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玉華：「情深誼長」一直唱
原標題：鄧玉華：「情深誼長」一直唱
「五彩雲霞空中飄，天上飛來金絲鳥……」50年前，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一曲婉轉動聽的《情深誼長》，讓演唱者鄧玉華家喻戶曉。如今，記者面前的鄧玉華依然神采奕奕：深紫色的上裝配上桃紅色的圍巾，畫著淡淡的眉、輕塗著口紅，在採訪過程中，鄧玉華談到高興時，就像孩子般開懷，講到動情處，眼中閃爍著誠摯的光彩，無論歲月流逝，76歲的鄧玉華依然是那個舞台上最靈動熱情的「金絲鳥」。
毛遂自薦走上歌唱之路
鄧玉華自幼喜愛唱歌，8歲的時候，她第一次聽到收音機中飄來中央少年廣播合唱團的歌聲就被深深吸引了。10歲那年，鄧玉華終於鼓起勇氣給「中央少年廣播合唱團老師」寫了一封自薦信：「我是北京西城區廣寧伯街小學的學生，今年10歲，我特別喜歡唱歌，希望參加你們團，請老師收留我。」信寄出去了，可她並不確定能否收到回信，直到有一天被叫進校長辦公室。「我當時以為自己犯了什麼錯要挨訓，沒想到校長和顏悅色地問我是不是給中央少年廣播合唱團寫信了。原來合唱團的老師真的來到學校聽我唱歌，於是在校長辦公室里，我就一首接一首地唱了起來。」過了幾天，鄧玉華和同校的一名學生都被錄取了。在合唱團，鄧玉華從最基本的音樂理論學起，「我如魚得水，不久後被分到教歌組，去電台教全國的孩子唱歌，覺得特別有收穫。」
1959年，鄧玉華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音樂學院附中，在等待開學的那個暑假，她趕上全國各個文藝團體開始招收學員。「我以前不想考藝術團體，因為我覺得自己長得不好看，但是一想到可以唱歌我就動心了。」
眾多的文藝團體讓鄧玉華難以選擇，正巧一位鄰居阿姨在煤礦文工團工作。阿姨告訴她，煤礦文工團常年在基層為工人演出，條件艱苦。但鄧玉華覺得「能唱歌就行」，於是她在阿姨的安排下，參加了煤礦文工團的考試。
「考試那天，我把會唱的歌都唱完了，就等著領導的評語。」鄧玉華回憶說，她沒想到團長當即就「拍板兒」了——讓她幾天後就來上班。「我當時想這是我報考的第一個團，擔心漏掉別的機會，也不管人家愛不愛聽，就脫口而出：『我還想去考考別的團呢。』團長見狀，馬上勸我，說好多國家的大演出文工團都會參加，還經常給毛主席和周總理演出。見我咬著嘴唇不說話，團長又說『別的演員工資16塊，給你18塊。別人到月底發半個月工資，我們發你一個月工資。你今天回家我們派人開車送你回去，跟你爸媽商量商量，你看好不好？』我覺得團長特別真誠可親，也被感動了，就說『行，那我就來咱們團吧。』」就這樣，16歲的鄧玉華考進了中國煤礦文工團，成為當時首都舞台上年齡最小的專業獨唱演員。
周總理的話一直記到今天
文工團的生活，讓鄧玉華終生難忘的，是到中南海演出。「每周我只要在北京，就會隨隊到中南海，給周總理他們唱歌。」每次唱完歌，鄧玉華總躲在樂隊後面，不敢露面。周總理看出她的緊張，一次特意把她叫了過去。
「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總理問。
「我姓鄧，叫鄧玉華。」
「唔，你姓鄧，真巧，和鄧大姐是一家人。」總理一句親切詼諧的話讓緊張的鄧玉華「鬆了綁」，隨後總理還邀請鄧玉華跳了一支舞。
