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旋：清代殿本售賣流通考述

原標題：項旋：清代殿本售賣流通考述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代內務府所轄的武英殿修書處成立，直接負責官方典籍的刊印、校勘、裝潢等事務，成為清代皇家最重要的刻書場所。習慣上，人們通常把在武英殿刊刻的內府書籍稱為「殿本」。經武英殿修書處刻板、刷印、裝潢後，殿本正式進入流通環節。殿本的流通形式包括呈覽、陳設、頒賜、售賣等，與之相應，便形成了所謂的進呈本、陳設本和通行本等版本。一般而言，武英殿修書處凡是新刻一種殿本，需就刷印數量和頒賜範圍向清帝請旨，用於各殿宇陳設和賞賜臣民之後，剩餘部分則可通行售賣。殿本售賣是清代官刻典籍流通的重要方式。

近些年來書籍史研究方興未艾。書籍史的研究方法，中西方雖然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同樣關注書籍的流通過程，如中國傳統書籍史的研究對象為「書籍自身的歷史」與「影響書籍生產傾向、生產數量、流通傾向的圖書事業」，而西方書籍史關注「書籍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人，書籍與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周遭環境的關係，以及書籍所產生的社會文化影響」。從流通的角度考察書籍史能為我們提供更加豐富的歷史景觀。學界關於歷代書籍流通的研究成果豐碩，具體到清代，主要側重於考察民間刻本的流通。遺憾的是，殿本作為清代官刻本的最重要代表，囿於文獻資料，學界關注不多，殿本流通的相關細節並不清晰，特別是殿本售賣制度和書價情況，學界研究較為薄弱。隨著武英殿修書處檔案在新近的大量公布，為深入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此外，按照清代內府規制，武英殿修書處每年都要編製售書清冊，詳細著錄所要售賣的殿本的書名、函冊、售價等情況，且樣本量較大，這使得我們利用售書清冊探討清代殿本書價成為可能。基於此，本文擬以檔案文獻與傳世典籍參酌互證，考察清代殿本售賣制度的建立過程和售賣機制，並在此基礎上探討殿本書價及相關問題。

通行書籍售賣處的建立及其售賣機制

不少學者認為武英殿修書處售賣殿本始於乾隆九年（1744年），因是年清廷才設立通行書籍售賣處。實際上，已有文獻揭示，殿本通行售賣始自雍正朝，最初的售賣機構為崇文門監督處。乾隆三年（1738年），禮部奉旨會同武英殿修書處議准：「照從前頒發《御選語錄》等書例，將武英殿各書交與崇文門監督存貯書局，准予士子購覓。」《御選語錄》為雍正十一年（1733年）武英殿刻本，既是按照當年的頒發「書例」，那麼崇文門監督處售賣殿本當在雍正朝已經開始。崇文門監督處為內務府管理機構，不僅負責徵收稅務，亦負責書籍、物料的變賣。乾隆四年（1739年）九月初十日，湖北巡撫崔紀疏請頒發武英殿所有之《性理大全》《古文淵鑒》等15部殿本書籍。乾隆帝從其所請，頒發了部分殿本書籍，並有諭旨：「其餘所請諸書，卷帙浩繁，且崇文門等處現有刷印，准令遠近士子購覓，自可漸次流通，毋庸再行頒發。」由此可見，崇文門監督處早期曾負責售賣殿本書籍。

乾隆朝於武英殿設立專門的殿本售賣機構，與翰林院編修潘乙震的奏議不無關係。乾隆三年六月初五日，潘乙震奏請印刷御纂諸書，令翰、詹官員量力購領事時稱，《子史精華》《御選唐詩》等書有利於儒臣博稽廣覽，最為切要，而「此秘籍盡美盡善，民間既無板刻，即間有一二種，一二部，市賣不知何處，得來輒為奇貨可居，價昂數倍」。潘乙震建議「敕下典守之員將前項書目每種印刷一百部，酌定工價，聽翰、詹兩衙門官員願領何部名目按季開單，呈請准其給發，即於領俸各員名下所領書籍，照原議工價扣除」。

潘乙震奏議提出允許官員人等購買殿本，使得「聖朝御纂群書並得廣為流播」，得到了清廷的重視。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十二日，武英殿修書處奏准：「嗣後新刻之書，於呈樣之日，將應否通行之處請旨。永著為例……其頒發之處交內閣擬奏，准其通行。」至乾隆七年，允許殿本通行已經成為一項固定的制度。但這裡所謂的「通行」包含頒發、賞賜，不專指售賣，語義尚有模糊之處。據軍機處上諭檔載，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六月二十六日，內務府大臣金簡稱：「武英殿通行書籍，自乾隆九年奏准售賣。」至乾隆九年，清廷正式設立武英殿通行書籍售賣處，成為清代售賣殿本的最主要機構。武英殿通行書籍售賣處設有通行書籍庫，由庫掌專門負責殿本售賣事宜。專門售賣機構的成立顯然是為了滿足日益增多的殿本需求，同時也標誌著殿本售賣走向制度化，成為定製。

