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饒漱石想為自己翻案：挨整主要是陳毅在報復

原標題：1955年饒漱石想為自己翻案：挨整主要是陳毅在報復

• 中央處理饒漱石問題的最初打算是批判從嚴，處理留情

饒漱石原本為建國初期黨內頗有前途的高級領導幹部。他受過高等文化教育，從1923年起就參加城市學生運動和工人鬥爭，後在白區擔任地下黨領導，又被派到蘇聯工作過三年。回國後被分派到東南局主管白區工作，並參與新四軍的領導，擔任過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建國後饒漱石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軍事委員會委員，並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兼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像他這樣身兼全國五大局之一的華東局黨政要職，在當時可說是獨一無二的。1953年初，饒漱石調任中組部部長，成為引人注目的政治新星。

正值前途無量時，結果卻被野心誤。為了實現不斷膨脹的政治慾望，饒漱石和高崗密切合作，各使解數，利用種種機會進行拱倒劉少奇、周恩來的黨內分裂活動。

1953年12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作了「北京有兩個司令部」的講話，揭開了高饒問題的蓋子。翌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對高饒作了嚴厲的批評和嚴正警告。接著，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40餘人在會上發言，揭發高饒聯盟分裂的言行。最後，會議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這個決議的作出，標誌著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被徹底粉碎。黨中央為了挽救高饒二人，分別召開高饒問題座談會，對他們二人進行幫助。

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中央書記處決定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座談會先後召開了七次。前四次著重核實饒的錯誤事實，第五、六次由參加會議的人對饒漱石進行批評幫助，第七次由饒進行自我批評。1954年3月1日，主持座談會的鄧、陳、譚向中央寫了專題報告，對饒漱石的問題作了如下結論：「饒漱石同志是一個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家，他的個人慾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銳的罪惡，是1953年他和高崗共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報告還指出：「饒漱石同志對自己所犯的錯誤，直到現在，還不是採取徹底承認的態度，……在表面上雖然承認了一些錯誤，但是還不誠懇，不徹底，不願最後挖掘自己錯誤的本質。」這份報告很快送到了毛澤東那兒，毛澤東認真地看了，並於3月12日在上面寫了批語，只在第4頁中將「毛主席」改為「毛澤東同志」，其餘均同意交中央政治局討論。3月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准了這個報告，並且決定：停止饒漱石的一切職務，讓他在家裡繼續寫出檢查。

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饒漱石還是服從的。此間，他的臉部神經痙攣症複發，看材料有困難，也不能寫字。於是，由他思考後腹擬書面檢討綱目，一條條口授，由秘書記錄整理，再念給他聽，按他的意見修改。這樣前後用了5個多月的時間才將書面檢討定稿。這份長達2萬字的書面檢討，饒漱石承認了四個方面的主要錯誤：一是在淮南的黃花塘借整風、審干之機，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陳毅，然後將陳擠走，獨攬大權；二是在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問題上，趁陳毅謙讓時玩弄陰謀手段，騙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三是在京休養期間深夜打擾毛主席，欲從毛主席口中探聽中央對他的看法；四是任中組部長期間配合高崗進行反黨活動，明斗安（子文）實反劉（少奇）。

檢討書的末尾，饒漱石承認自己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極端嚴重，存在「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宗派主義，把資產階級權術運用到黨內」等方面的問題。

饒漱石的檢討書交到中央後，毛澤東和書記處的同志都看過了。大家有共同的看法，即饒雖然在「高饒反黨聯盟」問題上講得不深不透，避重就輕，但是，他畢竟認識到了「與高崗的反黨活動相配合」的問題，坦承「明斗安實反劉」。因此，毛澤東和書記處的同志對饒漱石給予極大的寬容，決定批判從嚴，處理留情，不再追究有關饒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也不再讓他寫檢查了。對於饒漱石今後的處理，毛澤東與中央有這樣的考慮：只撤銷他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長職務，保留黨籍，政治上還要給出路。

