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所藏孤本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鑒》考略

2010年8月，日本東洋文庫出版《跨越時空之旅的五十本圖書》，收錄五十部館藏珍本圖書的書影。①東洋文庫乃日本著名圖書館，藏書甚豐，珍稀本圖書亦為數不少，能入選此書者皆優中選優，真可謂稀世珍本。其中有一部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鑒》得以收錄，此書今可謂天下孤本。此書乃明宣宗為鞏固皇權、統馭外戚，而命大臣楊榮編撰而成，故冠以「御制」之名。與其同時編纂成書的還有《御制歷代臣鑒》。隨後中國眾多史書，如焦竑《國史經籍志》、夏燮《明通鑒》、清官修《明史》等均將兩書相提並論。然而，時過境遷，《御制歷代臣鑒》流傳至今，《御制外戚事鑒》在中國則已不存，其餘海外圖書館亦未見收藏，唯東洋文庫尚存一部，成為天下孤本，且這部書是宣宗年間修成的初刻本，更顯珍貴。②當今海內外學術界對其知之甚少，未見有專門的探討。③本文試就其編纂動機略加探究，從中或可窺見明代政治與學術的互動情況。同時，對於該書的版本演變，亦加分析；另外，以日本所藏初刻本為例，對其內容進行探討，為我們了解明清官方纂史，提供一個案例。

一、宣德初年《御制外戚事鑒》纂修背景與動機

明朝開國後，朱元璋鑒於歷史教訓，嚴禁後宮干政，也慎用外戚為官。《明史·外戚傳》開篇即說：「明太祖立國，家法嚴。史臣稱后妃居宮中，不預一發之政。外戚循理謹度，無敢恃寵以病民，漢、唐以來所不及。而高(馬皇后)、文(徐皇后)二後賢明，抑遠外氏。」④成祖奪位後，依然沿襲舊制，採取抑制外戚之策。但因為成祖以「靖難」起家，大量起用「靖難」功臣，故使一些外戚因功得以位列朝班，如宣宗母舅張昶晉陞錦衣衛指揮使，其弟張升被擢為府軍衛指揮僉事，掌握了部分兵權，故而朝中外戚勢力增重，其中，不乏恃寵跋扈，甚至為非作歹者。為維護祖制，整肅朝綱，成祖曾訓示外戚曰：「戚畹最當守法，否則罪倍常人。」⑤並敕修《外戚傳》三卷，「葺漢以後善惡可為法戒者，御制序」，⑥加強對外戚的控制。

1425年，宣宗朱瞻基繼位，其生母張太后助其理政。《明史》載：「宣德初，軍國大議多稟聽(太后)裁決。」⑦張太后久居深宮，政治經驗豐富，在朝中有較高威望。在她的幫助下，宣宗很快熟悉了政務。但太后預政，有悖離祖制之嫌，也助長了外戚擅權的風險。宣宗對張氏一族心存疑慮。所幸張太后一向謹言慎行，且常勸導兄長勿涉朝政。有鑒於此，宣宗也無意激化矛盾，但在即位之初，仍指令楊榮總纂《歷代臣鑒》和《外戚事鑒》，既對權臣以加警示，又對外戚予以警誡。

黃佐《翰林記》載：「宣德元年正月乙卯，敕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命大學士楊榮總之。且諭榮以書館中編纂及繕寫官，有不遵約束者，悉聽稽督責罰，敢有違越者，具聞黜之。榮處之適當，人皆悅服。」⑧楊榮(1371-1440)，本名子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建文二年(1400)進士，後任翰林院編修。永樂年間，曾出任內閣首輔，多次隨駕出征蒙古。成祖崩於漠北後，楊榮助仁宗順利繼位，因功晉陞為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宣宗朝，又為平定漢王朱高煦叛亂，從安南撤兵等出謀劃策，深得皇帝器重。作為三朝元老，長期的宦海沉浮，使楊榮達到了君主不疑、同僚不妒的境界。他曾與人言：「事君有體，進諫有方，以悻直取禍，吾不為也。」⑨楊榮熟知國朝典故，宣宗選定楊榮任主編，既是看重他的史才，更青睞於其善揣聖意，能充分領會其編纂意圖。楊榮也確實不負宣宗所望，廣泛搜集歷代史書，將漢以來的權臣與外戚人物，按類編撰，善惡並書，以為鑒戒。僅耗時三個月，就編成了《歷代臣鑒》與《外戚事鑒》兩書。

