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

撰文：錢鎖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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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林語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山村，自十歲時離開故土，畢其一生，輾轉旅寄。在國內，考究語言，創辦報刊，為當時文壇一開「幽默」新風；在國外，針砭時事，引介東方，以獨有見地詮釋「吾國與吾民」。

《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筆路延綿，跋涉文山史海，溯沿思想軌跡，尋繹其生平，藉以重新發現不僅僅是作為文學家的林語堂，更欲還原出兼批評家、哲學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語堂。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我的中國」：東方向西方傾談

所謂「國民性」問題是中國現代性的中心話題之一。魯迅的國民性批判論述，特別是其創造的「阿Q」形象，一直都是國內中學教材課題。其實這個問題並不是由中國知識分子首創的。自從西方人開始接觸中國，從十七世紀的法國漢學家杜赫德到十九、二十世紀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都發表過有關「中國國民性」的論述。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批評，其靈感正出自明恩溥《中國人的特性》一書的有關論述。魯迅臨終前仍念念不忘，要中國人翻譯、閱讀明恩溥《中國人的特性》一書。 當然，有關中國國民性的論述還有其他聲音，比如辜鴻銘的英文專著《中國人的精神》，其實就是對漢學界的有關論述，尤其是明恩溥一書的回應。對於這些文本及其爭論，林語堂當然明了，而《吾國與吾民》以其獨特的視角與風格介入了這一話語傳統。

《吾國與吾民》寫作和出版的直接誘因是賽珍珠小說《大地》的成功，也可以看成其姊妹篇。《大地》在美國讀者看來是一部「族裔」小說，其成功在於描繪了中國人生活的典型。但也受到江亢虎等批評家的質疑，指責它並沒有反映中國人生活及文化的精髓。《吾國與吾民》就是要講中國文化和生活的精髓，論述全面又精緻，筆調生動而有趣，西方讀者讀來倍感親切。對賽珍珠的另一種批評，是說她畢竟是個美國傳教士，這一身份屬性使她無法描繪出中國的真相。有意思的是，《吾國與吾民》開卷（包括賽珍珠寫的「引言」、林語堂「作者序」和「前言」）便探究這一問題：誰有資格為世界闡釋「中國」—這個「偉大的神秘『存在』（Dasein）」？ 在西方，歷來都是由所謂「中國通」來傳播有關中國的知識和信息，這些「中國通」可能是傳教士、傳教士的子女、踏足「遠東」的探險家，或是英文報刊的記者。通常他們不會中文，生活在自己的洋人社交圈，靠他們的中國廚師或僕人獲取有關中國和中國人的知識，然後以他們自己的習俗和價值觀來評判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西方讀者由此獲得的某種中國形象，當然偏頗。但中國人自己就一定是本國問題及形象的最佳闡釋者嗎？未必。中國人自己往往身在廬山，難見其真面目。林語堂在「作者序」里特別聲明自己不是那些「超級愛國者」，「他們的愛國主義不是我的愛國主義」，這本書也不是為他們寫的；他不以自己國家為恥，不怕指出中國面臨的缺陷和不足，因為「中國的胸懷要比那些超級愛國者的大，並不需要他們刻意漂白」。

那到底應該由誰來向世界闡釋「中國」呢？林語堂並沒有明言，而是由賽珍珠在其「引言」中點破。賽珍珠解釋說，西方讀者早就渴望能從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自己的作品中了解到真實的中國。問題是，中國一二十年來被推進「現代」，雖然絕大多數人還是文盲，按照一貫的傳統方式生活，但中國的精英階層卻突然都變得「現代」了，都能說英語，一心要趕上西方的潮流。他們都很「愛國」，不願對外披露中國任何的負面問題；他們和大眾老百姓脫節，蔑視其「落後」，搞得自己在自己的國家像個外國人一樣，自卑心理過重。如此扭曲心態，我們如何期待從他們筆下獲得真實的中國形象？儘管如此，賽珍珠還是認為，最適合為西方闡釋真實之中國的人，還得在留過洋、英語流暢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去找，關鍵是此人必須留洋後再回到自己的文化，回到「老的中國」，以一種幽默而自信的態度來觀察中國。可是，「要找這樣的人難度太大，既要受過現代教育能寫英文，又不能和自己的文化脫節，同時又能保持一定距離，去理解其意義，既要理解其傳統意味，又能體會其現代意蘊，難！」 但是，賽珍珠說，她一讀完《吾國與吾民》，她知道：這個人出現了。

