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書法的樣子：奠定中國書法基礎的「先秦書法大全」

書法是中國特有的藝術，雖然書法藝術的自覺化至東漢末才發生，但書法藝術當於漢字的萌生同時。漢字的形成經歷了很長的歷史時期。目前發現的於原始漢字有關的資料，主要是原始社會在陶器上遺留下來的刻畫符號但許多文字學家認為，它們還不是文字，只是對原始文字的產生起了引發的作用。大多數文字學家認為「漢字的形成時代大概不會早於夏代」，並在「夏商之際(約在公元前 17世紀)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

刻畫符號

為學術界公認的我國最早的古漢字資料，是商代中後期(約前14至前11世紀)的甲骨文和金文。從書法的角度審察，這些最早的漢字已經具有了書法形式美的眾多因素，如線條美，單字造型的對稱美，變化美以及章法美，風格美等。從商代後期到秦統一中國(前221 年)，漢字演變的總趨勢是由繁到簡。這種演變具體反映在字體和字形的嬗變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趨向線條化，戰國時代民間草篆向古隸的發展，都大大消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書法的藝術性卻隨著書體的嬗變而愈加豐富起來。

中國書法，藝苑菁華，曆數千年，史跡流衍，面目多端，難以盡舉。茲僅依時序，分作十段：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國，略撮其意而已。

談及中國書法史，有一個問題不能迴避，即：最早的書法是什麼樣子？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簡單。不過，有四個方面的內容應該涉及到：一，可以查考的中國歷史最早起於何時；二，文字是怎麼產生的；三，文字史是否與書法史同步；四，現有的實物資料能否滿足我們的研究要求。第一個問題純歸史學家們考慮，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留給理論家們去討論，第四個問題，則屬於我們的書法家以及書法藝術愛好者們；其實，實物資料的審美價值，更容易讓人發生興趣。

錯金銘文中精品《鄂君啟節》

1957年出土於安微省壽縣,是戰國中期楚國器，青銅製成，形似剖開的竹節，是當時楚懷王（公元前三二八——前二九九年）發給受封在湖北鄂城的鄂君啟的水、陸通行符節。節上刻文圓潤秀勁，莊嚴肅穆，是錯金銘文中的精品。

名詞解釋

錯金

中國古代在金屬器物表面鑲嵌黃金絲或片的方法。又稱金錯。鑲嵌銀或銅，則為錯銀、錯銅。工藝分制槽、鑲嵌、磨錯三步。多用於銅器或鐵器表面裝飾。已知出土的有春秋時期山西渾源的紅銅鑲嵌狩獵紋豆（如圖，豆：盛食器和禮器。），河北滿城漢墓的錯金博山爐、錯金書刀、錯金銀豹等。

特種工藝的一種。在器物上用金屬絲鑲嵌成花紋或文字為飾。亦指用這種工藝製成的器物。

宰豐骨匕刻辭

上圖為商代一塊牛骨，匕首形。鑲嵌十四顆綠松石，相傳也為安陽出土。殷商時期甲骨文，多為卜辭，記事者甚少，此骨匕記載了帝乙或辛帝時，宰豐受到商王賞賜之事。宰豐骨匕一面刻辭紋，另一面刻有文字，一端殘，文字分兩行，完整無損，罕見之極。其布局精妙奇美，疏密得當，筆力雄健渾圓，結體錯落有致，顯示出卜辭書法成熟之美。

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正反面）

此骨系河南安陽出土，長32.2厘米，寬19.8厘米。是甲骨文斷代第一期商武王時期的一塊牛胛骨版記事刻辭。骨版巨大且完整，正反兩面共有一百六十餘字，背面字內填朱，色彩炫麗，內容為商代社會生活和天氣等方面情況，有重要的文史價值。字體瘦硬勁直，工整端嚴。風格豪放，字形大小錯落，生動有致，各盡其態，富有變化而又自然瀟洒。不愧為甲骨文書法中的傑作。

