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丞相創立一特殊行業，竟在中國興衰了幾千年，現今被徹底禁止了

《周禮》上曾提到過：「女酒，女舂抭，奚以下千人而弱... ...」，但是，我一直認為這些官妓並不是傳統意義上妓女，其實，她們只是奴隸，但是，和其他奴隸不同的是：她們的工作只是「獻身」和「獻技」而已。

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中，政府對於「性」產業十分寬容，甚至，還秉承著支持的態度。在春秋時期，管仲就曾創立過國營妓院，通過這個機構來拉動旅遊項目的發展，同時，也提升一國的經濟發展，藉此增加國家稅收。管仲也因為這一創新性的行為被之後的妓院當做是行業鼻祖。

《戰國策》二卷「東周」引周文君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按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則一閭為二十五家。管仲設女閭七百，為一萬七千五百家。管仲設女閭，等於後世之有花捐也... ...古代的這一制度，既自「女閭」開其端，自此以後，無代無之。

等到了唐、宋、元、明時期，性產業已經不是單另的產業，它與文化互相交融，許多文人把妓院當做是休閑娛樂的地方，來此尋花問柳，甚至，還有許多詩詞是這些詩人描寫的自己在妓院的所見所感。當時的文學界以此為榮，認為，這是一件很高雅的事情。

文學藝術已經成為了性產業的鋪墊，此舉更是大大的推動了這個產業的發展。

不過，這個產業並沒有被政府就此放任下去，宋代開始，國家就設置了官員們參加此類活動的標準，不再是毫無要求。官方以程朱理學作為思想武器，要求領導幹部做道德模範，其實，準確的來說，是要裝做道德的模範，官員們的嫖娼狎妓活動就此被禁止了。

但是，說是禁令，其實，這只是提高了官員參與的難度，不過，也增長了性產業的高端服務標準。

到了元朝明朝，官方繼續沿用了宋朝對待官員的嫖娼狎妓的禁令。明朝的官場對於性產業的要求相當嚴格，到了宣德年間，甚至，將此禁令延伸到了餐桌上，禁止公職人員到妓院花天酒地。雖然，條例看起來非常嚴格，但是，實際上是雷聲大雨點小，雷聲過後依舊是一紙空文。

到了清朝，對於性產業的約束力已經非常高了，清政府依靠強大的專政機器，在禁止嫖娼方面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巨大成效。在各個方面的打擊下，人們所能鑽的法律空子僅剩下了兩條：一條是傳統的私娼，另一條是新興的「像姑」，「像姑」則指的是提供同性服務的男人。

雖然，清帝國的法律卓有成效，但是，這和強大的慾望衝動比起來，還是處於弱勢。道光年間，性產業又開始萌芽了，漸漸蓬勃興起，廣州已然成為了名噪一時的「紅燈區」。《清稗類鈔》曾用了五萬多字描繪了北京、開封、鄭州、天津、奉天、蘇州、蘭州、揚州、上海、杭州、江寧等24個地方的性產業情況，和各種各樣的奇聞趣事，其中描寫的還相當的細緻詳盡。

同治年間，官方變相的宣布了性產業的合法化，同時也刪除了「京師內外拿獲窩娼至開設軟棚日月經久之犯，照例治罪」的條文。漸漸地，人們不再滿足於國內的性服務，流行起了「洋妓」。最開始，那些外國來的性工作者，僅僅給租界內的外國人服務，不過，很快就已經成為了中國人所追隨的潮流。後來，在1905年進行了改革，帝國的性產業更加規範化，規模化。

此時，清政府一方面保護管理「公娼」和「官妓」，另一方面打擊控制「私娼」。這一做法完全不是出於道德層面，僅僅是當時的一種形式。

可以說，性產業不僅僅是一種為娛樂而誕生的產業，它還可以推動稅收的發展。為了增加財政稅收，當時的民政部還有專門的部門監督妓院納稅的情況。政府部門還為紅燈區制定了法律依據，對妓院實行了數量控制，這樣一來，妓院的「執照」價格就變得很高昂了。並且，政府還規範了妓院的運營標準，例如：妓女需要定期檢查身體，不準接待未成年人等等。

1905年之後，性產業已然成為了一個蓬勃發展的產業，有人估算過各個城市的妓女密度：北京大約208人裡面就有1個人是妓女；上海妓女密度更大，每147人中就有一個妓女；廣州837個人中有一個妓女；哈爾濱82人中有一個妓女；漢口150人中有一個妓女。這些令人震驚的數據都表明了性產業在當時已經非常繁盛了，當時，有些媒體甚至扮演起了皮條客的角色。

從1907年開始，廣東的《天趣報》開始進行妓女的選秀活動，它發布的榜單對廣東的性產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還為高級性工作者做營銷。如此大的開放程度，使廣東的文化漸漸奢靡，甚至，還有官員在宴會上邀請人來跳光舞，非常靡亂，可以說，當時的奢侈靡亂已經成為了當時的一種社會風氣。

可以說，從一開始的單純的性產業到後來與權力，利益相掛鉤的性產業，這其中經歷了數個朝代。雖然，性產業的本質發生了改變，但是，這個產業卻從未消失過。在古代，一旦社會漸漸失去秩序，那麼，這標誌著政府掌控能力漸漸衰弱，自此，政府的這塊遮羞布也就掀開了。

直到現代，國家通過查封妓院、懲治老鴇和改造妓女等措施，也就徹底取締了娼妓制度，還了社會一片清白。

參考資料：

『《戰國策》二卷「東周」引周文君雲、《清稗類鈔》、《天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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