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新議題：中國近現代史的重新書寫

撰文：李懷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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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既往歷史的認識和解讀，跟自身所處的時代緊密相關。每當歷史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歷史書寫便面臨新的使命，即如何從新的歷史制高點，回溯過去，識辨既往與當下之間的連接，修正曾經為人們所廣泛接受的歷史認知架構。這裡所謂的歷史認知架構，是指對一個特定時段的歷史過程的提綱挈領的總體認識，所強調的是這一時段的歷史主題，亦即歷史發展的主要線索。這一線索猶如一個故事，有其起源、中間過程和結局，也就是所謂的「主敘事」（masternarrative）或「宏大敘事」（grandnarrative/metanarrative）。不同於具體歷史事件的一般敘事，主敘事所突出的是一個長期歷史時段的總體發展脈絡；國內史學界過去有「歷史主線」之謂，意思相近。主敘事對歷史書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為人們認知歷史過程提供了一個全景式的畫面，猶如站在深山遠處，可以略去枝枝節節，看清整片森林。更重要的是，主敘事給人們啟示所敘歷史過程的意義，啟迪歷史發展的方向，為具體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提供了一個參照系。歷史書寫離不開敘事的建構，沒有敘事便沒有歷史。而主敘事的建構，更是歷史書寫的重中之重。

古人寫史，頗懂得敘事的建構。孔子編《春秋》，表面上看，只是一部以魯國為中心的零零碎碎的歷史事件編年而已，但是究竟哪些事件值得收錄進去，哪些需大書特書，哪些可忽略不述，貶誰褒誰，皆以其編史的要旨為歸依。這個要旨，用司馬遷的話說，即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後人編史，無論採用紀傳體、通鑒體，還是紀事本末體，其史事的擇取和編排，均遵照史家的基本思路，要麼為了「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要麼明辨「歷代興衰治亂之故」，為人君治國理政提供借鑒。

司馬遷

西人對長期歷史過程的理解，亦離不開宏大敘事的建構。黑格爾（Georg W. F. Hegel）心目中的世界歷史，便是以理性形式呈現出來的絕對精神，經過人類歷史的童年、青年和壯年，通往其終點即自由的歷史過程；此過程分別以中國、印度和波斯為代表的東方精神，古希臘、羅馬所代表的古代文明，以及日耳曼民族所創建的現代民族國家呈現出來5。此一歐洲中心的線性歷史觀，對後來西方左右翼陣營的普遍主義宏觀歷史詮釋，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二十世紀以來流行於東西方知識界的民族主義歷史敘事，更是把民族國家的建立和人民主權的實現，當做人類現代歷史的歸依。美國主流社會以白種盎格魯—撒克森（Anglo-Saxon）清教徒為中心的歷史敘事，則以「天定命運」的驅動為主軸，描述美國邊疆的擴張進程，在眾多民族主義歷史書寫中別具一格。而以「美國故事」為藍本的現代化理論，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現代化宏大敘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西方和非西方世界興盛一時，並且在蘇聯解體之後，又借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迴光返照。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不同時代的史家也為近世以來中國的歷史演進，提供了各種版本的宏觀歷史敘事。概而言之，大體可以分為三類，即流行於1930和194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近代化」敘事、源自同一時代但在1949年之後長期在中國佔據正統地位的「革命」敘事，以及從1980年代晚期開始日漸盛行的「現代化」敘事。這三種主敘事的出現和流行，都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都是為了回應國家、民族或黨派在現實中所面臨的挑戰而從歷史中尋求解答的結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史家乃至整個知識份子群體的意識形態偏向和政治立場，並且都跟他們所同情或擁護的政黨或政權的議程和需求相關。

從近代化視角觀察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所經歷的一系列變革，以及現實中的中國所面臨的最急迫挑戰，曾在193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主流媒體以及為公眾所廣泛認可的歷史教科書中頗為流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39年出版的蔣廷黻所著《中國近代史》一書。在此書中，蔣把「近代化」界定為科學知識和技術的傳播以及現代民族國家的創建，並以此為標準，衡量十九世紀以來在中國次第實施的四個「救國救民」方案，即1860至1890年代的洋務運動，1898年的康有為、梁啟超百日維新，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以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國方案。他認為前三者皆不徹底、不成功，或逆歷史潮流而動，只有國民黨所實施的最後一道方案，才是「民族再生的唯一途徑」。需強調的是，此書寫作前後正值日本大舉侵華，中國面臨著空前嚴重的民族存亡危機。因此，跟諸多自由派知識精英份子一樣，蔣對國勢憂心忡忡，認為當下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是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只有出現了這樣一個政權之後，現代化方有可能實現。為此，他主張「民治」的長遠目標需讓位於「短期之專制」，同時認為「破壞統一和阻礙建設者都是民族罪人」，其矛頭直指不服從國民黨政府領導的地方割據勢力，包括共產黨的革命根據地。

