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酷兒藝術家獲得史上最政治化的一屆透納獎

12月4日，酷兒藝術家夏洛特?普羅哲憑藉實驗電影作品《Bridgit》斬獲2018年透納獎。今年的透納獎被稱為有史以來最政治化的一屆，入圍作品均與政治議題相關，且無傳統藝術形式作品入圍。今年的透納獎喝彩聲與噓聲並行，關於何為藝術，爭議仍在。

據《英國衛報》、《獨立報》、《每日電訊報》綜合報道，12月4日，酷兒藝術家夏洛特·普羅哲（Charlotte
Prodger）憑藉其用手機拍攝的實驗電影作品《Bridgit》，獲得了2018年英國最著名的藝術大獎透納獎，並獲得2.5萬英鎊獎金。普羅哲的獲獎作品利用影像構建了一系列複雜的敘事，探索了酷兒身體、風景、語言、技術和時間之間的關係。評委盛讚她在影像中處理身份政治的細膩方式。

以鄉村為背景的酷兒敘事

大眾文化作品中所展現酷兒形象，多以城市為背景，但夏洛特·普羅哲將酷兒身份表達與蘇格蘭鄉村背景結合在了一起。關於為什麼要將酷兒身份與鄉村結合，普羅哲曾回應道，城市並非她的歸屬，從城市中定期逃離回到家鄉景觀，才能幫助她更好地思索個人身份。

現年44歲的普羅哲是一名蘇格蘭人，在《Bridgit》這部帶有自傳色彩的影片中，普羅哲用iPhone拍攝了自己生活中的零散片段，我們可以看到她觀察自己身體的靜態視角，可以看到灰色的蘇格蘭海、輪渡起伏的甲板，看到蘇格蘭鄉村潮濕的林地和石塊……家鄉的自然景觀，蘇格蘭的歷史，自我生活的碎片，這些都是夏洛特·普羅哲尋找自我的途徑。

片名《Bridgit》來自於一位古老的女神，Bridgit的身份具有不確定性和偶然性，並與母系社會和前父權社會有相互指涉的含義。《Bridgit》也是普羅哲迄今為止最個人化的電影，她在電影中記錄了自己的工作經歷、出櫃經歷，還提到了自己在公共廁所被誤認為「男性」的經歷——在一艘渡輪上，一名中年婦女在廁所門檻對普羅哲說，她以為這裡不是女廁所。普羅哲在這些片段中並沒有表現憤怒的情緒，但她認為這樣的遭遇對她來說是無情的。在接受《衛報》的採訪時，普羅哲說：「這幾乎每天都在點綴我的生活……令人精疲力竭。」她認為，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因為經常用手機拍攝影片，夏洛特·普羅哲被視作是一名「iPhone藝術家」，她本人則反對這個標籤。「對我來說，這不是一件好事。」她認為手機攝像只是一種形式。此外，她本人是一位技術恐懼者，她不會使用社交軟體WhatsApp。不過她喜歡在iPhone設定的參數範圍內拍攝作品，因為她有「選擇恐懼症」。

史上最政治化的一屆「透納獎」

「透納獎」以英國著名畫家約瑟夫·馬洛德·威廉·透納(J.M.W. Turner)的名字命名，由英國泰特美術館組織評選頒發，是英國最著名的藝術獎項。

自1984年成立以來，透納獎的發展一直伴隨著爭議。透納獎應該頒給資深的藝術家，還是年輕的藝術家？藝術評選是否有損藝術的「身份與體面」？藝術評獎是只考慮藝術質量，還是要兼顧性別平衡？1996年的透納獎入選者均為男性、1997年入選者均為女性，這引發了公眾的質疑：評委會是不是為了政治正確「矯枉過正」？