按照清廷規定，可供售賣的通行殿本有一定的限制。一般而言，頒發陳設各處後剩餘的殿本、武英殿書庫剔除的殘書以及清廷特別允准發賣的殿本，方可通行售賣。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復郡王永.等奏酌擬存留武英殿修書處庫貯各種書籍折稱：

查武英殿修書處刊印各種書籍，向例預備多部，以供內廷傳用陳設，其餘頒賞之外，有蒙聖恩准令通行者，俾願讀中秘之人，交納紙張工價請領……請將前項書籍，無分外進內刊，凡數至一千部以上者，擬留二百部；一百五十部以上至六七百部者，擬留一百部；其一百五十部以下者，擬留五十部。

該奏摺透露的信息有兩點需要注意：其一，通行書籍隨印隨發，武英殿修書處新刻殿本，採取即時售賣的方式，因此平時存下者甚少，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殿本的暢銷程度。其二，用於陳設的殿本一般而言不能通行，但也有例外，如乾隆三十九年清查，發現堆積在武英殿書庫的剩餘殿本數量過多，便採取售賣殿本以去庫存的辦法，減輕武英殿書庫的存貯壓力。

殿本的發售範圍包括滿漢官員、士子和普通百姓。根據發售對象的不同，發售方式有所差別。通行書籍售賣處發售書籍主要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按照舊有辦法，由通行書籍售賣處直接給發，購買者需「扣俸還項」，此種辦法適用對象主要為各衙門官員。乾隆七年奏准：武英殿所貯書籍，凡各衙門官員欲買者，具體方式為：「由本衙門給咨，齎銀到日，即行給發，其非現任之員及軍民人等願買者，具呈翰林院給咨，齎銀到日，一體給發。」衙門官員購買殿本者，採取抵扣俸祿的方式，「於季俸公費項下扣抵歸款」。如系翰林院官員，「聽翰、詹兩衙門官員願領何部名目按季開單，呈請准其給發，即於領俸各員名下所領書籍，照原議工價扣除，俟領完何部即再印刷，仍令典守之員詳記檔案，已領毋得重領」。衙門官員採用「扣俸還項」的方式購買殿本，實際上是一種圖書預購方式。具體而言，清廷根據殿本所用紙墨工價等成本標明價格，滿漢官員以所在衙門作為預定部門，匯總預購殿本的名稱、數量，呈送武英殿「照數刷給」，書款則從官員俸祿中直接扣除，這種預購方式可精準定位，有效降低滯銷風險。

第二種，通行書籍售賣處發交五城書鋪售賣流通，發售對象主要是民間士子、普通百姓。武英殿修書處規定，該處向例遇有聚珍擺印各書及刷印通行各種書籍，俱發五城領賣。其具體方式為：「令其按四季投繳價銀，行文都察院，照例飭交五城司坊，派令殷實鋪戶，每五家連名互保出具，平價流通。」。清代北京城內，劃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城，每城設察院，隸屬於都察院，負責稽查京師地方，整頓風俗。五城司坊則是五城察院下設的管理街市機構。通行書籍售賣處將殿本交由五城書鋪售賣，代收價銀，可以說是把殿本直接流通的區域擴大到北京城，而經由五城書鋪及商賈販賣，殿本又流通至全國乃至海外，有利於殿本的廣為流布。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一月，《四庫全書總目》刻竣，清廷考慮到「是書便於翻閱，欲得之人自多」，因此「聽武英殿總裁照向辦官書之例，集工刷印，發交京城各書坊領售，俾得家有其書，以仰副我皇上嘉惠藝林之至意」。這是通行書籍售賣處發交五城書鋪售賣的一個具體實例。

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時，琉璃廠書肆迎來了鼎盛時期，成為殿本流播海內外的重要渠道之一。朝鮮燕行使朴思浩於道光八年（1828年）遊覽琉璃廠，所見書肆售賣目錄就包含了大量殿本：「閱其目錄，則其大帙，有《四庫全書》《文章大成》《冊府元龜》《淵鑒類函》《佩文韻府》《全史》《十三經註疏》《康熙字典》《萬國會通》《大藏經》等。」日本幕府極為關注殿本的購買。例如幕府關注中國法典，希望加以借鑒，很早就將殿本《大清會典》列入採購訂單。據大庭修研究，日本曾於享保四年、五年、七年先後三次購買《大清會典》。殿本《古今圖書集成》流播海外的例子頗為典型。《古今圖書集成》於雍正六年（1728年）擺印完畢後，鄰國日本、朝鮮等都積極地從琉璃廠書肆購求。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朝鮮正祖令燕行使徐浩修從琉璃廠書肆購得殿本《古今圖書集成》一部，用銀2150兩，儲於奎章閣。朝鮮人洪翰周記載了此年朝鮮方面購買此書時獲知的日本方面的購買信息：「余聞丙申購來時，燕市人笑謂我人曰：『此書刊行殆五十年，而貴國號稱右文，今始求買耶？日本則長崎島一部、江戶二部，已求三件去矣。』我人羞愧不能答。」即此可以感知日本、朝鮮購買《古今圖書集成》的情形，也可看出殿本流播海外速度之快。大量殿本經由琉璃廠等書肆流播海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時人就曾評論說：「蓋近來中國書籍，一脫梓手，雲輸商舶。東都西京之間，人文蔚起，愈往而愈興者，賴有此一路耳。」殿本流播海外之路，可以說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美談。

