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漱石為什麼懷疑「五馬進京」是中央調虎離山

原標題：饒漱石為什麼懷疑「五馬進京」是中央調虎離山

「五馬進京」即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五大行政區首腦調入中央任職，包括西南局書記鄧小平、西北局書記習仲勛、東北局書記高崗、中南局書記鄧子恢、華東局書記饒漱石，董必武稱讚他們為「千里駒」。這一決策是如何出台的？

「什麼都是西花廳，哪有頤年堂」

為什麼要調整剛剛設立兩年多的大行政區？經濟建設是客觀原因，中共中央準備從1953年起實行計劃經濟。要實現「全國一盤棋」，就要加強中央集權，不能各自為政。

而從主觀上說，「分散主義」苗頭令毛澤東十分擔憂。大區領導人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極具個人權威，對於中央制定的政策法規，並非都無條件貫徹執行，儼然在北京之外又有多個中央。

另外，毛澤東認為，分散主義不僅地方上有，中央也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來，劉少奇負責組織人事和財經事務，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負責除軍事以外幾乎一切政務。周恩來和董必武等人主張黨政分開，黨的方針政策要通過政府實施，黨不能直接向群眾發號施令，因此政務院所屬各部門工作，通常不向毛澤東及中央書記處請示彙報就推行。毛澤東身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對許多工作都不經手甚至不知情，毛澤東曾發牢騷說「什麼都是西花廳，哪有頤年堂！」

這種形態，使毛澤東深感加強中央集權的緊迫性。將大區領導人調入中央任職則一舉兩得，既可從地方收權，又可分擔劉少奇、周恩來的權責，於是有了調「五馬」進京的構想。

密集宣召地方大員進京開會

在「五馬」進京之前，各大區軍事將領已先行一步調離。遼瀋戰役後，原東北軍區司令員林彪率部入關，由不太懂軍事的高崗接任司令員兼東北局書記；林彪一路南征，擔任華中局（後改稱中南局）書記兼司令員，1950年10月，他到蘇聯養病，將四野主力移交西北局第一書記彭德懷，中南局事務由第二書記鄧子恢負責；同一時間，彭德懷遠赴朝鮮戰場，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成為實際負責人；西南局第二書記劉伯承1950年主動提議到南京籌建解放軍軍事學院；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與毛澤東「相知多年值得託付」，並且陳毅與華東一把手饒漱石不和，留在當地也有制衡作用；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入駐中南海擔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幾乎不再過問華北軍區事務。

中央同時採取多種措施加強對大行政區的聯繫與控制。比如密集宣召地方大員進京開會，新中國成立之後僅8個月，就召開了80多種全國性的專業會議。各大區主要領導人與中央及其他區之間的兼職和交流不斷，還規定大區每3個月須向政務院送工作綜合報告一次，重要會議記錄和資料報送政務院等。

饒漱石半夜求見毛澤東探口風

最先赴命的是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因為周恩來和陳雲8月將出訪蘇聯，急需鄧小平出任政務院副總理主持工作，劉少奇7月中旬給鄧小平發電報，鄧二話不說7月下旬就攜全家到了北京。在重慶到北京的飛機上，鄧楠想到在重慶別人都管爸爸叫「首長」，好奇地問「到了北京爸爸是什麼長」，鄧小平回答：「腳掌。」

9月習仲勛到崗，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副主任。原部長陸定一降職為副部長。習仲勛時年僅39歲，是「五馬」中最年輕的。陸定一從大革命時代就從事宣傳工作，遵義會議後幾乎一直是中共宣傳口第一領導，習仲勛認為自己只有中等師範文化程度，又沒有宣傳工作經驗，讓陸定一這樣的前輩做副手不妥。毛澤東用耍蛇人的故事勉勵他：蛇看起來很嚇人，但是它在耍蛇人的手裡就非常馴服。這是因為耍蛇人掌握了蛇的活動規律。你沒有做過宣傳工作，做上一段，掌握了宣傳工作的規律，不就可以當了嘛！而且還能夠做得好。

1952年10月8日，高崗進京，毛澤東對他的殷切盼望之情非比尋常。9月毛澤東給高崗發了三次電報催促速速來京，25日的電報還問，到京具體是哪一天、什麼時間，以便前去迎接。建國初期的東北可以說處處當先，事事垂範。

1953年1月鄧子恢離開武漢舉家入京，出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

最後一個到位的是饒漱石，1952年秋他隨同劉少奇赴蘇聯參加蘇共十九大，耽誤了進京行程，1953年春才正式就職，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併兼管工會、青年團、婦聯工作。饒漱石進京也許是帶著幾分彷徨的。1952年5月間，他突然半夜求見已入睡的毛澤東。「高饒事件」後，饒漱石在檢查中承認當時自己患得患失，無端懷疑中央讓他來京休養是「調虎離山」，不信任他，想從毛澤東口中試探中央的態度。

「五馬進京」各就各位，對大行政區的調整也在同步進行。「高饒事件」發生後，至1954年底，五大行政區先後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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