林語堂一家，紐約，1942年。

在「作者序」中，林語堂列出以下在滬外籍朋友，以示致謝：塞爾斯卡·岡太太（Mrs. Selskar M. Gunn）、貝爾納丁·索爾茲·弗利茲（Bernardine Szold Fritz）和翁格恩- 斯滕博格（Ungern-Sternberg），「是她們，有時是一個一個，有時是一起，不斷嘮叨催促我寫這本書」。 林語堂也致謝賽珍珠：她「自始至終一直給我鼓勵，出版前還親自通讀全稿並加以編輯」。同時也致謝華爾希：他「在整個出版過程中都提供了寶貴建議」。還有麗蓮·佩弗（Lillian Peffer），她「負責排版、校對以及索引」。 對照林語堂和華爾希/賽珍珠之間的來往通信，以上描述準確概括了該書的寫作和出版過程。庄台公司人員的編輯業務相當專業，但這完全沒有影響作者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到1934年5月19日，華爾希還在返美途中，林語堂已經寫完四章，寄給了華爾希。他計劃最晚9月完成書稿，但實際上要到次年2月才寫完。這完全可以理解，要知道此時林語堂的中文寫作任務也很繁重。一開始林語堂就對華爾希表明，歡迎直率坦誠的批評意見：

我絕對歡迎你從美國人的角度提出任何批評意見，在此無須考慮所謂中國式的禮貌。

在整個出版過程中，為方便起見，在以下幾個範疇，敬請適當修訂：

1. 明顯的拼寫錯誤和打字錯誤。

2. 筆誤—按照現代用法標準，而不是按語法家的規範。

3. 涉及西方名字和歷史事實有所不準確處。

以上方面所作改正，我將深表感謝。

整個編務事項，庄台公司人員基本都是按照上述尺碼操作。比如，有時林語堂文中用到中英比較，華爾希會儘可能把「英」換作「西」或「美」，多半是出於市場考慮。除此之外，林語堂對書稿的構思、文體、進程完全自己掌控。一開始還有個梗概，後來覺得沒法完全按此寫下去，還不如順其思路創作為佳。

是年七、八月，上海太熱，林語堂想專心寫書，便攜全家上廬山牯嶺避暑勝地。他在牯嶺寫了第四章《理想生活》（書稿稱作第六章）和第五章《女性生活》（書稿稱作第七章），但結果正是對這兩章，華爾希和賽珍珠提出很多意見且改動最多。後來林語堂也不得不承認，這趟牯嶺之行算是失敗的。

華爾希讀完《理想生活》一章後覺得不及前面幾章的水平，便如實告知林氏。華爾希的批評意見既籠統又很具體：「感覺行文節奏和準確性不夠流暢」 ，建議開頭四頁全部刪掉。林語堂回函感謝華爾希的批評意見，同時表達驚奇，因為自己覺得這一章比前面幾章寫得都要好，並表示樂意作部分修改。林氏回信這麼說：「我不清楚這裡是否傷害了基督徒的神經，但出自一個牧師的兒子也很自然……希望你能諒解。」 林語堂繼續鼓勵華爾希給予誠懇的批評意見：「你知道我可是宰相肚裡能撐船的，在中國人的環境中早就學會了這一藝術。要不然，我可根本沒法活。」 儘管如此，林語堂還是希望華爾希對下一章《女性生活》會看得比較順眼。

此時，賽珍珠已是庄台公司一員，擔任業餘編輯，她對林語堂的書稿格外上心，特別是講中國女性這章。讀完後賽珍珠去函林語堂以表祝賀：該章「總的來說非常精彩、極有價值」 。但她同時指出，該章寫得有點散漫，好多重複，好像自己不太確定，所以來回嘮叨：「你好像一個泳者，站在很冷的水邊。你下定決心要跳下去，你最終也跳下去了，但是在岸上躑躅了很久。」 賽珍珠建議整章改得緊湊點，並主動提出為林氏修正。林語堂收到賽氏來函並於11月18日回函時，他自己已經刪了開頭十四頁，覺得這是最散漫的部分，重寫開頭一段，至於該章其他部分，「賽珍珠可以自己看著辦，作適當修改」 。林語堂還自我解釋道，這是他第一次寫書，以前都是寫散文，可以漫談，但寫書就不一定合適。而就女性話題，林語堂寫道：「寫女人這章有問題，因為一想到這個問題我頭就大。我仔細斟酌過宇宙間大部分問題，都能理通順，唯獨一講女人，往往就自相矛盾。」 在下封致華爾希的信中，林語堂考慮是否要重寫整個一章，原來以為最精彩的，現在覺得最不滿意。到來年1月，他又決定算了，還用原稿，因為一來沒時間，二來賽珍珠已經通篇編輯過了。

