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士」胡愈之的回憶與失語
撰文：張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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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代前半期，胡愈之在印尼流亡期間寫有《少年航空兵——祖國夢遊記》一書。其中有句話：「永遠向著未來，不要懷念過去；一切為了明日，不要迷戀昨日。」
君子之道，一以貫之。直到胡愈之去世前一兩年，除了些追念亡友的文章，他很少寫回憶文字，尤其不寫自己。這一特點，在追念胡愈之的諸多文章里，常有人提及。
一九八六年初，胡愈之離世。臨近生命終點時，「為了明日」，他終於要說說昨日。
一九八四年上半年，胡愈之口述了一篇回憶文字——《南洋雜憶》，約兩萬字。開篇處，他再次說起「幾乎不寫回憶文字」的老話。彼時願談自身經歷，是為「幫助青年人了解過去的生活和鬥爭」。
一九八五年下半年，胡愈之應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約，回憶個人經歷，再作口述。據知情者說，最初是「一份四萬多字的自傳」。
一九九年夏，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回憶》一書，系胡愈之文集。書中，該自傳以同題置首，篇幅六萬餘言。正文第一句，是「一八九六年九月九日（舊曆八月初三），我出生在浙江省上虞縣城（今為豐惠鎮）的一個地主家庭」。接下來，胡愈之強調一種情況——「地主階級內部發生分化，一部分地主堅持對農民的嚴厲鎮壓，而另一些地主則開始同情農民困苦的處境。」
這是他對幼年所處客觀現實的如實描述，是其切身經歷。
胡愈之的父親是一位清末民初的維新派知識分子。他受民主主義思潮影響，在家鄉辦新學，傳播新思想，也從自家經濟下滑狀態感受到農民之苦、稼穡之難。他不僅同情農民，還肯管閑事，打抱不平，出手幫助一些貧苦農民，和土豪劣紳抗爭。
胡愈之說：「父親的這種態度，也對幼年的我有很大影響。」
胡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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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沒有耕地的農民，要維持正常生活，確需得到外部條件，比如租地。
一般說，農民租地，是強迫還是自願？毛澤東鄭重地用過「情願」一詞。他做過農民運動考察，做過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應知真情。
1945年夏，著名的「國民六參政」訪問延安。從史料看，毛澤東與他們分別有長談、暢談。談到不少話題，留下一些話頭。作為事情的後續，黃炎培的《延安歸來》轟動一時，流傳很廣；黃、毛之間關於「歷史周期律」的對話歷久彌新，綿延至今。
毛與黃說的另一段話，其重要性和歷史價值應不在「歷史周期律」之下，也被黃記錄於《延安歸來》，卻少見人提，恐成遺珠。這段話是毛澤東說起「那時覺悟到的種種錯誤」和「中共作風，到民紀三十一那年轉變」。其中說到農民租地，毛說：「中國的貧農，他們要求的是什麼？要求讓他們種田。他們情願繳租，苦的是租太重。至於自己有田，當然是很好，但是第二步的願望。所以我們提倡減租。不反對田主收租，如果減租，可以保租。我們也不反對債主取息，但須減息。如果減息，可以保息。因為農民正要借錢應他們急需的緣故。」
這話里，有對事實的承認、尊重，有合乎常識和常理的判斷。這個基礎上的策略，自然會和「打土豪、分田地」之類南轅北轍。
毛澤東由此檢討此前的錯誤說：「當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沒有看見中國，看見的只是書架上馬克思主義等書。……我們很願意使僅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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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同黃炎培、冷遹說起這段話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已成立二十多年，胡愈之已入黨十多年。「本本」是否也影響到胡愈之？是個值得留意的問題。
加入中共之前，胡愈之有過自由知識分子思想傾向。梅益在《胡愈之與中國知識分子》一文回憶說，一九三年代初，胡愈之從歐洲回國，說過一句話：「我對於自己所代表的階層失望了。知識分子不是給權貴幫閑，就只配當奴隸總管。」
梅益和胡愈之不是一般交往關係。一九三七年，胡愈之冒著風險組織翻譯出版《西行漫記》時，他們是密切的合作者。梅益記錄下的這句話，對後人了解、理解胡愈之，有特殊作用。
