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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原配:我是怎麼發現他和鞏俐那事的


1964年12月,我們小分隊在滇西北找礦。小分隊一共8人,其中4名警戰士每人配備一支衝鋒槍。一天,出發前,一位納西族老鄉搭我們的車去維西。那天路上積雪很大,雪下的路面坑窪不平,車子行駛一段就會被雪塢住。我們不得不經常下來推車。就在我們又一次下車推車的時候,一群褐黃色的東西慢慢向我們靠近。我們正驚疑、猜測時,納西族老鄉急喊:「快、快趕緊上車,是一群狼。」司機小王趕緊發動車,加大油門……但是很不幸,車輪只是在原地空轉,根本無法前進。這時狼群已靠近汽車……大家看得清清楚楚——8隻狼,個個都象小牛犢似的,肚子吊得老高。戰士小吳抄起衝鋒槍,納西族老鄉一手奪下小吳的搶。比較沉著地高聲道:「不能開槍,槍一響,它們或鑽到車底下或鑽進樹林,狼群會把車胎咬壞,把我們圍起來,然後狼會嚎叫召集來更多的狼和我們拚命。」他接著說:「狼餓瘋了,它們是在找吃的,車上可有吃的?」我們幾乎同聲回答:「有。」「那就扔下去給它們吃。」老鄉像是下達命令。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當時腦子裡一片空白,除了緊張,大腦似乎已經不會思考問題。聽老鄉這樣說,我們毫不猶豫,七手八腳把從麗江買的臘肉、火腿還有十分珍貴的鹿子乾巴往下丟了一部分。狼群眼都紅了,興奮地大吼著撲向食物,大口的撕咬吞咽著,剛丟下去的東西一眨眼就被吃光了。老鄉繼續命令道:「再丟下去一些!」第二批大約50斤肉品又飛出了後車門,也就一袋煙的工夫,又被8隻狼分食的乾乾淨淨。吃完後8隻狼整齊地坐下,盯著後車門。這時,我們幾人各個屏氣息聲,緊張的手心裡都是冷汗,甚至能夠清晰的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我們不知道能有什麼辦法令我們從狼群中突圍出去。看到這樣的情形,老鄉又發話道:「還有嗎?一點不留地丟下,想保命就別心疼這些東西了!」此時,除了緊張、害怕還有羞憤……!作為戰士,我們是有責任保護好這些物資的,哪怕犧牲自己。但是現實情況是我們的車被塢到雪地里出不來,只能被困在車裡。我們的子彈是極有限的,一旦有狼群被召喚來,我們會更加束手無策。我們幾人相互看了一眼,遲疑片刻,誰也沒有說什麼,忍痛將車上所有的肉品,還有十幾包餅乾全都甩下車去!8隻狼又是一頓大嚼。吃完了肉,它們還試探性的嗅了嗅那十幾包餅乾,但沒有吃。這時我清楚地看到狼的肚子已經滾圓,先前暴戾兇惡的目光變得溫順。其中一隻狼圍著汽車轉了兩圈,其餘7隻狼沒動。片刻,那隻狼帶著狼群朝樹林鑽去......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不一會兒,8隻狼鑽出松林,嘴裡叼著樹枝,分別放到汽車兩個後輪下面。我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些狼的意思是想用樹枝幫我們墊起輪胎,讓我們的車開出雪窩。我激動地大笑起來……哈……哈……剛笑了兩聲,另外一個戰士忙用手捂住了我的嘴,他怕這突兀的笑聲驚毛了狼。接著,8隻狼一齊鑽到車底,但見汽車兩側積雪飛揚。我眼裡滾動著淚花,大呼小王:「狼幫我們扒雪呢,趕快發動車,」車啟動了,但是沒走兩步,又打滑了。狼再次重複剛才的動作:「先往車輪下墊樹枝,然後扒雪……」。就這樣,每重複一次,汽車就前進一段,大約重複了十來次。最後一次,汽車順利地向前行了一里多地,接近了山頂。再向前就是下坡路了。這時,8隻狼在車後一字排開坐著,其中一隻比其他7隻狼稍稍向前。老鄉說:「靠前面的那只是頭狼,主意都是他出的。」我們激動極了,一起給狼鼓掌,並用力地向它們揮手致意。但是這8隻可愛的狼對我們的舉動並沒有什麼反應,只是定定地望了望我們,然後,頭狼在前,其餘隨後,緩緩朝山上走去,消失在松林中......看完不忍思考:連兇猛的狼都懂得報恩,我們是否應該反思自身?自詡為「萬物靈長」的人類,我們是不是應當讓這個世界充滿愛?





