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的回回人|譯介

原標題：元初的回回人|譯介

元初的回回人

Morris Rassabi 著 馬娟譯

一、 導言

有元一代，非漢人的回回人首次在政府與財政方面取得顯著的職位。不過，來自中亞和中東的穆斯林到達中國的時間更早。在穆罕默德去世後的一個世紀內，穆斯林通過陸路到達中國西北，通過海路到達東南沿海。唐宋時期，只有為數極少的穆斯林在地方管理方面發揮過卓越的作用或成為成功的商人。隨著蒙古入侵及元朝的建立，回回人異軍突起，被任命為中央高官，在國家經濟中發揮了有影響的作用。他們領導著帝國的經濟部門，在東南沿海城市中充任貿易監督官以及在朝廷司天監任職。

然而，回回人引起了他們的漢人下屬與蒙古主子的敵意。馬可波羅說：「漢人痛恨大汗的統治，因為他使靼韃人指揮他們，更多的是撒拉森人，統治者……。」當然，馬可波羅不是一位公正的信息提供者。在他關於波斯與中亞的記述中，他時時流露出對回回人的蔑視與憎惡。但就此例來看，他則是一位忠實與精確的觀察者。許多漢人把回回人視作壓迫者。畢竟，回回人通常從事稅吏、斡脫及商人，這些職業使漢人將其視為他們的對手，而且使之在漢人眼裡，回回人是貪婪的、好鬥的、吝嗇的。回回人對中國農業、醫藥、天文及軍事技術方面的貢獻也無助於消除這種消極形象。

與此同時，需要回回人專門技能的蒙古主子則制定了針對回回人的限制性法令。不管其宗教政策多麼寬容，蒙古人不時地干預伊斯蘭教教規。例如，忽必烈汗（世祖，1260－1294在位）曾頒布聖旨禁止割禮；在近十年的時間裡，他要求回回人以蒙古方式宰殺動物，而不許使用回回人自己的方式。忽必烈這兩項禁令嚴重違反了回回人的傳統信仰與教規。

作為蒙古統治者與漢人臣屬者之間的中介，回回人提供了有價值的服務，但同時，他們也引起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怨恨。本文認為，蒙古人有意無意地將回回人當做替罪羊，以此把漢人對他們的憎惡轉嫁到回回人身上。如同現代歐洲與中東的猶太人一樣，大批回回人從事貿易與金融等行業。蒙古人通過僱傭回回人充當稅吏與斡脫，從而使漢人與回回人之間爭吵不斷。

如同西方世界的猶太人一樣，回回人通常生活在門戶獨立的、實際上是與市鎮中漢人居住區隔開的自治社區中。他們這樣做，也許是為了更清楚地聽到謨阿津的召喚而去禮拜。蒙古人可能也沒有強迫回回人居住在一起，但這正合其意，因為它在回回人與漢人之間又產生了另一個隔閡。需要指出的是，漢人憎惡回回人是因其經濟方面的行為與政治方面的操控，並非出於對伊斯蘭神學與教規的惡感。伊斯蘭宗教教義幾乎沒有煩擾過漢人。（259頁第2段）他們對回回人的不信任源自於他們所感覺到的某些回回商人與財政官員的過分行為。

這並非暗示回回人僅僅是被蒙古人所利用和被漢人所輕視的無助的犧牲者。某些臭名昭著的回回商人和官員利用其特權地位迫害漢人，並通過可疑的交易手段使其腰包鼓鼓。元代漢文史料中關於這方面的記載可謂比比皆是。本文將討論的是，蒙古朝廷有意無意將回回人置於使其以看似（有些回回人的確是）盤剝的位子上。通過將回回人與其他幾組非漢人視作一個單獨的階層，即色目人，從而使其不同於漢人（北方漢人、女真人和契丹人）與南人（南方漢人）。

朝廷還把中亞人、中東人或者中國人合為一體並使他們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這些回回人操不同的語言，隸屬不同的部族，信仰不同的教派。他們確實有不同的、間或的衝突，經濟與政治利益，但是元代文獻對於這些不同幾無記載。此外，朝廷還經常不區分回回人與其他外來者，包括畏吾兒人和猶太人，這個事實導致了在確定蒙古人對待回回人的態度及其具體關係方面的問題。這裡所提到的大部分回回人都將是來自中亞和中東的穆斯林。有一個相當大的回回人居住區，包括唐宋時期皈依伊斯蘭教的中國人的後代，但大部分元初引人注目的回回人來自中亞或是中東。關於中國回回人的具體信息是有限的。在這有限的信息之中，元朝建立前，蒙古人與回回人關係的研究反映出蒙古人對待回回人政策的總體發展。

二、早期的蒙古朝廷與回回人

游牧的蒙古人需要外族的物品以及工匠。持續的乾旱，動物間傳播的疾病，牧地的匱乏迫使他們依賴於毗鄰的定居農業社會。即使牧場繁榮，他們還是需要外族的穀類。而且他們需要來自定居文明的手工物件，因為頻繁地遷徙阻礙了工匠階層的發展。陶器、衣物、鐵具以及藥品與樂器必然已輸入蒙古地區。因此，商業對蒙古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他們主要與漢人，以及在12世紀從北中國趕走宋朝的異族統治者遼、金王朝有貿易往來。

在成吉思汗之前，回回人就與蒙古人通商往來。來自中亞的回回商人與匠人在蒙古地區遊歷，提供工具與手工物品，以換取動物與動物製品。他們還提供關於伊斯蘭中亞與波斯，或許，還有中國的信息給蒙古。因此，在與蒙古人交往之初，回回人就在蒙古與定居社會之間扮演著商業與收集信息方面的中介。

成吉思汗的興起與蒙古的統一起初沒有影響蒙古人與回回人的關係。成吉思汗本人並不反對伊斯蘭教教規。成吉思汗表現出對其他宗教的寬容，除非這些宗教有違蒙古人的世界觀或直接威脅蒙古人的政治霸權。然而，他的寬容並沒有惠及回回人的宰牲方式。札撒，蒙古法令，一般認為表達了成吉思汗的觀點，說「當食用動物時，其足應被綁縛，其腹當被剖開，擠壓其心臟，直至其亡，然後其肉可食，但是，若有人以回回人的方式宰牲，就如同其本人被宰殺一樣。」割喉法，回回人的傳統儀式，對蒙古人來說是禁忌。不過，成吉思汗並未曾想禁止伊斯蘭教其它的教規與習俗。

其結果是，一些回回人對成吉思汗印象很好。當成吉思汗試圖在其領導下統一蒙古各部時，他得到了幾個回回商人的支持。據《蒙古秘史》記載，1203年，成吉思汗率部駐紮在班朱尼湖（或許是河），準備發動一場艱苦的對抗克烈部的軍事行動。一位名叫哈散的回回商人（《秘史》中作阿三）騎著白駱駝，趕著逾千的羊群，在班朱尼河駐飲。欲與蒙古做貂皮和松鼠皮生意的哈散遇到了成吉思汗並為之吸引。阿三放棄了自己的商業冒險，與其他18位壯士，包括另一位名為札八兒火者的回回人，莊嚴地加入成吉思汗，同飲班朱尼河水， 意味著至此加入到成吉思汗的事業之中。其餘的回回商人陸續加入成吉思汗，以至這位偉大的蒙古征服者甚至在其統一蒙古之前就已有回回追隨者。