胡愈之入黨，經歷過一番曲折。流亡歐洲前，他在商務印書館主持《東方雜誌》時，與作者中的共產黨人如張聞天等有過接觸。在歐洲期間，他曾系統研讀《資本論》等無產階級革命學說。一九三一年二月底，他從歐洲輾轉回到上海，因「對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充滿了熱情和信心，……想找共產黨」，卻不知何處找。直到他寫的《莫斯科印象記》引起中共高層注意，在沈雁冰引導下重逢張聞天，才與中共組織取得實質性聯繫。但在一次會議上，他的主張和與會黨員的「左」傾意見不一致，其入黨之事遂被擱置。一九三三年九月，胡愈之「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成為由中央特科直接領導的特別黨員」，「主要任務還是為黨做情報工作」。
入黨之前，胡愈之就切身領教了黨內「左」傾思想的危害。此後，他對「左」一直保持著警惕。相信他內心始終守持著一種自覺意識，既不給權貴幫閑，也不做奴隸總管。
在既定歷史階段，這簡直就是空谷足音。
李公朴的女婿王健平時與胡愈之交往較多，「文革」中，他們曾在政協同一學習小組。王健早年喜讀謝冰心的作品，「文革」中則批評冰心作品中「宣揚了『人性論』思想」。他把這事告訴胡愈之後，胡愈之當即坦率地說：你的思想受「左」的傾向太深。這些年來我們「左」的東西太多了！
在發熱、發昏、發狂的年代裡，胡愈之的清醒和表達十分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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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覺農有「當代茶聖」之稱。他與胡愈之「相交八十年」，曾寫文章說：「愈之家離我家只一河之隔，我常去他家串門，至今印象清晰的是他父親書房裡的一幅大字：『獨坐防心，群居防口』。」
胡愈之的「防心」功夫，其來有自。這與他的早年教育、文化熏陶有很大關係。
書香門第，家中庭訓不必多言。胡愈之進入中學後，父親從紹興為他找的國文教師薛朗軒，深刻影響了胡愈之的器識格局和思想方法。這位薛先生和蔡元培同住一條街，兩家皆貧，兩人的父親同為一個徐姓富人做工。徐家請到一位名師，來徐府授課。薛朗軒和蔡元培同為徐家子弟伴讀（當地風俗之一，富家可以請貧寒人家子弟到家中，和自家孩子一同受課，不收束脩，曰「伴讀」）。因徐家賞識薛朗軒、蔡元培的聰慧和為人，後來徐家掌柜的兩個女兒分別許配薛、蔡。他倆先是同工，後是同學，再作連襟。一段佳話。
薛朗軒是個終老鄉里的大知識分子。他以精通經學和輿地學聞名浙東，主張格物致知，不求名利官祿。他的教書方法與眾不同，對學生多作指導，應讀什麼書，讀哪篇，或哪節，由學生先作筆記，再向老師講解。若筆記和講解出錯，老師加以糾正。
胡愈之回憶薛先生說：「一個經學老師不主張用古典，一個脫離現實世界、數十年埋頭在故紙堆中的老先生，卻主張文章不能脫離現實，一個極端保守派卻教人不要學古人，摹仿古人。」「他的教學方法引起我很大的興趣。」
借這段回憶文字句式，或可如此描述胡愈之：一個必須講求堅強黨性的人同時保存著充沛的人性，一個大半生葆有革命激情的人始終發揮著理性的建設作用，一個在動蕩不已的年代裡身心狀態高度穩定的智者，在極度扭曲的社會裡保全了內心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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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圖南曾說過胡愈之在「文革」中的諫言往事——「在『文革』的混亂時期，愈之同志憂心忡忡地約楊東純同志和周士釗同志上述毛主席要求見面。……對當時全國帶有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作了痛切進言。」
此事發生在一九七二年。周彥瑜、楚澤涵、吳美潮聯名的一篇回憶文章，對楚圖南簡略說起的上書言事作了詳細敘述。事情起因於毛澤東的湖南同窗周士釗。這位被毛稱為「賢者於能者」、「真能愛我又真能於我有益的人」，一九七二年八月十日致信毛澤東，提出「落實幹部政策、解放知識分子、恢復尖端科學研究、開放書禁、恢復辦大學、健全法制」等八個方面的主張。這是他同胡愈之多次議論的一些問題。成信後，提交前，胡愈之認為，一封信不宜提問題太多，最好歸納為三個方面：廣開言路，發揚民主；教育問題；青年問題。十月二日，周士釗見到毛澤東，轉告胡愈之等希望面陳想法。毛澤東即表示，可以給「民主人士」一點民主。後由汪東興遵毛澤東所囑，用兩個下午聽取胡愈之、周士釗、楊東純三人進言。
得此機會，胡愈之痛陳發揚民主、廣開言路之必要，並要求在可能的條件下回復民主黨派的活動，自己願意出面籌辦一份報紙或雜誌，辦成知識分子群言堂。這對疏導社會輿論、恢復文化秩序、療治知識分子心殤都會有積極作用。