和華爾希、賽珍珠合作，林語堂的態度總的來說都比較通達。他總是要求華氏/賽氏提供率直的批評意見並作出專業編輯。他認為作者永遠是自己著作最糟糕的評論者，因為自己總是敝帚自珍，一個字都不想刪改，然而書不是寫給自己讀的，最終的評判權在讀者手裡。至於書的出版和營銷策略，林氏基本上都認可庄台公司的意見。林語堂與庄台公司簽好合同後，便要求用深藍金字作封面，越簡潔越好，「我總覺得封面往往搞得很繁複，反而簡潔一點更能吸引觀眾」 。庄台公司接受了林氏意見。除了專業編輯，庄台公司為推廣營銷該書主要做了兩件事：把書的有關章節先送雜誌發表，以及最終確定書名。林語堂寫完一兩章便抄送華爾希，華爾希再決定哪些章節可以先送雜誌發表，這種方式在他們以後的合作中成為常態。當時華爾希剛剛擔任《亞洲》雜誌主編，就從書稿中抽取了四篇文章先刊於該雜誌。 但《亞洲》雜誌畢竟不是主流刊物，銷量有限。華爾希成功說服《哈珀》雜誌，刊登了書稿中的一節。 《哈珀》可是美國主流雜誌，銷量很大，林語堂赴美後經常在該雜誌發表文章。另外，華爾希也把書稿寄給「每月讀書會」，評審官對此書很有好感，但畢竟要選一部中國人寫的書做「當月之選」實在太新奇了，最後沒成。

至於給書起名，林語堂一開始便跟華爾希說出版社可以作最後決定，同時他也給過許多建議。書名要到最後一刻也即1935年夏書稿即將付印時才最後敲定。林語堂首先想到用「中國：一份告白」（China: A Confession），後又提出「我的同胞」（My Countrymen），但華爾希覺得前者作書名在美國不合適，後者感覺不夠莊重。華爾希建議用「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我覺得這個既莊重又能吸眼球。」 同時華爾希還是讓林語堂想到什麼合適的繼續告訴他，林氏後來又想出好幾個。除了華爾希建議的「吾國與吾民」，還有「思索中國」（Thinking of China）、「我們的祖國」（Our Grand fatherland）、「廣闊的人性」（A Sea of Humanity）、「瞧，這人性的中國」（This Human China）、「 微笑的中國」（Smiling China）、「 生活與微笑」（We Live and Smile）、「 飲茶」（She Sips Her Tea）、「悲憫的微笑」（Sorrowful Smiles），又說還是最喜歡「中國：一份告白」，第二選擇是「思索中國」。 四天後，林語堂又去信華爾希，讓他忘掉上封信的建議，承認「吾國與吾民」可能是最好的，「但總還是覺得不夠滿意，有點拖泥帶水，不夠親密」。 4月12日，林語堂又寫信提出三個書名：「中國：奧德賽之旅」（China: An Odyssey）、「思索中國」、「我的中國」（My China），並說自己現在很中意「我的中國」。最後，庄台公司所有員工投票，一致同意用「吾國與吾民」，華爾希發電報給林語堂，要他相信他們對美國市場的了解和判斷，林氏也欣然同意。到1935年5月，賽珍珠和麗蓮·佩弗已校對全稿，作了必要的文字修改，又寄回給林語堂。林氏6月看了修訂稿，接受大部分修改意見，但也堅持了一些自己原先的說法，又把修改的改了回去。8月份書正式出版，庄台公司做足了宣傳推廣工作。另外，華爾希還為此書洽談商定了英國版，由海尼曼（Heinemann）公司於10月出版，剛好趕上1935年倫敦中國藝術展開幕式。