編撰兩部書的意圖相同，體例也完全相同，將歷史上的權臣與外戚，都分為「善可為法」和「惡可為戒」兩類。「善可為法」，《歷代臣鑒》二十九卷、《外戚事鑒》三卷；「惡可為戒」者，《歷代臣鑒》八卷、《外戚事鑒》二卷。書成之後，宣宗特下訓諭：「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始。至於文武之臣，亦欲同歸於善。然前世[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故於暇日，采輯前代近戚及文武群臣善惡之跡，與其所得之吉凶類為此書。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於悠久。」⑩宣宗為兩書親撰序言，以明其意。其於《歷代臣鑒》序中，要求朝中文武效法古代賢臣，「率皆秉仁循義，心夫天理之公。視民如子，憂國如家，後之為臣」(11)。宣宗對皇親貴戚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外戚事鑒》序曰：

朕惟帝王之仁，始於親親。稽古唐堯，協和萬邦，必先九族。蓋由內達外，篤近舉遠，致理之大經也。夫居天下之上，統天下之眾，凡覆載之內，皆欲使安其生、足其養，樂利於悠久，矧夫至親近屬者哉。人之行，必在於善，雖人品不齊，而無不可與為善者。蓋善具於心，非有待乎外，惟所稟與習不同，而後有漉於不善者焉。古聖人為世道生民之計，設為之教，使必由於善為善，斯合乎天道。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考諸既往，可鑒已。朕祗嗣祖宗大位，為生民主，夙夜惓切，圖與天下共樂太平之福，而必自親者始。嘗以謂：引之於福者，曷如開之於道為有本也；喻之以言者，曷如質之於事為有徵也。間采漢以下歷代戚里之臣，其善恙之適並其終所得吉凶，舉其大略而類別之，得七十九人，名《外戚事鑒》，皇親各賜一本。昔孔子刪商周以下之詩三百篇，垂教後世。其詩善惡悉具，說者蓋謂：其善，可以感友善心：惡，可以懲創逸志，皆有資益乎已也。凡今戚里之家，誠能究閱是編，擇善而從，心體力行，由是遠而博求古聖人之教，近而奉守我祖宗之法，敬慎弗渝，將德譽益興，寵祿無斁，國家有惇睦之羙，君臣相與，共享富貴於無窮焉。(12)

由上可知：宣宗視「親親」為帝王之術的基礎，把「善」當作評判外戚的最高道德標準。此書收錄漢代以來外戚七十九人，善惡並書，因為「其善，可以感發善心；惡，可以懲創逸志」，希望「今戚里之家，誠能究閱是編，擇善而從，心體力行」，故而「皇親各賜一本」。目的旨在於「勸善」，而非一味「戒惡」。宣宗希望外戚們以史為鑒，進而能「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於悠久。」最終實現君臣和睦，共同維護明王朝的江山。

可見，此書乃是宣宗在外戚勢力有所抬頭的形勢下，為了維護祖制、抑制外戚而編的。對於震懾外戚，確也能起到一定作用。

二、《御制外威事鑒》的版本流傳

宣德元年(1426)四月，此書初成之時，全書五卷，一函二冊，「皇親各賜一本」，可見，當時得以刊刻。《明史·藝文志》(13)、《千頃堂書目》對此書皆有載錄，《千頃堂書目》載曰：「《外戚事鑒》五卷，采漢以下歷代戚里之臣，其善惡之跡並其終所得吉凶，舉其大略而類別之，得七十九人，宣德元年四月書成，皇親各賜一本。」(14)其記載與《宣宗實錄》相符。今人張秀民《中國印刷史》載，《御制外戚事鑒》、《歷代臣鑒》兩書初刻本均由司禮監製成。(15)不過，明人周弘祖的《古今書刻》，成書於萬曆年間，是研究明代圖書刊刻情況的重要資料，此書載《歷代臣鑒》有初刻本，由內府監製，卻對《御制外戚事鑒》隻字未提。(16)今人所編《明代版刻綜錄》，收錄明刻本八千多種，包括內府監製的《歷代臣鑒》，但未收錄《御制外戚事鑒》。(17)或許因發行量小，而所藏之家，最初之時，皆是外戚之室，一般官宦家庭與士人很難看到，因而就流傳不廣，嘉靖年間，此書已是罕見。當時的藏書家晁瑮(1511-1575)設法搜求，也只找到下半冊。(18)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所藏《外戚事鑒》，只有二卷鈔本，亦非初刻本。