然而，當成吉思汗發動西征時，他開始面臨回回對手。儘管成吉思汗與回回人的關係遭遇了挫折，但他並沒有制裁迫害伊斯蘭教。不過，中亞的回回人是他的主要對手之一。1218年，在初步交流之後，成吉思汗派出了一個滿載「金、銀、中國絲綢、絲織品、海狸皮、貂皮及其它物品」的商隊前往花剌子模國，展開常規的商品交換。一名貪婪的花剌子模官員聲稱此次出使是搜集軍事情報，他沒收了這些商品並輕率地處死了那些商人。一位派往花剌子模沙的使臣向成吉思汗報告了此事，成吉思汗要求摩訶末·沙處罰那位官員。相反，摩訶末·沙處死了使臣。至此，成吉思汗有了發動入侵的絕好借口。一年之內，他開始發動對不花剌、撒馬兒罕以及其他中亞有名的商業中心的戰役。據現代在某種程度上有所誇張的記載，「蒙古軍隊首次對抗穆斯林國家，血流成河……」偉大的波斯史家志費尼與朱茲賈尼曾以悲痛的方式詳細記述了橫施於中亞的恐怖與破壞。這些趨於放大暴力和流血的敘述已為眾人所周知，故無必要在此贅述。儘管有破壞，但對伊斯蘭教幾無公開的壓迫。成吉思汗粗暴地對待中亞一些城鎮，是因為他們抵制他的投降要求，而非因他們是回回人。

成吉思汗希望利用回回人的技能和知識，而不是屠殺他們。他命令軍隊赦免回回工匠。蒙古人幾無匠人，成吉思汗依賴於外族，首先是製造工具、武器和裝飾物，其次是與被俘的漢人建築師與匠人合作在蒙古地區設計建築。其子與繼承人窩闊台甚至更充分地利用回回與漢人建築師在哈剌和林建造蒙古的首都；他的孫子忽必烈僱傭回回人設計建造大都（今北京）。成吉思汗從中亞簽發大量回回人去東方。志費尼說三千撒馬兒罕的回回工匠被分配給成吉思汗的親屬和貴族。這些匠人中的大部分最後定居於蒙古或北中國。成吉思汗也鼓勵回回商人繼續從事他們在蒙古征服前就已做著的東亞——中亞貿易。最後，成吉思汗任命忠誠的回回人在新征服地擔任要職。如，馬合木·牙老瓦赤被任命為河中地區長官，後來在蒙古朝廷取得甚至更高地位。

1227年，成吉思汗駕崩。隨後，窩闊台（1229－1241年在位）的即位預示著回回人更加頻繁地出現於蒙古社會時期的到來。這部分是由於蒙古的擴張，成吉思汗統治的最後幾年，蒙古的軍事控制已達於回回地界。但這或許也歸根於蒙古人對於回回人在貿易、財政和工藝方面專門知識需求的增長。當蒙古征服和試圖治理更多的領土時，他們需要外族的幫助。蒙古朝廷開始利用回回人統治被征服人口，這種慣例持續到14世紀。它保證使回回人有更大的責任與權勢，但也通過整肅來控制他們。這些服務於蒙古人的主要的回回大臣與心腹及其事迹將在此研究——奧都剌合蠻、法迪瑪和阿合馬被暗殺或處死並非偶然。朝廷利用他們每一個人，直到他們被發現有某種傾向，然後將其拋棄。

窩闊台自己推動一系列需要回回人、漢人及其他外族建議的計劃。1234年，他滅亡金朝，將北部中國（即淮河以北）納入自己的版圖，此時同樣也包括部分中亞。蒙古人現在已建立了帝國，1235年，窩闊台在哈剌和林建立了蒙古人的第一個都城。他需要回回和漢人工匠與建築師建造這座城市。如同成吉思汗，他只是從中亞簽發工匠並把他們派往蒙古。回回人與漢人金匠、鐵匠、織匠、陶匠被簽發到哈剌和林，在那裡，他們被安置在專門設計的住所。哈剌和林的一個區是回回人居住，另一個是漢人居住。威廉·盧布魯克，這位方濟各會教士於1254年訪問了哈剌和林，注意到在回回人居住區有兩座清真寺，這暗示著蒙古人並沒有禁止伊斯蘭教教規。

哈剌和林的居民依賴於外族的穀物、馬匹、綿羊以及許多其他貨物。據志費尼記載，每天有五輛馬車的食物運到哈剌和林。威廉·盧不魯克觀察到在四個城門外各有四個市場。貿易是哈剌和林的立足之本，回回人和漢人運送大量貨物來往於此。近來在哈剌和林發現的大量貨幣說明此地商業的繁榮。

窩闊台也把中亞回回人簽發到蒙古與北中國其他地區。一個被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研究過的例子表明，窩闊台命令哈散納——曾與成吉思汗同飲班朱尼河水的克烈人，安置三千回回人在蕁麻林，距今張家口西二十英里。此地為蒙古統治者生產葡萄酒和納失失。其他回回人定居於北中國的城鎮中。後來，隨著蒙古征服南中國，他們幫助蒙古人治理雲南。

或許窩闊台最緊迫的需求是回回人在財政管理方面的專門技能。哈剌和林的建造，對北中國的軍事行動（以1234年金朝的滅亡而結束），蒙古人垂涎的奢侈品均需要巨大的開支。對北中國被征服人民收稅是提高國庫收入以滿足這些開支的手段之一。被蒙古人任命的稅吏大部分是回回人，窩闊台授予其包稅特權。耶律楚材，這位漢化的契丹人，時任中書令，反對包稅制度。他曾說服窩闊台既不要劫掠北部中國，也不要將其變為牧地；他指出，允許漢人耕種土地，然後向其收稅獲利更多。作為窩闊台早期最有權勢的官員，他創製了一種稅法，「減輕漢人稅賦……。」不過，朝廷需要額外的稅收。這樣，它轉而利用回回人來提高稅收以滿足各項開支。1239年，回回商人奧都剌合蠻奏言撲買課稅，可使年稅收從22000錠增加到44000錠。窩闊台未理耶律楚材對此計劃的反對，任命奧都剌合蠻負責北中國的稅收。不管怎麼說，儘管充任稅吏並從中獲利，但蒙古人是主要獲利者。朝廷利用回回人為已謀利。

或許因為需要他們的服務，窩闊台對回回人很好。波斯史家對窩闊台讚譽有加。他被描述成「非常仁慈，性情出眾，是穆斯林偉大的朋友。」反映他親回回人態度的軼事不時見於波斯史家朱茲賈尼、志費尼和剌失都丁的記載。有一則故事有必要在此詳述：

一位操阿拉伯語的背教者來到合罕（窩闊台）面前，跪言：「我夢到成吉思汗，他說：『告訴我的兒子殺回回人，因為他們是非常邪惡的人！」』過了一會兒，合罕問成吉思汗是通過譯史還是親口說的。「親口說的」，那個人說。「你懂蒙古語嗎？」合罕問。「不懂」，那人回答。「毫無疑問」，合罕說，「你在撒謊。我確定成吉思汗除了蒙古語外，不懂其他語言。」他下命處死那人。

窩闊台也獎賞那些進貢的回回商人，他還保護回回人免受敵人之害。他的一些親回回人的行為，正如在波斯文獻中所報道的，有違蒙古習慣法。例如，一個突厥人上告朝廷，他爬上回回鄰居的房頂，親眼目睹這個回回人以其方式宰羊，這正是波斯史家所引述的一個違反札撒的例子。據蒙古法與傳統，窩闊台應當處死這個回回人而獎賞那個突厥人。相反，他寬恕了回回人而處死了突厥人，並為自己的決定辯護說：「這個可憐的人（回回人）遵守札撒，而這個突厥人卻違反了它，因為他爬上了別人的屋頂。」

