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然誕辰105周年：新中國第一代出版家中的佼佼者

原標題：金燦然誕辰105周年：新中國第一代出版家中的佼佼者

【編者按】

今年是編輯出版家金燦然誕辰105周年。金燦然原名金心聲，1913年 3月11日生於山東省魚台縣，1972年12月12日在北京逝世。1936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38年4 月到達延安，先後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學習，後任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研究員。1938年9月參加中國共產黨。1949年夏至1958年初，金燦然在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等單位工作，歷任秘書主任、辦公室主任、圖書期刊副司（局）長、出版局局長等職。期間曾主編《人民日報》副刊《圖書評論》。1958年中華書局改組為整理出版古籍和當代學者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專業出版社。金燦然擔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

今日為金燦然逝世46周年忌日，中華書局特地舉辦了「紀念金燦然誕辰105周年暨《金燦然》出版座談會」。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中國出版家·金燦然》一書作者、中華書局副編審齊浣心在座談會上的發言稿，後附《中國出版家·金燦然》中「整理點校『二十四史』」的部分。

金燦然

今年是金燦然先生誕辰105周年，今天又是金燦然先生辭世46周年的忌日。在這樣一個特別的日子裡，能夠和大家一起紀念、緬懷金燦然先生，我心裡有諸多感觸。

60年前，金燦然先生入主中華書局，同時擔任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古籍小組辦公室主任。任職期間，他努力豐富出版理念，提高編輯人員素質，發展壯大古籍出版隊伍，並與諸多古籍專家身體力行，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整理出版了《冊府元龜》、《永樂大典》、「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等大批古籍圖書，在他的帶領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風生水起，枯燥的編輯工作充滿了詩意，創造了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第一個高峰。這樣一群人，是高峰的創造者，同時，也是攀登者，他們，把攀登當成一種日常與習慣，孜孜矻矻前行，即便在不能攀登的日子裡，他們也心懷對登頂的憧憬與執著。儘管途中有磕絆，有無奈，有痛苦，但他們依然堅韌不拔、矢志不移，最終完成了抵達。金燦然是這群攀登者的領路人，他在中華書局同仁的心目中，是一位令人尊敬，值得懷念，為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總經理、總編輯，他對中華書局、對出版界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這些，我在《中國出版家·金燦然》一書的寫作過程中，有著深切體會。

座談會現場

《中國出版家·金燦然》的寫作，給了我向金燦然學習和受教育的機會。

學習金燦然等老一輩領導、老一輩專家，勤勉敬業、一絲不苟的務實精神，孜孜不倦、廢寢忘食的鑽研精神，虛懷若谷、寬以待人的坦誠精神……這也使我進一步明確了努力方向——目標明確，登山不觀景，不分心不放棄，沿著金燦然等人走過的古籍整理出版之路奮勇前行，實現自己為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盡一份力的夢想。

2016年，人民出版社把寫作出版家金燦然的任務交給了我，這是我始料不及的，同時我也倍感榮幸，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初稿，今日得以出版。寫作《中國出版家·金燦然》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資料匱乏，無法完整講述一個事件讓我數度感到無路可走，但想到金燦然先生面對困難百折不撓的精神，我還是選擇了堅持，對每一絲線索都窮追不捨、力圖窮盡。做成一件事，沒有一帆風順的，如果在困難面前逃避了，最終將一事無成，實踐告訴我，只有勇于堅持，才能最後戰勝困難。這個道理，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從金燦然先生的作為中有了進一步深切體悟。這是做事的道理，也是做人的道理，我將永遠銘記在心。現在我想說的是，《中國出版家·金燦然》努力寫的是金燦然，更是努力刻畫那個時代的一批專家；努力寫的是中華書局，更是努力勾描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概況；寫作者是我，更是對金燦然、對中華書局、對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有著拳拳之心的一群人。