1987年,張藝謀一家在北京車站


1


1987年,日本第二屆東京國際電影節的評比揭曉了,《老井》獲得了四項獎。消息傳來,西影廠一片振奮。 


10月17日,張藝謀從北京回來了。晚上九點多鐘,我聽到敲門聲,開門一看,只見張藝謀臉色灰黃,神態沮喪倦怠地站在門口,我趕緊接過他身上的提包。心想,以前他當攝影師、演員時,每次拍完戲回來,從沒這麼疲倦,當導演真不容易,這麼累人。現在才拍了一部戲就累成這個樣子,將來年紀再大一點,身體哪能吃得消呢? 


10月23日下午,我打開柜子找出張藝謀的乾淨衣服,隨手把臟衣服扔到洗衣機里。在開動洗衣機之前,我習慣地把每件要洗的衣服的兜都掏了一下,從張藝謀衣兜里掏出不少東西,有一封撕去信封正面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隨手打開信,一下愣住了。


1988年,張藝謀、鞏俐


信劈頭第一句:「你走了,把我的心也帶走了。」接著寫道,「我的眼睛還很疼」,是「小楊到學校打了我。鬧過之後,現在校園裡都在議論這件事,大家猜測我外面有人,也有人猜到了你。聽說系裡要找我談話,我已做好了準備,等他們來找我,我就向他們說清楚。他們能理解更好,不理解我也不在乎。我認為,只要把事情說清楚了,也就沒人敢動我了……」「我認為人要活的自在,要勇敢地去追求幸福、愛情,你應該得到幸福和愛情……我想結婚,我希望能得到答覆,我期望上天賜給我幸福……」「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你賴在我懷裡的樣子可愛極了!再有幾天我們又可以在一起了,我們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干不完的事,哈哈,你知道我們干不完的事是指什麼嗎?」…… 



我的腦袋全麻木了,不斷地嗡嗡作響。我獃獃地坐了十幾分鐘。看看躺在床上睡覺的張藝謀,又看看信末的署名,我不願意相信這是真的,可信還在手裡嗦嗦地抖動著。我不知道該干點什麼才能穩住我混亂的心情,我來到廚房,沒活找活地做著什麼,直到兩點的鬧鐘鈴響過。張藝謀起來大概是看到桌子上那堆從他口袋裡掏出的東西,感到不妙,他高聲地問我:「我的臟衣服呢?」 



「在洗衣機里。」我在廚房裡回答。他三步並作兩步地走到洗衣機前,提起每一件衣服掏衣兜兒,然後在房子里轉了幾圈,走到廚房來問我: 



「看到我的信沒有?」 
「看到了,但我不給你。」 
「你要怎麼樣?想張貼出去嗎?」 
「沒這個打算。」 
「把信給我。」他堅決地說。 
「不給。」我更堅決地說。


他焦急地看了看錶,開門走了。整個下午我都是暈暈沉沉的。 


下午六七點鐘張藝謀回來了,說他還沒吃飯,我給他下了一碗麵條,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著他吃。我腦子裡一片混亂,似乎喪失了思維能力。


張藝謀一邊吃,一邊對我說:「這件事我本來沒想瞞你,回來後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後再告訴你,在山東我們倆還沒有什麼,到寧夏後,發生了那麼幾次……就是這麼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說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樣子。我胸口堵得難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2


一天晚上張藝謀氣勢洶洶地回來問我:「是不是你把那些事告訴了她的男朋友?」 


「莫名其妙,我怎麼能認識她的男朋友?」我生氣地說。 


「那又是誰說的?誰這麼愛多管閑事?」他搖著頭,自言自語道。一會兒他態度緩和下來對我說:「她打來電話,說她的男朋友又去打了她一頓。」看看他那認真的樣子,我哭笑不得。