蔣廷黻

中國近代史中的革命敘事，同樣興起於1930和1940年代。在諸多革命史家中，影響最卓者當數范文瀾；其寫作《中國近代史》一書，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回應國民黨的文宣攻勢，包括蔣廷黻所著近代史書中對國民政府的高度肯定和對共產黨政權合法性的質疑。其歷史書寫因此具有高度的實用性和針對性，他抓住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軟肋，把蔣及其追隨者等同於對日投降派，並以滿漢衝突和對外關係上的抵抗派與投降派為主軸，詮釋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主要歷史人物。

但這種高度實用化的歷史書寫，在1949年共產黨建國之後不久，便讓位於「學科化」的馬克思主義歷史敘事，其重要表徵便是1950年代為了適應歷史「通用教材」的寫作需要而形成的關於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共識，即把近代史的期限界定為1840至1911年，把中國近代史詮釋為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反封建鬥爭的歷史，並以「三次革命運動高潮」（太平天國、義和團和辛亥革命）作為歷史敘事的主軸。此後數十年里，此一敘事架構一直構成中國大陸中國近代史教材的標準表述。這一共識的形成，源自1950年代中期圍繞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所展開的一場爭論。參與爭論的史學家曾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包括階級鬥爭、主要矛盾以及生產方式）闡述中國近代史的主線及相關分期，結果勝出的是胡繩所提出的以階級鬥爭為主線的「三次革命高潮論」。這個方案之所以得到史學界大多數同仁的支持，並且最終成為官方近代史教材的標準敘事架構，不僅由於蘇聯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在建國初期有巨大影響力，也跟當時通過思想改造在知識份子中間剛剛建立的革命話語霸權有關。

1980年以後，圍繞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和主要線索，又發生了第二場爭論，斷斷續續歷時近二十年。當時為了順應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同時受知識界「新啟蒙」思潮的影響，部分思想敏銳的近代史研究者質疑過去的革命敘事，重新評價並肯定過去一直被否定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乃至國民政府時期的各項建設。最早發起這場爭論、同時也是影響最大的，當屬李時岳在1980年發表的論文〈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文中他對「三次革命高潮論」作為近代史主線提出質疑，同時提出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獨特理解，認為中國近代史包含兩個同時並存的過程，即中國從一個獨立國家走向半殖民地的沉淪過程，與中國從封建社會走向半封建社會的上升趨勢，其核心內容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李時岳據此提出中國近代史的「四個階梯論」：第一個階梯，即太平天國運動，只是一個鋪墊；後三個階梯，即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才構成中國近代史的救亡主題。

應當說，這兩次大討論各有其積極意義。第一次爭論推動了中國近代史的學科化建設，但同時也使得中國近代史的解釋框架固定下來，並且走向僵化，無法適應領導層以歷史服務於現實的不斷變化的實用主義需求，為1950年代晚期和1960年代的「史學革命」埋下伏筆。第二次爭論產生於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推動了對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問題的重新思考。但是這兩次討論的局限性也是明顯的。就時間範圍而言，大多數參與這兩次爭論的史家，均把中國近代史界定為1840年至1919年五四運動為止的歷史，將晚清和民初的歷史與1919年以後的發展人為地加以隔斷。儘管在事實上，愈來愈多的史學家在歷史寫作過程中傾向於把1840至1949年作為一個完整的過程，統稱為中國近代史，但如何理解這段歷史的主線和分期，並沒有形成共識。更根本的問題在於他們對中國近代史的界定過於狹隘，僅僅著眼於以歷史書寫服務於當下的現實政治。就定型於1950年代的革命敘事而言，書寫近代史的首要使命，是為了證明中國在經歷三次革命高潮之後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而對1980年代主張現代化敘事的史學家來說，近代中國的使命是要擺脫封閉、落後的狀態，走向全面開放，學習和趕超西方，最終融入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在現代化視角下書寫中國近代史，便是要論證這一歷史軌跡的源流和歸屬。由此形成的「現代化」說，把中國近代史解讀為中國打開國門、學習西方、走向資本主義道路或現代化的過程。到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受引進自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影響，愈來愈多的年輕一代歷史學人傾向於把中國近現代史解讀為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全面走向現代化的歷史；研究的重心也從過去的革命運動轉移到跟工業化、城市化、憲政運動、新式教育、出版、體育、宗教、公共衛生事業等等相關的全新課題上。一時間，「近代化」或「現代化」成為中國近現代史著述中最常用的關鍵詞。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受海外後現代史學和新文化史概念、方法的影響，同時作為過去近代化和現代化課題的延伸，國內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徵。一方面，歷史檔案的開放和利用，使研究者能夠在擺脫過去革命史框架的制約之後，對近現代史特別是國共兩黨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進行深入的研究和重新解讀。這些新的研究成果日積月累，對原來的革命敘事起到解構的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檔案的挖掘，也推動了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基層各個領域的深入變革的探討，研究者多能擺脫過去流行的現代化敘事的窠臼，就事論事地探討具體問題。因此，經過近二十年的積累和拓展，國內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已經有了重大變化：研究課題之多樣、細緻，涉及內容之廣泛、全面，發表論著數量之大，都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在該領域所不曾有過的。