殿本的流通範圍不限於京城，通過售賣以及各省請買等方式遍及各省。但地處偏僻的貴州等省，殿本流通量則較為有限。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二月，清廷下令回繳銷毀殿本《通鑒綱目續編》，欲將書籍板片全行查出、抽改鏟削。直隸督撫奏稱此書「各省均有流傳」，但貴州巡撫永保奏復抽改部數時則稱：「遵查《通鑒綱目續編》一書，自奉飭發改正樣本來黔，即經飭屬愷切曉諭，收繳送局抽改發還。無如黔省僻處邊隅，實鮮藏書之家，其書賈運黔售賣者亦少。」這反映出殿本在各省的流通數量是不均衡的，與不同地域的交通便捷程度、經濟發展狀況等因素密切相關。

書籍售賣必然涉及銷售對象問題。在以往的諸多研究中，民間書坊刻本的售賣對象多為中下層讀書人，出版商就此制定有針對性的銷售策略。例如，清代福建四堡的坊刻本銷售對象主要是東南一帶普通士子、百姓，四堡刊行的是「確認無疑的暢銷書」，即「經生應用典籍」與「課藝應試之文」，開本很小，版面排字擁擠，以降低成本，因此書價往往較為低廉。殿本作為官方出版物，其售賣對象和銷售策略是否與民間坊刻本有所不同呢？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清同治光緒間武英殿賣書底簿》（下文簡稱《賣書底簿》）列有同治四年至光緒五年（1865—1879年）14年間896部殿本的售賣價格，是反映武英殿通行殿本售賣情況的重要資料。該賣書底簿還詳細開列了殿本的購書者、售賣時間等情況，可藉此對殿本的銷售對象有較為深入的考察。

首先，購買者的身份。同治四年至光緒五年購買殿本者總計48人，其身份詳情如下：皇族4人（孚郡王、惠郡王、淳王爺、謨公爺），六部官員14人（侍郎胡肇智、侍郎潘某、某司長、松司長、禮部主事延茂、主事劉錫金、主事延某、員外郎孔某、員外郎世勛、員外郎春某、禮部郎中李文敏、郎中福長、郎中慶某、禮部書吏李吉人），內務府人員7人（副內管領吉純、供事蔣錫周、供事石敬安、供事侯邦興、筆帖式玉恆、筆帖式玉森、柏唐阿舒凌），武英殿修書處人員7人（提調許振扔、提調許某、提調處協修楊紹和、提調處協修吳元炳、折配匠趙俊英、折配匠祁金垣、恩甲信貴），其他衙門官員3人（張大人、內閣侍讀錦大人、胡大人），民人（即普通百姓）10人（張廷芬、王殿至、童世榮、李奧、趙冀名、葉保、葉保清、王治、喬茂、喬茂賈），另有身份不詳者3人（宋仁甫、吳元炳、王郡）。從殿本銷售對象來看，購買者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匠役、普通百姓，可見殿本的購買人群較為廣泛。其中皇族、衙門官員、內府匠役佔了絕大部分，是購買殿本的主體人群。武英殿修書處人員作為殿本的製作者，佔盡先機，便於就近購買。在48位購買者中，民人只有10人，所佔比例較小。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未必是百姓的財力問題（民人趙冀名同治七年一次性購買「二十三史」等書39部，合銀約309兩），而是由於殿本售賣的主持者為武英殿修書處，官方色彩濃厚，衙門官員、匠役自然成為殿本售賣的主要對象。此外，民人、匠役等購買者多有屢次購書的記錄，且購買的數量和金額較大，他們從武英殿購得殿本後，很可能再轉賣給書肆，在殿本售賣中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

其次，從《賣書底簿》看，工具類、實用性殿本書籍較為暢銷。例如《四庫全書總目》，乾隆六十年刻竣後，作為集大成的官修目錄學著作，「是書便於翻閱，欲得之人自多」，當時即大量刊刻，發交京城各書坊領售。據《賣書底簿》記，同光時期《四庫全書總目》的書價是每部銀16.06兩，價格不菲，但購買者眾多。其中有11次售賣記錄，有9人先後購買了14部，是《賣書底簿》中所見最為暢銷的殿本之一。

