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喜不喜歡玩弄權術？讓我們解讀一場潛藏的黨爭
作者：張一弛（人民大學清史所博士）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政治的地方就有鬥爭。
中國歷史上被黨爭折騰的朝代很多，唐代有牛李黨爭、宋代有新舊黨爭、明代有東林黨與閹黨之爭、晚清則有帝黨與後黨之爭……
深入每一個王朝的歷史，我們幾乎都能發現黨爭的影子。歷朝歷代的皇帝都厭惡黨爭，也都在內心深處凝視著黨爭。在權力的遊戲中，黨爭就像是一枚嵌入棋盤的棋子，沒有人能擺脫，只能小心駕馭。
黨爭並非只是王朝衰敗的產物，即便在所謂「盛世」，儘管大家都在極力迴避黨爭，然而坊間廟堂之上卻總有人能捕捉到黨爭的蹤跡。
譬如前陣子熱播的清宮劇《延禧攻略》雖然在情節上頗多虛構，但劇中乾隆和重臣張廷玉之間的矛盾便被反覆提及，張廷玉與鄂爾泰在宮廷中互相敵對，令乾隆對如何使用這兩位「先帝遺臣」大傷腦筋。劇中的乾隆最後用「雷霆之勢」清算了鄂張二人，鄂爾泰遭到貶斥，而張廷玉也受盡折辱。
不過這場讓「乾小四」如此鬧心的「黨爭」是否真的存在過？鄂張交惡的原因何在？這場黨爭背後又隱藏著哪些乾隆皇帝不可告人的「御下之術」呢？
▲《延禧攻略》中的鄂爾泰與張廷玉
1 關於鄂張黨爭的有無
鄂張黨爭這一歷史事實的存在，主要依據是乾隆初年有若干關於臣工結黨問題的上諭。特別是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甲戌因田文鏡入祀賢良祠一事而宣布上諭，內中提及：
「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為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即侍郎尚書中亦所不免。即如李衛身後無一人奏請入賢良祠者，惟孫嘉淦素與鄂爾泰、張廷玉不合，故能直攄己意，如此陳奏耳。」
▲郎世寧繪《心寫治平圖·乾隆像》（絹本設色 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這一上諭被收錄進了《清實錄》，成為人們認定「鄂張黨爭」存在的最重要的證據。不過就筆者所知，不少人都對這條上諭的內容產生過懷疑。而且這條上諭也確實有明顯不嚴謹之處。特別是其中的論斷句「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早有人指出漢人追隨鄂爾泰的人很多，不能簡化為滿漢之爭，「滿洲」「漢人」兩個詞不是指趨附者的族群身份，只能是指趨附對象（即鄂張兩人），但這麼解釋過於委曲，和清代上諭語意一般很明晰的常態不符。
這並不是說上諭是面壁虛構，只是想提示一種很麻煩的語境：同樣作為經由文本還原出來的「歷史」，「鄂張黨爭」與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典型朋黨事件如牛李黨爭、北宋中後期黨爭以及明季黨爭等等不太一樣。
典型的朋黨事件，它的敘事來源是相對正式的史書（不一定是所謂「正史」，但總歸是比較好的史書），往往這些史書里還會有論斷性較強的總括句，爭議性也小得多——比如一般不會有人懷疑東林黨、閹黨有沒有發生過爭鬥。一些文獻甚至能夠給「黨爭」划出一個明確的界限，例如宋代有元祐黨人碑，讀史者不需要知道這塊碑上有哪些人，僅需知道存在這麼一塊碑，就等於知道當時有一些確定的人（至少在當時的人看來）是一個「黨」。
但「鄂張黨爭」的敘事結構就並非這樣毫無爭議。它的「總括句」是不嚴謹的，它的過程、要素是歷史學者按照一些客觀事實（例如官員履歷等）「倒放電影」歸納出來的，它的參與者是面目不清的。這個語境對我們的描述有很大影響，下面大家應該可以感覺得到，幾乎所有關於「鄂張黨爭」的史實都是碎片式的，而且基本都可以「去組織化」成為分散的、沒有因果聯繫的事件。——這種語境，每一個清代政治史研究者一定都會經常遇到，我們今天在談論當代中國政治時，也不免會面臨這種困境。