北京大學陰法魯先生寫給金燦然先生商討古文獻專業的信函

《中國出版家·金燦然》的寫作，有筆力不逮之恨，有遺珠之憾，更有疏漏之愧，還要請各位領導、專家海涵，並提出批評指正。也希望我的這本書，能夠拋磚引玉，讓更多的人講出自己記憶中的故事，為進一步研究金燦然、中華書局局史，乃至中國出版史，提供更多資料，編撰出更多高質量的作品。正如柳斌傑主編講過的：「向我國優秀的出版前輩、革命出版家致敬。希望通過弘揚他們身上的優良傳統和職業精神，為當代新聞出版樹立行業標杆，同時豐富出版史研究。」我一定不辜負各位領導、前輩、專家及諸位同仁的期望，以金燦然的精神不斷激勵自己，在努力做好本職工作之餘，繼續對古籍專家予以關注。

《中國出版家·金燦然》書摘：整理點校「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二十四部紀傳體史書的總稱，約有4700萬字，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明代崇禎帝4000多年間的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情況，保存了大量史實、資料，反映了中國錯綜複雜的歷史進程，在中華文明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這樣一部「國史」，卻因為沒有標點、斷句，對大多數讀者來說使用起來有一定困難。因此，整理點校「二十四史」這一浩大工程，在20世紀50年代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1958年6月，點校本「二十四史」被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制訂的第一個古籍規劃中。這年7月，毛澤東對組織標點「前四史」做出專門指示，由吳晗、范文瀾組織開展標點工作。9月13日，吳晗、范文瀾召集相關專家和出版社召開「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金燦然作為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同地圖出版社總編輯張思俊、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尹達、侯外廬等一同參會。這是點校「二十四史」工作召開的首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確定了「前四史」點校的具體方案，為隨後長達20餘年的整理工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礎。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標點工作在會上也進行了研究，決定由中華書局制訂規劃方案，著手組織人力開展工作。10月6日，范文瀾、吳晗專門致函毛澤東，彙報會議情況，他們在信中說：「關於標點『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關同志討論並布置，決定於明年10月前出書，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其餘二十史及楊守敬歷史地圖改繪工作，也作了安排（標點本為便於閱讀，擬出一種平裝薄本）。現將會議記錄送上，妥否，乞指示。」不久，毛澤東複信：「范、吳同志：來信收到，計劃很好，望照此實行。」

金燦然先生應邀為北大古文獻專業講課的排課單

金燦然回到中華書局將工作布置下去，按照會議要求組織制定了《「二十四史」整理計劃》，並把校點「二十四史」工作列為中華書局的重點項目。當時參與制訂計劃的專家有顧頡剛、聶崇岐、齊思和、宋雲彬、傅彬然、陳乃乾、章錫琛、王伯祥等人。「前四史」的整理點校者隨即落實下來，《史記》由顧頡剛點校，賀次君參與標點；《漢書》由西北大學歷史系點校，傅東華整理加工、撰寫校勘記；《後漢書》由宋雲彬點校，孫毓棠審定；《三國志》由陳乃乾點校。「前四史」的整理者雖然落實下來，但四部史書的總字數近700萬字，同時要為國慶十周年獻禮，在一年的時間內完成全部點校工作，並與讀者見面，確實時間很緊，工作量巨大。中華書局承擔著與點校者、審定者之間的協調工作，還要對完成的點校稿進行編輯加工，作為單位的一把手，金燦然承擔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11月6日下午，金燦然召集顧頡剛、聶崇岐、賀次君、葉聖陶、王伯祥等專家，座談標點《史記》及其三家注問題。在這次座談會上，決定由宋雲彬參照顧頡剛標點本過錄重點。此後，金燦然與宋雲彬關於《史記》的點校問題，以交談、開會、寫信等多種方式保持著密切的溝通。次年5月，宋雲彬完成了1.6萬字的《史記》點校說明，金燦然看後提出了修改意見，宋雲彬改寫後在日記中記錄：「較前所寫者有條理得多，自視甚滿意」，「趙守儼語余，金燦然對《史記》出版說明甚滿意」。實際上，參與到《史記》整理工作中的，除了顧頡剛、賀次君、宋雲彬，還有聶崇岐。「二十四史修訂辦」主任、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在修訂本《史記》出版之際撰寫文章提及：「《史記》點校本成稿過程非常複雜，由賀次君初點，顧頡剛復點，宋雲彬過錄重點，聶崇岐外審，凝聚了四位先生的辛勤勞作和智慧學識。」 金燦然與這幾位專家之間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繫，隨時跟進點校的進度，為他們提供相應的便利條件。就這樣，中華書局、整理者、責編全力以赴，集多人之力，《史記》最終在1959年9月出版，成為中華書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獻禮之作。出版後，《史記》受到熱烈歡迎，並很快多次重印。