散氏盤

散氏盤

散氏盤又名「矢人盤」，是西周曆王時期重器。清乾隆初年陝西風翔出土，曾藏於乾隆內府。以其長篇銘文著稱於世。

散氏盤銘文鑄於盤內底上，共三百七十五字。是一件風格非常突出的作品。其書法渾樸雄偉，字體用筆豪放質樸，敦厚圓潤，結字寄奇雋於純正，壯美多姿。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書之流暢，開「草篆」之端。

史牆盤

史牆盤

史牆盤為西周恭王史官牆所作的禮器。器形宏大，製造精良。1967年於陝西扶風庄白村出土。現藏於陝西扶風周原文物管理所。盤高16.2厘米，口徑47.3厘米。圓形，淺腹，雙附耳，圈足。腹飾鳥紋，圈足飾竊曲紋。內底鑄有銘文18行284字，文章使用的四言句式，頗似《詩經》，措詞工整華美，有較高的文學價值。銘文前半部分頌揚西周文、武、成、康、昭、穆諸王的重要政績，後半部分記述牆所屬的微氏家族的家史，與文獻記載可相印證，是研究西周歷史的重要史料。

銘文字體為當時標準字體，字形整齊劃一，均勻疏朗，筆畫橫豎轉折自如，粗細一致，筆勢流暢。有後世小篆筆意。《牆盤》年代久遠，其中許多文字已無法辨認，留待研究金文學者探考。

兮伯盤

兮田盤

亦稱兮田盤﹑兮伯盤或兮伯吉父盤。西周晩期青銅器。圓形，附耳，缺失圈足。宋代出土。日本書道博物館藏。銘文十三行，一百三十三字。書體厚實壯美，筆畫較粗，在西周一代的金文書法中具有獨特的風格，開春秋時代金文用肥筆的先聲。

記述兮甲（即尹吉甫）隨從周宣王征伐玁狁﹐對南淮夷徵收賦貢之事。清吳式芬《攈古錄》卷三作「兮田盤」﹐吳大澄《愙齋集古錄》卷十六作「兮伯盤」﹐方浚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卷七作「兮伯吉父盤」。參閱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

靜簋

靜簋

為西周中期穆王時代器物。器內有銘文八行九十字，大篆。此時期金文大篆字體正由西周中期向晚期過渡。《靜簋》通篇銘文均稱舒適，淳樸典雅，有「筆短趣長」之勢。不失為西周中期金文書法藝術的代表作。

曶鼎

曶鼎

西周恭王時期器物。久已遺失，僅存銘文拓本下緣殘泐，大篆。銘文茂密樸實，厚重凝練，有古拙雄偉之氣,是西周中葉銅器銘文中最為精美的一章。這件鼎據《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四所說，原為清朝人畢沅得之於西安，鼎高2尺，圍4尺，深9寸，款足作牛首形。據推測這件鼎應當是在周原地區出土的。

後來，這件鼎毀於兵火，僅有銘文拓本流連於世。該鼎銘文共24行，現存380個字。其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周懿王或孝王的元年六月的乙亥日，周王在穆王大室冊命作器者——曶，命令他繼承祖考的職司掌管周王朝的卜事，即銘文所謂的「更（賡）乃且（祖）考司卜事」，並且賞賜了作器者。邢侯後人在宗周為王臣者井叔還賞賜作器者以赤金（銅）一鈞（30斤）。作器者感到榮耀，遂以赤金作鼎以為紀念。

第二部分銘文記載同年四月了酉日，作器者派家臣代表自己到作為獄訟官的井叔那裡控告效父及其家臣名限者。原來，作器者「既贖女（汝）五［夫效］父，用匹馬束絲」，意為已經用一匹馬和一束絲從效父那裡贖（貿）得五夫——即5名奴僕，然而名限者卻背信棄約，並要另行訂立交換條件，因此發生了這場訴訟。銘文的第三部分追述往昔饑荒之年，「匡眾厥臣二十夫」——即名匡者的農夫和家臣20人，強搶作器者的禾給匡，作器者遂控告到東宮那裡。東宮判處說讓匡交出強搶禾的人，如果不交出來，匡就將被重罰。名匡者乃向作器者稽首，並且賠償了損失。

