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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實鉤沉:石陶鈞是時務學堂學生嗎?

原標題:史實鉤沉:石陶鈞是時務學堂學生嗎?



石陶鈞(1880-1948)

石陶鈞曾說自己是湖南時務學堂學生,並被廣泛引用,但經研究,其說法疑點頗多。筆者根據有關史料,對這一問題作一考證,以求教於方家。

石陶鈞(1880-1948),字醉六,湖南省寶慶府邵陽縣和安鄉大樹村 (今邵陽市新邵縣潭府鄉大樹村)人,曾積極協助黃興、蔡鍔從事反清、反袁活動,為創建民國、維護共和作出過重要貢獻,是湖南近代風雲人物之一。石陶鈞曾在《六十年的我》中說:「一八九八年三月,長沙時務學堂開學,其組織與所倡學說,傾於民主政治及一般科學常識,並主張廢科舉、興學堂,梁啟超為其主要導師。仁鑄推薦我與子善(即石的六兄石襄鈞——引者)及蔡鍔加入梁門,為學堂學生。」據查考,他這段有關其時務學堂經歷的說法雖然具體明白,但疑點有四:


第一,據史料記載,湖南時務學堂開學的時間是1897年11月29日(陰曆十一月初六),並非1898年3月(石所說的時間應為陽曆,若為陰曆差距就更大)。


第二,梁啟超1897年11月14日抵湘,1898年3月初就已因病離開長沙赴上海就醫,石陶鈞若果真是1898年3月入的時務學堂就不可能「加入梁門」。

第三,時務學堂錄取學生的規矩非常嚴格,雖有官紳保送學生之說,但僅為參加考試的一種資格審查,即官紳認為所保送之學生聰明好學、果堪造就,最後一律以考試成績為依據,按名額擇優錄取,寧缺勿濫。而且學生被錄取入堂後,還有三個月的試習期,試習期滿,由總教習會同總理紳董嚴加甄別,成績優秀者留堂繼續學習,成績差的則屏退。後來根據梁啟超的建議,時務學堂所錄學生分內課生、外課生、附課生三種形式,且規定:「如有功課精進、年例相符者,外課可即升為內課,附課亦可由外課漸升內課。」據查考,蔡鍔通過參加第一次招考,以優異成績而被錄取為頭班學生,試習三個月後,經嚴格甄別以內課生被繼續留堂學習。石陶鈞的六兄石襄鈞經1898年3月22日舉行的第二次招生考試而被錄取為外課生。所以,石陶鈞所說其由學政徐仁鑄推薦為時務學堂學生並不可信。


第四,時務學堂前後招生三次、補招兩次,所錄學生名單均在《湘報》上予以公布。但查遍學堂所錄內課、外課、附課諸生名單,均無石陶鈞的名字。這就證明,石陶鈞並未被時務學堂正式錄取。



《湘報》上刊登的時務學堂錄取名單

時務學堂舊址


雖然石陶鈞的說法有諸多疑點,但參諸其他史料分析,石陶鈞又確曾在時務學堂學習過,並與蔡鍔同為梁啟超的弟子。證據有三:


一是葉德輝曾向熊希齡推薦過石陶鈞。石陶鈞1895年4月到寶慶府參加院試時因成績優異而為主持考試的省學政江標所賞識。院試後,中了秀才的石陶鈞由江標推薦入長沙校經書院學習,並被安排住在著名學者葉德輝家從其學習經學。後江標見葉德輝思想守舊,又將石陶鈞從葉家轉住督學官署內萱圃,在他的親自指導下學習並進行一些自由研究。對於江標命石陶鈞離開校經學堂和葉家而去學署萱圃一事,葉德輝大為不滿,認為這是斷了石陶鈞的進取之路,「名為讀書,而實無所事」。1897年9月時務學堂開辦之初,江標又想將石陶鈞送入學堂學習,卻因葉德輝「持以為不可」而作罷。1897年12月,江標在湖南的三年學政任期屆滿,在離湘赴滬之際,江標認為石陶鈞與他的另一個學生劉煥辰均為可造之材,準備帶他們一道赴滬學習,並在適當時送他們出國深造,然而,又遭到了葉德輝的強烈反對。葉德輝認為,石陶鈞「天姿既敏,志趣尤奇」,若「因材以教,頗有所成」。因此,就在他們即將登船赴滬之際,葉德輝將石陶鈞與劉煥辰兩人秘藏於斗室之內。江標明知是葉德輝作祟,但遍尋不得,只好怏怏而去。江標走後,時務學堂第一次招生已結束,為了不影響石陶鈞、劉煥辰的學習,葉德輝又致信時任時務學堂提調(主持校務)的熊希齡,推薦石陶鈞、劉煥辰二人入時務學堂學習,認為他們到時務學堂學習,可以「通曉萬方之略,周知天下之情,毫不累於考試,亦不累於章句」。葉德輝既然先前反對石陶鈞入時務學堂,現在為何又要石陶鈞入時務學堂呢?原來葉德輝是個思想守舊之人,一直是希望石陶鈞通過正途取得功名的,江標命石陶鈞離開校經學堂,他覺得十分可惜,「以為失此校經即無進取之路」,因此,一直在找機會「再為(石陶鈞)設法補入(校經書院)」。他此時向熊希齡推薦石陶鈞入時務學堂,並非是要把他培養成維新變法的人才,而是在石陶鈞尚未重新補入校經書院之前,「非不可時務也」。這樣,既可讓石陶鈞在時務學堂通曉各國方略、周知天下事情,又不會影響他將來參加補入校經書院的考試,也不影響他作章句。


二是葉德輝也曾向梁啟超推薦過石陶鈞。熊希齡1898年在致陳寶箴的信中說:「梁卓如去年在湘,葉煥彬(即葉德輝)與之極洽,酒食往來,齡所親睹,後又帶領石陶鈞、劉煥辰二人率往謁見,並謂石陶鈞云:『梁先生講《公羊》,你不妨從而學之。』」這說明,在時務學堂初創及梁啟超到湘前期,葉德輝與梁啟超往來密切,關係尚好,還當面向其推薦過石陶鈞和劉煥辰「加入梁門」。其中,劉煥辰後來也經時務學堂第二次招生考試被錄為內課生。


三是梁啟超承認自己在時務學堂時教過石陶鈞。1922年8月梁啟超講學東南大學時,石陶鈞聞訊後曾攜其所珍藏的江標遺札前往拜見。梁啟超見江標遺札後,悲喜交集,睹物思人,撫誦再四,特作《石醉六藏江建霞遺墨》一文,憶述了自己在湖南時務學堂執教期間與唐才常、譚嗣同、江標的交往,並說當時在時務學堂「醉六與蔡松坡在當時同學中齒最稚,亦最為建霞所賞愛」。這說明,梁啟超執教時務學堂時,石陶鈞又確是其學生之一,且與蔡鍔同學。


時務學部分教習


綜合以上史料和考證,對於石陶鈞時務學堂學生的問題,我們似可得出這樣的結論:


1.石陶鈞有關其時務學堂經歷的回憶雖然有諸多舛誤,但他確曾在時務學堂受教於梁啟超,其入堂時間不是1898年3月,應為1897年12月,即江標離湘之後。

2.石陶鈞雖然在時務學堂學習過,但並未取得時務學堂正式學籍。因為他並不是通過參加入學考試被錄入時務學堂學習的,而是通過葉德輝在未將其補入校經書院之前分別向熊希齡和梁啟超推薦進去的,屬跟班學習或寄讀的性質。


所以,石陶鈞雖然在時務學堂學習過,但嚴格地說來,還不是時務學堂的正式學生,屬於借讀性質。



(原載:《邵陽學院學報(社科版)》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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