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專門寫了一本書 怒懟特朗普！

比爾·蓋茨最喜愛的一本書！

一部描繪世界大圖景的鴻篇巨製，

75幅圖表講述人類進步的偉大故事！

全球矚目的史蒂芬·平克重磅新作，

理查德·道金斯心中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品。

《經濟學人》《衛報》2018年最佳圖書！

《當下的啟蒙》

為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辯護(精裝)

(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

作者：(美) 史蒂芬· 平克 (Steven Pinker )

譯者：侯新智 歐陽明亮 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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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寫這本書

在新千年第二個10年的後半期，出版一本探討人類進步及其原因的書，似乎有點不合時宜。就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領導美國的人將當前社會描述得一片漆黑：「母親和孩子正陷於貧困之中……年輕漂亮的學生被教育系統剝奪了本該習得的知識……犯罪團伙和毒品奪走了許多生命。」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愈演愈烈的「全面戰爭」，而這場噩夢的罪魁禍首，是所謂的「全球權力結構」，它侵蝕了「基督教內在的精神基礎和道德基礎」。

我將用本書證明，這種對世界狀況的悲觀看法是錯誤的，而且是大錯，錯得離譜，錯得不能再錯。但本書針對的不是美國第45任總統以及他的顧問團隊。早在特朗普宣布參選總統的幾年前，我就已經在構思這本書，而且我希望它的生命能比特朗普的任期更長一些。事實上，促成特朗普順利當選的一些思想在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中非常流行，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這些思想包括：對世界發展道路悲觀失望、對現代制度冷嘲熱諷、除了宗教之外無法在任何事物中找到更高的目標。

我將提出一種對這個世界的不同理解，這種理解基於現實，並受到啟蒙運動四大理念的啟發，也就是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我希望讓讀者明白，雖然啟蒙運動的理念具有永恆的價值，但它的意義對於今天的我們卻顯得尤為重要。

幾十年來，我在進行有關語言、心智和人性的公開演講時，常常會被問到一些極其古怪的問題：哪一種語言是最好的語言？蛤蜊和牡蠣有沒有意識？什麼時候可以把我的大腦上傳到網上？肥胖是一種暴力嗎？

不過，在一次演講中，有一個提問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我當時是在解釋說，科學家普遍認為，精神生活是由大腦組織的活動方式建構而成的。隨後，聽眾席上有一位女學生舉手問道：

「那我活著有什麼意義呢？」

這個學生提問的語氣十分真誠，這表明她並沒有自殺傾向，也不是在諷刺挖苦，而是真心想要了解：當科學的發展將靈魂不朽的宗教信仰盡悉破除之後，我們該如何尋找生活的意義和目的。

我一向認為，這個世界只有愚蠢的回答，沒有愚蠢的問題，因此我儘可能地給出了一個合理可信的回答，這不僅讓這位學生和在場的聽眾感到意外，就連我自己事後也頗感吃驚。我記得當時是這樣說的，當然，這些文字經過了記憶和事後靈感的美化：

當你問出這個問題時，你是在為你的信念尋找理由，也就是力圖用理性的方法，來發現和證明那些對你來說重要的東西。事實上，活著的理由實在是太多了！

作為一個有情生命，你可以發展自己的潛能，可以通過學習和討論來完善自己的推理能力，可以通過科學來解釋自然世界，也可以通過藝術和人文學科來洞察人類狀況。你可以運用各種能力來追求快樂與滿足，這是你的祖先繁衍至今的原因，而你也是因此而存在。你可以盡情領略自然與文化的豐富多彩。作為億萬年來生命延續的繼承者，你可以將生命傳遞下去，使之生生不息。你天生擁有同情之心，這使你能夠去喜歡、去愛、去尊重、去幫助、去表達善意。你可以享受朋友、親人和同事之間相互關愛的美好情誼。

因為理性告訴你，這些並不是你所獨有的願望，所以你想要得到什麼，就必須向他人提供什麼。你可以通過促進生命、健康、知識、自由、富足、安全、美麗與和平，來保障他人的福祉。歷史表明，當我們對他人的處境產生同情，並運用聰明才智去改善人類狀況時，我們就能夠取得進步，而你可以提供幫助，使這種進步持續下去。