我們可以把這些基礎性的爭議放一放，暫且認定鄂張黨爭真的存在，「黨爭」一詞也採取比較樸素和寬泛的看法，而不要去套用晚唐、北宋和明季的那些定義，徒增混亂。
2 鄂爾泰與鄂黨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故事的兩位主角：鄂爾泰和張廷玉。
先說鄂爾泰。此人乃鑲藍旗滿洲人，康熙後期擔任內務府員外郎，一般猜測因此而與胤禛（後來的雍正帝）結交。雍正前期鄂爾泰一路高升，雍正三年（1725年）擢廣西巡撫，直到雍正十年（1732年）一直在西南邊疆主持改土歸流、征剿有叛跡的少數民族等軍務。雍正帝對鄂爾泰非常信任，認為他是外省督撫的表率，硃批奏摺里留下了不少君臣對治體的討論。
▲雍正硃批雲南總督鄂爾泰奏摺
雍正十年，以征討准部，調鄂爾泰前往西北，負責糧餉。雍正十三年（1735年），西南苗疆爆發大規模起義，此事與鄂爾泰主持改土歸流時處置失當大有關係，不過雍正帝並未為難他，僅削其爵位。雍正帝去世時受顧命之任，此後長年在京擔任總理事務大臣/軍機大臣等職務。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
鄂乃一好名之人，追求虛譽，喜歡交接名士。所謂「鄂黨」主要由一些內務府旗人官員（蓋因鄂由內務府郎中起家），以及雍正後期到乾隆前期考中進士的漢人科舉精英組成。知名人物如史貽直、尹繼善、張廣泗、仲永檀、胡中藻等。
3 張廷玉與張黨
張廷玉，是康熙時期得到信用的文臣張英的兒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進士，館選翰林，康熙後期官至刑部侍郎。雍正帝即位後，以張廷玉乃「張師傅」之子而稍加信任。隨後，張廷玉表現出了一個輔臣的過人才能：謹慎，強記，撰寫諭旨能準確表達皇帝意旨，而且不泄密。這一點令張廷玉在雍正朝的中樞決策事務中地位迅速提高，成為皇帝最為倚重的「秘書」。他也是雍正帝去世時的顧命之臣之一。乾隆帝即位後，張廷玉繼續在中樞發揮作用，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乞休歸里。乾隆帝對這位老臣起先加以優禮，未久因是否允許張陪祀太廟一事爆發衝突，屢詔切責。乾隆二十年（1755年）去世。
▲張廷玉像
由於張廷玉留下的自撰史料極少，「張黨」的面貌也要模糊得多。知名人物有汪由敦、張照、吳士功三人，但此外還有什麼人就不好說了。張廷玉是桐城人，史家一般認為桐城文人是張黨的「基本盤」，例如昭槤《嘯亭雜錄》稱有人議論張廷玉「袒庇同鄉，誅鋤異己」。同一時期桐城張氏得中科舉的人也確實很多，以致乾隆六年（1741年）左都御史劉統勛曾奏請將桐城張、姚兩氏官員未來三年以內一律停止升遷。不過並無桐城人直接參与黨爭的記載。
我曾經搜集過關於哪些官員是張黨的情況，結果弄得一頭霧水。粗略而言，大部分有接受張廷玉庇護記載的人物都是貢生之類功名較低的人，由此猜測「張黨」無論文壇名聲還是社會地位都比鄂黨要低很多，參與者的動機更偏向個人利益。清季旗籍文人楊鍾羲在《雪橋詩話》里曾稱「鄂黨多君子」，應屬事實。
4 「鄂張黨爭」的經過
「鄂張黨爭」主要發生在乾隆初期，鄂爾泰、張廷玉同為總理事務大臣/軍機大臣時。粗略而言可以有以下論斷：
在官僚體制之中，鄂黨影響力較大。鄂爾泰門生眾多，鄂黨官員亦多顯宦。任職中央者，如史貽直為工部尚書等。任職地方者，如尹繼善為兩江總督，張廣泗為湖廣總督等。均位高權重。
在宮廷政治之中，張黨影響力較大——張廷玉承旨，汪由敦、張照都頗得乾隆帝寵信。
關於黨爭的事迹，清人筆記一般會舉出的主要就是鄂張兩人個人關係不和，例如昭槤《嘯亭雜錄》記載的一則段子：
「（張廷玉）與鄂文端公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鄂公有所過失，公必以微語譏諷，使鄂公無以自容。暑日鄂公嘗脫帽乘涼，其堂宇湫隘，鄂公環視曰：『此帽置於何所？』公徐笑曰：『此頂還是在自家頭上為妙。』鄂神色不怡者數日。」
但具體這兩人在政治上短兵相接的事件，今人其實找不到多少。比較著名的爭鬥主要有兩起。其一是乾隆初年的西南軍務案，其二是仲永檀案。