銘文：隹（唯）王元年六月既朢乙亥，王才（在）周穆王大（太）［室］，王若曰：曶，令女（命汝更）乃且（祖）考（司）卜事，易女（錫汝）赤巿（韍）、□，用事。王才（在），丼吊易（邢叔錫）曶赤金，曶受休［命］於王。曶用絲（茲）金乍（作朕）文孝白（考宄伯）牛鼎，曶（其）萬［年］用祀，子子孫孫（其）永寶。

西周武王利簋

青銅器

西周早期的青銅器。為武王時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1976年出土於陝西臨潼。是已發現的時代最早的西周青銅器。高28厘米，口徑22厘米。圓形，侈口，鼓腹，雙獸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莊重穩定。

以雲雷紋為地，腹及方座飾獸面紋，圈足飾夔紋，獸面巨睛凝視，森嚴可怖。腹內底部鑄有銘文4行32字，述及武王伐紂在甲子日晨，並逢歲（木）星當空，與《尚書·武成》、《淮南子·兵略訓》等古代文獻所記相合，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

天亡簋

天亡簋

天亡簋亦稱《大豐簋》、《朕簋》。據傳於清道光年間（1821～1850）在陝西岐山出土。曾歸清末著名金石家陳介祺收藏，現為中國歷史博物館重要藏品之一。此器製作樸厚，紋飾精美，銘在器內底部，銘文記武王克商，西歸宗周，於辟雍祭天，頌揚先王功烈，及作器人天亡輔助武王舉行祭祀，受到賞賜等內容。它為研究周初立國情況提供了重要史料。

銘文字形參差錯雜，變動不居，在拙樸散亂中顯示運動與和詣之美，有輕有重的筆畫在某種程度上有自然書寫帶來的筆墨痕迹。其銘文用韻協調，開創了千古詞賦先河，也是我國韻文的最早表現形式。

逨盤

逨盤

西周（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1年），通高20.4厘米，口徑53.6厘米，圈足直徑41厘米腹深10.4厘米，獸足高4.2厘米。2003年1月19日陝西省寶雞市眉縣楊家村出土。盤為盛水器，一般與匜配套使用。

這件西周青銅逨盤，方唇，折沿、淺腹、附耳、鋪首，圈足下附四獸足。腹及圈足裝飾竊曲紋，輔首為獸銜環。盤內底鑄銘文21行，約360字，記載了單氏家族8代人輔佐西周12位王（文王至宣王）征戰、理政、管治林澤的歷史。對西周王室變遷及年代世系有著明確的記載，可映證史書的記述，對夏、西周斷代工程所擬的西周宣王年表做出了檢驗。逨盤優美的造型與紋飾，氣勢恢弘的長篇銘文，精湛的鑄造工藝，都表明它無愧於中國古代青銅藝術的經典之作，堪稱"中國第一盤"。

