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方邏輯學東漸記錄
明清西方邏輯學等理論科學的東漸
黃志鵬 陳莉
中山大學哲學系
2017年9 月 23 至 24 日，由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廣州與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明清西方邏輯學等理論科學的東漸」國際學術會議在中山大學哲學系舉行。會議期間，海內外學者共發表論文和報告21 篇，針對明清時期西方理論科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進行了多項討論。
1亞里士多德主義邏輯學及其在明清時期的傳播和影響
自亞里士多德始，邏輯學在西方因其知識論上的基礎地位得到重視。明清時期，耶穌會傳教士首次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亞里士多德主義邏輯學體系引介入華——這既是西學中譯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兩種不同文化交融的過程。
針對耶穌會傳教士所接受的邏輯學教育，葡萄牙里斯本大學的 Bernardo Ma-chado Mota 教授發表了「The Jesuit Cursus Conimbricensis and the Doctrine of Sci-ence」（《耶穌會科因布拉課程與其科學觀》），通過「以數學比例關係解釋關於鏡中像的知識」和「以三角形和圓形之關係解釋《後分析篇》I.1」兩例，介紹了運用數學闡釋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的教學方法，並解釋了這一方法在 1606 年之後的葡萄牙大學中基本消失的原因：否定數學具有一門科學學科的價值。帕爾馬大學和波士頓學院的 Cristiano Casalini 教授的報告「Learning How to Teach: The Con-imbricenses on the Beginning of Posterior Analytics」（《學習教學之法：科因布拉評註論〈後分析篇〉的開端部分》），討論了亞里士多德《後分析篇》的開端部分導致的知識論難題：「已有的知識」（推理的前提）是如何得到的？在處理這個問題時，奧古斯丁和阿奎那採取了不同進路。Casalini 指出，《科因布拉評註》的解決思路更傾向於前者。
關於明清之際邏輯學在中國的傳譯及影響，中山大學的梅謙立（Thierry Mey-nard）教授在「Mingli tan and Qiongli xue: What their 『failure』 teach us today?」（《〈名理探〉和〈窮理學〉之「失敗」對我們的啟示》）中提出：《名理探》的教科書性質及其邏輯學在知識論和神學兩方面的矛盾，是其未被廣泛接受的主要原因。南懷仁雖然嘗試獲取官方對《窮理學》的支持，但最終仍因其對邏輯學的呈現方式而失敗：把邏輯學作為所有知識的基礎將導致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傾覆；以天主作為邏輯學的終極目的也招致了中國士人極大的懷疑。海德堡大學的顧有信（Joachim Kurtz）教授在報告「Why Aristotelian Logic failed in 17th-century China — Or did it?」（《為什麼亞里士多德主義的邏輯學在十七世紀的中國以失敗告終？確實失敗了嗎？》）中提出：《名理探》雖然存在創造完全外來的新詞的問題，但在翻譯方面明顯是成功的；而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這一工作並非對西方文化的單向傳播，而是中西文化交匯（cultural encounters）的一種嘗試。此外，山東科技大學的楊愛東博士在《17 世紀〈窮理學〉對亞里士多德知識論的翻譯與傳播》中亦探討了《窮理學》被忽視的原因。張逸婧博士的《從〈名理探〉看中西哲學思想的初次碰撞》探討了西方邏輯學與中國傳統思想之間的關係問題，彼時耶穌會士把邏輯學作為為神學服務的知識而在傳教中發揮作用。中山大學的江璐博士的報告《〈窮理學〉中的「理推」概念》則認為相對於側重形而上學的《名理探》，《窮理學》更關注邏輯學：其「理推之總論」部分作為對亞里士多德《前分析篇》的翻譯和詮釋，詳細介紹和闡釋了亞氏「理推」（Syllogism，即「三段論」）方法。