事實上，《御制外戚事鑒》編成後，內閣有少量收藏，之後幾乎無人關注此書。弘治五年(1492)，時任禮部尚書的丘浚發現內閣藏有眾多珍稀書籍，民間幾乎不存，而這些書又損毀嚴重。於是，他上《訪求遺書疏》，其中特別提及了《外戚事鑒》諸書：

今編類在內閣書目者，有《御注洪範》、《御注尚書》、《御注道德經》、《文華寶鑒》、《昭鑒錄》、《外戚事鑒》、《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鑒錄》、《忠義錄》、《為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鑒戒》、《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之訓》等書，是皆我聖祖精神之所運，心畫之所形，手澤之所沾溉者也。存之足以范百王，垂之足以鑒萬代。其間雖或有成於眾手，何者不本於聖心……臣請敕內閣大臣督領翰林官屬，將秘閣所藏已成編卷者，逐一校對無差，雕印頒行。若其辭語近質不可行遠，卷帙浩繁難以盡布，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為《寶訓》事例，仿唐人《貞觀政要》體制，將前項書籍撮其旨要，舉其宏綱，分門別類以成一書，命工刻梓，頒布天下，垂憲後世。(19)

孝宗採納了他的建議，《(御制)外戚事鑒》等書遂得以重新刊刻。不過，此次重刻，是原版照刻，還是有所刪節，不得而知。萬曆年間，太監劉若愚著有《酌中志》，內有一卷《內板經書紀略》，開列了一份宮中保存的內府刻書目錄。《御制外戚事鑒》亦在其中，但注錄其為一冊，共六十八頁。劉若愚選取書目的原則是「除古本、抄本、雜書不能開遍外，按現今有板者譜列於後」。(20)可見，這部《御制外戚事鑒》並非宣德初刻本，而是一種新刻本，劉若愚所見或許就是弘治刻本。

崇禎十一年(1639)八月，「時外戚張春等誑財虐民、厚征子錢、奪人田宅子女」，崇禎帝為此敕戒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弘遇、右都督袁佑務及外戚郭振明等人，並特別提及《外戚事鑒》一書，曰：

爾輩姻聯帝室，祿享天糈，唯有厚德養儉，以保身名。乃或蔑棄禮法，凌虐黎庶；人怨天怒，上干國法。即捫心自悔，嗟何及矣！我宣宗章皇帝《外戚事鑒》分別善惡，各有報驗，足示勸戒。特賜省覽，其共勖之。(21)

崇禎皇帝有鑒於外戚多有為非作歹、不守國法者，遂給在場諸人頒賜此書，以加勸誡。此處所提「特賜省覽」，但並未提及是否重刊，或許是用內府所藏舊版之書。但因為此書針對性強，自初刻本以來，大體上皆是朝廷賜給外戚之家，外界較難見到，因而流傳不廣。外戚對此書也未必重視，或許內心有所反感甚至討厭，亦未可知，故而，極易散佚。加上明末兵荒馬亂，勛戚之家多被殺戮，此書大多被毀。到清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時，《御制外戚事鑒》已難尋覓，而所用的只是天一閣所獻的兩卷殘本。(22)

依現有史料來看，《御制外戚事鑒》所見版本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種為初刻本，《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皆載錄為五卷本。錢謙益《絳雲樓書目》亦載錄此版本。(23)可惜順治七年(1650)，絳雲樓失火，此本已化為灰燼。在《四庫全書》開編前，已無法找到此版本，只是用了天一閣所獻之二卷鈔本，可見，當時已經散佚。

