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為縱橫家正名

縱橫家經典是聖賢之書，而非「小人之書」——縱橫家重仁義道德，誠如蘇秦所言：「人無信則不徹，國無義則不王。」在縱橫家那裡，所謂的仁義是大仁大義，歸本於一平天下的大道智慧。

縱橫之學是大道智慧，而非「蛇鼠之智」——在世人心中，《大學》、《中庸》為大智慧，縱橫家核心經典《鬼谷子》卻成了「蛇鼠之智」，悲夫！

縱橫之術是王道所歸，而非「妄言亂世」——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了的「新戰國」時代，從商業到軍事，大國競雄，小國角爭。吾輩生於斯世，縱橫家及其核心經典《鬼谷子》的說服術再也不容忽視。

一、《鬼谷子》是聖賢之書，而非「小人之書」

縱橫術乃聖賢之學，在孔子設教，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中，縱橫術屬於「言語」，據《史禮·仲尼弟子列傳》，這一科的代表人物是宰我和子貢，二人都以「利口辯辭」著稱。

特別是子貢，不僅是一位大商人，也是一位名滿天下的縱橫家，其遊說風格與戰國縱橫家無異——難怪後人稱子貢為縱橫家的「開山鼻祖」。

當孔子的祖國魯國面對齊國大兵壓境時，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天下戰略格局大變。此事《國語》、《越絕書》、《吳越春秋》、《史記》，《孔子家語》都曾記載。

最早將縱橫之士稱為「小人」的肯定不是清代學者盧文弨，因為在戰國時代，已經有人在燕王面前詆毀著名縱橫家蘇秦。那是在蘇秦奉燕王之命出使齊國，讓齊國歸還其奪取燕國的十座城池之後。《史記·蘇秦列傳》、《戰國策·燕策一》和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戰國縱橫家書》皆記此事。

當時有人對燕易王說：「蘇秦是天下最不講信義的人。大王以萬乘之尊卻非常謙恭地對待他，在朝廷上推崇他，這是向天下人顯示了自己與小人為伍啊。」（《戰國策·燕策一》原文：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

這使燕王冷遇蘇秦。

蘇秦於是對燕王說：「我本是東周一個平庸之輩，初見大王時沒有半點兒功勞，但大王親自到郊外迎接我，使我在朝廷上地位顯赫。現在我替您出使齊國，為您收復了十座城，挽救了危亡之中的燕國，可是您卻不再信任我，一定有人在大王面前中傷我，說我不守信義。其實，我不守信義倒是您的福氣。假使我像尾生那樣講信用，像伯夷那樣廉潔，像曾參那要孝順，具有這三種天下公認的高尚操行，來為大王效命，是不是可以呢?」燕王說：「當然可以。」蘇秦說：「若真這樣，那我也就不能來為大王服務了。」（戰國策·燕策一》原文：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蘇秦接著說：「假如我像曾參一樣孝順，就不能離開父母在外面歇宿一夜，您又怎麼能讓他到齊國去呢?假如我像伯夷那樣廉潔，認為周武王不義，不做他的臣下，又拒不接受孤竹國的君位，寧可餓死在首陽山上，廉潔到這種程度，又怎麼肯步行幾千里，為弱小燕國的垂危君主服務呢?如果我有尾生的信用，和女於約會在橋下，那女子沒來，直到水淹上身也不離開，最終抱著橋柱淹死。講信義到這種地步，怎麼肯到齊國宣揚燕秦的威力，並取得巨大的功績呢?再說講信義道德的人，都是用來自我完善，不是用來幫助他人的。所以這都是滿足現狀的辦法，而不是謀求進取的途徑。三王交替興起，五霸相繼興盛，他們都不滿足現狀。如果滿足現狀是可以的，那麼齊國就不會進兵營丘，您也不能越過楚國邊境窺探邊城之外了。況且我在周地還有老母，離開老母來事奉您，拋開固步自封的做法，謀求進取的策略。看來我的目標，本來不和您相同。大王是滿足現狀的君主，而我是謀求進取的臣子，這就是因為忠信而得罪於君主的原因啊。」（戰國策·燕策一》原文：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污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樑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逾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