明清之際，邏輯學的傳入以引介為主，而到了清末、民國時期，中國邏輯學的學科體系才得以初步建立。南開大學的翟錦程教授發表了《明清時期西方邏輯傳入中國的內容、特點與影響》，對這兩個階段進行了介紹和分析，展現了兩個不同階段對中國邏輯學發展的作用。南開大學學報編輯部的張棟豪博士的論文《從明末譯介的西方邏輯學看中西文化的交匯》認為，陽明心學和實學的盛行，以及傳教士在譯著中對基督宗教思想和儒學進行的結合，為當時部分士大夫所接受。
中山大學何楊博士的報告《邏輯東漸與晚清「中國邏輯」的建構》討論了西方邏輯學東漸概況、晚清學人的「中國邏輯」觀念和建構等問題，從而指出「中國邏輯」的確立涉及整個學術體系的建構。曾昭式教授的報告《西方邏輯東漸與因明研究範式革命》則闡述了西學東漸背景下的西方邏輯式漢傳因明研究與中國傳統因明研究的不同，他認為，當代學者應拓展「邏輯」的範圍，從文化的角度建立中國邏輯、研究佛教邏輯。中國科協的王慧斌助理研究員發表了《晚清〈心靈學〉中的歸納邏輯：「充類」、「引進辨實」與「西卜梯西」並存》，分析、討論了顏永京對海文的《心靈哲學：智識、感覺與意志》（Joseph Haven』s 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中「induction」術語的三種翻譯。
2明清之際西方理論科學（「格物窮理之學」）的傳入與對話
本次會議廣泛涉及西方理論科學在明清的傳入及影響。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尚智叢教授的《明末清初的格物窮理之學》，歸納了明清「格物窮理之學」在中國傳播的三個階段之不同特徵，並指出官方對西學專取實用科學的傾向而造成的不良後果。中山大學的鞠實兒教授在專題報告《西學東漸中的周徑相與之率》中指出，中國的「圓」是一個具體的經驗事物，而非歐幾里得幾何學的抽象概念（無理數）；將「周徑相與之率」與 等同起來，事實上是西學東漸過程的產物：利瑪竇等人秉持「中西會通」的方法，使得「圓」具有了歐式幾何學賦予 circulus 的所有意義；清初「西學中源」的觀念及官方的推動又加深了這一誤解。
明清時期，不少傳教士參與了曆法的修訂，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天文歷算的發展。中國科學院大學的王廣超副教授和華南師範大學的汪小虎副教授分別發表了《明末西方天文學傳入對清代歲次曆書的影響：以日躔十二宮（次）為中心的考察》和《清入關前頒歷授時史事考》。前者梳理日躔十二宮（次）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指出當時傳教士以移花接木的方式將西方黃道十二宮坐標系譯成中文，後來清廷將其正統化，然而中西曆法坐標系的不同及其歷算結果招致了中國士人的強烈批判。後者通過滿文檔案中的記載，對清入關前沿用明朝《大統歷》自行造歷的情況進行了考證，並分析了其背後的政治目的。此外，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李亮副研究員的《〈同文算指〉與弦表在中國的早期傳入與使用》，考證了《同文算指別編》可能的翻譯底本來源，並分析了在《崇禎曆書》篆修過程中東西方計數系統的爭論和取捨。
關於其它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播，內蒙古師範大學陳志輝博士的《四元素說在清代的後續傳播與接受》指出，雖然中國士人摒棄「四元素」說中神學的內容，但清末則多將該學說作為對陰陽五行理論的補充。中國科學院大學劉未沫博士後的《亞里士多德 Meteorologica 與中國氣化宇宙論的會通：以熊明遇二氣五行說為中心》，以熊明遇融合中國傳統宇宙論與亞氏的天象論之嘗試為例，探討了亞里士多德理論與中國文化交匯的可能與存在的問題。
3其他及結語
除上述專題討論外，本次會議還有南開大學李繼東副教授的《和制漢詞在中國明清時期西學東漸中的影響》和北京師範大學田書峰博士的《亞里士多德論不被運動的推動者與神的關係》。前者討論西學東漸過程中日本學者翻譯西方著作所創造出的漢語詞（和制漢詞）在中國的使用與影響；後者分析了 M. Bordt 和 E. Berti 兩位學者在「不被運動的推動者」與神的關係問題上的對立觀點，並提出了融合二者的新理解：不動的動者在理性或理性的活動的意義上等同於神，但它是最初天穹的動力因而非目的因。
本次會議比較清晰地呈現了明清時期中西文化在邏輯學等理論學科領域的相遇與碰撞，作為一次中西比較的嘗試，會議旨在把握明清時期中西理論科學的首次相遇中所展現的差異與對話，在此基礎上，探討如何更好地實現異質文化的對話與交融，以期為上述學科在中國的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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