1955年3月19日，毛澤東主持了在全國黨代會之前召開的七屆五中全會，會義的程序中有「高饒反黨聯盟」問題的報告，毛澤東也在會上作了講話，主要是針對有些代表不贊成把饒留在黨內作出說明。毛澤東談到：對高饒的事情已經搞了一年多，處理高饒的文件也搞了一年多，是幾經反覆才搞成這個樣子的。事實證明，他們確有一個聯盟。這個聯盟是搞陰謀的，不是什麼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張來，是燒野火，煽陰風，見不得太陽的。這樣來看，中央對此問題的定性是比較恰當的。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採取寬大政策。毛澤東的這些話，當然是一言九鼎，成為定論。因此，七屆五中全會除同意饒漱石不出席黨代會外，只撤銷他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長職務，仍然保留黨籍。

黨中央出於對饒漱石的關心和愛護，對饒身邊的工作人員一律不換，一切生活待遇不變。饒漱石最喜歡的秘書繼續留在他身邊工作。但是，中央有一個布置，要秘書每周寫一份「饒漱石近況簡報」，送交中央辦公廳，有重要情況應隨時到中南海向中辦主任楊尚昆直接彙報。

• 意想不到的三件事使饒的問題突然升級，情況急性惡化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257人到會。

由於「高饒反黨聯盟」是建國之初黨內出現的重大路線鬥爭，因而會議必須談到這一問題。毛澤東在會議報告的第三部分以相當的篇幅講到這個問題。他代表中央作出了結論性的意見，並總結了這場黨內鬥爭的六條經驗，其中有一段話格外引人注意。他說：「對這些同志，我們應當採取這樣的態度，就是希望他們改正錯誤。對他們不但要看，而且要幫。就是講，不但要看他們改不改，而且要幫他們改。人是要幫助的。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一個籬笆要打三個樁，一個好漢要有三個幫。在這樣的問題上尤其要有人幫。看要看的，看他們改不改，但單是看是消極的，還要幫助他們。對受了影響的人，不管有深有淺，我們一律歡迎他們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幫，這就是對待犯錯誤同志的積極態度。」

毛澤東的這段話，是針對高崗的自殺而言的。本來，中央對於高崗的處理也是有考慮的，打算讓他還當中央委員，派到陝西去任省委副書記兼延安地委書記，讓他改過之後再提撥上來。因為中央考慮到高崗的才幹和能力，歷史上也有功勞，還要讓他發揮作用。不料，患得患失特別嚴重的高崗，在1954年8月中旬的《人民日報》上，看到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名單中沒有自己的名字，感到絕望，於8月17日自殺身亡。毛澤東和中央對高崗的自殺感到遺憾，決意從中吸取教訓。因此，在對待饒漱石的問題上，採取了以幫為主的寬大方針。

就在這時，一連串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情的發生，註定了饒漱石的政治生涯是命途多舛，並在突然之間栽入深淵。當全國的黨代會已經就高饒問題降低調門，並統一到「以幫為主，還要給出路」的意見上時，情況驟然生變。

會議進行的第三天，饒漱石的秘書陳麒章，向中央辦公廳提交了兩份關於饒漱石近來表現反常的情況反映。反映中講到：饒在全國黨代表會議召開的前後幾天，多次向秘書和身邊的工作人員發牢騷。一是否認自己曾經與高崗聯盟反黨，說聯盟應該是有協定，而協定又要有文字的。他們沒有這樣的協定，也沒有拱手同盟的反黨活動。因為反黨就是反毛主席，他們根本沒反毛主席，只是批評了劉少奇，自己當時的幾條檢討和書面檢查，都是被迫說了違心話；二是這次挨整得這麼厲害，主要是陳毅打擊報復，從中作梗，他要向中央申訴冤屈，要中央重新審理問題。陳麒章將這些情況書面反映給中央辦公廳，中辦轉到黨代會秘書處，秘書處將材料印發給全體代表。

代表們看了材料，許多人被惹火了，紛紛抨擊饒漱石「果然很不老實」。說饒不老實，這是有根源的。七屆四中全會批判高饒反黨聯盟，饒漱石避重就輕，找借口為自己開脫，不光否認與高崗有聯盟，而且認為自己沒有反對毛主席，只是對劉少奇不尊重。他的這種態度引起很多人不滿，譚震林、鄧子恢、曾山、劉曉、栗裕等人，都嚴肅批評饒不老實。現在，新情況與老問題結合起來，就發生了質的變化，不長的時間內，饒就要為自己翻案，足見此人「本質很壞，不可信用」。

