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說，越是現代化，貧富差距就越大

繼續說這本《大調平器：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的暴力和不平等史》，通過前面兩篇文章的敘述，作者沙伊德爾對全球貧富不平等歷史的研究結論，讓人很不樂觀。基本上除了大規模戰爭、國家崩潰、大規模瘟疫和大規模移民之外，全球很難有有效縮小貧富差距的機制。從全球歷史上看，大多數時候貧富差距都是不斷拉大的，直到用暴力對財富進行重新洗牌。不過，在過去一百年有一個時期，全球範圍內大部分地區的不平等程度空前降低，那就是從1914年到1980年。而從1980年以後，全球又重新回到了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軌道上。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未來有沒有可能解決貧富差距持續拉大的問題呢？

先來看看從1914年到1980年全球經濟發展為什麼不尋常？因為在全球歷史上，這樣長時間貧富差距的緩解是絕無僅有的。在這一期間，歐美主要國家的收入差距在不斷縮小，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方面經濟蓬勃增長，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普遍增加，另一方面政府開始建設福利國家，並用高稅收來限制富裕階層的收入，尤其是1%的巨富階層。這是一個社會整體富裕，而貧富差距整體縮小的特殊時期。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是這一期間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兩次戰爭影響到所有人，也令富人資產大減，戰後通貨膨脹的威力也一樣。

再加上兩次大戰之間的大蕭條，經濟危機的影響跟戰爭疊加，對於社會經濟的破壞是巨大的。但更為重要的是，重大經濟危機引發的新政，以及二戰之後各國政府都深入反思此前的政策失誤，為戰後各國推進一系列進步改革奠定了基礎。這些改革包括普選、擴大工會和福利國家的擴張，都有助於消除貧富差距的政策出台。不過，沙伊德爾強調，這些政策，只有在經濟殘破，戰後一片廢墟需要重建的危難時刻，才有可能被推出並實施。

然而到了1980年，全世界似乎又再次回到了資本與收入集中的貧富差距拉大的老路上來。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從1980年開始就在歐美普遍出現。按照統計，1983年是一個轉折點，從那一年開始，歐洲的芬蘭、法國、德國、義大利和瑞士，以及亞洲的日本都開始出現貧富差距的拉大。相比之下，這種不平等拉大的現象在英美來得更早，英國出現在1973年，美國則出現在1976年。

這種貧富差距拉大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普通民眾的收入停滯，另一方面則是處於財富金字塔頂端的巨富財富激增。發達國家普遍出現最富1%階層的收入增長加速的情況。從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間，在21個有數據的國家中，有11個國家最富1%階層的收入增長超過了50%，但是同期普通老百姓的平均收入扣除通貨膨脹之後，基本沒有任何增長。

在美國，這種富人更富的情況表現得更為明顯。2012年，美國最富1%階層的收入，以及美國財富金字塔頂尖0.01%的超級富豪的財富，佔全美收入總數的百分比都超過了1929年的水平。1929年也就是美國大蕭條發生的年代，可以說是美國「鍍金時代」從盛到衰的分水嶺。鍍金時代顧名思義，就是一個貧富差距極大的拜金時代。2012年的美國，頂層富豪的財富超越鍍金時代的水平，的確是一個不一般的風向標。

那麼，是什麼導致了1980年之後全球範圍的不平等加劇？

首先，全球化和科技的進步，加劇了成熟市場收入的不平等，資本的收入與勞動的收入的差距被進一步拉大。無論是新興市場的工業化、城鎮化還是全球貿易和金融創新，都給資本帶來了豐厚的回報。對1970到2005年間80個國家的調研發現，國際貿易以及同時發生的放鬆監管，極大地增加了不平等。全球化雖然帶來了經濟的增長，全球化的收益卻分配不均。全球的資本和精英階層在全球化中受益，而全球化帶來的衝擊卻更多由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承擔。

全球化的一個典型案例是製造業的外包，也就是大量製造業工作崗位從發達國家，轉移到了勞動力要便宜得多的發展中國家，接著自動化替代了大量中層職位。這種勞動力市場的變化，拉大了精英與普通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勞動密集型的低收入崗位與知識密集型高收入崗位之間的差距不斷拉大，同時中層的崗位不斷消失，這些都在加劇收入的分化和貧富不均。

其次，越來越多受教育程度差不多的人之間結婚，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之間結婚，堵塞了很多通過婚姻來改變經濟地位的機會。有經濟學家研究發現，這種「門當戶對」的通婚導致了美國從1970年到2005年30%左右的收入不平等。這種更有效的匹配卻加劇階層固化的現象。

此外，減稅也讓富人更容易受益，從而增加了不平等。從1980到2013年間，美國頂層富豪的無論是所得稅、財產稅還是資本利得稅都大幅下降，令他們的財產收入激增。

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緩解貧富差距加大的問題呢？沙伊德爾沒能給出特別樂觀的答案。從1914到1980年的那一段貧富差距縮小的歷史，是以兩次世界大戰為代價的。誰也不會希望通過戰爭來解決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

不過，沙伊德爾在書的最後還是給出了幾條針對未來如何縮小貧富差距的政策建議。總體而言，這些政策和很多經濟學家的政策一樣，側重於兩方面：一方面如何更好地保護勞動階層，只有讓勞動階層的收入持續增加，才能縮小貧富差距；另一方面涉及到鼓勵發展和創新，因為只有發展和創新才能帶來增長。換句話說，如何在把餅做大的同時，更公平地分配。在給勞工階層提供收入保障方面，沙伊德爾和很多其他政策建議者一樣，提出應該出台全民基本收入保障，讓所有人，不管有沒有工作，都能從國家那裡拿到一份收入。如果未來大量人類的工作被機器人取代，那這種全民收入保障就顯得尤為重要。

另一方面，刺激發展和創新，沙伊德爾也提出，應該修改關於專利權、反壟斷等方面的法律規定，以便讓更多人能夠享受專利的紅利，加強對數字巨頭的監管，更好地限制數字經濟時代的壟斷。同時，為了鼓勵創業，應該出台政策讓窮人更容易貸款創業，同時應該修改破產法，減輕債務人的壓力。

沙伊德爾開出的藥方並沒有什麼新穎之處，這一點他也心知肚明，因為難點在如何能真正促進政府推行這些藥方。前邊說過，1914到1980年這段時間不平凡，恰恰是因為這段時間各國政府的確實施了一系列緩解貧富差距的政策。可是，如果每次都要等到世界大戰和全球經濟危機的壓力，才能迫使政府行動起來，那成本都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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