隔了兩天,中午我和末末正在午睡,張藝謀開門進來。我聽到他用鑰匙開門的聲音,沒有睜眼,也沒有理會。


誰知他直奔床前,用手指敲著我的頭,他可從來沒有這樣粗暴地對待過我。我睜開眼,疑惑和驚愕地看著他。他瞪著眼睛說:「你到底給她的男朋友說過這件事沒有?」我忽地坐起來,怒不可遏地對他說:「張藝謀你別昏過了頭!」 


「那別人怎麼會知道得那麼詳細?」他火氣也很大。「那個男的什麼都知道了。她說肯定是你老婆說的,我也覺得別人不可能。」


我一聽再也忍不住了,說:「她說是我說的,你就認為是我說的?她算什麼,我看說不定,還是她自己說的,玩弄把戲,給你施加壓力。你既然這麼不相信我,你就走好啦,我不要聽你這些臭事。」他一邊往外走,一邊狠狠地說:「我現在回家去問,是不是家裡說出去的,以後我就按我自己的意願行事。」「啪」的一聲把門關上走了。


末末早已被吵醒,鑽在被窩裡不敢動,見張藝謀走了,一把抱住我,帶哭腔地說:「爸爸為什麼和你吵架?」我緊緊地摟著孩子,淚流滿面。晚上張藝謀回來了,他的神情不再那麼凶,很憂鬱,和白天不大一樣。 


「你回家了?是家裡說的嗎?」我問他。 


1990年,肖華


「不是。」他輕輕地說。我們都沉默著,他點上煙,慢慢地抽著,好一會兒才說:「如果是你或家裡人說的這件事,我還是可以理解的,現在我感到這是有人別有用心,想借這事給我好看,整垮我。這件事如果傳出去,大家一定會像我獲東京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一樣驚奇,因為我給外人的印象是個很正派的人。在中國,這種事就能使個人身敗名裂……我不認為有這種事的人都是壞人。她說她男朋友揚言要來西安找我算帳,我告訴她,叫他不用來西安,我會去北京會他的,他能把我怎麼樣?家裡讓我把事情都推凈,躲起來,我認為這樣做才是壞人。作為我,現在有的榮譽已經夠了,我不想再幹了……」


他一個人自言自語地說了好久,他的情緒頹喪到了極點。看看他那削瘦、灰黃,幾乎失形的臉,我心中不由地憐憫起他來,就勸他說:「別再說了,別再同自己較勁了,你先睡吧,這樣熬下去,你身體會垮的。」


他揚起頭深深嘆口氣,掐掉煙頭,說:「我也感到自己早晚會大病一場。」他躺在被窩裡還在嘟嘟嚷嚷:「她說她不想再上學了,她想給我生個孩子……」我很氣憤,但又怕傷了他,沒再說什麼,熄了燈,背轉身去不再理他。他嘆著氣睡著了,而我卻一夜沒有合眼。 




3


11月26日,張藝謀為《老井》的事去參加夏威夷電影節。這是他第二次去夏威夷。


張藝謀走後兩天,也就是11月28日,上午我正在上班,接到一個電話,是個男同志打的。


他問:「你是肖華嗎?」 
「對,我是。」 
「你知道我是誰嗎?」打電話的人突然問。「我是××的男朋友,我叫楊××。」 
「你給我打電話有什麼事?」我雖然感到意外,卻並不吃驚,淡淡地問。 
「你知道張藝謀和她的事嗎?」 
「知道。」 
「他們太不像話,太不道德,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打算怎樣辦?」 
「無可奉告。」 


就在這次接了電話不久,末末生病了,我幾天沒能上班。一天下午三點多鐘,我們圖書室的一個女孩跑到家裡來找稱,說:「圖書館有你的長途電話,北京打來的,可能是末末爸爸打的。」來到圖書館拿起電話,一聽又是楊某,他說:「張藝謀已從夏威夷回來了,你知道嗎?」 


「知道。」 


「張藝謀一回來就去找她,有兩天時間到處找不到他們倆。他給她買了許多化妝品,還有首飾。我見到了張藝謀,和他談了一次話。我問他,聽說你愛人很不錯,你這樣做對得起她嗎?張藝謀說,我和我愛人的結合是農村插隊時的誤會……」 


1988年,鞏俐


開始我還有點漫不經心,聽到最後這句話,我的心就像被尖刀猛地捅了一下,下面的話就再也聽不清了。雖然我知道從楊某那裡不會聽到關於張藝謀的好話,但這一句話我相信不是編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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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張藝謀沒有說過類似的話,楊某也不會知道我們在農村插過隊,也不會想到用這句話來刺激我。 