窩闊台支持回回人的態度並未被所有蒙古精英所分享。其兄察合台被所有文獻描述為蒙古習慣與法令的堅定的維護者，給回回人強加限制，並禁止某些伊斯蘭教教規。察合台在征服中亞的戰役中發揮了突出作用，之後又成為那片廣闊地域的統治者，他曾遭遇回回人頑強的抵抗，他以血腥而又殘酷的鎮壓回敬他的回回對手。他的鎮壓引起了波斯史家的憤慨。朱茲賈尼將察合台刻畫為「殘暴的人，殘酷、嗜血的邪惡之人。」與其他蒙古統治者相比，「沒有誰是穆斯林更大的敵人。」據這些相同的波斯文獻，察合台是殘忍的，只有通過窩闊台仁慈的影響才使回回人免於迫害。從波斯人的立場來看，下面這一事件說明了察合台的嚴厲與窩闊台對待回回人更加仁慈的態度。當在狩獵時，兄弟二人偷窺到一個回回人在溪水中沐浴。蒙古人禁止任何人在春夏之時在溪水中洗澡；他們認為在這些月份沐浴會招致雷暴與閃電。察合台希望當場處死那個不幸的回回人，但窩闊台延期到第二天早晨。那晚稍後，窩闊台秘密令其家臣往溪水中扔一枚銀幣並要求回回俘虜為自己辯護說，他潛入水底是為了尋找他僅有的落入水中的錢財。第二天早上，他告訴窩闊台這個故事。合罕寬恕了他，並以此方式解釋他這一富有同情心的行為：「誰敢違反大札撒？但這個可憐的人，由於他的窮困無助，竟以犧牲自己去換取他那可憐的財物。」

只要回回人發揮著有用功能，事實上，朝廷就保護、獎賞他們。不過，由察合台所開先例的憎惡的暗流一直在持續著。一些蒙古統治精英不信任朝廷任命的回回人。朝廷常控告回回財政官員徇私腐敗。一些回回官員要麼被利誘服務於蒙古人，要麼由於不法行為而被清洗。

這種輪替在1241到1248年窩闊台的後繼者統治時期是很明顯的。窩闊台的直接繼承者是其妻脫烈哥納，她作為攝政者直到1246年。她在朝廷支持回回官員，給予其處理財政事務極大的活動空間。她指責耶律楚材反對回回人，她還不停試圖對北中國增加賦稅。甚至在窩闊台時期，就有人控告耶律楚材貪污腐敗。利用耶律楚材的弱點，脫烈哥納將越來越多的權力從他那裡轉到回回商人奧都剌合蠻和其心腹法迪瑪手中。後者是在中亞被蒙古人俘獲的，她顯然是對女主人施了摧眠符咒。瑪迪瑪說服脫烈哥納支持推進奧都剌合蠻的財政政策並抑制朝廷中漢人及其他非回回大臣的影響。脫烈哥納幾乎不需要勸服，因為她明白回回財政官員能夠增加稅收。瑪迪瑪和奧都剌合蠻的敵手，包括前任有權勢的聶思脫里大臣鎮海均被剝奪了頭銜。有些被迫逃往中亞以躲避更嚴酷的懲治。不管政治多麼動蕩，蒙古人通過利用回回人達到了其增加國庫收入的目的。

正在看似回回人在朝廷得勢之時，政府中主要的回回人於1246年突遭清洗。那年，脫烈哥納攝政結束。窩闊台的長子貴由舉行了精心準備的登基儀式，教皇使節約翰·普蘭諾·卡兒平尼目睹了這一儀式並在其遊記中有大量描述。新大汗看似支持聶思脫里教徒，在其周圍均是聶思脫里大臣，他將朝廷中的回回人清除出去。或許他將回回人看作是潛在的姦細。或許有人使他相信回回人恣意勒索，事實上這也為蒙古人提供了稅收，離間了被征服人口並影響了其領地內的安寧。或者，就如波斯史家所言，他只是輕視伊斯蘭教。無論其動機如何，他整肅了兩位在其母攝政時期最有權勢的回回人。奧都剌合蠻因謀取暴利和挪用國庫而被倉促處死。瑪迪瑪被控利用誣術和邪惡之力致死貴由的堂兄弟。朝廷拷問瑪迪瑪真到她供認不諱。然後，「她的上下孔均被縫合，她被卷在氈席中扔進了河裡。」

由此可見，回回人的權威有賴於蒙古朝廷的支持。脫烈哥納樂意將更多的財政事務的權力交給回回人。與其母的政策相反，貴由則將回回人從權位上除去。我們不清楚他的清洗是否波及並影響普通回回大眾。有一種跡象表明，回回人作為一個整體被他的政策所影響是從來自中亞的回回商人向朝廷不時提出的抱怨所反映出來的。穆斯林史家不斷聲稱他熱衷於抨擊伊斯蘭教。不過，貴由時期，總體上沒有迫害伊斯蘭教，也沒有制定違反伊斯蘭教宗教教規的政策。

蒙哥即位後，對伊斯蘭教實行的是一種較為調和的政策的回歸。1248年，貴由死於與拔都汗（死於1255年）會面的途中。拔都，這位金帳汗國的統治者曾暗中反對貴由繼承汗位。三年後，經過短暫而又激烈的鬥爭，汗位由窩闊台系轉到其幼弟、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死於1232年）系。拖雷生了四個著名的兒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拖雷的長子蒙哥（死於1259年）於1251年繼承汗位，從他的堂兄弟手中奪取控制權，然後有組織地處死那些反對他登基的人。意識到貴由疏遠那些有影響和潛在的、有用的回回人，蒙哥宣布要重獲回回人的信任和採用他們的專業技能。他重申成吉思汗的聖旨，免除回回人的普通課稅。為了證明他信任回回人，蒙哥重新任命值得尊敬的馬合木·牙老瓦赤擔任中國西北地區及鄰近中亞地區的長官。馬合木之子馬速忽被給予花剌子模中亞西部大部分地區的管轄權。

然而，在蒙哥與其弟旭烈兀之間，我們注意到他們對待回回人尖銳的分歧，如同早期窩闊台與察合台所表現出的一樣。蒙哥寬容伊斯蘭教，對任職於朝廷的回回人給予多方金錢上的優待。另一方面，旭烈兀，其正妻是一位狂熱的聶思脫里教徒，他曾被被派去征服波斯和中東回回國，他將回回人看作敵人並以此對待他們。蒙哥給不花剌的穆斯林經學院補助金，其母曾捐助過大量金錢。他慷慨賜予回回商人禮物，並補償那些貴由朝未付貨款的回回商人。他還任命幾個回回書記官作他的隨從。儘管沒有個別回回人像早期法迪瑪或奧都剌合蠻那樣有權勢，蒙哥還是為回回人創造了有利的環境。波斯史家為他的這種努力喝彩：「在所有民族與宗教社區中，他最尊敬回回人，並且賜予他們大量禮物和救濟品。」同時，旭烈兀發動對伊斯蘭教亦思馬因派（以暗殺聞名）和阿拔斯王朝的戰役。1258年，他佔領了亦思馬因在阿剌木忒的堡壘和阿拔斯的都城巴格達，在此過程中屠殺了數以千計的穆斯林。

在1259年蒙哥駕崩之時，蒙古與回回人關係很好。蒙古統治者任用回回人管理北部中國和中亞，並給他們提供高官厚祿。但在蒙古精英階層中，有一些人討厭和懼怕伊斯蘭教。察合台、旭烈兀和其他人在和回回人作戰時遭遇過頑強抵抗，他們鄙視回回人；在朝廷中的一些蒙古人怨恨回回大臣的影響；還有一些人為回回人在財政事務上所享有的權力所煩擾。

三、忽必烈汗與回回人

忽必烈汗對待回回人同樣反映了蒙古人糾結的態度與政策。他時而在朝廷對回回人委以重任，時而又猜疑他們盜用國庫。他需要他們的特殊技能。忽必烈不同於他的前任：他定居於北中國，而非蒙古。因此，蒙古人處於漢人的汪洋大海中。他利用中亞回回人作為一個在蒙古統治者與漢人臣子之間非常便利的緩衝。不過，在其統治期間，他確實頒布過意在限制伊斯蘭教教規的聖旨，而且他也確信作為商人和稅吏的回回人在其位上引起了漢人的敵意。他間或針對伊斯蘭教的鎮壓政策通常出於政治和經濟的動機，而非宗教的。他唯恐朝中回回人權勢過大。濫用職權有可能進一步激起漢人對蒙古統治的反對。這樣，忽必烈依賴於回回人，但他又保持著對回回人政治野心和經濟操縱的猜疑。而且，他的儒臣、佛教和聶思脫里大臣通過對回回人含沙射影，更加深了忽必烈的猜疑。