華爾希讀完最後刊印稿，去信林語堂，恭喜他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我感覺該書在英美都會大受歡迎，希望還會譯成許多其他語言。」 華爾希果然經驗老到。《吾國與吾民》的出版在美國可謂一炮打響，好評如潮，各大報刊都有名人推薦，如卡爾·凡·多蘭（Carl Van Doran）、克利佛頓·費迪曼（Clifton Fadiman）、范妮·布切爾（Fanny Butcher）、伊莎貝爾·帕特森（Isabel Patterson），等等。華爾希祝賀林語堂道：「自《大地》以來，還沒有其他書像這樣受到媒體一致推崇的。」

《紐約時報書評》1935年12月8日刊載埃米特·肯尼迪的書評：《東方向西方傾談—一位中國作家精彩闡釋本國古老文化》。文中寫道，中國文化古老悠久，而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卻如此年輕，他們還在孩童時期。一種文化保持了這種不可思議的長壽，可現在面對強加給他們的現代進步，卻又一籌莫展。西方文化崇尚征服、冒險精神，中國文化卻提倡耐力、消極抵抗。中國在物質上給世界貢獻了許多禮物，但其精神禮物卻沒人好好講過。讀林博士的書是一種極大的精神啟蒙，讓人認識中國「光榮而多樣的歷史」，而這樣一個熱愛和平的民族當下卻面臨崩潰的危險。林語堂不怕說真話，他說，中國人在政治上一塌糊塗，在社會上像個小孩，但在休閑養生上，他們棒極了。最後，該文作者寫道：「我們以前可能會認為中國人陌生、怪怪的、神神叨叨、不可理喻，那是因為我們無緣交個中國人做知心朋友。讀完林博士的書，我們應該堅信中國一句老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紐約時報》代表美國上層知識界的看法。說《吾國與吾民》在美國一炮打響獲得成功，首先是指其銷量，也就是說，《吾國與吾民》贏得了美國大量的一般讀者。林語堂應該收到過很多讀者來信，可惜沒有保留。庄台公司保留了一些，挺有意思。多數讀者稱讚此書是他們讀過所有有關中國的書中最棒的。有位讀者來信說他在中國住了二十來年，讀完此書後讓他久久不能平靜，忍不住拿起書來再讀一遍，讓他陷入久久沉思。還有一位華人讀者來信聲稱自己既不是「真正的中國人」，但也沒有完全被同化，對中國還有一顆心，可對中國又一無所知：「讀完該書後震動很大，為自己祖國擁有如此燦爛的文化感到驕傲，中國文明不光發明了火藥和印刷術，而且在文化的各個方面—文學、建築、繪畫、藝術等等都絕不遜色於西方文化；可讀到中國的現狀又讓人痛心。在一個擁有像作者這樣如此有文化有教養人士的國度里，政府辦事卻依然要看臉色、運氣和關係。」 但讀者來信大多數關注的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藝術，包括「吃的藝術」，甚至有問具體的菜譜如何如何。維也納一家大報主動把「中國飲食藝術」一節翻成德語。1936年1月17日，林語堂致函華爾希：「我收到好多讀者來信，有一些是你轉遞的，詢問如何做布丁、果醬、雞炒飯、燉魚翅之類。我是不是應該把它們扔進垃圾桶里？」但林語堂同時建議，李笠翁的《閑情偶寄》真應該全部翻譯出來。

林語堂（右起第三位）一行在重慶躲避日機空襲，1941年。左起第三位是林語堂長女林如斯。台北林語堂故居藏。

《吾國與吾民》在國際上一炮打響後，美國記者文森特·斯塔雷特（Vincent Starrett）來到林語堂在上海愚園路的編輯辦公室，作了一次訪談，其間討論到該書中文版事宜：

我問道：「你會自己翻譯嗎？還是請別人翻譯？」

林語堂很不自在。

「我想我不會讓其他人做，」林語堂坦誠說道，身子在椅子上扭動，「好多人告誡我，為了中國，我有責任自己再做一遍，寫成中文。」

「你是說要重寫一遍？」

「也不是，可是最終好像還真差不多是這麼回事。表達的方式會不同，是吧？得用中文、中國人習慣的方式，是不是？這本書是英文寫的，寫的時候只考慮到英文讀者。要用中文為中國寫，那有的部分要展開，有的部分要修改。這事很麻煩，真的很麻煩！但這書確實也是為中國的。也許我應該用我的母語再搞一遍，你說呢？」