「續三通」是《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三書的簡稱，殿本刻竣於乾隆時期。作為專述有清一代典章制度的政書，「續三通」頗具實用性。據《賣書底簿》記，同光時期一部「續三通」的書價已高達54.35兩，購買者依舊不少，此期有8人次的購買記錄。乾隆三十九年，質郡王永誽在奏摺中透露：「經史、三通等類，蒙我皇上嘉惠士林，剞劂頒布，久經通行，遠近爭相購覓。其列職詞垣，尤競相存貯。中間儲存較裕者，頗不乏人。」由此可見，經史、三通類殿本是乾隆時期書籍市場的暢銷品種。據楊玉良研究，自乾隆以迄同治，在武英殿通行售賣處售賣的340餘種書籍中，經史殿本約佔65%。經史、三通類殿本對於科舉、日用皆具實用價值，且刻印極佳，校勘精審，在樸學興盛的乾嘉時期可滿足士大夫考據之需，自然極受歡迎，乃至出現了「遠近爭相購覓」的熱銷場面。

值得一提的是，武英殿通行書籍售賣處發賣殿本所得收入，一般作為武英殿修書處採買物料、支付工匠錢糧等日常開支的經費。乾隆三十九年，四庫全書處總裁王際華等奏稱，排印聚珍版書所需刷印紙張、工料銀兩，「照武英殿通行書籍之例，俟收到價值，陸續歸款」。可見，售賣殿本的收入全部用於支付購買紙張和工料。當然，武英殿修書處刻印、裝潢所需的龐大經費主要依靠內務府銀庫撥款，並不特別依賴於售賣殿本所得的有限收入，這也使得殿本售賣相對擺脫了追求利潤的壓力，只需收回成本，這是殿本售賣的一個突出特點。

售書清冊所見清代殿本書價

書籍價格是海內外書籍史研究的熱點，因書價不純粹是簡單的價格問題，它與商業發展程度有著密切的關係，一般而言，「書價越便宜，商業程度越深」。目前歷代書價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取得的成績亦令人矚目，而明清時期由於書價資料較多，已然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專門論述清代書價的文章為數不少，如袁逸的《清代書籍價格考》、喬衍的《乾嘉時代的舊書價格及其買賣——讀〈蕘圃藏書題識〉札記》等。國外學者中，以周啟榮的研究較有代表性，2004年出版的《近代早期中國的出版、文化與權力》一書探討了書籍的生產成本和書價，2010年發表的《明清印刷書籍成本、價格及其商品價值的研究》一文，從書價、印刷成本、藏書目錄和存世刊本四個方面分析了明清印本的書價，對明清刻本書價的研究推進很大。但就目前研究狀況而言，相關論著主要依賴存世刊本和傳統藏書目錄所載書價信息進行分析，然而這些材料往往較為零散，未必能真實反映書籍的售賣價格。周啟榮指出，收藏家提及購得善本的記錄「往往並不一定反映該書當時作為讀本的市場價格，經常是作為一種在收購或轉讓時的收藏品價格……大大誇大了書籍的市場價格」。

實際上，隨著近年來大量檔案文獻的公布，可以收集更多樣本研究明清書價的諸多細節。而作為清代官刻書籍的代表，殿本書價的研究頗具意義。乾隆九年清廷設立的武英殿通行書籍售賣處，通例每年編製售書清冊，且「將通行書處現存書籍另造清冊，鈐用印信，以備存案」。清冊詳細記錄了售賣書籍的名稱、價格等信息，對於研究殿本流通情況及書價可謂彌足珍貴。筆者爬梳文獻，找到了多份殿本售書清冊，具體包括以下3種。

其一，台灣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中有一本殿本售賣清冊（下文簡稱《內閣清冊》），載錄了76種殿本及相應書價。該清冊成書時間不詳，有必要加以考辨。《內閣清冊》所載皆為乾隆初年以前刊刻告竣的殿本，其中有一部漢字竹紙書《佩文韻府》20函95本，書價為11.629兩。乾隆三十九年，福隆安奏摺中透露了《佩文韻府》的書價情況：

《佩文韻府》向來用台連紙刷印發售，每部價銀十一兩六錢二分九厘。今次所售，因系庫存原板初刊，又系竹紙刷印，是以按照紙色工費，每部銀十二兩四錢六分，較台連紙書每部增價銀八錢三分一厘。