第二種為一卷本，陳弟(1541-1617)《世善堂藏書目錄》有載錄。其曰：「《外戚事鑒》一卷，宣德御撰。」(24)陳弟是萬曆年間的旅行家、藏書家，一生遊歷四方收搜購圖書。但他的介紹甚簡略，亦未談及其是何版本。乾隆初期，世善堂藏書逐漸散佚，此本亦不知所終，無從考證。

第三種為二卷鈔本，浙江天一閣曾藏有一部(25)。《四庫全書》編撰之時，向天一閣徵收藏書。也許是意識到了該本的珍貴，直到清廷第五次催繳，天一閣才遲遲進呈此書(26)。《四庫全書總目》介紹道：

《外戚事鑒》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不著撰人名氏。《千頃堂書目》有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鑒》五卷。於漢以下歷代戚里之臣，舉其善惡之跡，並其終所得吉凶，類而列之，得七十九人。宣德元年四月書成，皇親各賜一本。此本所載，大略相符，然所列止五十六人，而書亦只二卷。殆後人有竄改合併，非其原書矣。(27)

由此可知，此鈔本所載人物有所減少。鑒於《御制外戚事鑒》的內容多抄自前代史書，且天一閣藏本經後人刪改，已非原本，四庫館臣對此本評價不高，認為只是「竄改合併」之作。《四庫全書凡例》對這類著作的處理方式作了規定：「至於尋常著述，未越群流，雖咎譽之咸無，究流傳之已久，准諸家著錄之例，亦並存其目，以備考核。」(28)《御制外戚事鑒》遂入存目類。《四庫全書》編纂完成後，清廷未歸還天一閣藏書，此鈔本隨後不知所蹤。不過，近代學者傅增湘(1872-1950)在《藏園群書經眼錄》載錄過兩卷本，曰：

《外戚事鑒》上下卷，舊寫本(29)，九行二十字。上卷善可為法者，自漢迄宋凡三十人，下卷惡可為戒者，自漢迄元凡二十六人。首鈐「汪魚亭藏閱書」朱文印，則乾嘉時寫本也。又孫星華、吳重熹二家藏印。(吳仲懌藏書，甲戌十月見。)(30)

根據傅增湘的記載，此本分兩卷，共收錄五十六人的傳記，與天一閣藏本相同，但是否即天一閣所獻之本，則不敢斷定，但兩者源自同一底本，則是毫無疑問的。根據卷首「汪魚亭藏閱書」的印章，傅增湘判斷其出現於乾嘉時期，並曾為汪憲的振綺堂所藏。汪憲(1721-1771)，字千陂，號魚亭，乾隆十年(1745)進士，官至刑部主事。平生以蓄書為樂。汪憲去世後第二年(1772)，清廷開始編纂《四庫全書》。其子汪汝瑮進呈了大量藏書，但《四庫全書總目》中未提及此版本，可見並未進呈此書。隨著家道中落，咸豐十年(1860)左右，振綺堂藏書開始散佚。《外戚事鑒》也未能倖免，幾經周折，最終被吳重熹收藏。吳重熹(1838-1918)，字仲懌，一字仲飴，號石蓮，山東無棣人。同治元年(1862)舉人，曾官至北洋通商大臣。其父吳式芬是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吳重熹受家風影響，自小酷愛書籍。辛亥革命後，他寓居天津，並移藏書於此。但晚年因生活拮据，被迫賣書自活。倫明(1875-1944)目睹了吳家藏書最終散失的場景：「(吳重熹)侍郎歿於辛亥(當為戊午年，疑原文有誤)後，遺書漸散，至去歲(1934)九、十月間，出尤亟，日見打鼓販趨其門。最後，山澗口書販李子珍，以千二百金全有之，載數十車。」(31)傅增湘恰是於1934年(甲戌)十月，在吳家見到《御制外戚事鑒》的，但他沒有購買(32)。該本去向亦成迷。

從以上所述之三種版本，除初刻本外，其餘兩種版本皆是鈔本。而我們在上文討論此書在明朝的流傳情況時提到，弘治年間丘浚請求刊刻，崇禎年間重新頒賜給外戚，此書都有可能被刊刻，但是卻沒有直接史料說明其版本情況。此書主要是朝廷頒賜給外戚，外間甚少流傳，這樣也就限制了其後來的流布。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至今為止有關中國古籍善本最全的目錄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未見載錄此書。在其他圖書館中，亦不見蹤影。1994年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亦未能收錄此書，如果此書尚存，而不收錄其中，這樣的情況是不可能的。可見，此書在中國已經佚失，應無疑義。

