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文 | 宋遼之間的戰爭與和平
原標題：長文 | 宋遼之間的戰爭與和平
後周顯德七年（960），當趙匡胤在陳橋「黃袍加身」，從周恭帝手裡接過政權時，也許當時誰也想不到他建立的趙宋王朝能夠享國三百餘年，是漢朝之後國運最長的一個朝代。在陳橋兵變之前，已經有五個短命王朝（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以兵變登場，又被兵變推翻（嚴格來說，後晉為遼所滅），安知趙宋不會重蹈覆轍，成了五代之後的第六代？
況且，宋太祖從後周接手的地盤，也不過是傳統中原地區的一部分而已，周邊割據軍閥林立：長江中游一帶有南平國、獨立的馬平節度使政權，四川有後蜀，嶺南有南漢，江南有富庶的南唐、吳越王國，山西有北漢。更加強悍的對手是站在北漢身後的大遼國。
遼國的前身是游牧於北方草原的契丹部落，五代後梁貞明二年（916年，此時趙匡胤尚未出生），統一了契丹諸部的耶律阿保機稱帝，建立帝國，國號契丹。二十年後，中原為後唐清泰三年（937），軍閥石敬瑭叛變，並向契丹國借兵，消滅了後唐，建立後晉政權，並割讓燕雲十六州給予契丹。至此，契丹帝國的國土北至貝加爾湖，西抵中亞大漠，東臨日本海，南部則跨過長城切入中原。再過十年（947年），因石敬瑭的繼任者石重貴與契丹反目，遼太宗耶律德光發兵直逼開封，滅晉，同年耶律德光將國號改稱「大遼」。
趙宋建立後，趙匡胤曾於開寶二年（969）親率大軍北伐，包圍北漢太原城，卻由於遼國出兵助漢，宋師無功而返。遼國之強悍，可以左右鄰國後晉與北漢的存亡。
當宋太祖、宋太宗兄弟先後平定南平、後蜀、南漢、南唐、北漢各個割據政權之後，註定要跟大遼直接攤牌。
對新生的宋王朝來說，收復後晉時被割讓出去的燕雲故土，是太祖、太宗的夙願。宋太祖嘗設封樁庫，儲備戰略物資，宣稱：「石晉苟利於己，割幽燕郡縣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陷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百萬，當議遣使謀於彼國，土地民庶倘肯歸之於我， 則此之金帛悉令齎往，以為贖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宋太宗也計劃「異時收復燕薊，當於古北口以來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矣」。
而對遼國而言，其勢力之強可以征服草原諸部落，發兵滅晉、滅渤海王國，迫使高麗納貢稱臣，未嘗沒有揮鞭南下、經略中國、統一天下之心。況且，遼國與宋朝之間也有領土爭端。原來，後周時，周世宗柴榮曾收復燕雲十六州的瀛州、莫州、寧州三州和瓦橋關、益津關、淤口關三關，這一領土遺產為趙宋所繼承。此即所謂的「關南之地」。遼國一直以取回關南之地為借口，頻頻發兵南侵。
因此，在「澶淵之盟」達成之前，宋朝要北伐，遼國要南征，雙方一直互有征戰。
這差不多就是宋遼這兩個東亞大國的歷史宿命。
戰爭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閏九月初八，遼國大舉南伐。
算起來，這是契丹第九次發起對宋王朝的侵略了。在真宗繼位之後的咸平二年（999）、咸平四年（1001）、咸平六年（1003），遼國都曾進兵冒犯邊境，或小勝北還，或為宋師所敗。但這一次遼軍的來勢特別兇猛。遼主蕭太后與遼聖宗御駕親征，率兵號稱二十萬之眾，先鋒為遼國大將蕭撻凜。十五日，遼國破宋境順安城；十六日，又破遂城，並擒宋將王先知；又自定州東部突破宋人的唐河防線，逼近陽城；然後，遼軍分兵三路，撲向瀛州、祁州，並欲乘虛直下貝州、冀州、天雄軍（參見中信出版社出版、台灣三軍大學編著的《中國歷代戰爭史》第11冊）。
軍情自邊關急遞至京師汴梁，宋王朝「中外震駭」。
其時宋真宗趙恆繼承大統不過幾年，作為一名從未像他的伯父（太祖）、父親（太宗）那樣在沙場廝殺過的文弱君主，面對來勢洶洶的契丹軍團，真宗該如何對付這一場迫在眉睫的危機？——這不但是國家的危機，也是真宗個人的榮譽危機。
真宗召宰相等大臣商議對策。參知政事王欽若是江南人，「密言於上，請幸金陵」，建議皇帝到金陵避避禍；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是四川人，「請幸成都」。真宗問宰相寇準：有大臣提議遷都金陵或成都，愛卿有何意見？寇準假裝不知道是王欽若與陳堯叟的意思，當著兩人的面說：「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車駕親征，彼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眾。勞逸之勢成，我得勝算矣。奈何欲委棄宗社，遠之楚蜀耶？」真宗不敢再存遷都之念，決定御駕親征。
這個時候，前線遼軍咄咄逼人的攻勢也受到遏止。九月下旬，遼人以數萬騎進攻山西草城川，宋軍將領高繼勛率兵來援，登高望草城川，說：「敵眾而陣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設伏山下，戰合，必南去，爾起乘之，當大潰。」遂與遼兵激戰於寒光嶺，「敵兵果敗，自相蹂躪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甚眾」。