《三國志》隨後在1959年12月整理出版，但《漢書》和《後漢書》的整理點校工作則進展較慢。為此，金燦然十分焦急，但這種情況不是他靠一己之力能夠改變的，他當時能做到的就是及時聯繫整理者，為整理者提供儘可能的方便，派出中華書局有經驗的編輯，與各史整理者保持密切聯繫。像武漢大學和山東大學承擔的項目較多，金燦然就派人專程到武漢和濟南，與兩所高校的專家進行聯繫，向前推動進度。金燦然關心著整理工作的進展，要求中華書局內部工作情況簡報及時刊載各史書稿的進行情況。1961年4月的中華書局簡報記載，「《漢書》大部分已付型，年內可以出版。《後漢書》一部分在排校中，全稿定在6月份發廠。《晉書》在加工中，6月份可開始發廠。其餘各史整理稿沒有到手。」

金燦然先生出差途中發回的布置工作的函件，據與會專家回憶，就是在此次參加孔子學術研討會時，金先生結識了後來成為傑出學者的龐朴

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金燦然對「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從版本的選擇、校勘成果的吸收、體例的統一等方面進行總結，並將文字稿《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小結》發給承擔整理點校「二十四史」的專家和機構，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中華書局還決定在古代史編輯組成立「二十四史」工作小組，以集中編輯力量承擔這一重要任務，也能更方便地配合、協調承擔「二十四史」的研究單位和高等學校的工作。隨著「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開展，一些急需解決的新問題開始陸續出現，金燦然將這些情況，與「二十四史」的整理進度一併寫入報告，於1962年8月向齊燕銘和周揚二位主管領導進行了彙報。金燦然在報告中沒有迴避「二十四史」整理點校工作進展緩慢的情況。當時已出版《史記》、《三國志》和《漢書》；《後漢書》和《晉書》正在編輯部校對、加工；《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北齊書》、《周書》、《隋書》、兩《唐書》、兩《五代史》、《宋史》、《明史》等十三史已著手開始校點，但仍有《宋書》、《魏書》、《北史》、《遼史》、《金史》、《元史》六史還沒有啟動。金燦然對這個進度顯然不滿意，他在報告中總結了進度慢的原因，主要是承擔「二十四史」整理點校工作的專家，同時還要承擔著所在單位的日常工作，而整理者通常是高等院校的教授、專家，所以常受到高校教學、科研任務的影響，整理工作需要給教學、科研工作「讓路」。當時各高等院校也在發展起步階段，都在編寫本校高等教材，這與整理「二十四史」的任務也存在著矛盾。綜合考慮這些現實的情況，金燦然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他在這份報告中首次提出：希望把校點各史的負責人借調到中華書局工作，讓這些整理點校者能夠擺脫其他工作，集中時間和精力專門從事整理點校「二十四史」工作。