在《戰國縱橫家書·蘇秦謂燕王章》中，蘇秦更為清楚地指出：忠信、仁義並不是孤立、抽象存在的，信與仁，義與王（道）有時會產生矛盾，它們的踐行與諸多社會現實條件息息相關，所謂「信不與仁俱徹，義不與王皆立」。文中說：「（蘇秦曰）：『臣以信不與仁俱徹（徹，意為通達——筆者注），義不與王皆立。』王曰：『然則仁義不可為與？』對曰：『胡為不可。人無信則不徹，國無義則不王。仁義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自復（猶自我完善——筆者注）之術，非進取之道也。』」

相對於蘇秦的知常達變，守經達權，空談仁義道德的論調是多麼蒼白無力啊——那些稱縱橫家為「小人」的人才是真正的「小人儒」！

遍觀《鬼谷子》一書，無不以聖賢之道為本。《鬼谷子·捭闔第一》開篇即指出，縱橫之術本於聖賢之教，陰陽捭闔之際，權變無窮，與道翱翔。上面說：「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眾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馳或張。」

對於那些有極高道德智慧成就的人，《鬼谷子》的作者明確反對施之以縱橫之術，主張在這樣的聖賢面前退避三舍——足見縱橫之士對聖賢的敬重。《鬼谷子·中經》說：「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僻淫，以道為形，以德為容，貌庄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郄（音xì，通「隙」——筆者注）而去之。」

難怪，南宋學者高似孫將之與《易經》、《老子》這樣的聖賢之書聯繫在一起，在《鬼谷子略》中，他稱讚說：「《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辟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

《鬼谷子》貴陰，但這「陰」乃周密之義。對此，《鬼谷子·謀篇第十》解釋說：「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道理達於此義者，則可與語。」縱橫家並不否定忠、信、仁、義，只是認為光憑這些還遠遠不夠，還是謀事周密、隱匿——這才是中正之道。

《鬼谷子·內揵第三》更明確指出了道德仁義在遊說中的重要作用，上面說：「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

另外，從散見諸書的《鬼谷子》佚文中，我們也能看到縱橫家重心性修養，仁義道德的論說，讀來與儒、道之書無異——

「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貞《索隱》云：「此出《鬼谷子》，遷引之。」）

「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馬總《意林·卷二》）

「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馬總《意林·卷二》）

縱橫家重仁義道德，誠如蘇秦所言：「人無信則不徹，國無義則不王。」但在縱橫家那裡，所謂的仁義是大仁大義，歸本於一平天下的大道智慧。

二、縱橫之學是大道智慧，而非「蛇鼠之智

《鬼谷子》一書內容豐富而龐雜，整體上歸於大道。西北師範大學趙逵夫教授述其源流云：「《鬼谷子》實際上是繼承了部分《老子》、《莊子》的思想，又總結了包括了孔子、子貢、墨子在內一些知識分子遊說從政的經驗教訓，以及孔子之前叔孫豹、晏嬰、子產、叔問、子大叔等人進行外交活動、外事交涉、陳述辭令、勸諫君主等等的經驗的。」【1】

其中言內聖之道的《本經陰符七術》多黃老道家思想（不同於老莊及後世雜神仙家的道教）。許富宏先生寫道：「隨著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出現，黃老之學備受重視。《鬼谷子》中的《符言》、《本經陰符七術》中有許多論說與黃老之學也是相通的。」【2】

《鬼谷子·本經陰符七術》言心法，共分七篇。其中《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螣蛇》三篇論及養心之道，《分威法伏熊》、《散勢法鷙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蓍》四篇論及用心之道，這種區分彌足珍貴——因為諸子言內聖，多隻強調養心之道。

柳宗元稱其「怪謬異甚，不可考校」——所怪者，非《本經陰符七術》，實柳公也！

《本經陰符七術》稱「本經」，南朝陶弘景（456~536年）注云：「由本以經末，故曰本經。」《本經陰符七術》言內聖修行，由中以制外，故有「本」之稱。《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養心性為根本。若這個根本被擾亂了，家庭、家族、國家、天下要治理好是很難的。不分輕重緩急，本末倒置卻想做好事情，是沒有的事。這就叫知道根本所在。

儒門《大學》何嘗不是「本經」！

《本經陰符七術》稱「陰符」者，陶弘景注云：「陰符者，私志於內，物應於外，若合符契，故曰陰符。」此言心性與物性相通相合的關係，如符契一般。符契，也稱符節。是古代朝廷調動軍隊或發布命令的信物，通常用竹板或金屬製成，上面刻著文字，剖分為兩半，一半留在朝廷，一半由將帥持有。傳達命令時，使臣的符與將帥的符相吻合，命令才有效——作者是以兩半符喻內心與外物。