十月上旬，遼師圍困河北瀛州城，「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於四面。大設攻具，使奚人負版乘墉而上」。瀛州原為遼人所佔據，後為柴榮奪回，現在遼國對拿下瀛州是志在必得的。但宋軍也早有防備，「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強壯，又集貝、冀巡檢史普所部拒守，發壘石巨木擊之，皆累累而墜；逾十數日，多所殺傷」。遼人強攻不下，蕭太后親自上陣督戰：「契丹主及蕭太后又親鼓眾急擊，矢集城上如蝟」，卻被守城的宋軍以礌石、巨木、弩箭擊斃「三萬人」，「傷者倍之」。遼軍「弗能克，乃退」。
瀛州保衛戰的大捷，極大挫傷了遼軍企圖一鼓作氣拿下關南之地的信心，同時也堅定了宋真宗御駕親征的決心。
十一月十四日，真宗離開東京，移駕前往澶州前線，親征遼人。並於二十六日抵達澶州南城。當時澶州被黃河分隔為南城與北城，北城正是戰爭前線。真宗原本打算駐紮在南城，不過黃河。這樣安全一些。但寇準堅請渡河：「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攝，非所以取威決勝也。」真宗這才過河，登上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
此時遼師數萬騎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直抵澶州城下，隨時可以發起攻城之戰。相持十餘日之後，遼軍統軍蕭撻凜自恃其勇，出營督戰，守城的「威虎軍頭張瑰守床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凜額，撻凜死」。蕭太后聞訊，「哭之慟，輟朝五日」，深知戰局再拖下去，遼軍也討不到好處，不得不向宋方提出議和，《遼史》說：「將與宋戰，撻凜中弩，我兵失倚，和議始定。或者天厭其亂，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宋真宗無疑是一名和平主義者，並不希望戰火一直燒下去，也有意於議和，於是派曹利用為談判代表，赴遼營和談。
議和
宋遼停火談判是在宋軍取得戰場優勢的情況下進行的。按寇準的意思，應該趁機對遼國提出苛刻的講和條件：一、契丹交回燕雲十六州；二、契丹稱臣。但顯而易見，這樣的停火條件是遼國絕對不可能接受的。遼國開出的要求是，宋王朝交回關南之地。
宋真宗問計群臣：「吾固慮此（指遼國意在關南之地），今果然，將奈何？」輔臣說：「關南久屬朝廷，不可擬議，或歲給金帛，助其軍資，以固歡盟。惟陛下裁度。」真宗說：「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倘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意思是說，割地求和這種事情，是我萬萬不能做的。遼人如果執意要奪關南之地，我們不惜跟他們一戰！如果遼人願意放棄關南，可以考慮給他們一點經濟補償。這是宋朝一方定下來的談判基調。
曹利用動身前往遼營之前，宋真宗再三叮囑他：「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曹利用問，那最多可以答應給遼人多少錢？真宗說：「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但曹利用出發前，被寇準叫到帳內，寇準警告他：「雖有旨許百萬，若過三十萬，將斬汝！」
到了遼營，遼方果然提出要宋朝歸還關南之地。曹利用說：「北朝既興師尋盟，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割地。
遼方說：「今茲引眾而來，本謀關南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負愧多矣。」曹利用答道：「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後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如果遼國堅持要地，那就戰場上見分曉吧。
蕭太后與遼聖宗「聞之，意稍怠，但欲歲取金幣」。雙方談判的焦點遂放在歲幣的數額上。最後曹利用「許遺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議始定」。
和談既成，曹利用回澶州向宋真宗復命。當時真宗正在進食，便叫內侍出來問曹利用到底談了多少錢。曹利用告訴內侍：「此機事，當面奏。」內侍說：「姑言其略。」曹利用還是不肯明說，「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內報告真宗：「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真宗失聲說：「太多！」既而又說：「姑了事，亦可耳。」