但不容否認的是，著述數量上的擴增和研究深度的拓展，並沒有帶來整個中國近現代史詮釋架構的與時俱進。事實上，在革命和現代化這兩個主敘事被解構或淡化之後，雖然近現代史著述大批量湧現，總體上卻處在一種無序的狀態。相對於過去歷史書寫的過份政治化或「以論帶史」，今日大多數史學家願意就史論史，固然是一種必要的糾正。但是，如果寫史者僅僅滿足於埋首故紙堆，專註於資料搜集和整理，不去思考歷史書寫跟研究者置身的時代處於怎樣一種關係，不把所著手的研究課題及其問題意識與整個學科的範式演進聯繫起來，便無法在學科建設中進行精準的自我定位，而歷史寫作本身，則除了滿足學位獲取、職稱升遷或項目考核的功能之外，也就失去了其應有的社會意義和更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這跟西方（至少是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呈現出鮮明的對比。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具有明顯的範式演進和代際更迭特徵；每一代的研究範式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學術淵源和時代背景，都在同一個範式的引領和不同學科的交叉影響之下，在問題意識上展現出新的取向，在詮釋架構、理論、方法和概念體系上呈現出新的特徵——人們的學術研究都在圍繞著舊範式的解構和新範式的建立而展開。如果我們把這個範式或新一代學術成果的形成比作一座建築的堆砌的話，那麼幾乎每一本新出版的專著或論文，都可以作為一片磚瓦，精準地放到這座建築的特定部位。

當然，國內的近代史研究並非從來沒有範式演進和代際更迭的特徵。1950年代至1980年代前半期曾經佔據正統地位的革命史學，便有一套獨特和完備的認知範式、問題意識、理論體系和概念方法；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盛行一時的現代化史學，也在打造其研究範式的道路上進行了認真的努力。可以說，歷史書寫中的細節與整體的關係，一直都較為清楚。但是最近一二十年來，國內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碎片化」卻是公認的事實；這一現實所折射的，則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整體認知架構和敘事建構一直處在停滯、不作為、與時代愈來愈脫節的狀態。雖然新論著層出不窮，並且已經提供了太多的細節，但整體畫面卻無實質性變化，甚至在原有的主敘事褪色之後顯得模糊不清、殘缺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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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在不同時代，人們對過去與當下之間的連續性，以及對歷史的未來走向，必然會有不同的理解；歷史的認知架構和宏大敘事也會因此不斷更新。無論1930和1940年代的近代化和革命敘事、1950年代以後學科化的革命敘事，抑或1980年代以來的現代化敘事，都是特定歷史背景下人們思考過去與當下之間連接的產物，都是針對歷史過程延伸到當下所面臨的全新挑戰，而反思過去、重構歷史敘事的結果。

今天的中國，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時代。這個時代的最大特點，是中國經過1949年後近三十年的基礎建設和1978年以後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一個經濟體量急劇擴增、開始在全球發揮影響力的時代。自從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後，中國在全球貿易中所佔的比重迅速躍居首位，對世界經濟和政治開始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所謂全球化，亦即商品、資本、制度和思想在世界範圍內的流動，以及世界各地之間聯繫的加強，本身是一個悠久的過程；隨著資本主義從西北歐向全球的擴展，已有五六百年的歷史。但全球化過去一直是以西方列強對非西方世界的殖民化和西方化為主要形式而展開的，由此所產生的是東西方之間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只有在中國的製造業主要指標全面超過西方主要工業國，以及中國經濟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引擎之後，全球化才變得名副其實，進入了一個東西方各國對等參與的全新時代。東方（主要是中國）在參與制訂世界貿易規則、重建世界政治秩序的過程中，將會發揮與其經濟體量愈來愈相配的作用。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十年，只要能夠避免重大的戰爭災難、維持國內社會安定，隨著中國的城市化和產業升級進程的加快，中國走向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的進程將不可扭轉。從中國近現代史長時段角度看，這將是一個完全不同於既往的時代。它同時也將為人們重新認識近現代中國所走過的歷程，重新建構近現代中國的歷史敘事，提供一個新的制高點。

