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原色法帖選——《王羲之十七帖》

歷代原色法帖選 ——《王羲之十七帖》

《十七帖》，因卷首由「十七」二字而得名。原墨跡早佚，現傳世《十七帖》是刻本。唐張彥遠《法書要錄》記載了《十七帖》原墨跡的情況：「《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內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煊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購求二王書，大王書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為卷，取其書跡與言語以類相從綴成卷。」

此帖為一組書信，據考證是寫給他朋友益州刺史周撫的。書寫時間從永和三年到昇平五年（公元347-361年），時間長達十四年之久，是研究王羲之生平和書法發展的重要資料。清人包世臣有《十七帖疏征》一文可以參考。

唐房玄齡、李淳風、褚遂良等共同撰寫的《晉書·列傳·第五十》是王羲之、王獻之等人的合傳。仔細地闡述了王羲之是如何練就書法，最終成為中國歷史上僅有的「書聖」，王羲之對知識的不斷追求、對書法的深深痴迷，發人深省，具有深刻的借鑒及教育意義。王羲之的家族是晉代屈指可數的豪門大士族。無論是王羲之的祖上，還是其子孫、親戚朋友，都是虔

誠的道教信仰者。同時，王氏家族還是名門望族，素來重視對家族成員文化素養的培植。王羲之置身其中，耳濡目染，自然不例外。他的祖父王正為尚書郎。他的父親王曠為淮南太守，曾倡議晉室渡江，於江左稱制，建立東晉王朝。王羲之的堂伯父王導更是名聞於世，是東晉的丞相。而他的另一位堂伯父王敦是東晉的軍事統帥。琅琊王氏在東晉可謂權傾一時，熾盛隆貴。晉室南渡北民南遷，在江南大融合。山東琅琊國王氏望族，經王覽（206年-278年）、王正到王曠（約274年-328年）時，兩晉（266年-316年），發生「八王之亂」（290年-306年），歷16年，死30萬人。王曠善於審時度勢，效法先祖王覽，於東漢末年避亂南居30年。在五胡侵魯，琅琊危急，299年開始，兩晉大分裂，北方大混戰。

王羲之的書法影響到他的後代子孫。其子獻之，善草書；凝之，工草隸；徽之，善正草書；操之，善正行書；煥之，善行草書；獻之，則稱「小聖」。黃伯思《東觀徐論》云：「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與子敬書俱傳，皆得家范，而體各不同。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煥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其後子孫綿延，王氏一門書法傳遞不息。武則天嘗求王羲之書，王羲之的九世重孫王方慶將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書跡十卷進呈，編為《萬歲通天帖》。南朝齊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門之後，有法書錄入。釋智永為羲之七世孫，妙傳家法，為隋唐書學名家。後戰亂中，其後世走亂，家譜遺失，後世分布在瀋陽，海倫等地。

王羲之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苑。王羲之書聖地位的確立，有其演變過程。南朝宋泰始年間的書家虞和在《論書表》中說：「洎乎漢、魏，鍾（繇）、張（芝）擅美，晉末二王稱英。」右軍書名蓋世於當時，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推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於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聖，與其父同稱「二王」。南朝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云：「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改變這種狀況的是由於梁武帝蕭衍推崇王羲之。他把當時的書學位次由「王獻之——王羲之——鍾繇」轉變為「鍾繇——王羲之——王獻之」，在《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中，蕭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輿論遂定。

歷史上第一次學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則在唐。唐太宗極度推尊王羲之，不僅廣為收羅王書，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讚辭，評鍾繇則「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論獻之則貶其「翰墨之病」，論其他書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輩皆謂「譽過其實」。通過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並鞏固下來。宋、元、明、清諸朝學書人，無不尊晉宗「二王」。唐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五代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歷代書學名家無不皈依王羲之。清代雖以碑學打破帖學的範圍，但王羲之的書聖地位仍未動搖。「書聖」、「墨皇」雖有「聖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過比較、揣摩，無不心悅誠服，推崇備至。

《十七帖》是王羲之草書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國古代書法史上，王羲之的地位非常獨特。因為經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力提倡，王羲之的書法被確認為古代書法藝術的典範。此後的一千多年時間內，王羲之的書法藝術地位一直非常牢固，人們將他尊為「書聖」和中國書法文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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