接著有一份關係到饒漱石的材料印發到了會議上。材料揭發上海市公安局長揚帆，在上海解放初期的鎮反運動和維持社會治安中，實行「以特反特」的策略，所重用和包庇的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多達3300餘人。這件事直接牽扯到饒漱石，因為當年擔任華東局第一書記的饒批准了「以特反特」的方針。儘管這一方針當時來說是必要而切實可行的，也取得了鎮反、反特工作的很大成績，但也不可避免的帶來了一些負面的影響。在公安部1954年11月燒起的第二把「大火」中（第一把「大火」是揪出了廣州市公安局長陳泊、副局長陳坤的「反革命案」，此案後已平反），把「以特反特」方針的實施，當成楊帆的重大罪惡——包庇、重用特務、反革命分子，並將楊帆逮捕，押解北京囚禁受審。

這份材料對饒漱石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許多代表認為，這是饒漱石暴露出來的又一個嚴重政治問題，同時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對敵的階級鬥爭問題上，饒漱石不是犯了錯誤，而是犯下了罪惡，楊帆的後台就是饒。爾今楊帆已入獄，饒也應該治罪。

黨代會秘書處印發的兩個材料，有如炸彈引爆，產生了令人震驚、震怒的轟動效應。這時的饒瀨石，猶如「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參加會議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員，以及毛澤東，對饒漱石的問題產生了新的認識，認為饒差點把全黨給蒙了，饒的問題遠遠不是犯錯誤，而是犯下了極大的罪惡。事實說明黨內確實有一個反革命集團。還有一些代表由此產生了對饒漱石政治歷史的懷疑，認為饒漱石在皖南事變中的脫險，並非他所說的「派警衛員下山成功收買敵連長」，而是被俘後變節由敵人派返黨內的。在這樣一種特別的氣氛下，高饒問題被重新提到了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與以前大不相同的講話，首先重提了高饒聯盟反黨的問題。他說：有的同志說，沒有看到文件，他們是聯盟總得有一個協定，協定要有文字。文字協定那的確是沒有，找不到。我們說，高崗、饒漱石是有一個聯盟的。這是從一些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呢？一是從財經會議期間高崗、饒漱石的共同活動看出來的。二是從組織會議期間饒漱石進行反黨活動看出來的。三是從饒漱石的話里看出來的。四是從高崗、饒漱石到處散布安子文私擬的政治局委員名單這件事看出來的。五是從高崗兩次向我表示保護饒漱石，饒漱石則到最後還要保護高崗這件事看出來的。從上面這許多事來看，他們是有一個反黨聯盟的，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獨立國和單幹戶。

接著，毛澤東指出：現在黨內存在著「寧右勿左」的思想，對敵人從我黨內部來破壞的實際危險認識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後要著重反右，反對落後於政治鬥爭，反對麻痹。

毛澤東的勃然動怒，宣告了饒漱石政治厄運的到來。在這次會議上，「高饒反黨聯盟」及「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成為定論。饒漱石被宣布開除黨籍。

事情的進展還不止於此。相隔1個月後的4月2日，又冒出了一個潘漢年的問題。潘漢年是全國黨代表會議的代表，在會議上聽了毛澤東講到「與高崗、饒漱石問題有牽連的幹部，本人有歷史問題，要主動向中央講請楚」。這對他震動很大，加之楊帆「反革命案」的發生，與他這個當時主抓上海社會治安的常務副市長有關聯，因此心理壓力更大。為了向黨表明心跡，4月1日，潘漢年找到上海市長陳毅，報告自己與饒漱石工作交往的情況。因為尚有一件重要事情涉及到饒漱石，同時這件事也是潘漢年隱藏多年的心病。那是1943年夏天，他從新四軍淮南根據地出發，奉饒漱石之命赴上海對大漢奸李士群進行統戰工作。到了南京，李士群一定要拉上潘漢年去見汪精衛。潘漢年從利於工作起見，經匆忙電報請示饒漱石後，去見了汪精衛。這件事他怕受到組織的誤解一直沒有向中央報告過。