在1949年後的近三十年里，中國處在東西方兩大陣營對壘、冷戰與熱戰交錯的時代；地緣競爭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抗的形式呈現出來。因此之故，論證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成為革命敘事的終極目標。及至1978年底鄧小平主政之後，中國為了抗拒蘇聯霸權，尋求與美國、日本和西歐國家結成「一條線」的准戰略同盟關係，同時在「四個現代化」口號下大規模引進西方的技術和資本；中國經濟從此開始融入世界貿易體系。現代化敘事在此背景下流行於中國近現代史領域，也有其必然。但無論是革命敘事，還是現代化敘事，皆不能應對當下中國在全球化時代所面臨的一系列挑戰。這些挑戰的實質，乃是在全新的時代背景下，從長時段的歷史角度，對「中國」重新定位的問題。

在冷戰時期，中國的自我定位是十分明確的，即中國是一個在共產黨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革命敘事也為此一定位提供了有力的歷史依據。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作為反蘇「一條線」的一員，全面對西方開放。現代化敘事試圖為中國重新加以定位：中國不僅要在科學技術上全面學習西方，而且也要在制度層面向西方靠攏，成為完全被國際社會（毋寧說西方國家）所接受的一員。事實證明，這一定位在現實中的可行性並不容樂觀。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和國力大增，不僅中國本身不再甘心在西方世界所制訂的既有規則下繼續扮演「搭便車」的角色，而且西方國家面對經濟體量迅速擴增的中國，也抱有複雜的心態，不願接納中國成為其戰略夥伴。因此，無論革命史還是現代化史敘事，都不再適應全球化時代中國重新自我定位的要求。

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在重新自我定位方面所遭遇的難題，跟毛時代和後毛時代有根本的不同。首先，它不同於毛時代革命敘事所要回答的中國是否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及什麼才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後毛時代已經通過改革開放的實踐找到答案，不再成為議題。其次，它也不同於後毛時代的現代化敘事所要回答的中國是否需要全盤西化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雖然見仁見智，但不斷演進的中國經驗也已經使這一議題逐漸退出人們所關注的視野。今天的中國在重新自我定位問題上所面臨的根本挑戰，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伴隨著中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上升而產生的全新問題。中國作為一個疆域遼闊、人口龐大而族群又十分複雜的國家，在共產黨政權的領導下，經濟上迅速崛起並開始動搖現存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這一現實不僅在世界歷史上前所未見，因而無現成的理論能夠加以解釋，同時也給作為現存世界秩序的制訂者和既得利益者的西方國家，特別是其中的政治和知識精英，帶來深刻的焦慮，不同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因此紛至沓來。

在西方的中國問題研究界，包括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領域，新的問題意識也浮上水面。人們所要追問的，不再是過去幾代學者所曾關心的舊問題。這些舊問題包括：中國為什麼會發生共產黨革命？共產黨革命為什麼在中國取得成功？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到底是什麼性質的社會主義？它跟蘇聯到底有何不同？——出版於1990年代之前的有關近現代和當代中國研究的絕大多數著述，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上述問題相關。所有這些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都已經不再是熱點問題，甚至已經不再成為問題。新的問題是：現實中的中國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家？它的產生是否符合世界歷史上國家形成的常規？它是否具有一般民族國家通常所具有的合法性和生命力？現今中國的國家制度所體現的究竟是通往現代民族國家建設最終目標的過程中的過渡性特徵，抑或不同於源自早期近代及近代西歐的民族建國路徑的另一種模式？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國家構成有兩個基本特徵。一是其體量之巨大：不僅國土廣袤，資源多樣，而且人口規模也超越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二是其結構之強固：不僅權力結構高度集中，而且相較於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在1990年代初紛紛解體，也顯示出異常的韌性。今日的中國國家，與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相比最為獨特的地方，一言以蔽之，即其規模之大與結構之強這兩者的結合。這種「既大且強」的結合，既給經濟建設和社會治理帶來巨大的挑戰，也是近幾十年中國經濟騰飛背後最根本的原因。然而，無論是其體量之大，還是結構之強，從以往在國家形成研究領域所流行的「帝國—民族國家」規範認識角度，均無法加以理解。這是二十世紀現代中國國家的合法性和生命力不斷遭到質疑的最根本原因。具體而言，這些質疑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首先是關於中國的疆域和族群構成問題。產生這一問題的背景，有一部分跟學術界所流行的關於國家形成的規範認識相關。依照此一認識，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線性演進，乃是現代國家形成的標準路徑。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被普遍認為是在殖民帝國或征服王朝分崩離析之後，原先生活於同一帝國內部的不同族群，按照民族自決的原則，各自建立自己的主權國家。應當說，疆域和族群問題，在革命史的視野下，原本不成為問題，因為按照斯大林的民族自治理論，少數民族可以根據區域自治的原則，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內部加以解決。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別是在西方政治精英中間所瀰漫的「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下，中國邊疆的少數民族問題，以及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領土領海主權爭議問題，又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而從歷史的角度看，由於在清朝覆滅之後其原有疆域並未發生四分五裂，而是由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加以繼承，因此中國被視為當今世界上唯一一個建立在昔日帝國疆域基礎之上的國家。在此視角下，中國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合法性受到質疑；中國之「大」，似乎並不符合民族建國之「常軌」。