釋文：

逨曰：丕顯朕皇高祖單公，桓桓克明慎厥德，夾

召文王武王達殷，膺受天魯命，匍有四方，竝（普？）

宅厥堇疆土，用配上帝。雩朕皇高祖公叔，克逨

匹成王，成受大命，方狄（逖）不享，用奠四國萬邦。

雩朕皇高祖新室中，克幽明厥心，柔遠能邇，

會召康王，方懷不廷。雩朕皇高祖惠中（猛？）父，

盭（戾）龢於政，有成於猷，用會昭王穆王，盜政四方，撲

伐楚荊。雩朕皇高祖零白，粦明厥心，不惰□

服，用辟龏王懿王。雩朕皇亞祖懿中（設），諫諫克

匍保厥辟考（孝）王夷王，有成於周邦。雩朕皇考

龏叔，穆穆趩趩，龢詢(均)於政，明濟於德，享辟 厲王。逨

肇纘朕皇祖考服，虔夙夕，敬朕死事，肆天子

多賜逨休，天子其萬年無疆，耆（？）黃耈，保奠周

邦，諫乂四方。王若曰：逨，丕顯文武，膺受大命，

匍有四方，則繇唯乃先聖祖考夾召先王，

勞堇大命。今余唯經乃先聖祖考，申就乃令，令汝胥

榮兌，攝（？）司四方虞林，用宮御。賜汝赤巿、幽黃、

攸勒。逨敢對天子丕顯魯休揚，用作朕皇祖

考寳尊盤，用追享孝於前文人，前文人嚴在上，廙在

下，豐豐勃勃，降逨魯多福，眉壽綽綰，授余康娛、純

右、通祿、永命、霝終，逨畯臣天子，子子孫孫永寳用享。

大盂鼎

大盂鼎

為周康王時期器物，是現存西周青銅器中的大型器，造型渾厚典麗，是世間珍寶。相傳此鼎於清道光間在陝西省眉縣禮村出土，當地郭氏所得，後歸周雨樵，同治年間左宗棠以重金購得，又歸蘇州潘祖蔭，解放後，潘氏後人損獻國家。

大盂鼎銘文內壁有銘文二百九十一字。其內容為：周王告誡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則忌酒而興，命盂一定要儘力地輔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書法體勢嚴謹，字形，布局都十分質樸平實，用筆方圓兼備，具有端嚴凝重的藝術效果。開《張遷碑》、《龍門造像》之先河。以書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時代當據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

大克鼎

大克鼎

為西周孝王時期器物，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是西周晚期著名的青銅器。1890年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任村出土，與此鼎同出的還有小鼎七件、盨二件、鍾六件、鎛一件，都是膳夫克所作之器。因此稱此鼎為大克鼎，小鼎為小克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徑75．6厘米，是僅次於大盂鼎的西周第二大青銅器。它是周孝王時大貴族克為頌揚國君、祭祀祖父所鑄，距今有2800多年。鼎腹內壁亦鑄有銘文2段，共28行，290字，其內容一是歌頌祖父佐助周室的功績，記述自己由此蒙受餘蔭，被周孝王任命為大臣；二是記載其受賞賜的物品，其中有服飾、田地和大量的奴隸。現藏上海博物館。

此鼎銘文洋洋洒洒，無論在布局書寫上、還是鑄造效果上都十分精美，字體大小統一不失靈動，圓潤古拙不失勁健，呈出一種舒展，端雅的風尚。

衛盉

衛盉

西周恭王 通高29厘米、口徑20.2厘米。1975年二月陝西岐山董家村西周窖藏出土岐山縣博物館藏器形是西周中期前段流行的式樣。器頸和蓋緣均飾回顧式花冠龍紋，蓋上增飾弦紋一道，腹部有兩道折線紋，流管飾三角雷紋。

蓋內鑄銘文一百三十二字，是一篇研究西周中期土地制底和社會經濟的極其重要的史料，大意是：恭王三年矩伯因參加周王建大常典禮，向裘衛取了價值八十朋的朝覲用玉章，答應給裘衛土地十田，後又取了赤琥、麂韍、賁□等玉飾禮服，答應給裘衛土地三田。裘衛把這件事報告給伯邑父、榮伯、定伯、□伯和單伯等執政大臣，於是，這些大臣命令三有司會同矩伯和裘衛辦理交接手續。

侯馬盟書

1965年山西侯馬晉國遺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辭文玉石片，稱為「侯馬盟書」，又稱「載書」，盟書筆鋒清麗，為毛筆所寫，多為朱書，少為墨書。其書法犀利簡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韻律。