……

「可要是有人要求我把中文版再譯成英文，那怎麼辦？天哪！」

林語堂從未把《吾國與吾民》譯成中文。次年他便移居美國，基本上都用英文寫作，根本沒時間。這樣，該書在中國的影響和討論只限於能說英語的知識群。其實林語堂很怕該書譯成中文。他告訴華爾希：「該書在中國不會有中文評論。我盡量低調不作宣傳，國人中懂英文的才能讀。你能想像我用中文把書中寫的都說出來？那我還不被那般中學畢業的『普羅作家』給碎屍萬段了？我居然還有閑情去寫中國的詩歌、繪畫諸如此類？」 他告知華爾希，他以後有時間也許會把書譯成中文，不過書中主要觀點其實在他的中文小品文中都已經講過，只是沒這麼集中成書而已。

《吾國與吾民》在中國的回應，林語堂在乎的不是來自左翼「普羅作家」的批評，因為他們看不懂，而是就職於國民政府的留英美人士（「愛國者」）。林語堂和華爾希的來往通信顯示，圍繞原稿第二章（即最後書中「結語」）的去存，林氏曾猶豫不決，壓力很大。原稿第二章痛批當下中國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亂象。本來該章題為「告白」，寫好後最先遞交給華爾希，華爾希看完非常喜歡，要單獨先發表於《亞洲》雜誌。後來《哈珀》拿到稿子後也立刻表示很感興趣，想要發表。但林語堂1934年致函華爾希表示自己還不是非常滿意，可能要修改。7月5日又致函華爾希說自己沒時間改，「管它呢，就這麼發表了」。他解釋道，他對現政府說了許多「討厭的」話，但一般都是「裹了層糖衣的」，「而這一章，可都是赤裸裸的苦口，而且我也不想裹糖衣」。 然而到了1934年9月9日，林語堂決定無論書中或雜誌上都不發表該章，因為中國政局不穩，卡得越來越緊。華爾希回信表示理解，也很惋惜，希望最終林氏會改變主意。1934年12月10日，林語堂去信華爾希，說他的書可能會受到某種「政府警告」，被指責「不愛自己的國家」，他得想辦法做點自我保護功夫。十一天後，林語堂又對華爾希說，好幾個朋友勸他不要發表該章，他要等到1935年1月15日再作決定。1月18日，林語堂專門去函說，「鑒於我們這邊所能容許的自由度」，他不得不刪除整個章節。而且林語堂清楚跟他過不去的對手是誰—國民黨機關報《國民新報》及其主編湯良禮，因為《中國評論》周報不斷受到他們的騷擾和壓力。然而，到1935年3月15日，林語堂最後決定保留原稿第二章，並「稍作刪改」挪到書尾作「結語」。3月25日，林語堂又去信確認保留「結語」部分，只是在「結語」第二節前加一句話：「如下陳述不應當看成是對當下國民政府的描述，而是陳述政府所面臨的艱巨任務，以便能正本清源、恢復秩序。」

即使作了「適當刪改」並加上以上提醒，該書「結語」部分仍到處看到對當下國民政府的犀利控訴。比如以下這段：

中國農民不需要賣妻賣女來賦稅，儘管江北有些農民現在不得不如此；假如他們沒賦新稅，軍人不會禁止他們收割莊稼作為處罰，儘管廣東番禺縣縣長1934年夏天就是這麼乾的。中國人不需要預付三十年後的稅，儘管四川人現在得要；他們不需要繳付超過通常農業稅三十倍的農業附加稅，儘管現在江西人得繳。農民不會被逼繳稅，繳不出便關進監獄挨鞭抽整夜嚎叫，儘管在陝西現在監獄裡整夜都聽到鞭打哭叫聲。可憐的中國人，生活在地球上管治最糟糕的國家，掙扎於他們無法理解的各種漩渦中，以超人的耐心與善良忍受一切，願這種善良和堅忍不拔最終能戰勝一切。他們最後一頭牛也被賣掉時，那就讓他們去做土匪吧。他們最後一件家當也被搶走時，就讓他們去當乞丐吧。