如奏摺所說，竹紙本《佩文韻府》書價原與台連紙一致，每部價銀11.629兩，後因乾隆帝質問《佩文韻府》「何以定價如此之少」，酌議將《佩文韻府》量為增價，乾隆三十九年以每部12.46兩的價格售賣。因此，就《佩文韻府》售價而言，乾隆三十九年所定竹紙本書價與《內閣清冊》所載一致。另外，《內閣清冊》中刻竣時間最晚者為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由此可以判斷，《內閣清冊》成書時間介於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九年之間，是反映乾隆前期殿本書價的重要文獻。

其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清抄本《武英殿頒發通行書籍目錄》（下文簡稱《通行書籍目錄》），列有154部殿本，著錄內容包括書名、套數、冊數及售賣價格。對其成書時間，國圖著錄時並未明確斷定年代。據筆者考察，《通行書籍目錄》版心有「味經書屋鑒藏書籍」「燕庭校鈔」「東武劉氏燕庭氏校鈔」字樣，卷首及卷末有「燕庭藏書」「劉喜海印」等鈐印，可知其為劉喜海所抄藏。劉喜海（1793—1850），字燕庭，道光、咸豐年間的金石學家和藏書家。室名味經書屋，藏書樓有「味經書屋」等處，藏書極富一時。他曾大量抄錄罕見古籍、藏書目錄，其中就包括這冊《通行書籍目錄》。據《劉喜海年譜》，《通行書籍目錄》為道光七年（1827年）味經書屋抄本，那麼其反映的是何時的殿本售賣情況呢？這就需要結合目錄所載殿本成書時間和書價變化綜合推斷。據查考，《通行書籍目錄》所著錄的皆為康、雍、乾三朝的殿本，刻竣時間最晚的是《皇朝禮器圖》，其首次刻竣時間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續修本刻竣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對比《內閣清冊》與《通行書籍目錄》所載同種殿本的售賣價格，二者大部分殿本的書價一致，但《通行書籍目錄》著錄的15種殿本書價高於《內閣清冊》所載書價，說明《通行書籍目錄》的形成時間要晚於《內閣清冊》，反映的是乾隆後期的殿本售賣情況。

其三，前文提及的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清同治光緒間武英殿賣書底簿》，列有同治四年至光緒五年間896部殿本的售賣價格。另外，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同治四年武英殿修書處存售書籍清冊》，著錄有59部殿本的售賣價格。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同治十年舊存開除現存書籍數目清冊》，著錄有51部殿本的售賣價格。以上三種售書清冊可互為補充。

清代殿本書價是目前研究的薄弱環節，但又是清代官刻本書價研究的關鍵性問題，值得深入探討。乾隆前期的《內閣清冊》、乾隆後期的《通行書籍目錄》以及同光時期的《賣書底簿》，恰好反映了清代不同時期殿本書價的變化情況，對於考察清代殿本書價的流變具有重要價值。筆者擬在利用上述售書清冊的基礎上，結合相關文獻，重點探討通行殿本的定價方式、同種殿本書價差異以及乾隆時期殿本書價等相關問題。

1. 殿本的定價方式

要了解殿本書價變化情況，首先須考察殿本的定價方式。一般而言，通行殿本按照「部數多寡，計其所需紙張、棕墨、工價，外加耗余，合計作為定價發售」。因此，殿本定價主要考慮的因素有：每種殿本的體量大小、所費紙墨價錢、寫刻工價以及耗余情況。舉例而言，一套台連紙《佩文韻府》，每部紙墨工價銀為9.548兩，寫刻工費及其他耗銀2.081兩，書價定為11.629兩；一套《巡幸盛京詩》，紙墨工價銀0.112兩，耗余銀0.035兩，書價定為0.147兩；一套《三元甲子》，紙墨工價銀為0.522兩，刻工銀0.05兩，書價定為0.572兩。即殿本定價總體上是按照製作殿本過程中紙墨、寫刻工價的成本進行核算的。由此可見，殿本售賣與以市場為導向的民間刻本有著根本的不同，它是為了促進典籍的廣泛流通，使受益人群最大化，故所定書價只需收回成本，並非以盈利為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影響殿本書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可一概而論。同一時期內的同一種殿本，其書價的影響因素主要是紙墨、寫刻刷印工價等製作成本。而不同時期內的同一種殿本，書價的影響因素則更為複雜。除了製作成本外，殿本的存量、市場供求關係等因素同樣會引發殿本書價的變化。殿本作為皇家刻本，其裝潢水準、紙墨質量、寫刻水準均非一般坊刻、私刻可比，在書籍市場中自然供不應求。大量殿本主要用於陳設、賞賜、頒發，可供售賣的殿本數量本身就有限，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通行書籍售賣處餘存殿本數量日趨減少。而備受書籍市場青睞的殿本售出後，經過書商哄抬、藏家流轉，其書價要高於初次售賣價格。因此，不同時期內同一種殿本的售賣價格常常上漲，個別暢銷殿本甚至是漲幅較大。