解釋生活的意義本不屬於一位認知科學教授的工作職能。而且，我也沒有狂妄到企圖憑藉晦澀的專業知識和可疑的個人智慧來回答她的問題。但我知道，我正在引入一個信念和價值觀的集合體，它在我出生的兩個世紀前就已經形成，而它從沒有像今天一樣與我們如此相關。它就是啟蒙運動的理念。

按啟蒙運動的說法，我們可以通過理性和同情來促進人類的繁榮。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陳詞濫調。之所以撰寫本書，是因為我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的理念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需要竭力辯護。我們將它所賜的禮物視為理所應當：一個人活到七八十歲不再是稀奇的事情，市場里充滿了各種食物，清潔的凈水只須擰一擰水龍頭就噴涌而出，垃圾廢物得到良好的處理，各種藥物為我們消除疾病的痛苦，兒子不必送上戰場，女兒可以走在安全的街道上，人們不會因為批評強權而鋃鐺入獄或慘遭殺害，一個襯衫口袋就能裝下全球的知識和文化。但這些都是人類自身的成就，不是宇宙慷慨的贈予。在許多讀者的記憶中，以及在世界上那些還不太幸運的地方，戰爭、匱乏、疾病、無知和致命的威脅仍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我們知道自己的國家也有可能倒退回這些原始狀態，因此忽視啟蒙運動的成就實在是一種危險的行為。

在這位女士提問之後的幾年裡，我時常感到有必要重申啟蒙運動的理念，它也被稱為人文主義、開放社會、世界主義或者古典自由主義。這不僅是因為諸如此類的問題經常出現在我的郵箱里：「親愛的平克教授：不少人接受了你書中的觀點，他們以科學為信仰，認為自己不過是原子的集合體，或者一台智能有限的機器。他們認為自己不過是源於自私的基因，毫無意義地寄居於無垠的時空之中。對這些人，你有什麼好的建議呢？」也因為人們對人類進步歷程的健忘導致了一個比存在性焦慮更為嚴重的病症，它讓人們對受啟蒙運動啟發並確保人類進步的現代制度冷嘲熱諷（例如自由民主制、國際合作組織等），並希望用更原始的制度來取代它們。

啟蒙運動的理念是人類理性的產物，但它們總是與人性的其他方面相互鬥爭：對部族的忠誠、對權威的服從、奇幻無稽的思維以及將自身不幸歸咎於他人的習慣。21世紀第二個十年所興起的政治運動都在描繪這樣一幅景象：他們的國家被邪惡的黨派拉入了地獄的深淵，只能靠一個強大的領導者力挽狂瀾，拯救國家，使之「再次偉大」起來。這些運動和許多他們的極端反對者都受到同一個故事的煽動，他們一致認為，現代制度已經徹底失敗，生活的每個方面都陷入了巨大的危機。由此雙方達成了一個可怕的協議：只有打破這些制度，才能創造出一個更為美好的世界。如今我們已經很難找到對世界的積極願景，也就是在進步的背景下看待世界的問題，並通過逐一解決這些問題來實現進一步的發展。

如果你還不確定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是否需要強有力的辯護，可以聽聽激進伊斯蘭運動研究者希拉茲·馬希爾（Shiraz Maher）做出的診斷：「西方為自己的價值觀感到羞愧——不再主張古典自由主義。」他說：「我們對人文主義缺乏信心。它讓我們感到不安。」相比之下，「伊斯蘭國」則「清楚地知道人文主義代表什麼」，並知道它「非常誘人」。馬希爾本人也應該知道這一點，因為他曾經是聖戰組織伊斯蘭解放黨的地方領導人。

1960年，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對自由主義理念進行了深思，當時，這些理念剛剛經受了歷史上的最大考驗。哈耶克說：「如果要讓舊的真理保留在人們的大腦中，就必須在後代人的語言和觀念中不斷加以重申。那些曾經明確有效的詞語由於使用過多而變成陳詞濫調，以至於不再具有確切的含義。雖然其內在理念可能和以往一樣正確合理，但這些詞語已經不再擁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即便它們關涉的問題在今天依然存在。」