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都不難體會，在一人獨尊、萬民痴狂的年代，主張廣開言路、發揚民主，需要怎樣的見識、膽略和擔當。據說華國鋒也曾到場聽了一個下午，其三人進言內容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全部記錄在案。雖說此後並無下文，胡愈之的為人行事風骨則留下青史一筆。
類似「文革」往事，胡愈之還有不少。他被打成「走資派」後，若無其事。有人問及，胡愈之說：「我是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談不上走什麼資本主義道路，故不予理會。」《紅都女皇》事發，有人追查胡愈之與此事關係，要他檢討。胡愈之凜然道：「她與外國人私下談話，外國人寫了書在外國出版，自己出醜，與我何干？」話不多，擲地有聲。
1979年9月27日，胡愈之（左）和葉聖陶在觀看新出版的《辭源》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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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義在胸自凜然。不該作檢討的，壓力再大，不予理睬。自認該作檢討的，無人授意，亦三省吾身，開誠布公。
胡愈之去世後，民盟中央前任主席楚圖南寫回憶文章，說到一件事情——「建國以來，特別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以來，統一戰線和民主黨派受到『左』的影響很深。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召開的民盟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愈之同志代表盟中央做工作報告，主動承擔了責任。愈之同志在談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擴大化的問題是，離開稿子公開向在反右擴大化中遭到不公平對待的同志們表示道歉。」
李文宜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當時也在現場。說到同一事，她記得「許多同志都為愈老這種嚴於責己的誠懇態度所感動，不少同志都表示這些事哪能由愈老個人承擔責任呢？」
楚圖南把回憶胡愈之的文章命題為《與人照肝膽，見義輕風浪》，足見對其人品的敬重。
一九四八年四月，胡愈之經過八年南洋工作與生活，回到香港。五月，中共中央發出召開新政協的號召。八月，胡愈之扮作華商，由「秘密交通線潛行」，經仁川、大連、榮成、濰坊、青州、德州到達西柏坡，見到毛澤東、周恩來，並先後向李維漢、李克農彙報工作。他感到「自己也解放了，可以幹些我所愛好而又熟悉的新聞出版工作了」。
在回憶文字中，胡愈之說：「民主黨派的工作麻煩很多，我真不想幹了。」
這一想法沒有得到周恩來的認可。當他知道胡愈之的中共黨員身份仍在秘密狀態，便說：「你是秘密的，還是做民主黨派工作，……」周恩來同他「談了一個通宵」。胡愈之說：「周恩來同志把我說服了，確定我還是在統戰部領導下做民主黨派工作，我的黨員身份仍不公開。」
仍是「見義」之舉。義之所在，胡愈之既能「輕」外界風浪，也能「輕」內心私願。
一九四九年，平、津相繼解放。是年二月六日，胡愈之在《中國民主同盟北京市支部登記表》上籤署姓名。此時他加入民盟已近三年。民盟總部遷到北平後，成立「民盟總部臨時工作委員會」。胡愈之被推為委員，繼續從事民主黨派工作。同時，他還參加了北平文化接管委員會工作，負責接管《中國時報》、《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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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柏坡時，毛澤東曾向胡愈之談過一個想法——「辦一個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報紙」。
恰逢其時，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民盟總部第十一次會議確定，要儘快辦起機關報《光明日報》，任胡愈之為該報主編。
胡愈之十歲上下就顯露過創辦報刊的才華，由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介入社會媒體後，一直沒有離開新聞出版界。大陸的《生活周刊》、《世界知識》……海外的《南洋商報》、《風下》周刊……更有《西行漫記》、《魯迅全集》的組織出版，一再顯示出胡愈之的人文情懷、創造精神和高妙策略。如今，他終於幹上自己喜歡、熟悉的事情。
1947年，沈茲九、費孝通、胡愈之（從左至右）在南洋出版社前合影
豐富的經驗、巨大的熱情集中釋放，籌辦工作順風順水。是年六月十六日，《光明日報》創刊號面世。胡愈之和盟內同人、眾多知識分子一起，以「光明」的名義，滿懷憧憬地迎接新政權的誕生。