一連幾天我的心都在絞痛,農村三年的美好歲月和真摯感情在我的心裡是那麼的純真和聖潔,曾幾何時竟然被說成是一場誤會,我實在接受不了這個可惡的字眼,我的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蹂躪。 




元旦過後不久,張藝謀從北京回來,那天夜已經很深,我們倆圍坐在火爐旁,他問我:「楊××給你打過電話?」 


「打過。」 


「他跟你都說些什麼?」 


「你還真想聽?」 


見他點頭,我就把所能記住的,一字不拉地轉述了一遍。 


我問道:「你說咱們倆的結合是農村插隊的誤會,是嗎?」 


「原話不是這樣說的,」他急忙辯解。 


「原話不是這樣說的,但也是這個意思,對嗎?」我憤怒了,「你為什麼不說實話?你現在連過去自己的真實感情都不敢承認,什麼原因使你這樣卑鄙?」他不作聲。


此時我真正痛切地感到我和張藝謀之間的小裂痕已成為溝壑,再要填平它,該是多麼困難。如果他能挺著胸脯對別人承認:那時在農村我愛肖華,現在我又愛上了別人。我還會認為張藝謀是個堂堂的七尺男兒。然而,我失望了。他的身影在我眼裡開始佝僂萎縮。 


儘管這時我清楚地感到張藝謀已和我離心離德,可我還是不願他由此沉淪,我從心底里希望他能繼續穩步地向前走,不至半途而廢。


廠里要送《紅高梁》到上海、福州等地舉辦「首映式」,張藝謀在家心緒惶惶,想去參加。我勸道:「你還可以輝輝煌煌地干十年,還應該能拍出更多的好片子。一部已完成的片子就不要再為它無價值地浪費時間了,好壞自有大眾評說。你應把精力集中在下一部的新片上。」


《紅高粱》拍攝現場


但他不聽,他也聽不進去,最終還是迫不及待地走了。


他這一走直到西柏林電影節結束後才回來,西柏林電影節的日期是2月14日至2月23日,正好把一九八八年的春節奔在當中。 


這個春節我們過得陰冷而又灰暗。 



2月23日,是西柏林電影節的最後一天。 



十一點多了,我躺在床上睡不著,忽然聽見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吳天明的愛人穆淑蘭。她說:「肖華,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紅高梁》在西柏林電影節上得獎了,還是大獎,金熊獎!」


剎那間我清楚了,我心裡盼的不是這個好消息,我不由得脫口而出道:「我多麼希望不得獎。」話出口以後,我自己也有點驚異,我怎麼會說出這樣的一句話?!穆淑蘭說:「你應該高興,為西影廠也應該高興。」 


「對,我為西影廠高興。」我真情地順著說。 


穆淑蘭走後,我又重新躺在床上,我心裡一點高興的影子都沒有。回想起一九八五年初,張藝謀第一次得最佳攝影獎,我那時的心情像是在做夢,興奮得不敢相信會是真的。而今天他得的這個獎要比那個金雞獎大得多,我卻絲毫高興不起來,心中還隱隱地泛著悲哀。 


3月3日張藝謀從北京回到西安,廠里歡天喜地地組織人員去迎接,吳天明特別叮囑我一定帶上末末去飛機場,託兒所的阿姨也指定末末去接爸爸。我叮囑女兒見到爸爸一定要像在家裡一樣親熱,不要怕周圍那麼多的人,想對爸爸說什麼就說什麼,想親爸爸,想抱爸爸都可以,都應該。因為爸爸拍的電影得獎了,得了個很大很大的獎,爸爸很了不起。末末眨著眼睛聽著我的話,不住地點頭,看得出孩子心裡很自豪。 




4


3月6日是個星期天,這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這天我和張藝謀帶著末末,一塊回他媽媽家。走到汽車站,張藝謀說:「我們不坐車,走著回家吧,路上說說話。」我欣然同意了。我們順著城外的馬路走著,末末在一旁蹦著、走著,時而離我們近,時而離我們遠。 


看來他早已做了準備,打好了腹稿,他轉著彎子由遠到近,又由近到遠地說著。我心中已明白他今天要幹什麼了,就一聲不吭地等他這個過門曲奏完。足足五分鐘了他還沒有完的意思。我就說:「行了,你的鋪墊也太長了,就直說吧!」 