「總理非常平易近人，就像我的一個長輩。」鄧玉華說，和總理接觸多了，她發現很多時候周總理並沒有把心思放在跳舞上，總是若有所思。一次，周總理把鄧玉華叫到身邊，向她詢問下煤礦演出的時候在什麼地方吃飯。「在礦區的招待所食堂。」鄧玉華說。而總理希望他們能去礦工就餐的大食堂去吃一吃，去了解一下工人們吃得好不好。
礦區有沒有浴室？有沒有圖書館？礦區正在放映什麼電影？鄧玉華一一回答了總理的詢問。團里的一位領導說，有的礦區條件比較差，文化設施少，有時幾個礦工圍著一位修鞋師傅看修鞋能看好久。「我記得總理聽後，臉色凝重，還輕輕嘆了口氣。沉思了一兩分鐘，總理說：『全國三百萬煤礦工人，他們常年在井下勞動，見不到陽光，體力消耗大，很辛苦。可是他們的文化活動受環境限制，不很豐富，很需要你們這樣一支文藝隊伍，我希望你們能夠經常去礦區為工人同志們演出，給他們送去精神食糧。你們送歌送戲下礦，是代表毛主席、代表黨和政府給群眾送去了溫暖呀！』」
鄧玉華一直把總理的話記在心裡。每次下基層，考慮到工人倒班和食堂、醫院工作人員的要求，她每天都要至少演出兩三場，最多的時候甚至演出七場。每場演出，鄧玉華都要唱上六七首歌，一天就要唱四五十首歌。累病了、嗓子唱啞了、甚至暈倒在舞台上的情況都發生過。醫院讓她輸液、休息，但是每次都是體力稍有恢復，鄧玉華就悄悄拔掉針管繼續登台。
有一次在寧夏石炭井煤礦，鄧玉華去醫院為生病受傷的礦工演出。在一個病房裡，一位工人正在做牽引治療。鄧玉華走到他的病床前，問他想聽什麼歌。礦工想了想，說想聽《地道戰》插曲。「我剛剛唱了個開頭，這位礦工就淚流滿臉，還沒等我唱完，他就拉著我的手說，要是在舊社會，像他這樣的人早就被扔進萬人坑了，可現在雖然受了傷，黨還這樣關心照顧他，還能看到演出。我當時心裡特別激動，覺得再怎麼唱都不累。」
刻骨銘心的「送酒」故事
直至今日，鄧玉華依然刻骨銘心的一段記憶是周總理給煤礦工人「送酒」的故事。她告訴記者，在三年困難時期，吃飯都成了難題，更何況是煤礦工人的習慣——上井以後要喝點白酒，祛祛濕氣，來緩解長期在井下陰暗潮濕環境勞作的疲勞和身體上的不適。「但在那三年，煤礦工人斷酒了，一口酒都沒得喝。我們下基層後，經常能聽見煤礦工人們說關節疼，有的年輕工人甚至偷偷地跑到醫務室倒一點點醫用酒精兌著水喝。」鄧玉華看在眼裡，心裡非常難受。
「回到北京後，團長特意叮囑：見到總理後，總理問你們基層情況，一定不能說，不能讓總理著急。」在又一次到中南海演出後，鄧玉華就按照團長教的：總理問什麼都說「挺好的」。「總理聽完後一擺手，讓我坐下，說『小鄧啊，雖然咱們國家現在是困難時期，但是是暫時的，一定會過去，一定要把煤礦里真實的情況告訴我啊！』」鄧玉華再也忍不住了，將實情告訴了總理。總理聽到煤礦工人「斷酒」了，臉上慈祥的面容突然間變得沉重了，他從沙發上站起來走了出去。
「我當時心裡咯噔一下，心想這下違反紀律了，嚇得我直哭。」沒過多一會兒，總理回來了，身後還跟著國務院各部的領導。總理示意音樂停下，讓大家都坐下，然後說道：「同志們，我周恩來可以不喝酒，在座的陳老總也可以不喝酒，我們的部長們都可以不喝酒，但是煤礦工人絕對不能斷酒！」聽到這話，在座的所有人一下子都哭了，大家一邊哭一邊激動地鼓掌……和記者述說著那難忘的一幕，鄧玉華哽咽了，幾十年過去了，如今再提起這件事，她的眼裡都是淚水。