2.同種殿本書價的差異

由於制約殿本定價的因素較多，即便是同一種殿本，書價亦有所差異。下文主要根據售書清冊，對同一時期同種殿本以及不同時期同種殿本的書價差異進行考察，探索其中的規律性特徵。

（一）同一時期同種殿本的書價差異

同一時期內的同種殿本，受製作成本的影響，如系不同紙張、不同文字、不同裝潢，其書價有所差別，應視具體情況而定。

第一，不同紙張的同種殿本書價。同一種殿本書價受紙張因素影響較大，紙張類型不同，定價不同。乾隆三十九年，清廷發售殿本54種，其中「內有榜紙、連四、竹紙之分」，其售賣價格「俱按其紙張等差，照例分別三等，量加耗余作價」。將榜紙、連四紙、竹紙分為三個等級售賣，其書價自然有所差別。這裡舉兩個例子。據《內閣清冊》，乾隆前期的殿本《內則衍義》，清字榜紙書每部售價1.607 467兩，而清字竹紙書的售價則是每部0.403 605兩；乾隆前期的殿本《御制孝經》，漢字竹紙書每部售價0.034 426兩，漢字台連書每部售價0.147 765兩。可見，同一種殿本，榜紙本的售價高於竹紙本，竹紙本的售價高於台連紙本。

前文所舉乾隆前期的兩個例子仍系個案，著錄乾隆後期154部殿本售賣情況的《通行書籍目錄》，特別標註了榜紙本、竹紙本和台連紙本的售價。根據該目錄可以核算出不同類型紙張殿本的平均書價。列表如下，以資比較（參見表1）。

從上表可以看出，《通行書籍目錄》所載榜紙書的每冊平均售價為0.171 631兩，高於竹紙書的平均售價；而竹紙書的售價又高於台連紙書的每冊平均售價。這一依據大量殿本樣本所做的統計結果，再次驗證了不同紙張類型的同種殿本在售價上的差別，書價從高到低的排序依次為：榜紙書最貴，竹紙書次之，台連紙書最便宜。

第二，不同文字的同種殿本書價。據《內閣清冊》所載乾隆前期不同文字殿本書價製作表2，詳情如下。

從表中可以看出，同種殿本，滿文（清字）殿本書價要高於漢文（漢字）殿本書價。例如，一部清字台連紙《勸善要言》的書價為0.070 445兩，而一部漢字台連紙的書價則為0.045 503兩，較清字本低了0.024 942兩。一部清字竹紙書《八旗氏族通譜》的書價為1.723 194兩，而該書漢字竹紙本的書價則為1.347 981兩，較清字本低了0.375 213兩。

再據《通行書籍目錄》所載乾隆後期不同文字殿本書價，製成表3。

從表中可以看出，同種殿本中，清字殿本書價也要高於漢字殿本書價。例如，一部清字竹紙書《聖論廣訓》售價為0.061 559兩，而漢字竹紙本的售價為0.046 383兩，較清字本低了0.015 176兩。又如，一部清字榜紙本《督捕則例》的書價為0.333 342兩，而其漢字榜紙本的書價則為0.269 406兩，較清字本低了0.063 936兩。再如，《盛京賦》，其清字竹紙本的書價為0.074 4兩/部，而漢字竹紙本的則為0.067 327兩/部，較清字本低了0.007 073兩/部。

滿、漢字的寫刻工價直接影響到殿本定價的高低。清字（滿文）典籍的刊刻難度要高於漢字典籍，因此刊刻清字所支付的匠役工價高於刊刻漢字的工價。嘉慶時期，刊刻漢字，每100字工價銀0.08兩，而刊刻清字，若干字為一行，每行工銀0.03兩。咸豐年間刊刻清字，每100字刻工用制錢660文，而刊刻漢字每100字用制錢300文。相較而言，刊刻清字的工價大約是刊刻漢字的2倍。

第三，不同裝潢的同種殿本書價。武英殿通行書籍售賣處所售賣的殿本，一般採用毛裝形式，如再加裝潢，其售賣書價倍增。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修書處總裁金簡奏稱，《佩文韻府》如系「草釘散本」，書價在12兩左右；若加以裝訂做套，精緻者需銀20餘兩，次者亦需銀10餘兩，即每部20~30兩。這一價格「較外間書肆所售，裝成紙本，其價轉覺浮多」。此書共計896部，一月之內僅售44部，「外間尚無貪圖賤價趨買情形」，出現了滯銷。

第四，初印、後印情況亦造成同種殿本書價的差異。殿本初印本字畫清楚，為人所重，如曾國藩所言，殿本如「十三經」「廿四史」及《全唐詩》《古今圖書集成》等，「凡初印者，無不精雅絕倫」。後印本尤其是在經過多次印刷之後，字跡容易漫漶，因此初印本定價一般要高於後印本。例如，乾隆三十九年清廷發售竹紙本《佩文韻府》，「因系初刊，字畫明白」，每部作價12.46兩，比其他後印本要高出不少。