三、東洋文庫藏《御制外戚事鑒》概況

東洋文庫藏《御制外戚事鑒》，共五卷，分兩冊，線裝。書中無任何藏書印，對其流傳狀況暫時無從考釋，對其如何流傳到日本東洋文庫，也只能待考。此書所用紙張為明初常用白棉紙，個別頁面因損毀嚴重附有襯紙，書品較舊。書皮左上角豎寫有「御制外戚事鑒」六個大字。開卷首頁為宣宗御撰《序言》。正文處，四周雙邊，白口，無魚尾、書耳，版心處亦無其他文字與標識。正文文字工整，墨跡如新，全文無墨丁，且附有彩圖，十分精美。關於此書版本，東洋文庫的宣傳網頁上記為：「明宣德元年鈔本」。(33)但並不正確，實際上，這就是宣德元年的初刻本。從內容布局上看，此書以朝代為順序，選取典型人物入傳，這與《歷代臣鑒》完全相同，此書選取的入傳人物，也與《歷代臣鑒》多有重複，如衛青傳、霍去病傳、田蚡傳等。另外，對比湖南圖書館藏《歷代臣鑒》宣德元年內府刻本，可發現兩書的字體、版式都非常相似。(34)況且此書完全是明代內府所刻「制書」樣式，故而是刻本而非鈔本。另考察書中內容，可發現兩個重要細節，一是書中記有成書時間，為「宣德元年四月□日」，與《明宣宗實錄》所載一致。(35)另外，書中有作工精細的彩圖，敘述每個人物事迹之後，必定有一張彩圖，形象地再現出相關的故事內容，圖文並茂，圖畫十分精美。這在古代並不多見，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重刻的難度。綜上可知，東洋文庫藏本就是宣德元年之初刻本。

此本分為「善可為法者」和「惡可為戒者」兩大部分，共收錄漢至元外戚傳記七十九篇。一般一人一傳，個別有附傳，各傳行款疏密不一，以半葉九行二十字為主，亦有十八字、二十一字的情況。篇幅也大相徑庭，多則近千字，少則不足百字。為更好分析書中內容，現不憚煩瑣，將其收錄的外戚情況列表以示：

由上表可知，《御制外戚事鑒》入傳外戚的特點：

其一、此書乃收錄從漢到元朝外戚，共79人。善惡同列，但以為善者居多。《御制外戚事鑒》收錄「善可為法者」共四十三人，比「為惡」者多七人，且內容更加翔實，所佔篇幅近全書三分之二。

其二、入傳外戚多為皇帝母族或妻族，尤以國舅數量最多，但帝婿數量較少。

其三、以武臣居多，且多為執掌中央、地方甚至禁中軍權的實力派。文官入傳雖少，卻多身居高位，其中不乏身居宰輔之位者。

作為一部官修史書，《御制外戚事鑒》在內容選擇上很謹慎。考察各傳的出處，可知均來源於《漢書》、《晉書》等歷代正史。為使外戚通過此書受到教育，取得預期的政治影響。楊榮等編纂人員，在入傳人物的篩選上煞費苦心，書中入傳外戚多為擔任武職的國舅，顯然是借古諷今，影射張氏兄弟。此外，對於入選的各傳，楊榮等人也並非從中隨意地搜句摘章，而是有選擇地進行剪裁。筆者試以書中《王愷傳》為例，分析其史料選用原則，其原文為：

王愷，文帝文明皇后之弟也，自少有才名，歷位清顯。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晴泥壁。石崇與愷將為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其罪，詔特原之。由是眾人僉畏愷，故愷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謚日丑。(37)

此段記載出自《晉書·外戚傳》，為說明兩者異同，也將其文悉數抄錄：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勛，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為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為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眾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謚曰丑。(38)