其次是關於中國的國家權力結構問題。在冷戰時代，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內部所有成員，不僅在政體上均為共產黨所領導的國家（所謂「黨治國家」，party-states），在結構上也具有高度中央集權的特徵。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通過共產黨革命所建立起來的國家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在借鑒蘇聯政治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的。雖然在1960年代初與蘇聯關係破裂之後，中國不再是蘇聯陣營的一員，但其國家制度的基本特徵，在其後的幾十年里並未發生實質性變化。不用說，所有共產黨國家的上述特徵，皆曾有助於它們在和平建設年代發揮其獨特的資源調控能力，特別是在危機年代展現其超常的動員能力。然而，由於作為現代民族國家基本特徵之一的「主權在民」原則，通常跟西方各國所流行的代議制民主政體等同起來，而共產黨國家內部各種形式的大眾參與制度，多被認為有名無實，因此其合法性和生命力一直受到質疑。尤其是在19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紛紛垮台之後，中國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一個維持著原有政治體制和權力結構的國家，於是悲觀派普遍認為，中國將會不可避免地步蘇聯的後塵，其崩潰只是早晚的問題。因此，中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的唯一基礎，被簡單理解為政府維持經濟增長的能力；一旦經濟增長放緩或者停止，便會產生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在此視角下，所有在改革開放尤其是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都被歸結到黨治國家的合法性問題上；中國國家結構之「強」，似乎只是表面的、暫時的。有關中國即將崩潰的預言，也反覆出現於西方的主流媒體。

因此，要理解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在其自身歷史上和在世界各民族國家中的定位，仍有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有待人們從全新的歷史角度重新加以認識。這些問題包括：中國在清代和民國時期經歷了艱巨且漫長的國家再造過程之後，為什麼會在1949年產生這樣一種「既大且強」的政治體？如何從世界範圍的國家形成的角度，理解中國近代以來所走過的國家建造道路？儘管1949年以來中國的疆域格局和國家結構顯示了巨大的穩定性，但是中國的國家形成過程有沒有完結？未來中國的國家演進，將會朝什麼方向展開？所有這些問題，對於我們重新認識中國近現代史，到底意味著什麼？對於上述問題，拙文〈中國是怎樣成為現代國家的？——國家轉型的宏觀歷史解讀〉曾做過十分簡要、初步的論述，這裡不再重複。下面僅就國家形成視角下的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敘事和分期問題，稍加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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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紀走向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國近現代史的敘事架構，首先有必要澄清「中國」本身的涵義。近現代史上的「中國」，就其基本屬性而言，首先應該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其基本含義，按照學界公認的定義，應該包括疆域、人口、主權和政權四個要素。如果我們把這四個要素全面考慮進來，那麼今日「中國」的更準確的定義，應該是一個由三十二個省、市、自治區和兩個特別行政區所組成的多民族的現代主權國家。相較於世界上其他各國，其最基本特徵應該是前文所說的體量之大與結構之強兩者之間的結合。相形之下，無論是1950年代形成的革命敘事還是1980年代興起的現代化敘事，事實上都只是圍繞政權這樣一個單一要素或者政權所體現的經濟和政治制度而建構的，而對國家的另外三個基本要素，即疆域、人口和主權問題，並沒有系統的敘述。同時，即使是對政權本身的解讀，也有以上所說的鮮明的目的論色彩。由於這些局限性，無論革命史還是現代化史敘事，都無法回答全球化時代中國近現代史領域所產生的新問題，尤其是在「帝國—民族國家」視野下對中國國家構成特徵的重新認識問題。

如果我們把今天的「中國」界定為一個多民族的現代主權國家，那麼中國的近現代史便可以順理成章地理解為中國如何逐步獲得其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基本屬性（領土、人口、主權和政權）的過程，亦即如何形成一個囊括內地和邊疆的多民族的現代主權國家的過程。這些屬性的獲得和完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其中，就疆域和人口的構成而言，最關鍵的發展是在清代前期；就主權而言，最重要的環節發生在晚清時期；就政權而言，最重大的突破則是在民國時期。如果我們把中國從一個漢人為主體的華夏王朝或「原初中國」向多族群的疆域國家轉型、再由一個多族群的疆域國家向統一集中的現代主權國家的轉型，視為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敘事的話，那麼中國近現代史的分期便可以做如下初步界定。

