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聯產承包｜我為「包產到戶」做好了被撤職的準備
中國經濟周刊微信號：ChinaEconomicWeekly
中國經濟周刊官方網站：經濟網 www.ceweekly.cn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42期）
1978年11月24日夜，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位村民擠在一間破舊的屋子裡，他們冒著坐牢的風險，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手印，決定實施「大包干」。由此發生的變革，徹底改變了中國大地上的農民、農村和農業。
小崗村「大包干」帶頭人合影
1958年之後的兩年，「大躍進」宣告失敗，中國經濟進入「調整期」。在劉少奇主持經濟調整工作時提出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但1962年之後，尤其在「文革」開始之後，「三自一包」變成了劉少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狀。
1964年，中國湧現了農業發展的一面新旗幟「山西大寨」。資料記載：大寨一共十個小村，七十八戶人家，周邊七梁八坡，農業條件艱難。但大寨人齊心協力，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開梯田治理荒山，實現糧食增產，從而被山西晉中地委樹為模範。當年年底，毛澤東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從此大寨成為全國農業學習的榜樣。
此後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曲折歷史和改革堅冰，實際都指向一個不可逾越的原則：分田單幹、包產到戶、家庭聯產承包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都是否定「大寨旗幟」。
在「兩個凡是」禁錮之下，如何衝破公社，把集體土地分給一家一戶去承包經營，完成「公糧目標責任」之後的一切收入歸農民自己所有，以此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農業生產力，在當時談何容易？所以，改革開放40年間，最初的農業改革是偷著干出來的。
1978年11月24日，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實行「包產到戶」的「18個紅手印」就是偷著按的；強調尊重生產隊和農民自主權的「安徽省委六條」以及通過「借地種麥」引導農民「包產到戶」，這都是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背著中央下發乾的。1979年6月18日，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開幕式會間休息時，萬里跑到大會主席團對陳雲說：安徽一些農村已經搞起了「包產到戶」，怎麼辦？陳雲答覆：我雙手贊成。
關鍵時刻，陳雲的表態讓萬里定了心，也讓包產到戶開始在陽光下試行。事實證明，安徽小崗村「包產到戶」第一年就收穫66噸糧食，相當於1966年到1970年5年收成的總和。
這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按下紅手印的「包產到戶」契約。
當年小崗村按「紅手印」的茅草屋。
1980年初春，萬里調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農委主任，後任國務院副總理。1981年12月，萬里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小組討論中越來越多的人呼籲：「應當給包產到戶上一個社會主義的戶口。」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不管採取什麼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
之後，中央連續三年以「一號文件」的形式，對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生產責任制給予充分肯定，並在政策上積極引導，從而使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責任制迅速在全國廣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隨之解體；1998年修訂後的《土地管理法》以及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的政策。1999年再次修改憲法時，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為「家庭承包經營」。
實踐證明，作為改革的突破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大提升了中國農業生產力，也為中國改革全面鋪開做出了重要示範。197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3.04億噸，2017年這個數字變成了6.2億噸；GDP從1978年的3678.70億元發展到2017年的82.7萬億元，平均每年增長9.5%。這是天翻地覆的變化，而農業改革的新內涵也在不斷豐富，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分離之後的「確權」讓農民有了財產，以此為基礎，土地流轉、股份合作制等不斷為中國農業發展注入新活力、新動力。
（《中國經濟周刊》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親歷者王郁昭
我為「包產到戶」做好了被撤職的準備
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
1975年，我來到安徽滁縣任職，歷任滁縣地區革委會主任、副書記、書記。
1977年上半年，我們組織了300多名幹部，深入到400多個生產隊進行調查，並向省委上交了報告——《關於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的調查情況和今後意見》。
當年6月份，剛剛上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的萬里同志看到這份報告後，立即批轉給各地、市委，指出滁縣地區進行調查研究，這是個好的開端。「報告所提的意見，可供各地參考。」這是萬里到安徽後批轉的第一個報告。
同時，省委第二書記顧卓新，讓我從100多篇調查報告中選擇幾十篇印成書發給各地參考。此後省委負責同志又親自到農村調查，在滁縣地委報告的基礎上，形成了省委《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決定》（簡稱「省委六條」），經全省農村工作會議討論修改後，於11月下旬公布，在全省貫徹執行。