心物一貫的關係，《中庸》有更為生動的論說：「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只有天下至誠的聖人能充分發揮他的本性；能充分發揮他的本性，就能充分發揮眾人的本性；能充分發揮眾人的本性，就能充分發揮萬物的本性；能充分發揮萬物的本性，就可以與天地共同化育萬物生命；能與天地共同化育萬物生命，人就可以與天、地並列為三了。

儒門《中庸》何嘗不是陰符之術！

據《戰國策·秦策》和《史記·蘇秦列傳》，蘇秦遊說秦王失敗後，受到家人鄙視，發憤研讀《太公陰符》之謀，得其精髓，終成一代縱橫大家。《史記·蘇秦列傳》把《太公陰符》叫做《周書陰符》，我們無法考證這類書是不是《本經陰符七術》，但蘇秦學縱橫之術，研習其心法當是確信無疑的——誠如後世儒者研讀《大學》、《中庸》。

在世人心中，《大學》、《中庸》為大智慧，《鬼谷子·本經陰符七術》卻成了「蛇鼠之智」，悲夫！

三、縱橫之術是王道所歸，而非「妄言亂世」

柳宗元稱《鬼谷子》「妄言亂世」，不是愚腐，就是無知。

縱橫之學，本為「通上下之志」，是諸子百家，乃至一般人所共修的。比如《鬼谷子·飛箝第五》中，談到「飛箝」之術的應用就分了「將欲用之於天下」和「用之於（常）人」兩種情況。現代人修習縱橫之術，若能舉一反三，有利於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成就自己的志向。

至於戰國那個諸侯大爭的時代，為禁攻熄兵，縱橫家舍家捐軀，遊說天下，其昭昭事功更是有目共睹的。

千載之後，孫德謙先生為縱橫之術辯解說：「抑吾又讀《戰國策》矣，張儀之誑（音kuáng，欺騙——筆者注）楚也，願納商於之地，使絕齊交，卒之楚受其欺，懷王遂客死於秦。議此事者，莫不責儀之變詐矣，然平心而論，儀之險惡，玩人股掌，在楚言之，則罪不勝誅，若在秦言之，則儀真秦之功臣也。夫儀之家學非所謂縱橫乎？縱橫一流，為古者掌交之職，即後世之使臣也。嘗謂奉使出疆者，苟知交鄰之道，能於口舌之間隱消禍亂，雖擇術或出以詭譎（音guǐjué，奇異，變化多端——筆者注），其功何可輕視哉！是故諸子之書即有詭術，亦在人善用之耳。」【3】

《鬼谷子·抵巇第四》專論遊說之士的從政治原則，一平天下的理念溢於言表——其所行者，實為五帝三王之事業。針對戰國的政治大勢，作者提出，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目的都是天下的治平。文中說：「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牙巇罅。聖人見萌牙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

作者感嘆，天下四分五裂，上面沒有英明的君主，公侯大臣沒有道德，小人當權，毀謗和殘害好人。有能力的人不被任用，聖賢遠遠地逃避躲藏，貪圖財利、虛偽欺騙的人橫行天下。君臣互相蒙蔽，國家土崩瓦解，互相殘殺攻擊，百姓流離失所，父子分隔，親友反目成仇。這種情況便叫做產生了矛盾（裂縫）。聖人見到產生了矛盾，便用各種方法來治理它。如果天下還可以治理，便採取措施緩和解決矛盾；如果已經不可挽救，便用新秩序來取代它。或者用這種措施治理，或者用那種措施治理。或者使它返回到原來的狀態，或者使它翻轉覆滅。上古時代，五帝相互禪讓，發現矛盾問題便及時解決。夏、商、周建立新王朝，則除掉原來的暴政，建立新的秩序。

北齊劉晝《劉子·九流第五十五》指出了縱橫家的現實重要性。他說：「縱橫者，闞子、龐愋、蘇秦、張儀之類也。其術本於行仁，譯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就福。」

縱橫之學乃仁術。孫德謙先生寫道：「蘇、張學於鬼谷子，歷說諸侯，取富貴於立談，儒者每鄙之，為不足道；然禁攻息兵，天下稍免干戈之患，其功烈亦何可輕議。」【4】

蘇秦的歷史貢獻是巨大的。在戰國之世，秦與東方六國在十五年的時間裡基本上無大的戰事，「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可以說是蘇秦個人努力的結果！