比較後可知，《王愷傳》刪除他因功授官之事，保留其與石崇鬥富的記載，恰能突出他「性復豪侈」的特點。這說明，編纂者對史料進行了選擇性剪裁，以達到「善可以感發善心，惡可以懲創逸志」的效果。此原則也適用於撰寫人物結局。例如，在「善可為法者」部分中，有些人並非善終，卻被淡化處理。如唐代的賢臣長孫無忌，高宗時因反對武后，被削爵流放，最終自殺。但該書《長孫無忌傳》的收筆處卻為「既而帝欲立武昭儀為後，無忌力爭不屈」，(39)後再無下文。同樣，在「惡可為戒者」部分，有些人終生崇階厚祿。如漢武帝時權臣田蚡，為相時陷害忠良，卻始終身居高位。《漢書》載其臨終：「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競死。」(40)《御制外戚事鑒》保留這段荒誕記載，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添加了新註腳。全書各傳基本為原史料的剪裁之作，但也有例外，如出自《元史》的《闊里吉思傳》和《唐吉勢傳》，就基本照抄原文。這是出於對洪武朝官修《元史》的尊重。

經過有選擇地史料剪裁後，《御制外戚事鑒》呈現出濃厚的說教意味。為加強說教效果，每傳後還附有精美彩圖。彩圖從上至下，由三至六幅剪貼畫組合而成，觸摸上去似有層次感。彩圖中的場景與傳記內容相呼應，全景式描繪了人物的主要經歷。若屬於「善可為法者」，則描繪其如何建功立業，謹慎為臣，最終榮華富貴，蔭及子孫。若屬「惡可為戒者」，則描繪其如何欺君弄權，飛揚跋扈，最終刑具加身，悲慘收場。兩者對比明顯，令人印象深刻。

《御制外戚事鑒》是應當時的政治形勢而生的，書中內容對當時的政治人物多有影射，有較強的時效性。因此，一旦政治環境發生變化，其也就喪失了用武之地。隨著張太后病逝，張氏外戚也開始沒落，至明亡，外戚勢力始終處於被壓制的狀態，史載：「故有明一代，外戚最為孱弱。」(41)入清後，皇權與外戚勢力之間仍有矛盾，但隨著君主專制制度的完善，外戚勢力對皇權的威脅日漸減弱。而且為鞏固統治，清廷在用人上「首崇滿洲」，皇權與外戚勢力形成利益共同體，聯手鎮壓來自明朝故地的反抗。康雍時期的佟佳氏，乾隆時期的富察氏等，都在政壇上十分活躍。《御制外戚事鑒》在政局變換中逐漸失去政治作用，自然也就沒有加印的必要。其散佚過程，也從側面反映了明清兩代外戚勢力不斷衰落的情況。

四、餘論

日本東洋文庫所藏《御制外戚事鑒》，作為可供後人研究的唯一版本，有很高文獻價值。首先，其作為初刻本，未經後人刪改，珍貴性不言而喻。此本無論是彩圖製作，還是正文刻印都很精美，是研究明代內府版刻的重要個案。其次，此書乃宣宗御制，深刻地體現了其編撰意圖。分析《御制外戚事鑒》的史料選用原則，可為研究宣德初年政治形勢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再次，《御制外戚事鑒》主要頒賜給外戚，外戚文化素養多不高，此書記事簡單，圖文並茂，以增加其可讀性與趣味性。但因為僅限於朝廷賜給外戚，也服制了其流傳。又因為彩圖精美，也增加了翻刻的難度。明末就難尋，現今則只剩東洋文庫一部了，因而極其寶貴。

注釋：

①參見(日)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研究員·學芸員著，牧野元紀編：《時空をこえる本の旅50選》，東洋文庫，2010年。

②《歷代臣鑒》現被國內多家圖書館收藏，其中湖南圖書館藏宣德元年內府刻本，最為珍貴，已被《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全文收錄(參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20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第482頁)。《御制外戚事鑒》在歷代史書中一般被記作《外戚事鑒》。1945年，其最後一次出現在文獻記載(參見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81頁)，以後便逐漸湮沒無聞。在編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其未和《歷代臣鑒》一同收入。筆者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叢書綜錄》中均未發現此書的任何記錄(參見南京圖書館主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13-416、第349-350頁；另參見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第三冊，1982年，第106、124-125頁)。