我正是希望通過本書，在21世紀的語言和觀念中重申啟蒙運動的理念。我首先提供的是一個整體框架，讓讀者了解現代科學所描述的人類狀況，也就是我們是誰，來自哪裡，面臨著怎樣的挑戰，以及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本書的大部分篇幅都在用21世紀的獨特方式來捍衛這些理念，也就是用數據說話。這些有關啟蒙運動理念的實證數據表明，它並不是天真的希望。啟蒙運動取得了輝煌勝利，這是一個很少被人提及的偉大故事。由於這場勝利一直無人傳頌，理性、科學和人文主義的內在精神也因此不受重視。這些思想遠沒有成為路人皆知的普遍常識，今天的知識分子對它們漠不關心，將信將疑，有時甚至嗤之以鼻。然而我相信，只要能正確地欣賞，啟蒙運動的理念其實魅力四射、充滿力量，同時也高貴無比，這也是生活的一個理由。

何為啟蒙

何為啟蒙？1784年，康德在一篇以「啟蒙」為題的文章中做了如下回答：啟蒙是指「人類從自己加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中解脫出來」，從因「懶惰和怯懦」而服從於宗教或政治權威的「條規戒律」的狀態中解脫出來。他宣稱，啟蒙運動的口號就是：「勇於運用自己的理智！」它的基本條件是思想與言論的自由。「一個時代絕不能締結某種條約，以阻礙後來的時代擴展眼界、增進知識、消除錯誤。這將是一種違反人性的犯罪行為，因為人性的固有使命正在於這種進步。」

康德的觀點在21世紀的物理學家戴維·多伊奇（David Deutsch）所著的《無窮的開始》（The Beginning of In?nity）一書中得到了回應。多伊奇在這部為啟蒙辯護的著作中強調，只要我們大膽地運用理智，就可以在科學、政治以及道德等所有領域取得進步：

樂觀主義（在我主張的意義上）是這樣一種理論：所有的失敗，所有的惡，都是知識不足造成的。……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知識與完備狀態之間永遠隔著無窮的距離。有些問題很困難，但把困難的問題和不能解決的問題混為一談是錯誤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而且每一種特定的惡都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樂觀主義的文明是開放的，它不害怕創新，以批評的傳統為基礎。它的體系不斷改善，這些體系所實現的知識中最重要的，就是怎樣檢測和消除錯誤的知識。

何為啟蒙運動？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正式的答案，因為以康德的文章所命名的那個時代並沒有明確的年代界限，不像奧運會那樣有開幕儀式和閉幕典禮。同時，這次運動也沒有一個宗旨明確的誓言或者信條。通常來說，啟蒙運動指的是18世紀的後60年，不過它可以上溯自17世紀的科學革命和理性時代，也可以下延至19世紀上半葉古典自由主義的鼎盛時期。當時，科學探索對傳統智慧提出了挑戰，宗教戰爭的血腥殘酷讓人們記憶猶新，思想的傳播和人類的交流也比以往更為迅速頻繁。在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找到了一條理解人類狀況的新途徑。在這個時期內，各種思想紛涌迭現，有些還相互矛盾，但有四個主題將它們連在一起，也就是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

第一個主題理性是重中之重，因為理性是不容商榷的。只要你站出來討論生活的意義，或者其他任何問題，並堅定地認為自己給出的答案真實可靠、令人信服，那麼你就是在訴諸理性，並同意將自己的觀點交給客觀標準來檢驗。如果說啟蒙運動思想家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那便是主張積極地運用理性的標準去理解我們所處的世界，而不能依賴空穴之風、虛幻之源，諸如信仰、教條、神啟、權威、異能、神秘主義、占卜、幻覺、直覺，或者宗教經典的闡釋文本。

正是理性讓大多數啟蒙運動思想家都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位干預人類事物的擬人神。理性告訴我們，有關神跡的描述查無實據、令人生疑，宗教經典的作者也都是實實在在的人，各類自然事件的發生並不會考慮人類的福祉，不同的文化信奉著不同的神，它們壁壘森嚴、互不相容，沒有哪一個不是人類自身想像的產物。正如孟德斯鳩所言：「假如三角形也有神，那麼它的神一定有三條邊。」不過，並非所有的啟蒙思想家都是無神論者。其中一些人是自然神論者，他們與有神論者不同，認為上帝在將世界這台機器發動起來之後就退居幕後，聽憑世界按照自然法則存在和發展下去。另一些人則是泛神論者，他們將「上帝」作為自然法則的代名詞。不過，他們中幾乎沒有人信奉《聖經》中那位制定律法、呼風喚雨並賜子降生的上帝。