金燦然先生寫給翦伯贊先生的函稿

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周揚看了金燦然的報告之後，非常重視，他同意金燦然提出的借調有關專家到北京集中整理點校「二十四史」的方案，並專門批示，編寫高等學校參考教材的工作，如果與「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在時間和人力上衝突，參考教材可以讓路。為了落實一些具體細節，中宣部的吳寄寒與包之靜、教育部的胡沙，與金燦然隨後又召開了一次碰頭會，專門商量如何協調編寫教材與整理「二十四史」的問題，胡沙代表教育部表示，會大力支持整理「二十四史」工作，並將儘可能協助調集校點人員來北京。金燦然得到上級主管部門的支持，在大的方案和具體細節都落實後，開始商調武漢大學的唐長孺、陳仲安，山東大學的王仲犖、盧振華、張維華，中山大學的劉節，吉林大學的羅繼祖，南開大學的鄭天挺，以及山西教育學院的王永興等人。中華書局要與這些專家所在單位協調調動，為他們安排在北京的住處、辦公室等，一系列工作完成後，這些專家先後來到位於北京西郊翠微路的中華書局大院，開始集中力量整理點校「二十四史」。當時教育部對這項點校整理工程的支持力度很大，提出擔任項目較多的高校，可以為老專家加調一兩位青年教師作為助手，一方面可以加快整理工作，同時也可以鍛煉、培養年輕人。在多方的支持、配合下，成就了一段「翠微校史」的傳奇。工作雖然緊張，但能夠從事自己喜愛的工作，他們的心情是愉快的。

《中國出版家·金燦然》

金燦然同古籍小組組長齊燕銘之間的聯繫更多，一直保持著書信往來，時而登門拜訪，因此齊燕銘對整理點校「二十四史」的工作非常了解，也特別支持，與金燦然一起解決了很多困難。齊燕銘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仍然抽出時間到中華書局，與編輯、專家學者座談，有問題就在會上及時解決。對一些專家的調動，齊燕銘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二十四史」的整理點校工作在1966年被迫中斷，金燦然克服各種困難抽調到北京的專家都被遣送回原單位，曾經熱鬧的翠微路2號院，瞬間冷清下來。而金燦然自從1963年患上腦部腫瘤，先後做過兩次手術後，此時記憶力、表達力都受到嚴重影響，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在1967年5月12日的日記中還寫道：「上午九時開會，念標點『二十四史』的人員的分配，我被分到北朝組。……這很好，二十四史可以很快搞起來。」可以說，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已經深入金燦然的心中，成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二十四史」整理本的出版。

在各方的協調、支持下，「二十四史」整理點校工作歷時20餘載，先後有近200人參與到整理、編輯、出版工作中，終於在20世紀70年代完成點校整理，點校本「二十四史」與世人見面。這部點校本「二十四史」，是新中國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古籍整理出版項目，是第一部系統完整、科學規範的現代整理本，同時也是海內外通行的現代標準本，享有「國史」標準本的美譽。點校本「二十四史」的出版，影響深遠，意義重大。遺憾的是，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金燦然沒有看到其全部出齊。

劉起釪先生就調入中華書局寫給金燦然先生的致謝函件

關於「二十四史」的題籤，大多數讀者都不會特別注意，但有心人和有收藏經驗的人都知道，「二十四史」全部書名的題寫都是由郭沫若一人完成的。郭沫若對古代文化頗感興趣，也頗有研究，古籍小組成立後，他和金燦然之間的交往雖然不是特別多，但每年都會有書信往來，金燦然也時常會請郭沫若為一些重要古籍項目把關。1959年9月，中華書局擬出版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王明編校的《太平經合校》，金燦然就此事專門寫信給郭沫若，希望郭沫若能夠對書稿進行審讀，並提出具體意見。收到信之後，郭沫若非常重視，仔細審讀了《太平經合校》的前言和「著錄考」及部分經文，隨後給金燦然寫了一封回信：「……覺得他（王明）是用了工夫的。這書和太平道有關，能印出來，大有用處。」《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還對此信做了介紹。由此可見，當時郭沫若與金燦然在學術方面的交往是很密切的。到「前四史」準備給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時，書名題籤由誰題寫的問題提上了日程，金燦然想到郭沫若的書法功底深厚、爽勁洒脫，非常適合為「二十四史」題籤，便讓中華書局總編室主任俞筱堯與郭沫若的秘書聯繫詢問，郭沫若非常爽快地答應了，立即題寫了《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前四史的書籤。之後，金燦然考慮到其他二十史陸續推出的時間可能跨度較大，即便都由郭沫若題寫，也會因其年齡等因素影響字的風格，為了保證「二十四史」題籤的一致性，金燦然便請郭沫若將其餘二十史的書名全部題寫出來，留待完成點校工作出版時使用。金燦然與郭沫若因「二十四史」而產生的交集，也成就了一段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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