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衡：戰火中的國寶護航人

馬衡(1881—1955),浙江鄞縣人,著名金石學家、考古學家、篆刻書法家、收藏家。他成長在新舊文化思想激烈碰撞而又相互交融的時代,既繼承了傳統的金石、考據之學,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考古學,可謂近現代學術轉折時期承上啟下的代表性學者之一。

任職故宮期間,正值抗戰軍興,神州板蕩,馬衡親身參與、領導了故宮等處「國寶」的南遷與西遷,厥功至偉。郭沫若稱讚其「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同時還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護者。中國古代文物,不僅多因他而得到闡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護」。(《凡將齋金石叢稿序》)

精品文物大舉南遷

論起馬衡與故宮之間的因緣,最早可追溯到1924年。是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遜帝溥儀驅逐出宮,同時成立「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接管故宮。馬衡與沈兼士、陳垣、馬裕藻、錢玄同、徐炳昶等北大同事一同受聘於該委員會,參與清宮物品的點收工作。1925年9月,清室善後委員會決議組建故宮博物院。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

不料數年間,由於政局動蕩,故宮博物院的領導機構屢屢變遷,紛爭不斷,只能由幾位故宮元老勉力維持。1928年6月,北伐軍攻佔北京,南京國民政府委派易培基為接收委員,前往北京接收故宮博物院。易培基因病不克北上,遂電請馬衡、沈兼士、俞同奎、吳瀛、蕭瑜為接收代表,辦理接管事宜。次年2月,易培基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馬衡則被聘為古物館副館長。此後數年,古物館雖由易培基兼任館長,但具體館務則主要由馬衡負責處理,在業務部門的設置、規章制度的擬訂、陳列展覽的舉辦、古物的清點整理及傳拓刊印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績。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華北告急。鑒於時局不斷惡化,經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討論決定,並報國民政府批准,將院藏文物中的精品南遷,在上海法租界暫時租用倉庫保存。這一過程中,尤以古物館的文物裝運難度最大。例如瓷器,有的極薄如紙,有的極大如缸;又如銅器,看似十分堅硬,其實一碰就碎;其他脆弱微細之物尚多,裝運時各有困難。

在馬衡的帶領下,古物館同仁參考清宮遺留的景德鎮進貢瓷器的裝箱之法,並虛心向古玩商人學習求教,摸索出了穩、准、隔、緊四字要訣,從而既保證了包裝質量,又按時完成了任務。各類文物裝箱2631箱,總計63735件,其中僅瓷器就達1746箱,計27870件。而對於十具石鼓的裝運,更是傾注了馬衡的心血。石鼓原存於國子監,不僅體型巨大,每個重約一噸,且鼓上的文字附於石皮之上,而石皮多與鼓身分離,稍有不慎,就會剝落。為了確保石鼓的安全遷運,馬衡反覆研究了裝運辦法,最終決定「先就存字之處,糊之以紙,縱使石皮脫落,猶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纏以枲綆,其外復以木箱函之」。(《跋北宋石鼓文》)事實證明此法是成功的,以後屢次開箱檢查,都未發現新的傷損。

1932年底,故宮博物院爆出了所謂「易培基盜寶案」,因內部權力與人事鬥爭,易培基以莫須有的理由被人指控盜賣故宮文物,雖屢經辯解而無果,被迫辭去院長之職,躲入上海法租界避難,最後憂憤而死。1933年7月,馬衡經眾人推舉代理院長職務,並於次年4月正式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繼任院長後,馬衡一方面積極進行故宮留北平文物的清點以及南遷文物的點收、安置工作,同時往返於北平、上海、南京之間,為南遷文物存放新址的選擇和修建而奔走呼籲。1934年12月,經故宮博物院常務理事會商議通過,決定將南京朝天宮作為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的辦公、展覽及文物儲存地點,用以存放全部南遷至滬的文物。1936年3月,朝天宮保存庫工程動工,8月竣工,建成一座堅固的三層鋼筋水泥建築,並帶有地下倉庫,可防盜、防火、防水、防空襲,庫房內還裝有照明、通風及供氧等設備。1937年1月,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

