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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錫瑞全集》整理的「四難」與「三善」

原標題:《皮錫瑞全集》整理的「四難」與「三善」



皮錫瑞(1850-1908),字鹿門,湖南善化人,同治十二年(1873)獲選拔貢,光緒八年(1882)考取舉人,後來四次會試均落榜,於是絕意功名,以講學、著述終老。他幼工詞章,兼長史論,壯年轉治經學,精究《尚書》,兼攻鄭學,晚年融貫群經,成為今文大師。他自光緒十八年(1892)掌教南昌經訓書院,以經史實學引導士子,前後七年,學風丕變,為江西培植了大批人才;又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受聘創辦善化小學堂,此後相繼執教湖南高等學堂、湖南師範館、長沙府中學堂,還一度代理湖南高等學堂總理,兼任湖南學務公所圖書課長,為湘省新式教育鞠躬盡瘁,被楊樹達譽為「經師人師」。尤其是他在戊戌年毅然出任南學會學長,大膽宣傳維新變法,並針對康有為一派「托古改制」「悉取西法」,提出「不引經書,專講史事」,以使變法跳出「康學窠臼」(《師伏堂日記》戊戌年七月十八日),接著又在晚清新政中,宣稱「今方言變法,尤宜講求古今通變,漢唐以上何以富強,宋明以下何以貧弱,誠於歷代沿革、得失、升降之故瞭然心目,思所以善變而取法於古,有不必盡學於四夷而自可以強中國者」(《鑒古齋日記序》),力圖從舊學中開啟新知,成為晚清變革理論的積極探索者。


皮錫瑞的遭際、言行與思想,堪稱晚清數十年間社會政治和學術文化急劇變遷的縮影。皮氏一生筆耕不輟,著述繁富,不僅翔實地記錄著他個人的生平經歷、社會生活、政治思想和學術成就,而且對於今人全面了解晚清的政治、經濟、學術、教育、文化和社會變遷,以及深入開展清代今文學史和中國經學史的研究,都能提供豐富而寶貴的資料,因此很有必要加以搜集、彙輯和點校。然而,要整理《皮錫瑞全集》,卻有「四難」:



一是資料分散彙集難。皮氏著述眾多,無論已刊未刊,長期以來分散流傳,今天很難匯於一手。皮氏後人曾選取18種著述板片,匯印《師伏堂叢書》,後又彙輯《師伏堂遺書》,增入6種已刊著作,擬交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但僅印出《經學通論》《經學歷史》。今《師伏堂叢書》國內多有館藏,其中多數著述又被台灣《尚書類聚初集》、上海《續修四庫全書》等影印,易於獲得,但其他各種以單本刊刻、未經影印的著述,如《尚書古文考實》《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等,尋訪不易,獲得底本要大費周章。至於各種未刊稿和大量散見各處的單篇文字,更非三五年內所能倖獲。

二是稿本秘藏獲取難。根據《湖南省古籍善本書目》《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館藏古籍稿本提要》等線索,皮氏有多種稿本存世,其中既有《經學歷史》《經學通論》等已刊著述的底稿或初稿,更有《師伏堂日記》《師伏堂經說》《鹿門文稿》《鹿門詩草》等未刊稿,學術價值非同一般,但長期秘藏於長沙、武漢等地圖書館、博物館,被視為善本,不輕易示人。研究者即使有緣借閱,也無法通過掃描、複印等方式獲得全稿副本。


三是手跡潦草辨識難。原藏湖北省圖書館的《師伏堂日記》稿本,全國圖書館縮微文獻複製中心已製成微卷,其還原件又被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從中可見皮氏手稿以行草為主,字細而密,尤其一再塗抹、增刪,插改處更是字小如蟻,極難辨認。《湖南歷史資料》曾依據《師伏堂日記》抄本,摘刊丁酉年冬至庚子年底有關維新變法的部分內容,因未準確識讀原稿,認字、斷句、標點等訛誤屈指難數。《師伏堂經說》《師伏堂經學雜記》《鹿門文稿》等手稿同樣不易辨識,整理起來相當困難。


四是內容艱深點校難。皮氏治學兼涉四部,著書繁征博引,今人研讀匪易,點校尤難。特別是皮氏著述以經部居多,內容又極為專精,其中《尚書》類、《三禮》類、《春秋》類、鄭學類、通論群經類著作,抉發今文奧義,厘析歷代糾紛,多屬精深繁賾之學,所涉禮制、緯候更是專門之業,點校極有難度。皮氏已刊經學著述21種,後世被影印出版者18種,而添加句讀、注釋、校點整理者僅有《經學歷史》《經學通論》《今文尚書考證》《王制箋》,並在斷句、標點、覆檢引文等方面屢見錯誤,足證點校皮氏經學著作絕非易事。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吳仰湘教授長期從事皮錫瑞研究,很早就留意搜集皮氏著述,有心從事整理。他在2003年申請全國高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從皮氏詩文集開始進行點校,2005年以「皮錫瑞經學遺稿整理與經學成就研究」為題,獲得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資助,對《師伏堂經說》《師伏堂經學雜記》《師伏堂日記》等稿本專作整理、研究,2006年再以「《皮錫瑞全集》整理」成功入選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整理工程,至2011年完成《皮錫瑞全集》,此後又屢加校改、增補,最終在2015年由中華書局一次性出版。吳仰湘教授以一人之力,費時十餘年,完成650萬字的《皮錫瑞全集》,不僅工作量大得驚人,整理質量更令人擊節嘆賞。綜觀全書,可將整理工作的成功歸結為「三善」:


第一善,資料收錄完備。吳仰湘教授將《師伏堂日記》與皮名振編《皮鹿門先生著述總目》對檢,掌握皮氏各種著作和單篇文字的撰擬、刊刻情況,然後按圖索驥,分頭搜集:其一,以掃描、複印、拍照等方式,陸續從大陸及台港各圖書館獲得皮氏已刊著述31種(較《皮鹿門先生著述總目》多3種);其二,從長沙、武漢等地圖書館、博物館中,用最原始的手抄方式,抄出皮氏未刊書稿5種(較《皮鹿門先生著述總目》多2種)、皮氏後人所輯雜稿4種;其三,從皮氏後人所輯《皮鹿門年譜》《鹿門文稿》《鹿門雜稿》和皮氏師友、門生各種著述中,以及《湘報》《南強旬刊》等報刊上,尋獲一批詩詞、書札、序跋、課卷、條陳、答問等,編成「詩文補遺」。總計《皮錫瑞全集》收書36種,將現存皮氏著述匯於一編,是皮氏辭世後規模最大的一次結集。另又輯得晚清至民國皮氏傳記資料17篇、著述資料27篇,加上皮氏著述版本、生平大事年表,作為附錄,為學界開展研究提供了補充資料。

第二善,稿本識讀準確。皮氏存世稿本內容多樣,文字更難辨識,整理相當不易。吳仰湘教授因為熟悉皮氏生平與思想,又長年累月翻閱皮氏各種手稿,得以稔熟皮氏手跡,加上整理時眼明心細,所以文字識讀非常準確。目前收入《皮錫瑞全集》的稿本,最重要的有《師伏堂日記》35冊、《師伏堂經說》2冊、《易林證文》2冊、《師伏堂經學雜記》第1冊,總計150多萬字,無不忠實遞錄,釋文盡得其真,僅《師伏堂日記》因以黑白微卷作底本,原稿彩底花紋經拍攝變成黑影遮蓋文字,以致有100多字無法識讀,不過對原來只能依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本的研究者來說,這個整理本已足以稱為學術大福利了。


第三善,經書點校精審。因皮氏經學著作內容繁難,百餘年間僅4種著述有整理本問世。《皮錫瑞全集》將皮氏21種已刊經學著作、3種未刊經學稿本全部作了點校,不僅規模空前,而且質量上乘,凡校本選擇、版本校勘、異文考辨、引文覆檢、文句點斷、文字校正,無不嚴謹細緻,一絲不苟,點校之精審,足以成為近年經學文獻整理的典範。即使《經學歷史》《經學通論》《今文尚書考證》等已有幾種整理本,吳仰湘教授仍從斷句標點、覆檢引文、比對異文等方面糾謬補闕,做到了後出轉精。例如,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一直被視為佳本,但初刻本舛訛仍多未校正,吳仰湘教授利用《經學歷史》初稿本,糾正了初刻本、周注本20多處錯誤。又如《經學通論》兩種整理本,斷句多沿襲1954年中華書局校正重印本舊式句讀,破句現象層出不窮,吳仰湘教授真正讀懂原文,不受舊句讀影響,標點完全正確。至於《今文尚書考證》,中華書局所出盛冬鈴、陳抗點校本已很精善,但吳仰湘教授在標點斷句、引文起止、文字校核等方面仍大有改進,如卷一《堯典》「蕩蕩懷山襄陵」句下皮氏引臧琳說,盛冬鈴等標點為:「案:《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云:『《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魯論》,今文也。」(第32頁)「鄭注云」以下標點明顯有誤,吳仰湘教授標點為:「鄭注云:『《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魯論》,今文也。」(《皮錫瑞全集》第2冊,第57頁)又如卷二《皋陶謨》「懋遷有無化居」句下皮氏謹案文句,盛冬鈴等標點為:「故論文字則古文為勝,論說解則今文為長。如《左氏春秋》古經勝於《公羊》《穀梁》,而說解則丘明不傳,《春秋》其義,當從《公》《穀》。」(第106頁)吳仰湘教授將後一句改正作「而說解,則丘明不傳《春秋》,其義當從《公》《穀》」(《皮錫瑞全集》第2冊,第151頁)再如卷一《堯典》「宅嵎夷」句下皮氏引段玉裁說,盛冬鈴等對此引文標至「今文皆作『度』矣」即止(第18-19頁),吳仰湘教授翻檢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原文,直標至「『鐵』之訛體也」為止(《皮錫瑞全集》第2冊,第39頁)。

總之,生前享有盛名的皮錫瑞,歿後聲名不彰,既與時代劇變、舊學淪替有關,也與皮氏已刊著述分散難稽、遺世稿本秘藏難睹、經學著作艱深難懂大有關係。吳仰湘教授因對皮氏思想、學術素有研究,又具備紮實的經史根底,窮年累月,孜孜不倦,一舉推出盡善盡美的《皮錫瑞全集》,特別是將一批稀見稿本整理餉世,不僅有功於湖湘先賢,也裨益於當今學界,確實可敬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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