③目前也有學者的研究成果介紹過《外戚事鑒》，如鄭士德：《中國圖書發行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向斯：《中國宮廷善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王國強：《古代文獻學的文化闡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王傳奇：《論明初「訓誡」史學及其產生的心理原因》，武漢：《湖北社會科學》，2012年第11期等。這些成果多是通過《明史·藝文志》、《明通鑒》等文獻的記載，略知其一二，但對具體情況不甚了解。

④張廷玉：《明史》卷三百《外戚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659頁。

⑤張廷玉：《明史》卷三百《張昶傳》，第7664頁。

⑥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76頁。

⑦張廷玉：《明史》卷一百一十三《張皇后傳》，第3512頁。

⑧黃佐：《翰林記》卷十三，傅璇琮、施純德編：《翰學三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5頁。

⑨張廷玉：《明史》卷一百四十八《楊榮傳》，第4141頁。

⑩《明宣宗實錄》卷十六，宣德元年夏四月戊寅，台北：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432頁。

(1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20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第482頁

(12)明宣宗：《〈外戚事鑒〉御制序》。

(13)《明史》卷九十七《藝文志》：「宣宗御制《歷代臣鑒》三十七卷、《外戚事鑒》五卷。」第2390頁。

(14)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卷十一，第313頁。對比《明宣宗實錄》中所引《序言》，可見兩者差別不大。

(15)參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4頁。

(16)參見周弘祖：《古今書刻》，《百川書志古今書刻》，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323頁。

(17)參見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第一卷，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31頁。

(18)參見晁瑮：《晁氏寶文堂書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77冊，第92頁。

(19)《明孝宗實錄》卷六十三，弘治五年五辛巳，第1214頁。

(20)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8頁。

(21)《崇禎實錄》卷十一，台北：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341頁。

(22)四庫館臣所見為下文提及的天一閣本。

(23)參見錢謙益撰，陳景雲註：《絳雲樓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94頁。

(24)陳弟：《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鮑廷博：《知不足齊叢書》八，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1985年，第5127頁。

(25)參見駱兆平：《新編天一閣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242頁。

(26)參見吳慰祖校訂：《四庫采進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109頁。

(27)永瑢、紀昀主編，周仁等整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三十一《子部》四十一，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675頁。

(28)《四庫全書凡例》，《古籍整理參考資料》，武漢：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1986年，第1頁。

(29)這部《外戚事鑒》為鈔本，但無抄書時間記載，且書品較舊，故傅增湘稱之為「舊寫本」。參見瞿冕良編：《中國古籍版刻辭典》中關於「舊寫本」的注釋，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99頁。

(30)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81頁。

(31)倫明等：《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22頁。

(32)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中，對書籍的獲見時間和收藏情況都作了記錄。若不記日期，只有「余藏」二字，則為已有藏書；若於日期後加「收」字，則說明已收藏此書，若加「見」字，則是僅獲一觀，並未收藏。書中《外戚事鑒》條目後有「甲戌十月見」的字樣，說明他並未購買此書。

(33)參見東洋文庫宣傳網站。

(34)湖南圖書館藏《歷代臣鑒》宣德元年內府刻本，四周雙邊，黑口，倒魚尾，版心處注有頁碼。全書字跡清楚，未見墨丁、書耳。書中各傳多為一人一傳，各傳行款以半葉十行二十字為主，與東洋文庫藏《御制外戚事鑒》大體相同。

(35)《明宣宗實錄》載：「(宣德元年夏四月)戊寅，御制《外戚事鑒》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群臣及外戚。」參見《明宣宗實錄》卷十六，宣德元年夏四月戊寅，第432頁。

(36)因部分外戚歷任職位較多，這裡所列以其生前擔任最高，或時間最長者為主，不含死後追封的職位。

(37)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鑒》卷之四《王愷傳》，宣德元年四月刻本，日本東洋文庫藏。

(38)房玄齡：《晉書》卷九十三《外戚傳》，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2412頁。

(39)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鑒》卷二《長孫無忌傳》。

(40)班固：《漢書》卷五十二《竇田灌韓傳》，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393頁。

(41)張廷玉：《明史》卷三百《外戚傳》，第76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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