文物輾轉艱難西遷

孰料僅過了半年多,由於七七事變爆發,南京形勢日趨緊張,文物不得不再次踏上向西南後方遷移疏散的歷程,亦稱「西遷」。

此次西遷主要分三批進行。第一批文物從1937年8月起運,共80箱,多是參加過「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的精品,由南京經漢口始遷長沙,後又繞道桂林轉運至貴陽、安順,最終於1944年12月遷到四川巴縣。因其開始時是向南遷移,故稱南路。

第二批文物從1937年11月起運,分兩次運出,共9331箱,包括由故宮代為保管的古物陳列所、頤和園等處的文物精品,經漢口、宜昌、重慶、宜賓,最終於1939年9月運抵四川樂山縣。因其是沿長江而上抵達重慶,所以稱為中路。

第三批文物亦從1937年11月起運,共7288箱,同樣包括來自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等處的文物,先後分三次運往寶雞,後又經漢中、成都,最終於1939年6月全部運抵四川峨眉縣。由於這批文物是從南京向北經津浦路、隴海路轉運至陝西的,故又稱北路。

西遷期間,正是由於馬衡等人不辭勞苦、嚴謹負責的出色工作,才使得西遷文物都能找到較好的保存地點,以免於兵火之厄。

在文物顛沛流離的遷移過程中,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可謂歷經艱辛與磨難,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如中路西遷文物由重慶運至宜賓的過程中,故宮職員朱學侃為了確保裝船文物的安全,夜間爬上船艙檢查,不料失足跌下,傷重不治。而在文物由樂山轉運至安谷鄉的過程中,由於是溯流而上,需要靠岸邊的縴夫拉船而行,加之河道狹窄,岸邊陡峭難行,在一處湍急的河段纖繩突然崩斷,整艘裝滿文物的木船連同船上的船工、軍警和押運人員急速向下游衝去,險些導致船毀人亡。文物山路運輸期間,押運員劉承琮曾遭遇車禍,被撞下山坡,摔傷右手,送醫救治時右手食指被截去,落下終身殘疾。樂山辦事處職員劉官諤因舟車勞頓,心力交瘁,病死任上。

由於當時故宮人手不敷,北路文物第一批次由南京至寶雞的轉運工作還曾臨時請馬衡的次子馬彥祥協助押運。而北路正是整個文物西遷中最為艱難的一條轉運線路,一路上受到日軍的侵擾和威脅,裝運文物的列車在徐州火車站、鄭州火車站等處多次險遭日機轟炸。此後,又有近一年半的時間在川陝兩省的崇山峻岭中穿梭,僅能依靠汽車運輸,運力十分緊張。途中翻山越嶺,走川過河,不僅交通條件極端惡劣,還經歷了雪崩、暴雨、洪水、塌方等氣象地質災害,可謂險象環生。

最終,在共同努力下,16000餘箱西遷文物精品,包括故宮託管的來自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等處的近6000箱文物,幾乎全部得以保全。這不得不說是抗戰中的一個奇蹟,也是一項保護人類歷史文化遺產的壯舉。而這主要得益於故宮人對自己肩負的神聖職責的深刻認識。正如馬衡所說:「本院西遷以來,對於文物安危原無時不在慎微戒懼、悉力維護之中,誠以此僅存劫後之文獻,俱為吾國五千年先民貽留之珍品,歷史之淵源,秘籍藝事,莫不盡粹於是,故未止視為方物珍異而已矣。」(《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會1940年度會議記錄》)