今天的許多作家往往將啟蒙運動對理性的鼓吹與另一種錯誤觀念混為一談，也就是認為人類是完美無缺的理性主體。這與歷史事實大相徑庭，像康德、斯賓諾莎、托馬斯·霍布斯、大衛·休謨以及亞當·斯密這樣的學者都是刨根問底的心理學家，他們太了解我們身上所具有的非理性情緒和弱點。他們堅信，只有明確指出愚蠢的根源所在，人們才有克服它的希望。可見，正是因為人們日常的思維習慣並不一定能保持理性，所以才必須審慎精細地運用理性。

由此便引申出第二個主題：科學。所謂科學，就是對理性的加工提煉，並以此去解釋世界。科學革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它所帶來的各種發現已經成為大多數人的第二天性，以至於我們對此習以為常、不以為意，然而歷史學家戴維·伍頓（David Wootton）提醒說，在1600年，也就是科學革命的前夕，一個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對世界的理解是這樣的：

他相信女巫可以掀起風暴，淹沒大海上的船隻……他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狼人存在，儘管碰巧在英國沒有，不過遲早會在比利時發現它們……他相信女妖喀耳刻真的把奧德修斯的船員都變成了豬……他相信老鼠是從秸稈堆中自己長出來的……他相信那個時代的魔法師……他見到過傳說中的獨角獸的角，儘管他並沒見過獨角獸。

他相信，如果一個人被謀殺，那麼只要兇手在場，屍體就會流血。他相信世上有一種藥膏，只要塗抹在匕首上，就能癒合這把匕首所造成的傷口。他相信可以通過植物的形狀、顏色以及紋理來判斷它的藥用價值，因為上帝設計自然的目的就是讓人類能夠理解。他相信鍊金術，儘管懷疑是否有人知道如何去做。他相信大自然討厭真空。他相信彩虹是上帝的旨意，而彗星則是邪惡的預兆。他相信夢可以預示未來，只要能掌握解夢的方法。同樣，他相信地球靜止不動，日月星辰每24小時繞地一周。

然而130多年後，一個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就不再會相信這些東西。這不但將人類從愚昧中解放出來，也讓人類遠離無謂的恐懼。社會學家羅伯特·斯科特（RobertScott）指出，在中世紀，「這種認為有某種外部力量操控日常生活的想法導致了一種集體妄想症」：

暴雨、雷電、狂風、日食、月食、寒流、熱浪、乾旱和地震，凡此種種，都被認為是上帝發怒的徵兆。如此一來，「恐懼之妖」寄居於生活的每個角落。海洋成為邪惡之域，森林裡到處都是妖獸、女巫和魔鬼，以及真實存在的竊賊和兇犯。……黑夜降臨之後，世界上也充滿了預示各種危險的信號：彗星、流星、月食以及野獸的嚎叫。

對啟蒙運動思想家而言，從無知與迷信中擺脫出來，表明傳統認知會犯下怎樣的錯誤，而科學的方法，例如懷疑論、可謬論（fallibillism）、公開辯論以及實證檢驗，則是一種有效的手段，可以指導我們獲得可靠的知識。

在這些知識中，也包括對自身的理解。建立一門「人的科學」的要求成為那個時代的主題，並將在其他許多問題上觀點各異的啟蒙運動思想家聯繫在一起，其中包括孟德斯鳩、大衛·休謨、亞當·斯密、康德、孔多塞、狄德羅、達朗貝爾、盧梭和維柯。他們相信存在著普遍的人性，並認為可以對它進行科學研究。因此，他們成為諸多學科的早期實踐者，而這些學科直到幾個世紀以後才被正式命名。他們是認知神經學家，試圖通過大腦的生理機制來解釋思想、情感和精神病理。他們又是進化心理學家，試圖描述生命的自然狀態，並辨識那些「注入我們身軀之內」的動物本能。他們還是社會心理學家，著書立說，討論將我們結為一體的道德情感和相互對立的自私情緒，並分析那些干擾各項完美計劃的短視行為。他們也是文化人類學家，挖掘旅行者和探險者的實地記錄，既收集有關人類共性的數據，也關注世界不同文化在風俗習慣上的多樣性。

