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爛片」越來越多，為什麼這部「爛片」卻能「封神」？
2018年已近尾聲，又到了各種年度總結頻出的時節。最近，各娛樂雜誌紛紛公布了自己心目中的十大影片，即將角逐2019年奧斯卡的《羅馬》《寵兒》等影片赫然在列，甚至打破漫威電影紀錄的《黑豹》也是各種「佳片榜」的常客。
而很多雜誌在推出「佳片榜」的同時，往往也會拿出一份「爛片」榜，比如《滾石》雜誌最近的名單中，前一陣熱映的《毒液》就在其中佔據一席。
每個人的電影品味都不盡相同，己之毒藥彼之砒霜的事兒也常會發生，但一個日益明顯的趨勢是，在如今這個娛樂至上的年代，我們似乎越來越推崇惡趣味和惡搞態度。凡能爛出槽點的片子，反而能製造高話題性和觀眾參與度。
而影史上確實有這麼幾部「爛片」留名史冊，甚至逐漸培養了自己的一批擁躉，並形成了一種影迷文化。2003年的《房間》就是代表。今年年初，由好萊塢著名才子詹姆斯·弗蘭科自導自演的其誕生故事《災難藝術家》，也堪稱一部教你如何製造「史詩級爛片」的教科書。
要想從一眾爛片中脫穎而出，需同時具備三個條件：電影本身的怪誕、拍攝過程的傳奇性以及主創的古怪風格。《房間》完美符合。
按照其導演、編劇、主演托米·韋素的說法，電影劇本源於他在2001年創作的一出同名舞台劇，韋素曾將之改編成一本500頁的小說，但始終得不到出版社的垂青，所以乾脆自掏腰包自導自演了一部同名電影。於是，新世紀最爛電影由此誕生。
《房間》的故事極其簡單：韋素扮演的主人公強尼是個集一切優點於一身的高富帥，然而他深愛的妻子與其好友馬克搞到了一起，強尼發現後心碎自殺——如此簡單的情節卻充斥著大量沒頭沒尾的支線劇情、缺乏緣由和邏輯的角色行為、四級聽力般的對話，以及挑戰人類極限的毫無必要的冗長鏡頭。
而由於韋素毫無經驗以及自大和控制欲，《房間》的拍攝過程也是場災難：比如能在現成的天台拍攝的外景戲，韋素非要耗巨資搭建綠幕——因為好萊塢都這麼做；不懂35毫米膠片與高清數字視頻的區別，韋素分別購買了兩套設備，並用了兩組工作人員同時拍攝——儘管最後只用了膠片版；每個角色都有數位替補角色，因為原定角色不是中途受不了就是被韋素開除了；韋素自己則常因為遲到、記不住台詞、走錯位等等原因，導致幾分鐘的戲時常要花幾小時甚至幾天來拍攝。總之，最終只有三處場景的電影動用了400名劇組成員，花費了6個月的時間以及600萬美元成本。
這些都被寫進了片中馬克的扮演者格雷戈·賽斯特羅參與寫作的《災難藝術家》一書中。弗蘭科的同名電影正是根據《房間》上映十年後出版的該書改編。有意思的是，出版此書時，作為出版人，韋素被問及如果被拍成電影誰會扮演你，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選正是弗蘭科。
韋素本尊（左）和弗蘭科
誠如大多數爛片導演，成片質量與創作者心氣兒往往成反比。作為演員的韋素，曾自比馬龍·白蘭度、詹姆斯·迪恩等人，作為導演，則要向馬丁·斯科塞斯和安東尼·明格拉看齊。因為這種錯位的認知，韋素直接把自己的生活變成了一場怪誕的表演，他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不懂社交，同時又極度渴望成名，引起他人的注目，加上其怪誕的東歐口音且對自己身份、巨額財產諱莫如深的神秘態度，我們難免會對這個執著地要在好萊塢紮根的「異鄉客」，完成從側目嘲笑，到好奇，再到慢慢地同情併產生認同甚至尊重的態度轉變。
這種轉變同樣體現在觀眾對《房間》的態度上。2003年《房間》上映後，原本僅在加州的幾間影院公映，但因其驚天地泣鬼神的糟糕程度，外加媒體和輿論的推波助瀾，當然也有韋素堅持支付每月5000美元的廣告牌的作用——弗蘭科就是通過這塊廣告牌知道《房間》的——影片隨後反而人氣逐漸攀升，甚至發酵出一批以反覆觀看此片為樂趣的影迷，《房間》也由此成為了在午夜場定時放映的經典，觀看途中，觀眾還會自發地形成某種儀式感，比如自帶道具、齊聲大喊片中台詞、模仿片中動作。
掛了五年的《房間》廣告牌
審美水品不僅僅局限於對美好事物的審美，同樣可以擴展為對糟糕事物的審美。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觀眾熱衷觀看和討論爛片，源於一種名為「文化資本」的心理：能參與所有與《房間》相關的圈內笑話，儘可能地背出每句台詞，無形中也成為了我們在這一群體中的某種追求，說白了就是逼格——就像我們現在經常發的「彈幕」一樣。
當然，我們還是期待好電影能越來越多，但既然爛電影總是少不了，也希望它能爛得有態度——不是那種拙劣的抄襲之作，或者僅靠主創出位的言行製造一時的話題，而是即使爛，也要爛得真誠，爛出特點和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