遷移途中組織展覽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文物南遷與西遷這種十分艱困的條件下,馬衡仍然數度組織故宮文物舉辦或參加國內外的展覽活動。1935年,中英兩國聯合舉辦「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展覽內容包括世界各國博物館及私人收藏家所收藏的中國藝術珍品。故宮博物院對此極為重視,於1934年10月便開始著手籌備,最終選定了735件文物精品參展,佔中國展品的大多數,並選派莊嚴為中文秘書,傅振倫、宋際隆、牛德明、那志良為展覽會中國藝術展品助理員,共同負責赴英參展文物的保管、護送與陳列工作。這是中國歷史文物包括故宮博物院文物首次通過官方渠道大規模出國展覽,英國政府也十分重視,專門派遣皇家海軍的薩福克號巡洋艦來華押運文物赴英。

展覽於1935年11月28日在皇家藝術學院開幕,持續到次年3月,在倫敦引起極大轟動,參觀者逾42萬,閉幕前數日的日均參觀人數甚至超過2萬,創下了皇家藝術學院的參觀紀錄,還吸引了英王喬治五世和瑪麗王后到場觀展。同時,英國各大報刊媒體也對此作了大量專題報道,還出版了展品目錄及圖錄,共賣出10萬多冊,英國學者所編研究中國藝術的書籍、刊物不下數十種,皇家藝術學院又舉辦了25場有關中國藝術品的講演會。這是英國國際藝術展覽史上的一大盛事,也開啟了歐洲中國藝術史研究的新時代。

1939年,莫斯科發起「中國藝術展覽會」,不僅彙集了蘇聯各地11座博物館收藏的中國藝術品1500餘件,更由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商請中國政府徵集近代繪畫、雕塑、抗戰宣傳標語、民間通俗畫、附有插畫之著作及報紙,以及古代銅器、玉器、陶器、石刻、繪畫等藝術品參展。故宮博物院精選了100件文物參展,並委派傅振倫等人以專家身份帶展品赴蘇,協助蘇方進行展覽的組織籌備工作。展覽於1940年1月在莫斯科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開幕,觀眾極為踴躍,由於觀眾過多,原定的展室不敷應用,博物館不得不臨時擴充館舍。

此外,故宮博物院還分別於1935年4月和1936年6月,在上海外灘中國銀行大樓及南京考試院明志樓舉辦文物預展和復展。1937年3月,組織396件藏品參加教育部在南京舉辦的第二屆全國美術展覽會,馬衡還專門為此撰寫了《故宮博物院參加美展會之書畫》一文。1942年12月,赴蘇參展歸國文物參加於重慶舉辦的全國第三屆美術展覽會。1943年12月,選取142件書畫精品於重慶中央圖書館舉辦故宮博物院書畫展覽會,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也專程前往參觀。次年4月,在文物返回安順途中,又在貴州藝術館舉辦了「故宮博物院書畫在築展覽」。

故宮博物院在抗戰期間於國內外參加、舉辦的一系列展覽活動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效應,不僅有力地宣揚了我國的悠久文明與燦爛文化,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與相互了解,鞏固了友好國家的邦誼,同時也借展覽向國內民眾普及了歷史文化與文物知識,給艱苦抗戰中的國民帶來了審美與精神上的享受,激發了民眾的民族自信與愛國熱情。用馬衡的話說,「結果不獨在闡揚學術與國際聲譽方面,已有相當收穫,即於啟發民智、增進一般民族意識,亦已有影響,成效頗彰」。(《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1944年度業務檢討報告》)

馬衡作為一名新派學者,雖然接受、吸收了部分來自西方的新知識、新技術與新觀念,但仍保有中國傳統史家的精神與關懷,注重經世致用與民族尊嚴,不計個人榮辱得失,始終以民族文化的傳承為己任。為了承擔起作為全國最重要的文物保管者這一重任,馬衡在日後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始終如一地堅守傳統文化、保護文物安全,真正做到了無咎無恙、善始善終,令人動容。

(作者單位: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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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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