待真宗用餐完畢，召曹利用進見。曹利用再三稱罪，說：「臣許之銀絹過多。」真宗問：「幾何？」曹利用說：「三十萬。」宋真宗「不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
十二月初七，宋方派使者持誓書前往遼營報聘。誓書寫道：
「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庶，慎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謹白。」
遼國回復宋朝的誓書寫道：
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雲「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當共殛之。」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神明是殛。專具諮述，不宣，謹白。」
這就是遼宋兩國於公元1004年達成的「澶淵之盟」，兩份歷史性的文件。
均勢
宋王朝與遼帝國之所以能夠在交戰二十五年（從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北伐到1004年「澶淵之盟」簽訂）之後，能夠達成和約，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由於雙方軍事上的勢均力敵。
宋遼之間比較大的戰爭少說已經發生過十數次，雙方各有勝敗。大體來說，宋朝的北伐固然都無功而返，遼國的南侵也基本上都遭到挫折。從戰場的勝負來看，宋王朝與遼帝國的軍事實力可以說是旗鼓相當的，誰都有機會小勝對方，但誰也無法一舉吞掉對手。宋方想收復燕雲故土，基本上無望；遼方要奪回關南之地，也近乎不切實際。
那麼，為什麼劉徹時代的西漢能夠擊潰匈奴，李世民時代的大唐能夠征服突厥，而宋王朝在國力最盛的時候也無法從遼國手裡拿回燕雲之地？進而言之，為什麼宋王朝在與遼國、西夏、金國等草原鐵騎的交兵中，都未能重振漢唐雄風？
相信許多朋友會歸咎於宋王朝「崇文抑武」的立國精神。然而，宋朝的所謂「抑武」，只不過表現為對武官坐大、預政的制度性防範；對於國防與武備，可是從來都沒有絲毫的放鬆。宋政府不但設有當時最先進的兵工廠，還將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用於養兵。試想一下，在11至13世紀極為惡劣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如果宋王朝不重武備與國防，恐怕早就被草原騎兵碾滅了。
但宋人確實在戰場上的表現乏善可陳。這裡的原因，就宋王朝方面而言，從立國那一天起就有著嚴重的先天不足。首先，由於後晉割讓燕雲十六州，中原王朝喪失了長城防線：「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虜騎直出燕」。長城儘管談不上是百分之一百保障安全的保險線，但顯然是一道有效的防禦線，有這道屏障在，胡人便不能輕易地躍馬南下；失去這道屏障，便可一馬平川南下牧馬。宋人對長城的功效，也是比較懷念的，一首宋詞寫道：「胡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
其次，在冷兵器時代，自馬鐙發明之後（漢代時馬鐙的應用尚未普及，騎兵的威力未能發揮到最大化），戰馬就是最強悍的裝備，騎兵就是最厲害的部隊。宋人已認識到：「馬者，兵之大也，邊庭之所以常取勝中國者也」。然而，「中國之兵，步多騎少，騎兵利平，步兵利險。夫自河以北，地若砥平，目與天盡，不見堆阜，此非用步之利也，雖步卒百萬，詎能抗戎馬之出入乎？」你去看《清明上河圖》，會發現畫家畫出的毛驢與騾子比馬匹多得多，這正是宋朝缺乏馬匹的寫照。之所以缺馬，是因為五代以降，中原王朝控制的西北養馬地落入契丹、西夏之手，良馬的供應量嚴重減少。宋人說，「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契丹分據之後，無匹馬南來。備征帶甲之騎，獨取於西戎之西偏。」
如果說，長城防線的喪失導致宋人的防禦力大打折扣，那麼良馬的路匱乏，則使宋朝部隊的攻擊力受到限制，難以跟草原鐵騎一爭兵鋒。相比之下，遼國、西夏都是馬資源充沛的地方，戰馬唾手可得。按遼國兵制，「每正軍一名，馬三疋」，每一名士兵配備三匹馬。這是宋人不可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就契丹而言，10世紀之後的遼國跟漢武帝時代的匈奴、李世民時代的突厥也不可同日而語。匈奴與突厥都處於比較原始的部落或部落聯盟的文明形態，而遼國已經從中原王朝學習到構建國家的組織能力。在耶律阿保機建立契丹帝國之前，契丹各部只是鬆散的部落聯盟，各部落擁有獨立的武裝力量，平時各自為戰，耶律阿保機仿效中原王朝的組織方式，將它們結成一個緊密的國家共同體，設立南北樞密院控制全國武裝，並創設直隸於契丹皇帝的常備軍——宮帳軍。不管從國家的組織能力、財稅汲取能力，還是從戰時動員能力來說，大遼帝國都非以前的匈奴與突厥部落所能比擬，即使漢武帝與唐太宗再世，也未必能夠征服遼國。