「省委六條」的主要內容有：允許生產隊根據農活情況建立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只需個人乾的活可以責任到人；允許和鼓勵社員自主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等。
這些規定現在看來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在當時尚屬「禁區」，具有較大的衝擊力，反響強烈，深受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的歡迎。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報》專門發表文章《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
小崗村的「生死文書」
1978年滁縣地區遭受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旱災。9月初，地委召開了四級幹部會議，布置生產自救和秋耕秋種。此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已經進行了幾個月，「兩個凡是」的觀點正受到質疑。
會上，許多公社幹部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農業長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裡？一個公社上不去，兩個公社上不去，為什麼全區240多個公社都上不去？難道我們都是笨蛋嗎？
公社幹部強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手讓下面干，干好了不求表揚，干不好自動下台。
更令人奇怪的是，在普遍減產的情況下，來安和天長兩個縣的幾個公社卻全面增產。於是我鼓勵大家暢所欲言，這幾位公社書記這才公開了三個「秘密武器」：來安縣煙陳公社魏郢生產隊實行了包產到組；天長縣新街公社實行棉花包產到戶；來安縣廣大公社實行了幹部崗位責任制，年終時按各項生產指標實行獎罰。
會後，我立即趕到省會合肥，向萬里書記作了詳細的彙報。萬里立即指示：「對這三個典型社隊要進行詳細調查，並向省委寫出報告。」
看到調查報告後，萬里隨即通知地委進行試點。我們立即組織試點。結果，各縣紛紛要求擴大試點範圍，許多公社爭當試點，不是試點的公社也自發加入。
隨著包產到組的發展，一部分生產隊暗中開始了「包產到戶」，其中就有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也就是現在家喻戶曉的小崗村。
1978年秋天，鳳陽縣小崗生產隊副隊長嚴宏昌帶領18戶人家搞了大包干；年底，18位社員偷偷摸摸簽訂了一份「生死文書」， 在那張大紙上摁上了自己的手印。
坦率地說，當時的一些細節我不是很清楚。但到了第二年，小崗生產隊創造了奇蹟。18戶農民有12戶超過萬斤糧，油料產量超過合作化以來20年的總和，社員收入比上年增長了6倍。自1957年起，23年來，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和油料任務，分別超額6倍和80倍。
農民群眾對「大包干」讚不絕口：「鞋合腳，政策好。人出力，地獻寶！」「大包干，真正好，幹部社員都想搞。只要幹上三五年，吃陳糧燒陳草。」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會議決定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發展路線。
包產到戶有了「地方戶口」
1980年春節前，萬里同志來到小崗生產隊，挨門挨戶看了一遍，非常高興。有人指責小崗生產隊是開倒車，他當即表態，「地委同意你們先干三年，我批准你們先干五年。只要多打糧食，對國家多貢獻，集體多提留，社員生活能改善，干一輩子也不是開倒車。」
1980年初，省委召開全省農村工作會議。我作了題為 《順應民心，積極引導》的發言，要求給「大包干」報個戶口，承認它也是社會主義的一種生產責任形式。我認為勞動者的積極性高與低，是檢驗生產關係是否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根本標誌，實踐證明大包干到戶責任制，就是讓農民穿上了「合腳鞋」，因而中國的農業才能跨大步。
後來，在會議總結時，萬里同志指出：「包產到戶不是我們提出來的，問題是已經有了，孩子已經生下來了，他媽媽挺高興，你不給他報戶口，行嗎？那天王郁昭同志說了，孩子挺好的，給報個戶口吧，承認它也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那根本不是資本主義，包產到戶不等於單幹，單幹不等於資本主義，沒有什麼可怕的。」
由此，大包干責任制終於在安徽省報上了戶口，但這是地方戶口，只能在省內通行。雖然「大包干」得到安徽省委的承認，但並沒有完全達成共識。
遺憾的是，1980年春，萬里離開安徽到中央工作。其後，大包乾的爭論在全省乃至全國展開。
「小平同志談話」帶來艷陽天
1980年上半年，省委連續召開了蚌埠、蕪湖、巢湖會議。在這些會議上，大包干遭到了猛烈批評。
形勢急轉直下，有的縣下令不許搞包產到戶，搞了的要限期收回。滁縣該何去何從？難道大包干真的是一種倒退？就在此時，我在省委意外看到了鄧小平同志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一份內部談話。
鄧小平同志說：「『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
這個談話讓我振奮不已，更堅定了我的信心。當時這個談話尚未公開發表，但我迅速向所屬各縣委書記做了傳達。
但在1980年8月的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除了滁縣、六安地區外，其他地區基本是「一邊倒」，對「大包干」形成圍攻之勢。在這種形勢下，我在會上首先強調包產到戶可以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勞動者積極性的高與低，是檢驗生產關係是否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根本標誌；同時，列舉了實地調查數據表明，增產最多的是包產到戶，次之是包產到組，而「大呼隆」的生產隊只能是平產或減產。
最後，我說：「如果上級不同意，那就請上級正式發個文件，進行糾正，我作為共產黨員、作為下級，服從就是了。不要像現在這樣，今天這裡批，明天那裡批，施加壓力，搞得人心惶惶，整天提心弔膽。我已準備被撤職，但問心無愧，對得起黨，對得起老百姓。」
當時全場氣氛緊張，鴉雀無聲。由於分歧很大，省委第二書記顧卓新建議把鄧小平那篇談話念一遍，作為會議總結。從那以後，包產到戶就迎來了艷陽天。
1993年3月29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正式載入憲法。
（此文根據《中國經濟周刊》記者2009年的採訪報道綜合整理）
責編：曹煦
關注《中國經濟周刊》頭條號
請回到文章頂部，點擊右上方「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