1）西南苗民起義及其善後
鄂爾泰在西南地區「改土歸流」時，曾命張廣泗等將古州、台拱等處土司（其地約在今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附近）強行改為流官，並駐軍鎮壓當地苗人，稱為「新疆」。當時認為這是鄂爾泰的一大功績。然而駐軍在當地濫殺無辜，驅使熟苗運糧，地方矛盾十分尖銳。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貴州省古州鎮苗人因清廷派往「諭賞」的欽差大臣呂耀曾，及隨同的巡撫元展成等大員濫用夫役，不堪騷擾，群起反抗，釀成蔓延七府的苗民大起義。貴州提督哈元生率兵進剿，對當地苗人凌虐更甚於前，苗人益為仇恨，哈元生無功。
同年五月，雍正帝准許刑部尚書張照（張黨成員）的請求，派張照前往苗疆綏撫苗人。張照抵達貴州，寫信要求哈元生參劾鄂爾泰。七月，皇帝下令將鄂爾泰的爵位削去，又將元展成革職。看起來鄂黨吃癟了。
▲《苗蠻圖說》（清代彩繪本）
但張照也不能解決苗人起義的問題。張提出分兵分守之策，實際上是放棄「新疆」，退回原界，將征剿作戰區域分為上下游，上游由哈元生負責，用滇黔兵，下游由董芳負責，用楚粵兵。由於張照系一詞臣，全無統兵經驗，諸將互相推諉責任，防區劃分久不能決，軍務毫無進展。八月，雍正帝去世，乾隆帝繼位，不數日即命張照回京，派久經沙場的張廣泗專任軍務。當年年底，張廣泗大舉進攻起義軍，苗民戰敗，至次年（1736年）初起義被鎮壓。至此，張照借處理苗民起義事務掀起政潮的陰謀並未實現。
張廣泗奏報大捷之時，順帶參劾張照。皇帝在奏摺硃批中稱張照「乖張錯謬」，旋將張照革職拿問，稱其「到黔以來，挾詐懷私，擾亂軍務，罪過多端」，擬斬，後加恩釋放，乾隆二年（1737年）復起為內閣學士。——張照以書法得寵，皇帝不會以普通官員來對待他。
2）仲永檀案
乾隆五年（1740年）爆發工部石匠俞君弼遺產爭奪案，次年（1741年）監察御史仲永檀（鄂爾泰的「得意門生」）參劾步軍統領（即俗稱的九門提督）鄂善在該案中收受賄賂。皇帝在審訊後認定鄂善確系受賄，將鄂善處死，並將仲永檀樹立為諫臣敢言的模範，超擢為左僉都御史。仲永檀同時還參劾張廷玉在該案中行為失體，不過未得證實，乾隆帝也未予追究。
仲永檀得蒙超擢，遂進一步對張黨發動攻擊，以張照在主持樂部事務時曾「以九卿之尊親操戲鼓」為由加以參劾，但未能成功。乾隆七年（1742年）冬，皇帝突然以漏泄機密為由，將仲永檀與鄂容安（鄂爾泰之子）一起革職審訊。推測應是張照進讒言的結果。
▲ 徐揚繪《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審訊時，仲永檀拒不承認自己的活動是受鄂爾泰指使，但審訊者對鄂爾泰和仲永檀的關係頗為了解，仲永檀的辯解已屬困獸猶鬥。皇帝一度想用刑，但最終還是點到為止，將鄂容安釋放，並未追究鄂爾泰。仲永檀旋死於內務府慎刑司監獄中（張照時任刑部尚書，故而不能關押在刑部），時論以為系張照鴆殺。張照未久亦死，或以為系仲永檀鬼魂作祟。此案以兩敗俱傷告終。
上述兩案，西南苗疆善後一事尚有一些政策爭論——張黨的張照到貴州後實際上有放棄「新疆」的打算，而鄂黨的張廣泗則力主對苗人採取進攻策略。不過兩黨的鬥爭，無論張照要求哈元生參劾鄂爾泰，還是張廣泗參劾張照，更多的還是人事鬥爭。
而仲永檀案則基本是單純的人事鬥爭，不涉及政策問題。
仲永檀死後兩年多，鄂爾泰去世，應該說鄂張黨爭事實上至此已經告終。後來乾隆十三年（1748年）張廣泗以金川之役無功而被處死，乾隆十四年以後張廷玉以陪祀太廟一事被嚴譴，乾隆二十年（1755年）鄂爾泰門生胡中藻、鄂爾泰族人鄂昌以文字獄之故被處死，這些都是兩黨成員的後續下場，不屬黨爭的一部分。
5 乾隆的態度
乾隆帝是「不喜朋黨」的，屢降諭旨申斥，認為樞臣交結台諫扇動政潮，此乃明季滅亡之鑒。但與此同時，乾隆帝即位之初，治國理政又不能擺脫先皇留給他的兩位重臣。
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在《君主與大臣》一書（該書精裝中譯本已於中國人民大學2018年出版）中就乾隆初年的內廷機構——總理事務處進行過考察，鄂爾泰、張廷玉兩人在內廷決策中的地位是無法撼動的。