是年九月，胡愈之被聘任新華書店總編輯。十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任命他為文教委員會委員、出版總署署長。十一月，民盟召開一屆四中全會擴大會議，胡愈之被增選為中央委員。十二月，他在民盟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常委。
應該說，胡愈之獲得了半個多世紀生涯中大展鴻圖的最好時代條件。
他開始全面調查全國出版工作狀態；他主持召開全國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他在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上作《論人民出版事業及其發展方向》的報告；他推動成立了中華世界語協會……這都是他喜歡的、擅長的、熟悉的事情。這一「方向」上，他有太多事情想做。他在全國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開幕詞中說：「我們出版工作者，要從農村到城市到全國，準備迎接未來的文化建設高潮。我們的任務是空前的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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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設任務的艱巨程度，有些是可以設想的，有些則很難設想。至少，院系調整、知識分子「洗澡」、「三反」、「五反」、批胡適、批胡風、批俞平伯、批武訓、「反右」、「文革」等等政治運動，恐怕胡愈之都很難設想。加之他主要工作在民主黨派和新聞出版管理部門，中國國情中的這類機構又具有特殊性質，其具體政策和這類機構在文化建設中的應有作用到底是什麼關係，實際成效怎樣評價，胡愈之身在其中，且居高處，歷經「麻煩」，或有諸多見聞與體驗，加劇了他的艱巨感，卻又不足與外人道。
行文至此，想起兩句老話——「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麻煩雖多，胡愈之流亡南洋時的「祖國夢」依然在念。一九七二年為「廣開言路」犯顏強諫，即為一證。雖無下文，心卻不死。待到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胡愈之舊話重提，於是年六月十八日寫信給孫起孟，再次呼籲「廣開言路」，並加上「廣開才路」和「廣開財路」。
關於「才路」，胡愈之說：「民主黨派要多發些議論才好，其中也確有一批人才，可挖掘潛力」。
關於「財路」，胡愈之說：「民主黨派中有不少人可以著書立說，也有不少人長於經營管理」。
胡愈之主張，「應該把民主黨派以及其他愛國人士的財力、物力、智力集合起來」。順著這一思路，他提出「興辦群言堂」的創議——「可以辦一個雜誌，也可以搞出版、印刷、裝訂」，「高處一種新型的集體經濟，集體所有，出力，出錢，出知識的，作為社員，自負盈虧，按勞分配，不向國家伸手，而能幫助國營經濟的發展」。
孫起孟意識到胡愈之所言是「致力於發揚民主的新穎構想」，即囑其提出具體方案。是年六月二十九日，胡愈之寫出《建立「群言堂產銷合作社」的初步設想》，既有現實考量，又有深意遠慮。此事結果，孫起孟說：「雖經反映，由於當時的條件，並未得到足夠的認真研究，擱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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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以口述體文字留下《我的回憶》，是在一九八五年。他本有條件完整地回顧一生，實際上話題卻截止在「新中國的誕生」。何以如此？三複斯卷，直覺意味深長。
他留下的空白，不同版本的胡愈之傳記中均有彌補，類似《胡愈之印象記》一書中的大量回憶文字，則在彌補之餘又有升華，包括他一生守持功成不居的種種佳話。胡愈之無語之處，親屬、朋友們出來說話，說了很多，說得時常讓人感動。眾口成碑。我們藉此看到了胡愈之生平全景，也看到了一種特殊的人文景觀，這種人生，在其同輩或晚上一兩輩的知識分子中，實在不多見。至於「廣開言路」，設「群言堂」，用孫起孟的話說，是「條件」不夠。面對現實，可以無語，卻難一時改變。
算算時間，胡愈之離世迄今三十多年，誕辰逾百二十歲。其暮年創議「群言堂」事，還有行內人記得，並留意到「似乎這裡出版界很少有人注意及此」，「出了好幾本關於這位老人的傳記，但都諱言此事」，於是不憚煩又說一次，並在《也無風雨也無晴》一書中附錄了胡愈之《建立「群言堂產銷合作社」的初步設想》全文，幫助讀者保持記憶，減少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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