早期忽必烈與回回人的關係幾不可知。其母唆魯禾貼尼別吉為波斯史家所尊崇。儘管其本身是聶思脫里教徒，她卻能意識到支持（反過來接受支持）蒙古領土內所有主要的宗教所帶來的政治價值。她為不花剌卡尼耶經學院以及其它穆斯林宗教建築的建設提供資金。她還為貧窮穆斯林提供救濟品。既然她的兒子忽必烈的封地在北中國，顯然，在她一生中，忽必烈幾乎與回回人沒有來往。在1260年登基之前，他的大部分非蒙古謀臣是漢人儒士和吐蕃僧人。傑出謀士如姚樞（1203－1280）、劉秉忠（1216－1274）和八思巴（1235－1280）等在忽必烈早期生涯為其建言獻策。在其兄蒙哥給他的封地上，忽必烈更願向漢人尋求決策。他不遺餘力搜羅有才能的漢人和吐蕃人服務於他，並為他們的幫助提供豐富的獎賞。然而，忽必烈早期幾無回回人為其隨從。因其封地在北中國，他最初使用的均是漢人謀士。

據可用證據來看，忽必烈對伊斯蘭教並無偏見。他秉承了其母對大部分宗教寬容的態度。馬可波羅說：「有四位令人尊敬的先知，每個人確尊崇他們。基督徒謂其神為耶穌基督；撒拉森人為摩訶末；猶太人為摩西；偶像教徒為第一偶像釋加牟尼；我確尊崇四位先知，我求那位最偉大、更真實者佑我。」這些信條或許在忽必烈生命與事業的早期就已養成。在他登上汗位之後的幾年內，他開始更頻繁地轉向非漢人謀士與大臣。幾起事件促使他質疑漢人下屬的忠誠，並懷疑與統治中國南方的南宋王朝之間達成和解的可能性。首要的努力是與南宋達成和解。1260年，他派遣郝經（1222－1275），他的主要漢人謀士與官員，出使南宋談判。相反地，南宋朝廷囚禁了郝經，從而斷絕了雙方關係。南宋官員還捲入到第二起使忽必烈猜疑漢人近臣不忠的事件之中。1262年，他們唆使在山東最有權勢的李壇發動叛亂，反抗蒙古統治。李壇，其家族曾統治山東越五十年，調動軍隊挑戰蒙古權威。由於山東有豐富的鹽、銅儲藏，因此是北部中國關鍵的經濟區。忽必烈立即派出軍隊鎮壓叛亂。幾個月之內，蒙古軍隊擊潰了叛亂者並處死了李壇。不久，忽必烈發現他不僅面臨著來自可能值得信賴的行省官員的反對，而且還面臨著朝廷主要大臣的反對。丞相王文統，碰巧是李壇的岳父，被控煽動叛亂。忽必烈立即拘捕並處死了王文統。

足以理解的是，忽必烈對於只依賴漢人的建議與幫助變得謹慎起來。1261年之後，更多的回回人和畏吾兒人開始在朝廷中被委以重任。蒙古人和色目人享有特權。例如，回回人允許免賦稅。回回人可任答魯花赤，漢人不可任此職。朝廷強加其它限制於漢人。為了減少武裝叛亂的機會，蒙古人禁止漢人私自擁有兵器。簡而言之，朝廷歧視漢人而力捧回回人。

那麼，元時回回遍天下就不足為奇。回回人早在唐代就居於中國西北。不管怎樣，元朝也積極鼓勵回回定居那裡，並為其提供好處與幫助。其結果是，甘州、肅州和延安每地均有獨立而頗具規模的回回人居住區。1274年，回回人在甘州建造了一座清真寺。有關回回人居住區有其宗教領袖（來自波斯語，漢語稱「答失蠻」）的記載在漢文與波斯文史料中隨處可見。由於中國西北地接中亞，故回回人到達那裡並不為奇。令人較為驚訝的是他們出現在中國北方和東北地區。顯然，回回人還在忽必烈的夏都——上都建了一座清真寺。回回官員與工匠居住於大都。在上都，他們從事馬匹貿易；在河南，一百八十六戶回回人耕種朝廷拔賜的土地；在真定路（在今河北），回回學者們建立了一所學校。回回商人足跡遍高麗。據高麗史料記載，一批在高麗的回回商人在1272－1273年爆發的「三別抄」叛亂中喪生。在北中國居住或遊歷的回回人或許可分為兩類：第一種，主要是商人和稅吏或財政官員，是自願從波斯和中亞來到北中國的；第二種主要是工匠、建築師或有一技之長的人，他們是被迫來到中國的。

自願遷徙和被迫移民相結合就出現了回回人在中國西南地區的居住。四川之所以吸引回回商人和匠人是因為其在與緬甸和印度通商路線上的戰略地位及其商業的繁榮。然而，雲南卻成為回回人在西南地區居住的中心。忽必烈於1252－1253年發動軍事行動征服了雲南大部，但未實施民事管理，直到1274年他任命一位回回人出任雲南長官。這位回回長官帶去了一大批回回人。在《元史》所提到的雲南籍官員中，31位是蒙古人，37名是漢人，32名是色目人。色目人從總體上來說佔據比漢人更有影響的職位。

貿易同樣也是吸引回回人居住於中國東南地區的主要因素。東南良港在唐宋時期就曾吸引外國商人前往那裡。當忽必烈的軍隊於1279年最終佔領南部中國時，他們既未驅逐回回商人，也未強加新的限制於回回商人身上。事實上，回回人的投降對於元朝是非常有益的。泉州提舉市舶使，回回人蒲壽庚的投降尤其關鍵，因為它為蒙古人提供了一支水軍。蒙古人當時還沒有一支真正的水軍，他們在1274年發動的對日本的海上遠征剛剛以慘敗而告終。1276年後期，蒲壽庚帶著船隻與財富棄南宋轉而效忠新盟主元朝。作為獎賞，忽必烈任命蒲壽庚擔任都提舉福建廣東市舶使，授予他福建中書左丞的頭銜。元代30名福建提舉市舶使中三分之一是回回人。元朝無疑致力於促進海外貿易，因為「蒙古人……努力獲得商人的信任與支持。」只要阿拉伯和波斯商人遵守商業規則，朝廷就允許他們在泉州從事貿易。為了規範斡脫或是回回商人團體並提供貸款和支持他們，在泉州設立了斡脫總管府（其後以泉府司為人所知）的一個分支機構。居於泉州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形成了實質上半自治的居住區。攝思廉（漢文作「回回太師」）是居住區的領袖並充任社區和蒙古朝廷之間的中介。哈的（漢文作回教徒法官）為居住區回回人解釋伊斯蘭法則。回回居住區有集市、醫院及至少一座清真寺。除了忽必烈時期短暫而又嚴厲的禁令外，元朝並未制止回回人遵守伊斯蘭教割禮和禁食豬肉等教規。朝廷也沒有強制回回人學習蒙古語或漢語。居住區許多回回人仍然操阿拉伯語和波斯語。

除卻一些例外，在其他東南地區城市的回回人居住區中，蒙古人採取的是同樣的放任政策。南宋都城杭州是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另一個中心。杭州可能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它對回回商人和工匠發財致富來說是一塊吸鐵石。同泉州的回回人一樣，杭州的回回人可以挑選自己的宗教領袖。攝思廉從滿剌（精通伊斯蘭神學之人）中選出，管理居住區。1281年，杭州建立了一座清真寺。一般來說，朝廷不禁止回回人齋月封齋、給男嬰割禮、背誦《古蘭經》，而且可以越蒙古法而以其自身方式宰牲。據14世紀的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的記載，樂師可用阿拉伯語、波斯語以及漢語演奏歌曲。在歡迎他的宴會上，由三至四百人組成的樂隊演奏穆斯林音樂。因此，儘管有忽必烈統治後期及其後繼者的限令，杭州的回回人仍然在13世紀20年代後期居住在半自治的繁榮的社區之中。