▲美國學者白彬菊在《君主與大臣》一書中對乾隆初年內廷機構的運作情況進行了詳細考察
不過皇帝也並不是只有這兩人可以信用。事實上，乾隆帝即位之初，他身邊就另有一些資歷不如鄂、張的滿人親信。例如總理事務處中雖然以允祿、允禮、鄂、張為首，但皇帝親信的領侍衛內大臣訥親、額駙班第、總管內務府大臣海望等人則列為「協辦事務」（白彬菊書中稱之為「第二梯隊」），王、大臣並不能壟斷皇帝的耳目。漢人之中，左都御史孫嘉淦久有骨鯁之名，與鄂、張都不和，皇帝對他很信任，成為牽制兩黨的重要力量。
賴惠敏考察鄂張黨爭時，認為乾隆帝的主要態度是利用張黨打擊鄂黨。筆者前面對兩黨勢力分布的分析，基本可以印證這個結論——乾隆帝性好玩弄權術，而用個人的「恩澤」來聯絡近臣如張照，然後用近臣來牽制外朝如鄂黨的高官，這是很常見的權術手段。故而當鄂爾泰去世，張廷玉及其夥伴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6 「鄂張黨爭」的遺產
如果要說「鄂張黨爭」留下了什麼遺產，這倒是很難講的。不過從前面的分析之中可以看到，鄂張黨爭主要是人事鬥爭。其間當然也有一些明顯與社會身份相關聯的文化氣質（ethos）上的分歧，例如鄂黨中的科舉精英以君子自命，與出身或言行入不了「名士」們「品題」的張黨成員顯然是不同的。但這種分野究竟影響有多大，還要進一步考察。
由於缺乏「總括句」來概括這種差別，僅就目前大家所知的情況，鄂、張兩黨成員的差異性，肯定不像牛李黨爭那樣關乎「階級」的議題，也不像元祐黨人、東林黨那樣明晰。這種模糊性的一個結果就是，當鄂、張兩人沉淪以後，兩黨作為整體（如果真有整體的話）也就很難說仍有什麼留存度了。
▲《御筆平定台灣二十功臣像贊·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珅》
但「鄂張黨爭」作為客觀事件，的確留下了一點制度性的陰影，那就是乾隆朝內廷牽制外朝的能力。在用張黨打擊鄂黨的過程中，乾隆帝養成了好施小術的習慣，對近臣得寵者往往在政治上予以縱容。這固然是一個用人的問題（昭槤所謂「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緩愚誕，皆置諸閑曹冷局，終身不遷其官」即是此意），但又不僅是用人的問題。
回顧之前的歷史，康熙帝亦好施私恩，但對大臣甚為寬容，近臣尚不能「予取予奪」；雍正帝御下刻薄，但一方面以公正宣示臣下，另一方面又勤於政事，近臣難以窺伺。而乾隆帝則不然，一方面希望近臣能替他處理瑣事，不願「事必躬親」，另一方面又喜歡玩弄權術，不時對臣下展示自己「明辨是非」的威權，以為震懾。
這種局面造成了一種權力結構上的不穩定性，皇帝身邊官員工於揣摩、善於逢迎，得蒙上知者，往往能因此獲得「翻雲覆雨」的權力。張廷玉之後有汪由敦，汪由敦之後有于敏中，訥親之後有傅恆及其諸子，終啟和珅專權之門。
參考文獻：
1. 史松、郭成康等編：《清史編年》（第四、五卷）；
2. 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君主與大臣：清中期的軍機處（1723-1820）》，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
3。 賴惠敏：《論乾隆朝初期之滿黨與漢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2: 723–743；
4. 徐凱：《論雍乾樞要之臣張廷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
5. 劉文鵬：《清代科道「風聞奏事」權力的弱化及其政治影響》，《中州學刊》2011年第4期；
6. 張一弛：《京官社交網路與盛清政治——以乾隆初年許王猷、仲永檀系列事件為例》，《史學月刊》201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