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崇禎殺魏忠賢真的殺錯了嗎？

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大軍渡過黃河進攻山西，除了在寧武關遭到山西總兵周遇吉頑強抵抗外，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胤投降，監軍太監杜勛、杜之秩投降，居庸關守軍唐通、大學士李建泰投降，不到一月時間便從河南攻至北京。太監曹化淳哭道：「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

說到魏忠賢，這是明朝史上最複雜的一個太監，與王振、劉瑾之流不同，無法定義他是好是壞，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魏忠賢是忠臣、能臣。基於這個觀點，很多人認為，假如魏忠賢不死，明朝就不會亡，最起碼也能續命幾十年。

萬曆年間，朱翊鈞怠政，奏章多不批閱，廷臣們開始結黨，以過激言論抨擊國政，並以此為榮，言官們利用風聞奏事特權，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大肆攻訐宰輔大臣，以此來賣直邀名。他們以吏部尚書顧憲成為首，因其創辦了東林書院，因而被稱為「東林黨」。

東林黨之「黨」並非近代政黨，本質上仍然是朋黨。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表面上廉潔奉公、憂國憂民，實際上卻是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嘴裡喊著振興吏治革除積弊的口號，卻對明末饑荒的悲慘狀況視而不見，對征款賑災行為大加阻撓，以保護自身的利益。

東林黨的存在，對皇權是一種極大的挑戰。與此同時，魏忠賢靠著天啟帝的奶娘客氏上位，形成一股足以抗衡東林黨的勢力——閹黨。閹黨的存在對皇權來說是件好事，設立司禮監本來就是為了牽制勢力龐大的內閣，而且閹黨只能依附於皇權存在，是皇帝手中最忠實的鷹犬。東林人士尾大不掉，魏忠賢就成為皇帝手中的一柄利劍。

魏忠賢執政期間，對東林黨展開殘酷鎮壓，東廠緝捕人員四處橫行，大肆緝拿東林黨人，逮捕江浙人士高攀龍、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黃遵素、李應升等，除高攀龍投水自盡外，其餘人均死於獄中，因而引發蘇州百姓暴亂，顏佩韋等五人被處死，《五人墓碑記》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

魏忠賢倒行逆施，搞得海內天怒人怨，但不得不說，他是個能做實事的。他忠於天啟和崇禎，凡是皇帝的詔令，都能腳踏實地地落實到位；皇帝缺錢了，他總能變著法兒搞來銀子；大臣們結黨了，他就能除掉皇帝看不慣的人。總之，魏忠賢忠實地貫徹了天啟帝的每一項指示，什麼臟活、累活、挨罵的活，全是魏忠賢做的。他做的這些事，不是那些自詡清流的文臣能做的。

天啟死後崇禎即位，當即有東林人士彈劾魏忠賢十大罪。崇禎素來知曉魏忠賢罪惡，將其發配鳳陽守陵。魏忠賢在去鳳陽途中仍豢養大批亡命之徒，帶走數十車財寶，崇禎得知後大怒，命錦衣衛將其追回下獄。魏忠賢自知難逃一死，徹夜痛飲一番後自盡。

魏忠賢雖死，但明末黨爭並未停止，閹黨舊人溫體仁、薛國觀相繼執政，與東林黨人水火不容，明朝陷入更嚴重的政治危機。不但如此，東林黨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朝財政收入更加單一，更加依賴於普通民眾。底層民眾不堪重負，再加上天災不斷，終於激起明末農民大起義。

東林黨與閹黨，談不上誰對誰錯，只有腐敗和更腐敗。然而在明末當時的局勢下，這兩股勢力缺一不可，也不能讓某一股勢力得勢，只有相互制約，才能讓明朝這艘破船多撐幾年。魏忠賢的死打破了這種平衡，崇禎執政十七年後終於走向窮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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