（一）早期近代疆域國家形成時期

這一時期從1640年代滿人入關、清朝取代明朝統治中國開始，到1750年代平定準噶爾蒙古勢力，將新疆正式納入清朝治理體系為止，歷時一個多世紀。具體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滿人入關，使得整個東北和內蒙古地區與內地各省連成一片，構成1644年後清朝國家最初的版圖（1683年收復台灣，可視為此一過程的延續）；第二，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針對準噶爾蒙古汗國的威脅所展開的一系列征伐，結果將外蒙古、西藏和新疆正式納入治理體系。這一時期的重要性，在於它從根本上重新界定了「中國」。就疆域而言，中國已從秦漢至明代一直大致未變的原初形態的王朝（北至河套地區，南至嶺南地區，西北至河西走廊，西南至巴蜀地區），變成一個囊括內地各省和亞洲內陸各邊疆的國家；而台灣之正式納入版圖，也使中國從一個大陸國家變成海洋國家，從而為十九世紀以後中國國家之現代轉型過程中將要出現的一系列重大變故埋下伏筆。就人口構成而言，中國也從原先以華夏族群為主體的形態，變成一個由漢、滿、蒙、藏、回等族群所組成的真正意義上的多族群國家。所有這些，均奠定了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所賴以存在的領土和人口基礎，從而告別了清代以前的原本意義上的中國。就地緣戰略而言，中國則從過去作為一個對北方游牧族群的軍事進攻一直以採取防禦策略為主的農耕社會，變成了一個徹底消除了游牧部落威脅、將以漢人為主體的內地各省與以非漢人族群為主體的邊疆各地融為一體的國家。

清朝版圖

對這樣一個全新的中國，最恰當的定性應該是一個早期近代疆域國家。它不同於一般的帝國，因為自1750年代以後，其疆域即保持基本穩定，並且與周邊國家之間劃界明確，而非如世界史上的軍事帝國那樣始終從事征戰，其疆土一直處在伸縮不定、缺乏固定疆界的狀態。但它還不是一個近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因為歐洲自十七世紀以來基於《威斯特伐利亞條約》（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所形成的主權國家體系，尚未把中國納入進來。而就國家內部的治理體制而言，其權力結構的高度集中、官僚體制的科層化和職業化程度之高，以及一支龐大的常備軍的存在，均使之與世界史上的其他諸多「早期近代」國家相比並不遜色。

（二）疆域國家的穩定和衰落時期

這一時期從1750年代清廷平定準噶爾部落開始，到1850年代太平天國起事而結束，同樣歷時一個多世紀。這一時期可進一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從十八世紀中期至晚期，清朝國家鞏固了自己的統治，保持了長期的國內和平，並維持了疆域的穩定。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地緣格局和財政結構上的均衡態的形成。在1750年代平定了中亞地區準噶爾部落之後，清朝國家在其周邊地區再無可以對其戰略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的對手。不同於早期近代歐洲的列國競爭導致各國競相擴充武力、提升裝備水平，從而帶來一場近代軍事革命，而不斷上揚的軍事開銷，又帶動整個財政體系和官僚制度的更新，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由於缺乏競爭對手，在軍隊規模和武器裝備上均處於停滯狀態；因此在財政上，也固守「量出為入」的原則，國庫的收入總量稍多於支出，由此可產生一定的盈餘，以備不時之需，但無論收入還是支出，都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這種均衡態的形成，有三個必要前提，即地緣政治上無競爭對手，從而使軍事開銷處在大體固定的水平；人口與耕地的比率處在一個適度的範圍之內，可產生足夠的經濟剩餘，從而確保地主的田賦負擔能力；物價相對穩定，未對地主的納稅能力產生影響。但這三個前提條件都是相對的、暫時的，所以此種均衡態也是一種「低度均衡」。

第二，從十八世紀晚期至1850年代，隨著人口壓力加大、經濟剩餘減少、白銀外流加劇導致物價上漲，尤其是經過軍事革命和工業革命洗禮的歐洲列強威脅的到來，上述維持清朝國家均衡態的前提條件均不復存在。由於財政和軍事體制僵化、衰退，在內憂外患（白蓮教起事、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起事）接踵而至之後，清朝國家已經無力從容應對，對自身進行根本改造是國脈存續的唯一出路。

（三）向現代主權國家的初步轉型時期

這一時期從1860年代開始（以186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為標誌），到1916年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去世為止，歷時半個多世紀。這一時期中國國家的現代轉型，有兩個最重要的發展：第一，晚清政權成功地維持了其自十八世紀中葉所形成的既有疆域的基本格局，使其傳統意義上的王朝疆域，變成了國際法所公認的現代主權國家的領土；第二，按照現代國際法和外交慣例，中國逐步建立了與世界其他主權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由此加入世界範圍的國家體系，完成了向現代主權國家的初步轉型。在這一前所未有的轉型過程中，晚清國家付出了巨大代價，包括部分領土和主權的喪失，但與此同時，中國也倖免於非西方世界絕大多數社會所遭受的被殖民地化的命運，成功地將其領土和主權較為完整地由肇建於1912年的中華民國、再由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下來。