（二）不同時期同種殿本的售價差異

爬梳乾隆前期《內閣清冊》、乾隆後期《通行書籍目錄》、同治光緒朝《售書底簿》，可以找出6種殿本在不同時期的售價，茲列表如下（參見表4）。

表4顯示，乾隆前期與乾隆後期的殿本部分書價基本一致（如《韻府拾遺》《子史精華》書價不變），部分殿本書價微漲（如《御選唐詩》《性理精義》），總體而言變化不大。此外，據《內閣清冊》《通行書籍目錄》統計29種殿本在乾隆前後期的書價變化情況為：13部書價保持不變，16部書價微漲，與表4統計情況相類似。相比較而言，從乾隆至同光時期，殿本書價差別較大，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韻府拾遺》《分類字錦》兩種類書的書價從乾隆到清末增長了一倍。

當然，前文所考察的多是部頭較小、印量較大的普通殿本書價變化情況。卷帙浩繁、印量較少的大型叢書、袖珍版、聚珍版等特殊類型的殿本，其在各個時期的書價變化趨勢又是怎樣的呢？下面擬梳理「十三經」等特殊類型殿本的情況。

其一，「十三經」「二十三史」。據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記，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一部竹紙殿本「十三經」的售價為14.491 815兩，殿本「二十三史」的售價為65.589 62兩。據同治光緒朝《賣書底簿》記，同治七年（1868年）民人趙冀購買了一部「二十三史」，書價為240.25兩。相比於乾隆時期的書價，已經上漲了近3倍。宣統二年（1910年），孫毓修致信繆荃孫，稱有人求售殿本，其中「《廿四史》（黃紙，價四百兩）」。繆荃孫答覆：「殿版《二十四史》黃紙四百金太昂，三百金似可購。」可見，至清末一部完整的「二十四史」（新增了《舊五代史》），其售價已經漲至300兩左右。

其二，「古香齋袖珍本十種」。乾隆時期武英殿修書處刊印過不少袖珍本，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古香齋袖珍本」。袖珍本製作工藝更趨複雜，售價不同於普通殿本。乾隆十一年，通行書籍售賣處列明了《袖珍朱子全書》等十種袖珍本的書價，共計6.032 125兩。而據乾隆後期《通行書籍目錄》記，「古香齋袖珍本十種」書價總計為6.077 868兩，較之乾隆前期，書價有所上漲。

其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該叢書是清廷用木活字排印的傑作，乾隆時期共計排印聚珍版書100餘種，除部分陳設宮中外，剩餘殿本「核定紙張工價，聽情願承買者，照例認買」，以成本價發售。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九月，清廷允准將聚珍版各書發交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五省翻刻，以廣流傳：「每省發給一分，如有情願刊者，聽其翻版通行。」至該年年底，清廷已將聚珍版書39種頒發至浙江省。《浙江重刊聚珍板書單》所附說明言：「右欽頒浙省重刻聚珍版書第一單三十九種一百二十四冊二十函，謹遵武英殿元定價值，共計紋銀十二兩五錢八厘五毫九絲二忽。」這裡特別註明是按照「武英殿元定價值」，也就是說按照武英殿聚珍版初印本的書價進行售賣，「十二兩五錢八厘五毫九絲二忽」反映的是乾隆四十二年武英殿聚珍版書竹紙本的書價。據《閩刻武英殿聚珍版書價單》，同光時期售賣福建翻刻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即外聚珍）一套143種，官堆紙的書價為64.577兩，連史紙的書價是79.994兩，簍扣紙的書價為53.22兩，價格已昂。宣統二年，繆荃孫致信友人：「聚珍版叢書如系武英殿原板且完全者，索價二百金不算過昂。」可見，至宣統年間，一套武英殿聚珍版初印本書價已達200兩。

綜上可知，無論是普通殿本，還是特殊類型的殿本，隨著時代的發展，售賣書價呈逐步上升趨勢。此外，通行書籍售賣處初次確定的殿本書價，經書商販賣、藏家流轉，其二次售賣書價往往要遠高於初次售賣書價。這一現象，一方面反映了清代書籍市場對殿本價值的高度認可，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不同時期的殿本售賣書價始終處在動態的變化之中，除了製作成本之外，書籍市場對殿本書價的影響亦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3.乾隆時期的殿本書價

不少研究者力圖探究清代各個時期書籍價格及其變化趨勢，例如袁逸通過研究順治、康熙、乾隆朝的三則書價材料，統計三朝的書價，「平均每冊約5.7錢銀」。孫文傑則利用6種乾隆時期的民間刻本書價材料，得出結論：「乾隆年間刻本平均每卷6.87兩銀，每冊0.31兩銀。」兩人關於乾隆時期書價的統計數字出入較大，而且二者均有先天不足，即其所依據的樣本量太少，「所用的材料比較零散，說服力不強」，因此找到更多殿本售價的樣本成為關鍵。下文即以乾隆時期為例，探討這一時期的殿本書價情況。