「我的感情已經是回不來了,我想和她在一起,過另外一種生活。」他說,「別人愛說什麼讓他們說去,陳世美也罷,王八蛋也罷,我不是為別人活著。再說,別人說什麼都是扯淡,包括我父母和朋友,關鍵是你的態度。你要不同意我就只好走最後一條路,背井離鄉,浪跡天涯。」 

1990年,鞏俐


「請便,你愛去哪就去哪,愛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我既不憤怒,也不輕鬆地對他說。 


「難道你非得要我償還你為我付出的嗎?」張藝謀深深地嘆著氣說。 


他不提這句話倒好,聽他這樣說,我心中的酸甜苦辣一齊涌了出來,滿胸、滿咽喉都被堵塞得疼痛難忍。我臉色慘白,說不出一句話。 


見我半天不說話,他又說道:「你怎麼不明白,現在的環境是什麼樣子。你看那些小青年,就很明白,好就在一起,沒感情就分手。」我心裡在說,你有什麼資格在我面前談論感情! 


「再過五年、十年,那時社會潮流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一定會變的。」他繼續說著。 


「很可能。真可悲我不會跟潮流。如果我再年輕十歲、二十歲,可能就會明白,可能比你還明白。我已三十七歲。你也三十八歲了,我們都不年輕,都不是小青年了,我們相愛了十幾年才結婚,所以離婚也不能這樣輕率。」 


「你就非要碰個魚死網破,三敗俱傷嗎?」張藝謀有些惱怒。 


「哼,我已被傷得心在流血,不怕再受傷害。你們傷害別人這麼輕鬆,這麼心安理得?!到了自己達不到目的的時候就暴跳如雷?」我憤憤地說。 


張藝謀沉默了一會兒,無可奈何地說:「那我只好背井離鄉了。有人也勸過我說,這樣做不值得,我現在感覺不到,如果我以後真落了這樣的下場,我自己活該。只是請你不要把我的打算告訴任何人,否則,我們就成了仇人。」 


「你用不著威脅我,該怎樣做我自己知道。」我對著他說。到了他家,我們倆都盡量裝著沒有發生任何事的樣子,誰也沒提路上的談話內容。 


晚上回到家,他又提起了這事。這次是換了個方式,幾乎是用哀求的口氣:「我們把事情辦了,以後我會愛末末的,我要讓她受到最良好的教育。」我不由得笑出了聲:「算了吧,你別開空頭支票了,你愛不愛孩子我太知道了。這五年來,你盡過多少做父親的責任?現在你竟能不顧對一個幼小心靈的傷害,還提什麼以後!」他仍是那樣低聲下氣:「人會變的,我一定會愛孩子,我要用我的影響為末末創造一切條件。」


1988年,張藝謀一家


我什麼都能忍受,但我永遠不能原諒他對女兒末末的傷害,對孩子,心靈和感情的傷害,因為這將會影響她的一生啊!為了自己的感情需要,而去犧牲女兒的感情;用我們母女的痛苦,來換取自己的滿足,還認為能用自己的影響來彌補一切,那不是太可笑太荒唐了嗎?我相信末末長大成人後,她一定會說:「我什麼都不需要,我只要一顆做爸爸的心。」




我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張藝謀在我腦海里的影子越來越遙遠。雖然在我的心底里永有一塊聖潔的土地,雖然這塊聖土已被玷污,但我依然懷戀著皆日的純真和誠實。是呀,個從年少時就在艱苦環境中拼搏出來的人,竟也會那樣軟弱他能克服許多常人無法克服的困難,但卻永遠不能戰勝自身的慾念和自恣。


《紅高梁》塑造了個有作為的導演,也最終熄滅了顆曾經真誠過的心。在我與張藝謀二十幾年的交往中,我似乎成了個悲劇人物,但我相信張藝謀也不會例外,時間會證實一切! 


《紅高梁》主題歌再鼓勵要「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但願這不是一種以極端形式表現出來的叫喊。對於一個誠實的人來說,應該無所畏懼。我不會更多地表達自己,但我將無所畏懼地走自己的路,一直走下去,也將一如既往地向世界奉獻著真誠、善良和純潔,我相信這個世界最終會屬於真誠與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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