攻吳王夫差鑒，春秋戰國

《攻吳王夫差鑒》為夫差所鑄器《說文》金部說：「鑒，大盆也」。《周禮》凌人注說：「鑒如*，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以御溫氣。」此獸耳銜環。腹飾蟠虺紋及葉形紋。腹內銘文三行十三字。於同治年間（公元1862--1874年）在山西州蒙王村出土。春秋時期的書法出現了因地域而風格各異的現象，東南方各國的銅器銘文都有美化的趨向，或作鳥蟲書，或作蝌蚪書等。而《攻吳王夫差鏗》谷作瘦長體。字形、筆劃不加修飾。文字顯得質樸規整，線條均勻，起止尖鋒。字距、行距較大，布局疏朗。已具後來小篆的雛形。

吳王夫差劍

春秋時期兵器。1976年河南省輝縣出土。通長53.8cm,格寬5.5cm。台北古越閣藏，

此劍劍鍔鋒利,劍身滿飾花紋,劍譚飾嵌綠松石獸面紋。劍身近格處鐫「攻痦王夫差自乍其元用」八字,為吳王夫差用劍。吳王夫差兵器已發現多件。夫差是吳王闔閭的兒子,於公元前495年繼王位,次年擊敗越王勾踐,繼而轉師北上,爭霸中原。公元前482年,吳王夫差與晉定公盟於黃池(今河南省商丘縣南)。

石鼓文

石鼓文先秦刻石文字。我國遺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屬《石鼓文》時間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別刻有四言詩一首，徑約三尺余。內容記述秦國君遊獵，故又稱「獵碣」。因被棄於陳倉雲野，也稱「陳倉十碣」。所刻為秦始皇統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興（今陝西寶雞）三畤原，唐初被發現。自唐代杜甫、韋應物、韓愈作歌詩以後，始顯於世。一說為宋代司馬池（司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學，皇祜（1049—1053）間向傳師始得其全。大觀（1107—1110）中遷至東京（今河南洛陽）辟雍，後入內府保和殿稽古閣。金人破汴，輦歸燕京，置國子學大成門內。

1937年抗戰爆發後，石鼓文南遷至蜀，戰爭結束後始運回北平，現藏故宮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張懷瓘、竇皋、韓愈等以為周文王時物；韋應物等以為周宣王時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為周成王時物；金代馬定國以為西魏大統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為秦物者，始自宋代鄭樵，清代震鈞以為秦文公時物；今人馬衡以為秦穆公時物，郭沫若以為秦襄公時物，唐蘭則考為秦獻公葉十一年（前374）刻，詳見《石鼓年代考》。刻石文多殘損，北宋歐陽修所錄已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閣》藏宋拓本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無存唐初「虞、褚、歐陽共稱古妙」（引自《元和郡縣圖志》）。張懷瓘《書斷》云：「《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戚銳，但折直勁迅，有如鐵針而端委旁逸又婉潤焉。」近人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謂：「《石鼓》如金鈿委地，芝草團雲不煩整裁自有奇采。」傳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趙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閣》藏本）、明代安國藏中權本、先鋒本（亦稱「前茅本」）、後勁本，皆宋拓本。《天一閣》本已毀於火，後三種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現藏故宮博物院。

其書法字體多取長方形，體勢整肅，端莊凝重，筆力穩健，石與形，詩與字渾然一體，充滿古樸雄渾之美。

戰國公乘得守丘刻石

《公乘得守丘刻石》又名《河光刻石》。篆書，兩行，十九字（一說二十字）。刻在天然形狀的石上，石長九十厘米，寬五十厘米，厚四十厘米。此石原在河北平山縣前七汲村外的田野里（戰國時期的古靈城遺址西部），四十多年前被該村農民發現，運回家中放在院子里作凳子用。1974年被河北省考古隊移至中七汲村第四發掘隊保存，現藏河北省博物館。

1977年發現了戰國時期的古中山國陵墓，人們才把這件石刻與墓葬聯繫起來進行研究。由於其石刻中有許多字刻得不合規律，故極為難釋，後經多人釋文，方可粗略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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