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我認為李鴻章不能被稱作非常之英雄

原標題：梁啟超：我認為李鴻章不能被稱作非常之英雄

文/梁啟超

天下只有平庸的人，才既不會挨罵，也不會受到讚譽。如果全天下的人都罵一個人，那他可以說是超乎尋常的奸雄；如果全天下的人都讚美一個人，那他一定是超乎尋常的豪傑。然而，這些所謂的「天下人」，通常自己就是普通人，千百個人裡面也找不出一個非常出色的人，用這些普通人來評論那些超乎尋常的人，這是可信的嗎？所以譽滿天下的人，未必不是趨炎附勢、見風使舵的偽君子；謗滿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偉人。常言道：蓋棺論定。我見過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卻仍未有定論的例子。說好的仍在說好，說壞的仍在說壞，讓後人無所適從。比如說有這麼一個人，讚揚他的人不計其數，詆毀他的人也是不計其數；誇他的人把他捧到極點，罵他的人也把他貶低到極點；他今日所受到的詆毀恰好可以抵消從前得到的讚譽，他所得到的讚譽也恰好補償了從前所受到的詆毀。像這樣的一個人，該怎麼評價呢？回答是：可以說他是個非凡的人。這個人是非常的奸雄還是非常的豪傑先不說，單是他處的位置與層次，就不是普通庸人的眼光所能洞察的，也不是普通庸人的嘴所能信口胡說的。只有理解了我這話的意思的人，才可以讀懂我這本《李鴻章傳》。

我敬佩李鴻章的才幹，我惋惜李鴻章的見識不夠，我同情李鴻章的遭遇。李鴻章出訪歐洲，在德國會見了德國前首相俾斯麥，禮貌地問道：「如果一個做大臣的人，想要儘力給國家做些事情，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見都與他不合，卻聯合起來給他製造障礙，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要實現自己的志願，該怎麼辦呢？」俾斯麥回答：「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了他的支持就能獨攬大權，那還有什麼事辦不了呢？」李鴻章說：「比如現在這個大臣，他的君主無論誰的話都聽，君主身邊那些近臣、侍從，經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義干涉大局。面對這種情況，這個大臣該怎麼辦呢？」俾斯麥想了很久才說：「一個當大臣的，假如以赤誠之心替國事操勞，估計沒有不被君主體諒的，唯獨在婦人女子手底下做事，就不好說了。」（這些話是從西方報紙翻譯過來的，普通華語報紙如《星軺日記》所登載的內容，因為有所忌諱而不敢全譯）李鴻章聽了這話沉默不語。唉！每次我看到這段對話，就知道李鴻章心裡的鬱悶、牢騷和憂愁，不是尋常旁觀者所能理解的。我之所以批評他，是出於這個原因，我之所以理解他，也是出於這個原因。

自李鴻章揚名世界以來，五大洲各國的各界人士，幾乎只知道有李鴻章，而不知道有中國。一句話，這是因為李鴻章已經成為中國獨一無二的代表人物了。這種以外國人的身份評論中國之事的做法，必然不能了解事情真相，原因不必多說，但李鴻章卻稱得上是中國近四十年歷史中第一關鍵人物。凡是讀過中國近代史的人，自然不能不提到李鴻章，而讀《李鴻章傳》的人，也必須要拿本中國近代史作參考，這已經成為共識了。因此說，我現在做的這本書，換個名字叫做「同光以來大事記」也未嘗不可。

不僅如此，一個國家當今的社會現象，必定與這個國家此前的歷史相呼應，所以此前歷史是當下社會現象的原因，而當下社會現象是歷史發展的結果。既然李鴻章和今日中國的關係如此之深，那麼想要評論李鴻章，就一定要目光如炬，深刻地洞察中國幾千年來政權變化更迭的大趨勢、民族滅亡與興盛的潮流，以及現在中國外交的內幕隱情。只有這樣，才能了解李鴻章在中國歷史上的獨特地位。孟子說過「知人論世」，社會大事本來就不容易說明白，更何況人，是那麼容易了解的嗎？