如前考證，《內閣清冊》是反映乾隆前期殿本售賣書價的重要資料，著錄有64部殿本，詳細開列了書名、冊數及售賣價格。我們可以用這些數量較大且時間集中的樣本，核算出乾隆前期每部殿本的平均書價及每冊的平均書價。經過統計，乾隆前期每部殿本的平均售價為1.938 618兩，每冊的平均售價是0.113 691兩。反映乾隆後期書價的《通行書籍目錄》著錄有154部殿本，其統計結果為：乾隆後期每部的平均售價為2.022 708兩，每冊的平均售價是0.097 966兩（參見表5）。值得一提的是，從每部均價看，殿本書價從乾隆前期至乾隆後期呈上升趨勢。而由於每部殿本的冊數有相當大的差異（如一部《佩文韻府》有95冊，而一部《周易本義》只有1冊），因此統計所得的每冊殿本的平均書價，從乾隆前期至後期反而略有下降，但二者其實並不矛盾。

從上述統計看，無論是乾隆前期，還是乾隆後期，殿本平均書價大約為0.1兩/冊。這一書價遠低於前引袁逸、孫文良統計所得的書價，有助於更新我們對乾隆時期殿本書價的認識。乾隆時期，宋刻本均價8.57兩/冊，元刻本0.84兩/冊，相較而言，0.1兩/冊的殿本書價可謂低廉，容易購得。此外，按照乾隆時期米價的一般狀況，即每石約銀1.5~2.7兩，那麼乾隆時期每冊書價可折米15~27斤。據光緒朝《清會典事例》記，乾隆朝直隸知縣的養廉銀一年為600~1200兩，則一年可購買6000冊以上殿本。謄錄書籍的貢生，每人每日給銀0.06兩，年入21.9兩，可購買200餘冊殿本。可供比較的是，乾隆年間雲南土窯工匠每年工資為7.2兩，只能購買72冊殿本。應該說，乾隆時期的殿本書價可為一般官員、士人所接受，但對普通百姓而言，殿本書價偏高，一般民眾並沒有足夠的購買力。

關於清代民間刻本書價的變化趨勢，張升利用《士禮居刊行書目》，統計出嘉慶年間民間刻本均價為0.249兩/冊，孫文傑則依據清光緒年間南京李光明庄刊印的98種刻本，統計出平均價銀為0.154兩/冊，顯現出清晚期書價大幅度降低。根據學者研究，出現這一變化與「當時大批官書局的迅速崛起和發展」有很大關係。殿本作為官刻本，乾隆前後期並未面臨清末變局，無論是每部殿本的平均書價，還是每冊殿本的平均書價，總體上都保持相對穩定。究其原因，與殿本主要由製作成本核算定價的方式有關，較少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

結語

綜上所述，殿本售賣是清代官刻典籍的主要流通方式。殿本的通行售賣始自雍正朝，乾隆九年成立武英殿通行書籍售賣處，標誌著殿本售賣走向制度化，清廷由此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殿本售賣機制。其售賣方式靈活，流通範圍較廣，殿本通過五城書鋪、琉璃廠書肆、書商販賣等途徑流播海內外。武英殿修書處本質上是清代帝王的御用出版機構，殿本是「皇家的刻本」，帶有鮮明的官方色彩。因此，清廷非常重視殿本的售賣流通，售賣本身兼具「資治」和「教化」的功能。清廷建立只按製作成本確定殿本價格的書價制度，不以牟利為目的，意在傳播官方典籍，擴大殿本的流播範圍。正如康熙帝所言，殿本流通的目的是「教讀書人都得看見」。通過殿本售賣，清廷推行崇儒重道、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達到統治者所期望的「人人誦習，以廣教澤」的目的，以此教化臣民，穩固統治。

另外，殿本的定價方式主要根據製作所費紙墨、寫刻工價以及耗余情況核定成本價。而利用《內閣清冊》（乾隆前期）、《通行書籍目錄》（乾隆後期）、《賣書底簿》（同光時期）等售書清冊，可挖掘殿本售賣書價的諸多細節。受製作成本、存量、供求等因素影響，即便是同種殿本的書價差異較大。具體而言，同一時期內的同種殿本，不同紙張、文字、裝潢，書價不同；不同時期內的同種殿本，書價總體呈上升趨勢。此外，根據《內閣清冊》《通行書籍目錄》所載200餘種殿本，核算出乾隆時期平均每冊殿本售價約為0.1兩，這一數字可作為當時官方刻本書價的一個參考。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8年第10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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