晚清國家之所以能夠比較完整地倖存於十九世紀後半期，首先可歸因於其財政結構的根本轉型，即由原來以土地為主要稅源、缺乏彈性的舊體制，轉換為以工商業為主要稅源、輔之以金融信貸、具有巨大擴張力的全新體制。其次是清朝國家自十七世紀以來的中國化，不僅使其統治內地各省的合法性牢固地建立起來，而且使其繼承自明朝、又經過更新的高度集中化的行政體制，依然可以繼續發揮調控全國資源、應對內憂外患的能力。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則是上述新的財政資源與原有行政體制的結合所產生的一種獨特的權力關係和治理體制，不妨謂之「區域化集中主義」（regionalized centralism），即一方面，地方督撫擁有對轄區內新近形成的各項財政、行政乃至軍事資源的控制權；另一方面，中央依然能夠對正式渠道內的各項資源進行有效控制和調撥，從而使得晚清國家有能力展開國防現代化和捍衛邊疆的用兵方案。但晚清以漢人為主體的省級督撫勢力對地方財政和軍事資源的控制，又進一步使得他們能夠與清廷討價還價；督撫對朝廷的態度，也從1850年代之前的無條件忠誠，變得愈來愈有條件，他們更在清末最後數年因為滿漢隔閡的加劇而改變效忠對象，導致清朝的覆滅和民國的建立。

（四）統一集中的民族國家肇建時期

這一時期自1916年袁世凱去世，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為止，歷時三十多年。其中心內容包括兩方面：其一是致力恢復晚清所喪失的部分領土和主權，並在二戰結束之際取得重大突破；中國以盟國「四強」的身份成為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並擁有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為戰後中國追求政治大國的地位鋪平了道路。其二，也更為重要的，是針對晚清和民初中央權力下移所展開的持續不斷的國家權力再集中過程，具體包括如下三個步驟：

第一，民國初期區域範圍內的集中化、正規化和科層化政權建設（可謂之「集中化區域主義」，centralized regionalism）。奉系、晉系、桂系等軍閥勢力都是這方面的佼佼者，而在地方財政和軍事集中化方面做得最徹底的，則是以廣東為基地的國民黨勢力；相比之下，皖系、直系、馮玉祥的西北軍以及控制其他各省各地的大大小小的軍閥，皆因缺乏自成一體的區域性財政、軍事政權建設，而在激烈的競爭中先後敗北。

第二，國民黨政權下全國範圍的黨政軍架構的形成與地方實力派的同時並存（可謂之「半集中主義」，semi-centralism）。國民黨勢力之所以能夠從廣東一隅的地方性政權上升為一個全國性的政權，得益於其財政和軍事實力的三次飛躍，即廣東時期由財政部長宋子文所打造的一個高度集中、有效的財政體制，使國民政府有可能以廣東一省之財力支撐國民革命軍北伐直至長江中下游流域；佔領上海地區後與江浙財閥結成聯盟，從而使之有可能依靠金融借貸最終完成北伐，在名義上統一全國；建立全國政權後對海關關稅的控制和國內統稅、鹽稅的徵收，使之能夠制服地方實力派的聯手抗拒，使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有效向全國推進。但國內政局的失序和外患的侵迫，使國民政府始終無暇他顧，從事基層的政權建設，也始終未能成功地整合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和軍事資源，最終導致在日後的國共內戰中敗北。