現在中國的庸俗評論家，常常將平叛太平天國起義、捻軍叛亂作為李鴻章的功勞，以數次的議和談判作為李鴻章的罪過。但我認為，這樣的功罪評價都不很恰當。從前俾斯麥還曾對李鴻章說過：「我們歐洲人把抵禦外侮當成功勞和榮耀，但只為了一家的利益，就讓同胞自相殘殺，我們歐洲人認為這不值得驕傲。」而李鴻章平定太平天國叛亂、平定捻軍叛亂的功績，是兄弟骨肉相殘的行為，如果哥哥打弟弟也能算作功勞，那麼天下的兄弟都會因此而感到恐懼。如果我們的國人常因為國恥而憤怒，痛恨和議，而將怨恨全部轉移到李鴻章一人身上，儘管事出有因，然而換位思考一下，在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一九○○年八、九月，假如把批評的人放在李鴻章的位置上，那麼他所採取的措施、辦法，當真就能比李鴻章強嗎？我以為並非如此，不過是一群旁觀者為了圖口舌之快而已。所以，我對李鴻章的功過評價，正是和這些說法有所區別的。

現在李鴻章已經死了。外國的評論者，都認為他是中國第一人。有的人說：「李鴻章之死，必然會讓中國今後的局勢發生很大的變動。」李鴻章到底是否足以稱得上是中國第一人，我不得而知，但重要是現在那些五十歲以上的人，三四品以上的官員，卻沒有一人可以望李鴻章之項背，這是我敢於斷言的。李鴻章的死，會不會影響到中國全局，我也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現在這個政府失去了李鴻章，就如同老虎失去了倀，瞎子失去了嚮導，前途危險，麻煩事越來越多，這也是我敢斷言的。我倒真心希望外國人的說法不是真的。要是真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我們這麼大的一個中國，居然要靠李鴻章一個人來支撐，中國還有救嗎？

西方哲學中有句名言：時勢造就英雄，英雄也造就時勢。像李鴻章這樣一個人，我不能說他不是英雄。然而，他只是時勢所造就的英雄，卻不是造就時勢的英雄。時勢所造就的英雄，都是尋常英雄。天下這麼大，歷史這麼久，什麼時候沒有時勢呢？所以讀一部二十四史，像李鴻章這樣的英雄，簡直可以說是車載斗量。但是那些能造就時勢的英雄，千年也難得一遇。這就是中國歷史之所以因循守舊，故步自封，終不能大放異彩、震撼世界的原因。我在寫這本書時，這種感覺一直縈繞心頭。

歷史學家評論霍光，惋惜他「不學無術」。我認為李鴻章之所以不能被稱作非常之英雄，也是因為這四個字。李鴻章不了解國民的原理，不知曉世界發展的趨勢，不知道政治的本原，處在十九世紀這個競爭進化的時代里，卻希望用小修小補的方法來挽救國家、謀求發展，苟且偷安。卻不擴充國民的實力，將中國發展成世界上遠近聞名的富強國家，而只是學習西方的一點皮毛，不求了解西方強大的根源，就自滿自足起來，憑藉著一點小聰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大政治家相抗衡，出讓大的利益，卻去爭奪一些蠅頭小利。如果不是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怎能彌補得了這些問題呢？孟子曾說：「在長輩面前用餐時大吃大喝，卻還講究不用牙咬斷肉乾這樣的小禮節，這是不識大體，不分輕重。」（原文：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這話說得很有道理。李鴻章晚年的種種失敗，都是這個原因。儘管這樣，也不必過分責難李鴻章吧？他畢竟不是個能造就時勢的英雄。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中，難免被這個社會數千年所形成的思想、習俗、觀念所羈絆，而不能自拔。李鴻章沒有出生在歐洲而出生在中國，沒有出生在今天這個時代而生於幾十年之前，無論是他同時代的人還是他的前人，沒有一個能造時勢的英雄可以引導他、輔佐他，同時代、同環境的人物已經是這個樣子，停留在那個水平上，自然不能把責任都歸在李鴻章頭上。況且在那樣的境遇下，李鴻章的一些志願不能全部得以施行、實現。所以我說：我敬重李鴻章的才幹，惋惜李鴻章的見識之不足，同情李鴻章的遭遇。但是以後有能沿襲李鴻章的舊路而成就大事的人嗎？那時時勢已經變了，他之所以成為英雄的原因也變了，千萬別把我替李鴻章脫責的理由拿來寬恕自己。

摘自梁啟超《李鴻章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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