宋遼雙方軍事優劣勢的此消彼長，導致了宋朝部隊很難在對遼戰爭上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只能雙方對峙。
盟約
毫無疑問，宋遼之間誰也吞不了誰的戰爭，如果長久耗下去，只會兩敗俱傷，對誰都沒有好處。因此，雙方停火，坐下來談判，在承認既成現實的基礎上達到和平協議，無疑是雙贏的選項。我們對宋遼「澶淵之盟」的評價，也應該放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展開。
今天有些人可能會習慣地認為，「澶淵之盟」是城下之盟，是一份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和約。但事實上，「澶淵之盟」是在宋朝在打了勝仗的情況下，願意停兵與遼朝談判，並作了讓步而達成的和議，跟屈辱性質的城下之盟完全不是一碼事。從「澶淵之盟」的內容來看，也沒有屈辱的條款，而是一份平等的條約。
來看看盟書以及後續約定所達成的重要協議：一、宋遼雙方約為「兄弟之國」，地位平等；二、宋朝每年給予遼朝歲幣十萬兩銀、二十萬匹絹，「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三、雙方大致按佔領現狀劃清領土邊界（宋政府堅決不割地），在國境線立下「石峰」（相當於今天的界碑），「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四、約定兩國互不單方面增加邊防武裝，「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五、約定雙邊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類似於罪犯引渡協定；六、兩國在邊境開設榷場，開展雙邊貿易。
許多人認定宋朝簽訂澶盟為「喪權辱國」，想來應該是因為盟書約定了宋政府每年要給予遼朝歲幣。但從歲幣的性質來看，它既不是戰敗國的戰爭賠款，19世紀鴉片戰爭以降，清政府對西方列強支付的銀子，才是屈辱的戰爭賠款。歲幣也不是藩屬國的納貢，宋政府對歲幣的交割形式，也儘力避免給人納貢的印象：「更不差使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毋寧說，歲幣其實是發達國家對經濟落後國家的資助，這一點盟書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類似於今天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援助。
而且，對宋王朝來說，每年十萬兩銀、二十萬匹絹的歲幣支出，也是收益遠大於成本的划算買賣。以宋朝龐大的財稅收入，區區十萬兩銀、二十萬匹絹的開銷並不構成什麼負擔；同時，由於宋朝對遼朝的貿易長期處於「出超」地位，每年的歲幣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裡，據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的估算，宋朝通過對遼貿易，每年可獲八十萬貫價值的順差，數額超過送出去的歲幣。宋朝人自己也曾做過一番成本—收益計算，結論是「雖每歲贈送，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歲遺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歲幣支出只相當於戰爭損耗的百分之一。
至於有一些網文認為，「由於宋朝經濟文化影響力太盛，兩國互市之後，宋朝的大觀通寶在遼國成為了貿易的結算貨幣。到宋遼貿易後期，遼國發現鑄幣無用，乾脆也就不鑄了。於是要遼國老命的一場貨幣戰爭就悄無聲息的開始。 隨後的一百多年裡，曾經不可一世的契丹國被掏空了。」顯然就是「貨幣戰爭」陰謀論的一次過度引申了。
當然「澶淵之盟」也確實在客觀上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那就是它在給宋遼帶來百年和平的同時，也讓兩國都消磨了鬥志，鬆懈了軍備，致使大遼與北宋先後都被新銳的女真鐵騎所滅。然而，這種「事後諸葛亮式」的判斷不能用來否定和平協定的價值。
戰爭無疑是燒錢的遊戲，更是殺戮的遊戲。財物的損耗還是小事，宋人更不願意接受的是，如果宋遼征戰，勢必有無數的軍人與平民要死於戰火。而從「澶淵之盟」生效，到北宋末宋朝與女真秘密訂立「海上之盟」，遼國兩國實現了一百餘年的和平，其間儘管有糾紛、有局部衝突，有勾心鬥角，但基本上都是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並沒有引發戰爭。想想近代西方國家創設的國際組織、機制、協約，還未有一項能夠維持一百年和平。從這個角度來看1000年前中國的「澶淵之盟」，給予多高的評價我覺得都不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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