陳毅覺得這件事情不小，便寫成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澤東處。毛澤東在看了材料後，大為震怒，認為潘漢年對如此重大的問題隱瞞多年，現在才被迫交待，盛怒之下提筆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任，立加逮捕！」由於潘漢年的問題直接與饒漱石糾纏在一起，這樣，饒又成了「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案」首犯。毛澤東這樣說：「我感覺到，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些。」經過毛澤東的「拍板」，饒漱石以「反革命集團首犯」的罪名，由公安部立案審訊。

1955年4月3日上午，饒漱石在北京家中的庭院憂鬱而坐，公安部的警車開到，公安幹部宣讀中央的逮捕令後，一雙手銬銬在了時年51周歲的饒漱石手上，押上警車解走了。

• 問題惡化後饒漱石的最後結局

饒漱石被按法律程序逮捕後，公安部成立了「饒漱石問題專案組」，對他進行審訊。專案組經過將近一年的內查外調，對於懷疑饒漱石被捕後變節一事予以否定。證據表明饒在皖南事變中不曾被捕，只是被圍困，當時確由警衛員用錢成功地買通了敵連長才得以脫險。建國初期楊帆實行「以特反特」的方針，除找到饒漱石請示同意實施外，具體的人和事與他牽連不上。至於在「高饒反黨聯盟」問題上，沒有發現什麼新情況。但饒漱石的問題是毛澤東欽定的，已在黨的代表會議上被定性，因此，公安部在結案報告中，仍然確定「饒漱石實際上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首犯」。

同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大會閉幕報告中談到關於黨內鬥爭時指出：「不可救藥的人總是很少的，比如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饒漱石又一次被黨中央、毛澤東劃入「不可救藥的人」之列，這表明他的政治生命已徹底終結。但對於這樣一個「罪不可赦」的反革命首犯，還是沒有殺他。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的《論十大關係》中有這麼一段話：「什麼樣的人可以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

此後，饒漱的問題被長期擱置下來。直到1965年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判處饒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到這時，從被捕之日算起，饒漱石已經服刑10年。因為長時間受到精神上的痛苦煎熬，他在獄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考慮到饒漱石過去的革命經歷和有過的革命功績，由公安部上報中央，經過毛澤東批准決定對他予以假釋。1965年9月23日，饒漱石從獄中出來，安排到一個農場，但不讓他參加勞動，把他養起來。在生活待遇方面，中央給予了饒漱石極大的優待，配了服務員、廚師各1名，每月生活費200元。這在當時幹部月工資只有三四十元的情形下，算是不小的數目，足夠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

饒漱石在農場正好生活了兩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1967年9月，饒漱石被重新收監。這次收監，實際上是保住了他的生命。在當時衝擊一切的動亂年代，饒漱石如果不是在監獄裡，很有可能被紅衛兵批鬥、毆打而死掉。1975年3月2日，患病已久的饒漱石在獄中去世，終年72歲。

1978年下半年，陳雲兼任重建的中紀委第一書記，向中央建議複查潘漢年「見汪」的問題。經過反覆核查檔案材料，最終證實，抗日戰爭期間，潘漢年利用李士群打入日偽內部，是奉中央指示行事的，並非潘的個人行為。至於被李士群拉著去見了汪精衛，那也不是什麼過錯，也向中央請示過，而且中央當時對這些都是了解的，曾對潘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潘漢年的問題得到甄別後不久，中央有關部門又查實，楊帆的問題，純粹是江青插手在裡面攪起來的，目的是為了掩蓋她過去在上海的那一段不光彩的歷史，饒漱石批准使用「以特反特」的方針並無原則錯誤。因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個所謂「饒潘楊反革命集團」中的潘漢年、楊帆相繼得以平反昭雪。既然這個「反革命集團」都不存在，那麼饒漱石的「首犯」帽子也應該摘掉。為此，中央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為饒漱石的「錯定為內奸」與錯定為「饒潘楊反革命集團首犯」兩項罪名平了反。1986年8月，中央在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兩卷本時，於第436條注釋中這樣寫道：「饒漱石在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期間，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內奸分子』，饒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被認定犯有反革命罪被判刑。」這段經過中央同意發表的注釋，實際上以獨特的方式為饒漱石的「內奸」罪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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