第三，1940年代以後共產黨在克服領導層的宗派主義和各地方的山頭主義之後所形成的政治、軍事和財政上的高度統一集中（可謂之「全面集中主義」，total centralism）。共產黨政權之所以在1940年代初能夠剷除高層的宗派主義，既依靠毛澤東非凡的領導才能，也離不開共產國際對毛的公開支持；而各根據地的山頭主義，由於缺乏長期穩定的、自成一體的地方財政、軍事政權建設，也無法形成如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那樣尾大不掉的離心力量，因此可以在國共內戰爆發後所產生的生存危機下輕易地加以消除，使各根據地和各野戰軍在對敵作戰中有效地相互協調。正是這種高度統一集中的財政軍事體制的形成，與共產黨勢力在控制東北後所形成的十分有利的地緣格局及充沛的財政和軍事資源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致使其最終打敗國民黨，建立一個全國範圍的高度統一和集中的國家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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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主敘事和分期，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的國家轉型過程至二十世紀中葉所產生的階段性結果，即一個「既大且強」的國家結構。就其「大」而言，中國在疆域和人口上的巨大規模和複雜構成，源自十七世紀以來國家轉型的三項歷史遺產。首先是清代前期的國家形成，使東北、蒙古、新疆、西藏和台灣，正式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然而，這一過程不能完全等同於帝國擴張，由此所形成的清朝國家也不能簡單地視作一個軍事帝國或征服王朝，因為清朝擴張的動機和邊疆治理方式，跟世界史上所有的殖民帝國或征服王朝均有很大的差異；其疆域的高度穩定和國家機器的集中化、科層化和職業化程度之高，使之更接近於一個早期近代疆域國家。現代中國國家的建造過程，因此並未按照「帝國—民族國家」這一範式所設想的路徑展開（即在帝國分裂後由各民族按照民族自決和主權在民的原則，仿效歐美國家的代議制民主，形成各自的國家政權），而是從早期近代疆域國家向現代主權國家緩慢轉型的過程。其次是晚清中國向現代主權國家的轉型，而支撐這一轉型過程的，則是清廷地緣戰略的調整、財政結構的更張（財源從依賴土地和農業，到以工商和金融業為主）、國防的現代化以及邊疆的內地化，從而避免了國家淪亡的危機，維持了邊疆的基本穩定。再者是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這不僅體現在晚清時期滿人與漢人官僚及知識精英中間日益增長的共享的國家意識上，這使得中華民國有可能成功地繼承清朝國家的疆域和主權；而且體現在民國時期的政治精英不分黨派和派系所追求的以國家統一和主權完整為核心內容的「民族大義」上，它有助於避免地方割據局面的長期延續和滑向分裂，使統一集中的政權建設從區域迅速推向全國。

就其「強」而言，二十世紀中葉一個高度統一、集中的國家結構的形成，同樣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國家轉型的多項歷史遺產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其根源則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清朝國力鼎盛之際所形成的地緣政治和財政、軍事結構上的「低度均衡」機制，它使得清朝國家在十九世紀西方列強的到來顛覆了原有地緣格局、人口的大幅增長和白銀外流從根本上破壞了原有的財政健康狀態之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而依靠區域勢力維持國內穩定和抵禦外侮，又不可避免地導致財政和軍事資源的控制權從中央向地方轉移。因此，不同於西歐的國家形成主要圍繞王權與貴族、教會及城市精英之間的權力爭奪和妥協展開，最終走向憲政民主，二十世紀中國的國家政權建設，主要是針對晚清的國家權力下移和民初地方割據局面的形成，以國家財政、軍事和行政權力的統一和集中化為核心內容而展開的。建國的主角不斷更替，輪番上場，每次更替都是因為新的主角比其前任打造了更為統一和集中的政權，擁有更強的資源吸取和動員能力。國家建造本身，也成為追求更高程度的國家權力的統一和集中過程，而最終在競爭中取勝的力量，也在集中化程度上超越了所有對手。因此，二十世紀中國的國家轉型過程，與近代西歐的國家形成歷史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動力和邏輯。

這樣一個「既大且強」的國家，自其誕生以來，已經展現了非同尋常的活力和穩定性；在過去的數十年里，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國家的構成要素並未發生實質性變化。除了香港、澳門的回歸之外，中國的疆域和主權範圍依然如故；而政府體制以及族群構成也保持了基本穩定。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國家轉型過程已經結束。展望二十一世紀，國家建造仍面臨諸多挑戰，舉其要者，有如下諸端：第一，隨著國力的增強和國家利益在境外的不斷延伸，中國的地緣戰略將會進行重新界定，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領土和領海之爭，有待最終解決方案；第二，就疆域整合而言，最大的挑戰莫過於處理台灣海峽兩岸之間的關係，如何尋求代價最小、利益最大的雙贏方案，尚賴國人的政治智慧和歷史眼光；第三，不同族群之間的民族認同的形成、國人對自身歷史的重新認識，以及海外華人對中國及自身身份的認知，仍皆有待時日cq；第四，最為艱巨的任務，無疑是在利益分化和社會多元的條件下，通過權力結構和利益表達機制的調整、更張，建立全民對國家的高度認同。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經濟紐帶的加強和區域共同體的出現，主權國家的若干基本功能將會逐步減退乃至消失，而超越主權國家邊界的區域性和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將會代之而起。所有這些趨勢，將會在二十一世紀前半期變得日益明顯。因此，從1950年代起的一個世紀，構成了中國自十七世紀以來的漫長的國家轉型過程中的最後一個階段，即現代民族國家的定形時期。只有在現代民族國家定形之後，具有特定歷史內涵的中國近現代史才會畫上句號，並最終將讓位於一個以區域化和全球化制度安排為基礎的人類共同體的全新時代。

（作者為美國德克薩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歷史系教授，授權刊發，原文《全球化時代的歷史書寫——再議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敘事及分期問題》刊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18年1月號，注釋和小標題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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