在國內英語圈，有三份書評分別代表三種態度。吳經熊於英文《天下》月刊撰文，稱頌林語堂為「中國思想界佼佼者，只需稍加時日，一定能成為整個人類文化果實之極品」 。另外，姚莘農也在《中國評論》周報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語調好似溫開水。姚莘農稱讚《吾國與吾民》「是本有關中國的難得的好書」，尤其帶有作者的自傳色彩，很有特色，「但是書中所謂的『吾民』只能說是泛稱知識階級群體，而不是所有四萬萬中國人」。 《中國評論》周報在發表姚莘農的公開信時同時插了一段林語堂的簡短聲明，林氏表示自己是福建「龍溪村娃」：「我從小就下田種地、上山砍柴、河裡捉魚蝦，誰能指責我不了解中國農民呢？『吾民』正是他們，而非穿長衫的鄉紳，也不是穿洋裝說英語的華人。」

果不其然，最嚴厲的攻擊來自英文《國民新報》，也是一封公開信，署名「一個中國人」，開頭便是譏諷的語調：「哦喲，著名的小評論家現在可是世界級的暢銷書大作家了。真的非常成功，『賣』了你的國家和人民。」 除了諷刺挖苦、人身攻擊，公開信指責林語堂「賣國賣民」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林語堂披露國民政府的缺陷與失敗取悅在華外國人和外國媒體，他們一向敵視中國國民政府及其重建工程，該書在外文媒體得到追捧反而證明這一點。「一個中國人」挖苦道：林語堂應該建議出版商把書送到日本或「滿洲國」，可以為他們蔑視中國添磚加瓦。 再者，林語堂為國民政府治下的中國描繪了一幅黑暗、絕望的圖像，且沒有任何改進建議，但作者自己其實從國家領薪並擔任重要的半官方性職位。尤為甚者，林語堂對國民政府的輕蔑指責故意扭曲事實，不僅不負責任，而且居心叵測。比如，有關農民稅收問題，林語堂書中加了個腳註，引了一段汪精衛的聲明作為佐證。可是他應該另外再加一個註腳，引用次年12月孔祥熙財長的聲明，以示政府如何採取措施來改變這一狀況。

林語堂1941年在紐約「讀書與作者」午宴上發言。台北林語堂故居藏。

林語堂致華爾希信中說到該評論，「我早就料到這種東西，自卑感強盛的中國『愛國者』專利」，並稱這是一種「梅毒」。 對此林語堂沒作任何回應。林語堂赴美後，於1937年2月23日給友人劉馭萬寫了一封長信，回復有關對《吾國與吾民》的指責。林語堂申辯道：國人對我的非議，主要來自受過西洋教育、會說英文、自我意識極為敏感脆弱的「愛國人士」，我不奇怪。他們就像鄉村的學童，被送到大都會洋場教會學堂上中學，卻特別害怕被別人看到他的母親來訪。但有一種反應我沒料到，說我寫《吾國與吾民》是「賣國賣民發大財」，說這種話的人無恥。他們腦袋裡怎麼就只有個人私利，他們怎麼就不能相信有人可以對自己的民族與文化作一番誠懇深入的剖析和解讀？這種動機論指責太下賤。怎樣才算為中國作真實而明智的宣傳？西人又不是傻瓜，你把中國包裝成個大美人，完美無缺，誰信啊？我的態度是實話實說，著重強調中國是個正在發展中的國家，正從多年混戰和貧窮中慢慢地走出來。容不得對當下中國作任何批評，這種自卑心理要不得。假如你的「愛國」朋友擔心《吾國與吾民》在海外給中國帶來不良形象，可以請他們放心，因為事實恰恰相反。其實我畫的中國也是個美人，不過臉上有個黑痣，西人卻懂得欣賞，不棄反愛。我寫此書不是為了給中國作政治宣傳。我要寫出中國的真善美醜，這是藝術創作。別老看那個痣，要看整體的美。我在書的最後一章坦誠寫出當下中國人的痛苦與悲哀，如果你的朋友在一九三四至三五年感覺不到廣大民眾的怨憤，要戰不能，要活不得，他們還算是「愛國者」嗎？這些人養尊處優，根本不體察民情。其實我也不在乎國人怎麼看我的書。我的書寫完了，讀者各種各樣，他們愛怎麼看怎麼看。反正有許多西方讀者告訴我他們讀了一遍又一遍。可惜的是，該書沒有引起國人好好反思。

另一方面，林語堂為美國輿論的熱評深受感動。他對華爾希坦承，他自己的國人不了解他，「也許美國讀者比我自己的同胞更能了解我，畢竟我整個思維架構和學術涵養都是西式的，儘管我基本性情是中式的」 。

《吾國與吾民》在美國的成功對林語堂踏上赴美旅程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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