爭議的基礎是極大的大眾關注度。經過三十四年的發展，透納獎早已成為全球矚目的藝術盛事。而關於「什麼是藝術」，幾乎是每年都會拿出來討論的議題。透納獎的評獎標準有時無法令大眾接受。1999年的入圍作品《我的床》就是一例。這件作品也是使得「透納獎」在英國獲得空前關注度的轉折點。崔茜·艾敏在《我的床》中，將人們日常生活中難以示人的的「骯髒」事物展現於人前，床單上有汗漬、性生活污跡、嘔吐物，床上和周圍擺著空酒瓶、避孕套、衛生巾、空煙盒、破拖鞋。這件讓常人難以與「藝術」二字聯繫起來的作品，得到了輿論的強烈反彈。英國一名威爾士家庭主婦甚至千里迢迢趕到倫敦，要清掃這張床：「打掃衛生是我的責任，崔茜是壞女孩的榜樣。」而這名主婦的反抗行為，也成為《我的床》作品的一部分。

2014年，《我的床》在倫敦佳士得拍出了220萬英鎊的高價，刷新了崔茜·艾敏藝術品拍賣的成交紀錄。這也使她成為當今在世身價最高的女性藝術家之一。

崔西·艾敏作品《我的床》

當代藝術的評價標準已經不同於傳統藝術，相比較呈現「美」的技法，當代藝術更注重作品背後所呈現的概念和思想，藝術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與社會和大眾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在今年的透納獎中也有突出體現，英國泰特美術館館長Alex
Farquharson表示，本屆透納獎是有史以來最政治化的一屆。

除了最終獲得大獎的夏洛特·普羅哲以外，還有三位大獎候選人，他們的入圍作品均與某個政治議題相關。

倫敦大學戈德史密斯學院的獨立研究團隊「法醫建築」（Forensic

Architecture）是本屆最特別的入圍者。它是一個跨學科的取證團隊，據其官網介紹，「法醫建築」團隊人員包括藝術家、電影製作人、程序員、科學家等，他們代表國際檢察官、人權組織、政治或環境司法團體對建築和媒介進行研究。現代城市已成為戰爭和人權侵犯行為的多發地，這些行為大多可被攝像機記錄下來。「法醫建築」團隊利用數字技術對侵犯人權事件進行建模製圖，並作為證據呈交法庭。

「法醫建築」入圍作品：2017年以色列警方襲擊貝都因村落的調查記錄。作品通過視頻、照片、文本、建模等方式還原了這起人權侵犯事件，冷峻地展現了在權力與暴力碾壓下的邊緣地帶。

另一位入圍者那依姆·穆罕默德（Naeem

Mohaiemen）1969年生於倫敦，後來在孟加拉國長大。目前穆罕默德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生候選人。他的藝術生涯始於2001年到2006年在紐約參與的圖像收集工作，該工作旨在引導人們關注9·11後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受到的攻擊。他拍攝的紀錄片作品藉由自己家庭創傷，探索了後殖民身份、移民、流亡和避難問題，並反思了激進左翼政治。

那依姆·穆罕默德《兩次會議和一次葬禮》：作品大量使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上拍攝的素材。1961年，在南斯拉夫、埃及、印度等國的倡議推動下，25個國家共同提出了不結盟主張，不參與到美蘇軍事競爭之中。然而在這以和平為導向的會議中，同樣充斥著狡猾的領導人和政治手段。

最後一位入圍者盧克·威利斯·湯普森(Luke
Willis Thompson)
是一位混血紐西蘭人，有著白人和斐濟血統。他的無聲電影作品《自動肖像》（Autoportrait）回應了黑人所受到的警察暴力問題：布羅頓、格雷姆、雷諾茲的親人，均在與警方的衝突中死亡，他們都嚴肅地、無聲地面對鏡頭，在悲傷的氛圍中表達憤怒和不寬恕。

同往年一樣，今年的透納獎依舊喝彩聲與噓聲並行。《衛報》評論員Adrian
Searle認為今年是最好的一屆透納獎，藝術家參與到社會進程之中，對藝術進行了更豐富多元的解釋。但藝術評論者MIchael
Glover在《獨立報》上表示了反對意見，今年的入圍作品沒有任何傳統藝術作品——如繪畫、雕塑，Glover認為2018年透納獎入圍作品悲慘、乏味、毫無感情：「看在上帝的份兒上，來點有視覺吸引力的東西吧，色彩豐富的二維或三維作品也行啊。」

新京報記者 呂婉婷

編輯 董牧孜   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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