有些回回人在東南省份任高官。根據《浙江通志》，他們擔任御史大夫、答魯花赤和宣撫使。同樣，在廣州、福州及其它沿海城市，朝廷任命回回人在朝中任職，特別是擔任財政官員。忽必烈的聖旨和條例被譯為波斯語和阿拉伯語，這說明回回人在朝中發揮著有影響的作用。回回人在東南城市中的居住區有自己的領袖，他們對轄區回回人領有宗教和訴訟方面的權力。

忽必烈寬容並不時地獎賞中國各地的回回人，因為他們有益於他對漢地的統治。他們促進與亞洲其它地區的貿易，充任稅吏和財政官員。忽必烈沒有必要僅僅依賴於漢人謀士和大臣。他在朝中可以任用回回人。他們比漢人更忠誠，因為他們的職位與權力完全仰仗朝廷。而且，控制數千回回人遠比控制越百萬的漢人容易得多。通過任命回回人充任市舶使、稅吏等官職，忽必烈還確保了將漢人對異族統治的敵意轉向回回人而非向蒙古人。

不過，不管他們的貢獻如何，忽必烈還是猜疑回回人。如同叔叔察合台和兄長旭烈兀，他們的忠誠與可信賴性並沒有完全使忽必烈信服。例如，他需要回回人先進的軍事技術，但不願他們在軍中擔任最高職。即使那些被蒙古人看作最可靠的回回人也很少指揮軍事遠征。納速剌丁，雲南第一任行省長官賽典赤·贍思丁之子，是個例外。1277年，朝廷派他指揮征服緬甸。然而，忽必烈和朝廷一般是將回回人排除在軍隊之外的。只有作為最後手段，朝廷才允許回回人監管軍械庫。朝廷也不時限制回回個人所擁有的馬匹數量。1263年，回回人所擁有馬匹的三分之二被沒收。忽必烈不願給看似忠誠的非蒙古人兵器和馬匹，唯恐危及自己的軍隊。

四、元初回回人的貢獻

回回人被禁止擁有軍事方面的直接領導權，但事實上，朝廷鼓勵他們對元代社會其它方面做出貢獻。元朝在統治漢地和發展、利用機械和技術方面需要幫助。不願完全依賴於漢人謀士與大臣，忽必烈轉向回回人。他在三方面需要回回人的建議與幫助。首先，由於蒙古人對定居農業社會的經濟運作一無所知，因此需要回回財政官員以及商人團體的幫助。其次，忽必烈熱切想利用回回人在天文、醫藥、武器和建築方面的先進知識。最後，忽必烈支持回回人治理雲南，以此作為將雲南劃入中央管轄範圍之內的一個手段。下面將分別對此進行論述。

（一）、回回人與元代經濟

忽必烈登基第一年即需要收入。其幼弟阿里不哥，不滿忽必烈實行漢法的蒙古游牧貴族的代表，發動持續四年的爭位戰爭；李壇叛亂雖然持續時間很短，但迫使忽必烈向山東調遣大量兵力；到12世紀60年代，忽必烈的侄子、窩闊台的孫子海都對中亞形成威脅，促使忽必烈派遣其子那木罕率軍遠征中亞，維護忽必烈在此地區的權威，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因為此時忽必烈試圖征服南宋遭遇到了頑強抵抗。這些遠征耗費巨大。同時，忽必烈興建上都和大都，建立四通八達的驛站和開展大量公共設施項目。軍事遠征與公共運作均需要額外的國庫收入。

為了獲得需要的資金，忽必烈向聲名狼藉的回回財政大臣阿合馬尋求幫助。關於阿合馬的事迹，學者們已有研究，在此就無必要詳述其生平。《元史》將其列入《奸臣傳》，中西方文獻均斥責他剝削和奴役漢人。馬可波羅認為阿合馬以符咒蠱惑了忽必烈。根據馬可波羅，忽必烈的支持使得阿合馬獲得財富並沉溺於私慾。在此，筆者並無意為其過分行為申辯，但要說明的是，阿合馬並非不知他為朝廷斂財可能要被審判。他斂財越多，他的權力、聲望與收入就越大。據漢文史料，他濫用職權，增加漢人賦稅負擔。可以確定的是，阿合馬確曾從其位獲利，但要指出的是，他的控告者（即那些漢文史料書寫者）是不認同其政策的官員。

簡單地說，阿合馬主要的財政目標是登記所有適齡稅戶，對特定商品實行專賣、增加稅收。從1262到1282年被殺，阿合馬一直掌管朝廷財政事務。其首要任務之一是括戶。1261年，北中國1，418，499戶登記在冊；到1274年，稅戶已增至1，967，898。土地稅業已創立。另外，商稅收入從1271年4500錠銀增至1286年450，000錠。（第一組數字不包括南方商稅，第二組包括。）阿合馬還試圖利用國家專賣獲得額外稅收。他還對移交給朝廷的專賣貨物實行配額。以河南鈞州、徐州為例，鐵的配額是1，037，070斤，其中200，000應用來製造農具，賣給農民以換取穀類。鹽專賣的稅收從1271年30，000錠增加到1286年180，000錠。1276年，阿合馬禁止私造銅具，而保留給朝廷。甚至更早些時候，阿合馬曾對茶、酒、醋、金和銀實行專賣，獲利甚豐。朝廷設立提舉司監管生產專賣貨物的人工與商人以杜絕這些貨物的私有貿易。簡而言之，阿合馬的政策對國庫是有利的。

不過，漢文文獻指責他任人唯親。他所任命的十一個管理專賣的官員中，有四位明確是回回人，另一位也可能是。回回人和其他非漢人佔據了朝廷主要的財政職位。有些漢人被吸納到財政管理部門，但他們一般只是處於低級職位上。針對阿合馬最嚴厲的指責是，他試圖將其毫無經驗，或許還不稱職、無能力的兒子們安插在朝廷要害部門。他成功地將其子抹速忽任命為杭州答魯花赤，這是一個極能為己謀利的肥缺。但阿合馬在安置另一子忽辛擔任大都路總管時卻遭到了反對。蒙古右丞相安童以忽辛不可勝任此職而提出反對。顯然，這一反對難以撼動朝廷，因為忽辛繼續青雲直上，到1279年，他已成為江西行省的一名重要官員。

對阿合馬政策的反對招致了他的怨恨與報復。阿合馬輕視忽必烈的大部分儒臣與吐蕃謀臣，其觀點與朝廷政策大相徑庭。史天澤（1202－1275）、廉希憲（1231－1280）及其他忽必烈的近臣不斷反對阿合馬的稅政，認為對漢人新的徵稅是不可負擔的。他們控告阿合馬貪污，有阿諛之性與反叛之心。反過來，阿合馬控告這其中一些大臣貪污國庫、行為不檢點。漢文史料說阿合馬誤告他的主要反對者之一、江淮行省官員崔斌貪污國糧，並使忽必烈將其處死。不管關於這一特例的記載是否準確，可以肯定的是，許多阿合馬的反對者在12世紀70年代離開了朝廷。與崔斌不同，這些人大都既沒有被處死也沒有被囚禁。其中一些致仕。未能說服忽必烈限制阿合馬的權力，士大夫許衡（1209－1281）退而求其次，出任國子祭酒。畏吾兒儒士廉希憲在阿合馬控告他挪用國庫、通姦及其它不正當行為後致仕。對阿合馬而言，幸運地是，有些忽必烈的漢臣在12世紀70年代相繼去世。劉秉忠死於1274年，史天澤死於1275年，趙璧死於1276年，姚樞死於1279年，竇默死於1280年。隨著這些反對者的相繼離世，阿合馬在朝廷愈加得勢。