鄧玉華說，這件事過了不久，從基層傳來了好消息：凡是下井的煤礦工人都拿到了酒票。「我親眼所見：每個工人從井下上來，臉上黑黝黝的，礦長拿著一瓶白酒，每上來一個人，礦長就給倒上一瓶蓋白酒，說：『同志們，這是黨中央毛主席給我們送來的酒啊！』工人哭得稀里嘩啦的，一邊哭一邊喊著『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我們要多出煤、出好煤！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大家喝完一瓶蓋酒，顧不上擦把臉又返身回井下接著干，一干就是兩個班、三個班……」
用歌聲與病魔抗爭
上世紀70年代是鄧玉華演唱事業的高峰，也是她最忙碌、最勞累的時期。她幾乎走遍了中國大大小小的煤礦，頻繁的慰問演出讓她的體力嚴重透支。1979年，鄧玉華的喉部長了腫瘤，無法唱歌，經過手術，瘤子被成功取出。隨後的日子裡，鄧玉華經過極其艱苦的練習，加上去中國音樂學院進修，逐漸恢復了自己的演唱。
1989年秋天，「情深誼長——鄧玉華獨唱音樂會」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鄧玉華一口氣唱了18首歌曲。讓許多老觀眾驚喜的是，鄧玉華的歌喉依然那樣圓潤甜美，清亮淳厚。「1979年做的手術，到1989年開獨唱音樂會時，我的聲帶機能恢復之後比原來的聲音更好了，音域更開闊了。」
2009年，鄧玉華又一次陷入了人生的低谷——患有嚴重頸椎病的她意外摔倒，導致頸椎骨折。直到現在，鄧玉華的頸椎還是由兩顆長釘子、七顆短釘子固定著。當年手術之後，鄧玉華已無法行走，「我每天堅持練習走路，每天能多走一步就是進步。我當時就想著，我一定要上台，一定要唱歌。」病榻上的鄧玉華給自己立下一個信念：生命不息，歌聲不止！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鄧玉華繼續唱歌，「我給護士們唱，給我那些病友唱，那段時光也很快樂。」終於，在2010年2月，術後初愈的鄧玉華在民族文化宮再一次舉行獨唱音樂會，音樂會現場，看到戰勝傷病復出的鄧玉華再次登台，不少歌迷激動得落淚。
然而，這次頸椎骨折對鄧玉華的身體和聲樂事業影響都特別大，她的上肢到現在依然是麻木、疼痛的狀態，雙手提筆寫字困難，雙腿無力，掌握不好平衡。「但我要是不告訴別人，誰也不知道我有頸椎骨折的後遺症。」鄧玉華微笑著說。言語之間，讓人感受到這位人民歌唱家的樂觀與向上。
談起自己的「養生之道」，鄧玉華最大的秘訣就是「放鬆的心態」：「要學會自己調整，不要有過多的壓力，不要總是憂心忡忡的，遇到什麼事情都要學會辯證的去看待，任何不高興的事情都會過去、都可以放下。」
古稀之年保護歌喉，鄧玉華有著極其嚴格的要求：不能感冒、不能吃辣的、不能吃冷飲、煙酒不沾……雖然已經不能像年輕時每天練聲幾個小時，但只要有時間，她就堅持練習氣息和呼吸。「每次去北戴河，我都會來到海邊，對著大海練習氣息和呼吸，也是對心情的一種極好的放鬆。」鄧玉華告訴記者，現在自己還能保持著平均每個月7、8場的演出，並且經常為煤礦工人、鋼鐵工人演出。「作為一個歌唱演員，首先要德藝雙馨，我們是文藝工作者，永遠不忘用歌唱為人民服務，用你學到的技術、技巧，全身心地投入，全身心地去演唱，這樣你才能成為一個好演員。」
作者：邱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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