《戰國策》的作者以激昂的筆調評價了蘇秦行縱橫術於天下的偉大貢獻，認為用外交手段勝過用武力取得和平，並稱蘇秦為「賢人」。《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通「試」，使用——筆者注）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

戰國時代，天下廣大、百姓眾多、諸侯多威武、謀臣有權勢，但都要聽蘇秦來決策。沒耗費一斗軍糧，沒徵用一個兵卒，沒派遣一員將軍，沒有用壞一把弓，沒損失一支箭，就使天下諸侯和睦相處，甚至比親兄弟還要親近。由此可見，只要賢人主政，天下就會順服穩定；只要有這樣的一個人得到任用，天下就會服從。所以說：運用政治手段解決問題，就不必用武力征服來處理一切；在朝廷上運籌帷幄，就可以不必到邊境上去廝殺。

超越單純國家利益，以外交作為實現天下和平的手段，這是縱橫家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

可是蘇秦這樣一個人，在一些人眼中卻成了詐人、甚至是有口才而無品德的佞人。

西漢揚雄《法言·淵騫》載：「曰：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

東漢王充不否認縱橫家的事功，卻將他們稱為阿諛奉承的佞人，這些人「術則從橫，師則鬼谷」。王充不知道，沒有道德智慧，何以能成就如此大的事功！內聖、外王豈能打成兩截？

不過，王充對縱橫家事功的論述是客觀的，他說：蘇秦聯合齊、楚、燕、趙、韓、魏六國促成合縱，使強大的秦國不敢趁機向關外發兵。張儀促成連橫，使六國不敢同時向關內進攻。六國聯盟形成合縱，就使秦國畏懼六國強大；秦國促成連橫，就使秦國強大天下弱小。他倆功績昭著效果明顯，被記載在竹帛史冊上，即使賢人也難以超過他們！司馬遷敘說很多賢人的事迹，張儀與蘇秦分別有傳，並沒有憎惡他們的文字，功績和名聲均相當，跟賢人沒有兩樣。其實，功績不能用來證明一個人的賢德，就像名聲不能用來斷定人的實際品德一樣。張儀和蘇秦是排難解憂的人，處於戰亂社會，實行合縱與連橫的主張。在這種時候，稷和契不可能與他們爭比計謀，禹和皋陶不可能與他們比事功。（《論衡·答佞篇》原文：蘇秦約六國為從，強秦不敢窺兵於關；張儀為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強；三秦稱橫，則秦強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敘言眾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皋陶不能與之比效。）

縱橫之學是平天下之術，《鬼谷子》實王道之書，為成就王道之不可或缺者。《鬼谷子·中經》云：「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為安，救亡使存也。」

「轉危為安，救亡使存」，正是縱橫家的真實寫照！

近代推重縱橫家者，有前面提到的孫德謙先生，其在《諸子通考》中，於「歷說權宜，熄兵弭患」【5】的縱橫家，多讚譽之辭。孫先生甚至希望縱橫術能引起當時外交界人士的重視，其救世之心，昭昭可見。

「縱橫家者，古之掌交也。《鬼谷子》一書，所以明交鄰之道。而使於四方者，果能扼山川之險要，察士卒之強弱，識人民之多寡，辨君相之賢愚，沈（沈審，深沉明察——筆者注）機觀變，以銷禍患於無形，則張儀、蘇秦其各安中國至於十餘年之久者，不難繼其功烈矣。」【6】

「至於縱橫一家，後世皆鄙夷之，不知七國時兵連禍結，使非有儀、秦輩，從而持急扶傾，天下必胥（音xū，全，都——筆者注）被其害。今劉晝《九流》篇云：『譯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此為孟堅（即班固——筆者注）所未言。而讀《鬼谷子》書者，苟知縱橫之術，以弭兵為事，則不敢斥為『妾婦之道』【7】矣。蓋今之天下，一縱橫之天下也。嘗謂為使臣者，果能於口舌之間，隱消禍亂，俾國家受無形之福，則其功為至大，故特表而出之，以告世之有交鄰之責者。」【8】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實為全球化了的春秋戰國時代，大國競雄，小國角爭。吾輩生於斯世，縱橫家及《鬼谷子》再也不容忽視。否則，斤斤於一國之小利，空言和平，又有何意義！

註：（略）

（作者簡介：翟玉忠，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新法家網站中英文版總主編。）

來源：新法家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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