關於阿合馬的生涯，波斯史料的記載在某種程度上不同於漢文文獻的評價。剌失都丁說：「阿合馬任維齊兒近25年。」他稱讚阿合馬促進了漢地與穆斯林世界的貿易，大概還保護在漢地的穆斯林。穆斯林文獻未提到漢文史料中針對阿合馬的裙帶關係、剝削貪污的控告。然而，從不同角度來看，漢文文獻的控告看似不夠嚴肅。在朝廷中安插親屬與同伴是相當明智的。阿合馬若想克服反對派，實施他的政策，他需要在朝中要職上安插自己的支持者。這種派系的產生為傳統的漢人思想家所聲討，但阿合馬意識到，若在朝中沒有支持者，他的政策就不可能成功實施，而這些支持者應當是回回人。事實上，如同漢人史家所聲稱的那樣，阿合馬肯定通過重稅和提高國家專賣商品價格剝削過漢人。但是，不用說可能的晉陞與獎賞，阿合馬的職位是依賴於其滿足蒙古貪得無厭的稅收需求的能力。站在為其辯護的立場上，我們或許可以說，雖然阿合馬專註而又有效，但他只不過是蒙古朝廷的一個斂財工具而已。漢人對其貪污的指控部分是在阿合馬死後揭露的。在其被刺殺後約兩個月，在阿合馬的寓所發現了一顆應獻給忽必烈裝飾其王冠的珠寶。這顆寶石是否為其敵人所安放？若不是，為何其妻子未將它轉放於安全之處？為何會使朝廷官員如此輕而易舉地在其寓所發現？為何阿合馬將其置於如此一個顯而易見的地方？此處反對阿合馬的證據是可疑的。他肯定有過中飽私囊的行為，但需要指出的是，阿合馬的控告者是那些反對他的財政政策的漢人官員。

回回人所從事的另一項經濟活動，也是阿合馬所支持的，是促進經濟的繁榮。回回商人充當中國和中亞、波斯與中東貿易的中介。他們進口駱駝、馬匹、地毯、翡翠及其它寶石，出口中國紡織品、陶瓷、漆器、姜與肉桂。由蒙古人修建的、遍及沿中亞與波斯貿易路線上的驛站無疑促進了這種商業繁榮。回回人還參與了中國和印度、東南亞與波斯之間的海外貿易。從福州、泉州、杭州及其它南部中國海港，他們將中國的陶瓷、絲綢、銅幣運輸到西方，運進寶石、犀牛角、藥品、香、地毯、胡椒、肉蔻及其它香料。有些中國陶瓷特地為出口而設計。漢人顯示出「真實的意願」提供符合回回人品味的器皿。

個體商人以及斡脫均對元代經濟有所貢獻。據元代條例，一旦外國商人進入中國，他們就必須將其貴重金屬轉換為紙鈔。這是一項對元朝極為有利的政策，商人得遵守這一條例，因為元朝允許他們進入中國進行有利可圖的貿易。斡脫同樣也為朝廷發揮著有價值的作用。這些商人團體的建立是為穿越歐亞的商隊籌措資本。在蒙古征服早期，他們為蒙古貴族提供其急需的借款。反過來，蒙古人最後將撲買權授予斡脫。1267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後設立斡脫總管府。這一機構開始發放來自蒙古貴族和朝廷的貸款（即斡脫錢），以百分之零點八的月息給斡脫，這一數字低於百分之三的對大部分借款者的月息。1281年，斡脫總管府改為泉府司，它所借出的資本稱為泉府營運錢。斡脫利用這些資本或者負擔商隊貿易的經費，或者以高額利息借給漢人商人。因為漢人是直接向這些商人團體借款而非向蒙古人，他們認為回回人是巨額高利貸的主要獲益者。回回人再次將漢人對蒙古人的敵意轉移了。

由於他們對元朝的服務，回回商人團體的過分行為為朝廷所容忍。一些商人要求派兵士隨從以保護他們；另一些商人非法留宿驛站；還有一些斡脫以不法手段強迫借貸者立即還貸。元代史料記載了關於這些暴行的抱怨，但是控制斡脫的主要策略是嚴厲警告而非嚴懲。只要回回商人交納稅額，繼續與外國進行貿易，阿合馬及其後繼者以及所建立的斡離線構就不限制他們。反過來，回回商人支持阿合馬及其後繼者。

（二）、回回人對元朝文化的貢獻

很早以前蒙古人就曾積極尋求來自外族的幫助。蒙古西征的第一年，他們就從中國、中亞、波斯簽發了很多工匠到哈剌和林和蒙古其它地區。忽必烈尤其意識到外族專業人才的價值。甚至在他成為統治中國的統治者之前，他就熱切地想得到回回工匠和天文學家的服務。1260年成為大汗後，他大力搜羅外族工匠、醫生和官員。通過馬可波羅的叔父與父親，忽必烈向教皇派出信使，要求派來一百名「充滿智慧的」基督徒在蒙古朝廷與其他宗教的代表辯論，但也可能是需要他們幫助管理漢地。在1285、1288、1290年，他向南印度分別派出使節，不僅搜求寶物，還搜羅有技能的工匠、譯史和醫生。被蒙古朝廷僱用的外族工匠待遇頗好。朝廷付給他們工錢並提供衣食補貼，還免除他們的勞役。與驅口與強制勞役者不同，朝廷允許其擁有土地及其它與非蒙古人相同的權力。

元朝重視回回醫藥與建築。在大都和上都設立了兩個由回回醫生組成的廣惠司的分支機構，負責皇室醫療衛生。顯然，蒙古貴族信賴回回大夫。在大都發現了36卷《回回藥方》。從1268年開始，一種名為舍兒別的，用作瀉藥和治療腹絞痛的知名藥劑從撒馬爾罕傳入。人們很容易就能從藥鋪買到回回藥品。忽必烈及其蒙古朝廷不僅被回回大夫與藥物所吸引，而且還被其建築師所吸引。回回人在中國到處建造清真寺和尖塔。忽必烈挑選名為也黑迭兒的回回建築師幫助設計都城大都。馬可波羅在其遊記中不遺餘力地讚美大都，這座都城無疑是中國式的，但回回工匠毫無疑問參與了它的建造。

回迴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使元朝入迷，而回回人本身亦被中國文化所吸引。他們將中國醫藥發明、美學準則（影響了波斯畫家與陶瓷藝術家）、紙牌、郵票與印章、可能還有印刷術傳到波斯和中東。不過，有鑒於本文的主旨是探討回回人對中國的影響，因此中國對於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將不在討論之列。蒙古支持並被回迴文化的某些表現所影響。中亞和波斯樂師在朝廷典禮時演奏回迴音樂，並將不同的樂器介紹給漢人。回回詩人與曲家對這些表演提供詩歌與歌曲。阿里耀卿及其子李西瑛用漢文寫詩，被收入中國主要的詩集中。在14世紀，有幾位回回人用漢文寫詩並取得詩名。「回回青」在此年代被用於著名的青花瓷的製作中，回回人間或還管理官窯。元朝還對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作品表現出興趣。1289年設立回回國子學，專門學習阿拉伯文字。五位官員立即入回回國子學，朝廷有了自己的譯史與通事。元代中國甚至對中東烹飪很有興趣。此時，幾種回回菜肴被介紹到中國，並被列入宮廷食譜《飲膳正要》中。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麵條，甚至象已成為中國主要的、帶家常特色的餃子，肯定也是在蒙古時代從『西夷』（即中東）傳入中國的。」

既然回回人對元代科學技術的貢獻已是眾所周知，故無必要在此贅述。波斯是這許多發明的源地。1258年左右，在帝國資助與納速剌丁（死於1294年）的贊助下建立了馬拉蓋（亞塞拜然）天文台。該天文台曾建造了新的天文儀器，並曾取得了重大發現。1267年，波斯天文學家札馬魯丁來到中國，並帶來了這些發明。他帶來了渾天儀、日昝儀、星盤、地球儀及星象儀等天文儀器的圖解，並作為禮物進獻給朝廷。他也帶來了新曆法，即萬年曆。在這種有利的條件與幫助下，忽必烈於1271年設立了回回司天監。中國的天文學家郭守敬（1231－1316）利用波斯圖解與計算，製造了自己的儀器，並發明自己的日曆——授時歷。授時歷經過較小的修訂後為元明兩朝所使用。這一時期，回回人還對地理知識與地圖繪製也做出了貢獻。阿拉伯和波斯的旅行家與商人還帶來了關於中亞和中東的信息，以至於「輿地之學在中國興盛起來，關於非漢語世界的資料均來源於阿拉伯。」這一時期的世界地圖，可能是在穆斯林的基礎上繪製的，在補充有關亞洲與歐洲輿地方面是相當精確的。