普遍人性的觀點將我們引入第三個主題：人文主義。理性與啟蒙運動思想家普遍意識到，必須為道德確立一個世俗基礎，因為他們被幾個世紀以來宗教屠殺的歷史記憶深深困擾，例如十字軍東征、宗教裁判所、獵捕女巫以及歐洲的宗教戰爭。他們為今天所稱的人文主義奠定了一個基礎，也就是將全社會男女老幼的個體利益置於部落、民族、國家或者宗教的榮耀之上。真正能夠感受快樂和痛苦、幸福和悲傷的是單獨的個人，而非組織或團體。無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確保最多的人能獲得最大的幸福，還是出於「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絕對律令，在啟蒙運動思想家看來，正是人類個體對痛苦和幸福擁有相同的感受力，才引發了對道德關懷的呼籲。

幸運的是，人性為響應這個呼籲做好了準備，因為我們被普遍賦予了一種能力：同情。同情，有時也被稱為仁慈、憐憫、惻隱等。只要擁有同情他人的能力，就沒有什麼可以阻止同情之環向外延展，由家庭、宗族出發，去擁抱整個人類，尤其是當理性告訴我們，自己以及所屬的群體並沒有什麼異於他人的屬性。我們不得不接納世界主義，接受世界公民的身份。

這種人文情感促使啟蒙運動思想家不僅譴責宗教暴力，同時也對所處時代的世俗暴行大加聲討，例如奴隸制度、專制主義、濫用死刑，以及諸如鞭打、截肢、穿刺、剖腹、輪輾、火燒之類的殘酷刑罰。啟蒙運動有時也被稱為「人道主義革命」，因為它促成了種種野蠻行為的廢止取締，這些行為在各種文明中都曾普遍存在，而且延續了千年之久。

如果廢除奴隸制度和殘酷刑罰都算不上進步，那這世界上就沒有進步可言。由此進入第四個主題：進步。在科學的幫助下，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日益深入，在理性和世界主義的引發下，同情之心也在不斷擴張。因此，人類完全可以在智力和道德上取得進步。不必屈從於當前的苦難和各種不合理的現象，也不必試圖將時鐘回撥，去尋找失去的黃金時代。

我們不應該將啟蒙運動對進步的信念與19世紀浪漫主義的信仰混為一談。浪漫主義者相信神秘的力量，相信法律和辯證法，相信鬥爭、演化和命運，相信古希臘人對人類時代的分期，也相信進化的動力會將人類社會推向理想之境。然而就像康德關於「增加知識、減少錯誤」的表述一樣，啟蒙運動對進步的理解並沒有那麼詩意，進步不過是理性和人文主義的結合。只要關注並了解法律、習俗的現實狀況，並設法去改進、實踐，然後保留下那些可以造福人類的措施與制度，我們就能逐漸讓世界變得更好。科學本身就是在理論和實驗的循環中逐步發展，在局部的挫折和倒退中累積經驗、持續前進，並由此證明如何才能取得真正的進步。

我們也不能將進步的理念與20世紀的社會重塑運動混為一談，這場運動的目的是為技術官僚和城市規劃者提供方便，政治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稱之為「極端現代主義的獨裁主義」（AuthoritarianHigh Modernism）。這場運動否認人性的存在，否認人性對美、自然、傳統和社會親密的複雜需求。這些現代主義者從一塊「乾淨的桌布」出發，設計出各種城市更新項目，用高速公路、摩天大樓、露天廣場以及粗野無比的建築取代充滿生活氣息的街道社區。他們從理論上解釋說「人類將會重生」，並「生活於整體的有序關係之中」。雖然這些發展有時也被冠以「進步」一詞，但這種用法是極具諷刺意味的，因為缺乏人文主義引導的「進步」不是進步。

啟蒙運動思想家並不試圖去塑造人性，他們所希望的進步主要集中在人類的各項制度方面。像政府、法律、學校、市場和國際組織這樣的人造系統才是理性的用武之地，並由此改善人類的狀況。

平克是誰？

史蒂芬·平克，出生於加拿大蒙特利爾，1976年取得麥吉爾大學心理學學士學位，1979年取得哈佛大學實驗心理學博士學位。

1982—2003年在麻省理工學院腦與認知科學系任教，潛心研究兒童的語言學習模式，最終成為麻省理工學院認知神經學中心的掌門人。1994年，他的《語言本能》一經出版，就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併入選《美國科學家》20世紀100本最佳科學書籍。

2003年被聘為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2008—2013年，被授予哈佛學院榮譽教授頭銜。

2004年，當選《時代周刊》全球100位最有影響力人物。2010—2011年，兩度被《外交政策》雜誌評為全球頂尖思想家。在2013年《前景》雜誌「最偉大思想家」評選中，名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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