的許多語言和邏輯問題，使得英語為母語的代表都嘆為觀止。
在具體條文的討論中，張彭春領銜的中國代表團所提出的修改意見不勝枚舉。
1947年張彭春在聯合國
在世界範圍內，張彭春的這一貢獻得到了許多《宣言》研究者的認可。人權學者，耶魯大學教授薩尼·突維斯（Sumner B. Twiss）參考了聯合國官方記錄和漢弗萊的日記之後，在論文中指出「我可以確定中國代表張彭春在當年把儒家的一些思想、謀略和觀點引入了《世界人權宣言》的審議過程，這一審議過程導致了《世界人權宣言》的最後形成……儒學的這一貢獻的範圍和影響力比以往所報道的範圍和影響力要廣泛得多、大得多。」
在當時負責起草《宣言》草稿的聯合國人權司司長漢弗萊的記憶里，「張先生被認為是第三委員會中出類拔萃的人才，他對此事比任何其他人所盡的責任都要大……」。喬治城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的Meghan Loftus博士對此給予了更高的評價，他認為張彭春通過運用淵博的儒家哲學，在關鍵時刻推動了起草工作，從而使《宣言》得以存活下來。
法蘭西學院戴爾馬斯·馬蒂（Mireille Delmas-Marty）院士對張彭春評價道，「作為受一個偉大文化滋養的人（中國的文化復興者），他的經歷大約可以證明他精神上的開放：獲得美國以清政府「庚子賠款」設立的獎學金赴美留學、在土耳其做過中國大使、在巴格達作關於中國和阿拉伯文化的講座以致力於比較儒家思想和伊斯蘭主義。他甚至還建議起草委員會成員花上幾個月時間來研究儒家思想……」
哈佛大學的格林頓教授在她的《美麗新世界》一書中，讚賞張彭春「善於跨越文化鴻溝」，不僅貢獻了他自己文化中的重要觀點，而且擁有理解其他文化，並跨越源於不同知識體系中的概念的傑出能力。
《美麗新世界：<世界人權宣言>誕生記》
[美] 瑪麗·安·葛蘭頓著，劉軼聖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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