回回人在元朝與南宋作戰的關鍵時刻提供了軍事幫助。從1268－1273年，蒙古軍隊曾圍攻樊城和襄陽，這是進入中部肥沃的長江流域盆地的門戶。南宋軍隊曾頑強抵抗蒙古的進攻，並拒絕投降。恰在此時，忽必烈的侄子（其兄旭烈兀之子）阿八哈，伊利汗國大汗，派出兩位回回軍事人才——亦思馬因和阿老瓦丁來到中國助蒙古軍隊一臂之力。他們建造了一台拋石機和一台發射機，這兩種武器可以發射巨石，並且射程相當遠。其中有一塊臣石擊中了襄陽城的中心塔樓，據漢文史料記載，整個襄陽城都為之所撼動。爆炸所帶來的恐懼致使城中南宋軍隊投降。

這清楚地說明了元朝在多方面依賴於回回人。然而，回回人在任何地區並未被給予單獨的權力。朝廷用漢人醫生，也用回回大夫。有元一代，蒙古與漢人官員和回回工匠一起合作建造了許多建築。漢人天文學家如郭守敬和波斯札馬魯丁一起工作。很明顯地是，元朝並不願使回回掌管任何一個地區或一個機構。朝廷在任官方面保持平衡，每在一個主要職位上任命一位回回官員，就會任命一名漢人或蒙古人，以避免過份依賴於任何一個團體。

（三）回回人治理雲南

那麼，令人稱奇的是，元朝竟會選擇一位中亞回回人，賽典赤·贍思丁去治理剛剛征服的雲南地區。這一地區，中國西南的一個省份，是唯一一個由回回人治理的地區。這一任命的動機是令人費解的。也許朝廷將雲南看作是與緬甸、印度貿易的重要通道，並且，由於回回人是蒙古帝國內最重要的商人，因此一個回回人任雲南長官是符合邏輯的。或者朝廷將雲南看作是一個安置蒙古人從中亞和波斯東遷而來的回回人的很好的地帶。雲南仍然人煙稀少，而且其居民是目不識丁的非漢人部族。蒙古人肯定是決定了支持回回人而不是對蒙古統治懷有敵意的漢人去治理雲南，這是很明智的。或者朝廷委派賽典赤·贍思丁是因為他被認為是值得信任和忠誠的屬下。

無論其動機如何，元朝的選擇是明智的。出身於不花剌一個高貴家族，賽典赤·贍思丁在成吉思汗西征中亞時率領一千騎兵迎降。他的能力和忠誠給蒙古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因為在其迎降不久，就對他委以重任。窩闊台統治時期，他成為陝西第一任答魯花赤，之後在燕京（今北京）任官。賽典赤在窩闊台1241年駕崩至蒙哥1251年登基期間的活動幾不為人所知。但是，蒙哥時期他仍然官運亨通。蒙哥任命他為燕京路第一把手。之後，認識到賽典赤的才能與忠誠，蒙哥命這位中亞回回人於1259年隨征南宋。賽典赤負責糧餉。此次出征以蒙哥患疾，有學者認為是痢疾，而後駕崩結束。但是，賽典赤再次在新汗的朝廷中任職。1260年，忽必烈任命他為燕京路宣撫使，一年之內又出任中書省官員。顯然，賽典赤勝任這些任命。因為至1264年，忽必烈委任他為大部分今陝西、甘肅及四川地區的長官。在此期間，他進行了人口調查，這一舉措增加了稅戶並有效武裝了軍隊。1271年，他甚至還率領其部至襄陽以協助蒙古圍攻此城。對於他的貢獻，朝廷賜賞甚多，包括5000兩白銀及其他賞賜。不管怎樣，忽必烈於1274年任命他為雲南平章政事，以此作為最高獎賞。

顯然，忽必烈認為有效統治雲南是至為關鍵的。1252和1253年，他出征大理，將雲南納入蒙古統治範圍。他無疑也意識到了雲南在中國和緬甸與印度貿易道路上的戰略地位。而且，他的軍隊還可以把雲南作為進攻緬甸，或許南宋的基地。對於忽必烈來說，控制這一地區是最先需要考慮的事情。他開始在雲南37個路建立軍事基地。他也開始支持高級回回官員任職這一地區，並提供土地、金錢及其它優惠。回回移民通過三波到達雲南。第一波是隨忽必烈征服雲南到達的；第二波是在忽必烈統治早期到達的；第三波是1274年隨著賽典赤成為平章政事而來的。

賽典赤到達雲南的第一個措施是加強元朝的軍事與經濟控制。在任職之前，他就研究了雲南的地誌、經濟與風俗習慣。一到雲南，他即尋求當地非漢人土民的信任。他在雲南各地建立警衛隊，但訓誡其部下不要騷擾當地人。他的幾個下屬官員故意襲擊當地土人，被他處決。以這種公平政策，賽典赤很快贏得了當地大部分土人的信任。他還建立驛站，以方便交通、防禦與商業。他的政策促進了雲南經濟的繁榮。他鼓勵發展農業，命其手下教當地人農林知識。在賽典赤到雲南之前，雲南本地人「無稻米、桑麻。」也許賽典赤對雲南經濟最重要的貢獻是在昆明地區的灌溉工程，其中一些在20世紀仍然在使用。他建造了水庫和大壩，這樣洪水與乾旱就不會損害耕作季節了。他的回回下屬改善了貿易條件，他允許當地人使用傳統的貝殼作為交換貨幣，以此鼓勵他們從事商業。最後，他減輕當地人的賦稅徭役，以便他們更容易接受蒙古的統治。

不管其背景如何，賽典赤並沒有將伊斯蘭教強加給雲南。相反，他將中國的習俗與文化介紹過去。他促使當地人接受漢人的婚嫁禮儀，建立儒校，並印刷儒家經典。不過他建造了兩座清真寺，他還建立了孔廟和佛寺。總之，他試圖使雲南漢化而不是伊斯蘭化。同樣，賽典赤的定居並成為雲南官員的兒子們也促進了漢文化在這一地區的發展。賽典赤歿於1279年（1297年被封為咸陽王）。他的兩個兒子納速剌丁與馬速忽繼任為平章政事。他們二人都承襲了其父的政策。另外，納速剌丁出征緬甸與安南，在陝西和大都任過職。然而在1292年4月，他被控貪污130，000錠紙鈔，並被處死。他的四個兄弟沒有受到牽連。他們繼續在雲南、廣東和江西擔任重要職位，並接受朝廷賜予的很多榮譽和豐富的賞賜。

雲南是元初唯一回回人管轄權實際上未受抑制的地區。在其它機構與地區，蒙古人抑制回回人的權力。即使在雲南，蒙古人還是要保證所任命的回回官員貫徹他們的意圖去治理該地區。賽典赤·贍思丁試圖促進雲南的經濟與軍事發展，以使之與中國成為一個整體，並促使當地土人的漢化進程。儘管由回回人伴隨，並且賽典赤可能也不反對當地人皈依伊斯蘭教，但是賽典赤並未要尋求建立一個獨立於元朝的回回國。在任何情況下，蒙古人也不願任命一個信奉「吉哈德」（聖戰）的回回人。他們選擇了一個不會使全體非回回人皈信伊斯蘭教的回回人。不過，事實上，一個很大的回回居住區在雲南發展起來了，這部分是由於其地居民是非漢人，因此他們更願皈信伊斯蘭教（以保持其於與漢文化的特殊性），而不是佛教和儒教；部分是因為，作為回回人，他們可以享受稅役優惠，這是其它宗教所沒有的特權。

五、元朝對伊斯蘭教的抑制

隨著回回人對元代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貢獻，朝廷在12世紀70年代開始頒布明確針對回回人的條例似乎是很令人驚訝的。不過，從蒙古人的角度來看，這些新政策是有道理的。沿中國邊界的伊斯蘭城鎮對元朝流露出敵意。從12世紀70年代開始，窩闊台的孫子海都在中亞回回人的支持下屢犯中國西北地界。忽必烈發動幾次遠征，但海都要麼逃脫，要麼將其擊潰。朝廷也被迫於1278、1280、1282年分別派遣軍隊穿過西北邊界去平定這些有回回人參加的騷亂。向西更遠，穆斯林國家曾挫敗了忽必烈的蒙古聯軍，且不斷挑釁波斯的蒙古統治者。埃及的馬木魯克王朝（1250－1517）在其統治者拜巴爾斯一世（1260－1277年在位）的領導下，曾1260年在艾因札魯特戰役中終止了蒙古軍隊進往中東的腳步。利用蒙古帝國的軍隊，馬木魯克王朝與在斡羅斯的金帳汗國結成同盟，繼續探查波斯伊利汗國的防禦工事，阻止其向西擴張。由於忽必烈與伊利汗旭烈兀（死於1265年）和阿八哈（死於1282年）聯繫密切且結成同盟，因此他已意識到回回人對中東地區的蒙古人的敵意。

同樣，忽必烈也意識到回回人在中國亦曾產生敵意。朝中漢人官員不斷抨擊主要回回官員的野心與殘酷，特別是阿合馬及其後繼者。許多漢人輕視回回稅吏、商人和理財官員，他們憎恨朝中回回人已為忽必烈所熟知。由於朝中的佛教徒，其中一些還是忽必烈最親近的謀士，同樣也憎惡回回理財官員的權勢，故他們肯定也曾試圖說服忽必烈抑制都城中回回人的權力。同時，諷刺回回人貪婪、粗俗和「怪異」的隨筆和廣為流傳的奇聞軼事也在這一時期湧現出來。忽必烈本人肯定也曾擔憂過朝中回回人勢力的增長。他自己的孫子阿難答，據剌失都丁記載，曾在一戶回回人家撫養，成人後曾命其部下150，000中的大部分人皈依了伊斯蘭教。

這些情緒引發了對回回人的敵意。一名在漢文史料中以愛薛之名知名的聶思脫里官員煽動額外的反回回人的情緒。愛薛任職於司天監與廣惠司，在朝中頗有些影響。剌失都丁指責他教唆回回人家的奴僕揭發其主人。而且，根據剌失都丁，愛薛本人也誣告漢地回回人的領袖毛剌納·不兒罕丁·不花里有罪（剌失都丁未明言），並使之流放。

剌失都丁還斷言忽必烈被愛薛及其漢人謀士所煸動，於1279年開始對回回人採取更為嚴厲的政策。稍後，來自西伯利亞和中亞的回回商人來進貢海青。忽必烈賜其食，但他們以肉非以回回方式宰殺而未吃。忽必烈因被拒而大怒，於1280年1月頒布聖旨禁止回回人抹殺羊，違者一律處死。札撒早已規定禁止任何人以回回方式宰牲，違者處死，但這一規定並沒有嚴格執行。現在忽必烈要求嚴格遵守札撒這一規定。在愛薛及其隨從者的鼓動下，忽必烈還禁止行割禮。最後，剌失都丁控訴愛薛及其他聶思脫里教徒「奏聞合罕說《古蘭經》中有『殺盡一切多神教徒！』以此試圖攻擊穆斯林。」忽必烈顯然被《古蘭經》中的這節內容所激怒，他質問回回宗教學者他們是否把他看作是多神教徒。一位來自撒馬爾罕的回回賢哲回奏忽必烈：「陛下非多神教徒，因為陛下將至高安拉之名置於聖旨之首。所謂多神教徒是這樣的，他不認主，以物配主，並遠離主。」他最終使忽必烈平息下來。顯然，忽必烈對這種解釋感到滿意，但是，根據剌失都丁記載，他並沒有解除對回回人的限制政策。

很難講剌失都丁所記載的事件是否真實發生過，但是漢文史料證實了朝廷頒布了一系列反對回回人的聖旨。1280年1月27日，頒布了禁止任何人以回回方式宰牲，違者一律處死的禁令。在這之前朝廷還曾要求回回人承擔賦稅與勞役。很明顯，忽必烈與朝廷擔憂回回人權勢的增長，而且他們也意識到了朝中漢人對回回人的反對。漢人對回回人的那種敵意恰合其意，但是他們想避免兩種困境：其一是回回人在朝中權勢過大；其二是由於回回人的榨取而引起的漢人叛亂。因此，忽必烈的壓制聖旨更多的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非對伊斯蘭教的敵視。

根據漢文與波斯文史料，忽必烈本人未參與1282年暗殺阿合馬一案。阿合巴的財政政策曾引起朝中主要漢人官員的反對。或許，作為關鍵性的人物，忽必烈之子、皇太子真金曾參與反對。真金曾受教於漢人士大夫，因此他同情漢人官員。他輕視阿合馬，反對阿合馬之子及其親屬在朝中擔任要職。蒙古統治階層中其他害怕阿合馬的人對這位回回理財官員的反對也在增長。在1282年4月10日的夜晚，正值忽必烈巡幸上都、不在大都之際，一夥漢人同謀者誘使阿合馬離開家，然後將其刺殺。不久，忽必烈返回大都處死了這夥同謀者。然而，在一個月之內，漢人謀士上奏忽必烈，揭發阿合馬的背叛與腐敗。忽必烈下令將阿合馬的屍體掘出，懸於大都集市上；然後又命將屍體置於地上以馬車輾其首，最後令狗食其屍。阿合馬的幾個兒子被處死，其家產沒收充公，大部分阿合馬任命的官員被解職。忽必烈似乎未必參與或者認可刺殺陰謀，但是除掉阿合馬確使朝廷反回回人計劃受益。

反回回人政策一直持續到1287年。那年，繼阿合馬而上台的理財官桑哥上奏忽必烈請求更改針對回回人的政策。他說：「所有的回回商人都離開了[中國]，沒有商人來自穆斯林國家；……所有這些都是因為過去七年他們不曾宰羊。若號令自然，則商人將來來往往……」若朝廷改變政策，那麼，來自回回商人的稅收將會增長。剌失都丁聲稱，幾位回回官員賄賂桑哥以支持其理由。不管桑哥的動機如何，忽必烈緩和並頒布了允許中亞回回商人以傳統的回回人方式宰牲的聖旨。回回商人重新出現了，但有一件漢文史料所記載的事件說明忽必烈對回回商人並非持歡迎態度。1293年，一個回回商人試圖給忽必烈進獻寶珠，但忽必烈以「與其買珠，不如輕民役」而卻之。

無論如何，回回商人與匠人在忽必烈統治後期，事實上，在元朝剩餘的其它時期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朝中沒有再如奧都剌合蠻或阿合馬那樣有權勢的回回個人出現。隨著蒙古統治者漢化的加劇，他們傾向於倚重漢人臣民來處理政務，這以前是正由回回人所承擔的。到明朝，回回人不再被任命為理財官或稅吏，因此也不再被用作替罪羊。在明朝，儘管商業爭端與小叛亂有損回回人與漢人之間的關係，但直到17世紀前一直沒有大規模的回回叛亂。

有一點是明了的， 從13世紀到如今的中國文明，我們必須要考慮非漢人的回回人、蒙古人及其他外族的作用。中國不僅是由漢人，而且也由眾多的、不同的、有影響的少數民族共同組成的。（譯者附識：感謝Morris Rossabi教授授權翻譯大作。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得到了Rossabi教授的熱情幫助，此外，史冬遊與盧琳同學幫助校對譯稿，在此一併志謝！）

此文原刊於《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13年第25輯，引用請核對原文！

責編：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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