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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外國人如何學習中國方言?

文|陳卿美

現在外國人說中國方言,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美女運動員福原愛,一口東北大碴子味,風味很獨特。福原愛只因長期在瀋陽打球,才學會了東北話。但如果是晚清時期,外國人如何在中國學習方言呢?貌似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

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實行禁教政策,如果中國人教授外國人學中文,那可是殺頭的大罪。兩次鴉片戰爭過後,清政府被痛扁,解除傳教禁令。大量外國傳教士踏上中國土地,他們首先面對的難題就是語言。

現在的外國人,只要學會了普通話,就完全可以通行全國。但那時不行,官話無法全國通行,尤其是在南方的很多地區,普通百姓根本聽不懂官話。傳教士的任務是傳教,面對的就是普通百姓,而且必須要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因此,學習當地方言,就成了這些外國人的首要任務。

中國地域遼闊,各種方言眾多,發音千差萬別,讓外國人很頭疼。外國人傳教又不可能永遠紮根在一個地方,一旦跨了地區,方言又要重新學。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對此很有感觸,比如「潮」字,北京地區發音「chao」,上海地區發音「dzaw」,到了寧波人嘴裡,又變成了「dziao」,汕頭話更厲害,發音「tie」。外國人從南走到北,估計經常處於懵逼狀態。

英國傳教士麥嘉湖曾說,「中國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政府機構來說,基本上他們屬於同一個民族,但是就這個國家所講所懂的方言來說,它有好像屬於被不同方言割裂開來的不同地區的民族,這種情況如此明顯,以至於不同於省份的人們根本不能順利地進行交流。」

丁韙良(中)

1850年,23歲的美國北長老會派遣丁韙良到中國傳教。丁韙良在中國第一個城市就是寧波,而且一待就是十年。他在《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中載入了學習寧波方言的過程。

丁韙良為了儘快學好寧波方言,聘請了一個當地人做自己的老師。學習口語,通常都是從日常生活開始。寧波人先拿來一個燒火棍,告訴丁韙良,這是「zaban」。拿來一個麵餅,告訴他是「fanping」。指著銅錢,就用手比劃一個小圓圈。如果哪天,寧波人先比劃一個小圓圈,再指著燒火棍、麵餅的話,就是告訴丁韙良,要花錢買柴、買米做飯了。

生活用品還好,身邊都有。如果是動物,身邊一時沒有就有點麻煩。比如說到「黃狗」,寧波人告訴丁韙良,黃狗的發音是「wongki」,怕丁韙良不懂,還「汪汪」叫了兩聲,但丁韙良還是一頭霧水。最後,寧波人只好去四處尋找,牽來一隻黃狗,指著黃狗說「這就是」。丁韙良恍然大悟,寧波當地人卻哄堂大笑。

最搞笑的是「火車」,當時的中國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火車,書中也沒有圖畫。寧波人也只是聽說有這種東西,寧波人管火車叫「houngstaw」。丁韙良根本聽不懂。寧波人就作來回奔跑狀,一會大聲喘氣,一會嘴裡發出鳴叫。丁韙良更懵逼了,以為是什麼怪物呢。寧波人覺得這樣教方言,太累,辭職不幹了。

丁韙良之後,另一位美國長老會的美國傳教士睦禮遜也曾在寧波地區傳教。1876年,睦禮遜經過歷時十六年的學習,編寫了一本《寧波方言字語彙解》,成為第一本英漢雙語的寧波方言學習工具書。

在這本《寧波方言字語彙解》中,首先便是單字讀音,用羅馬字標註,如愛:AE、盆:Beng、潮:Dziao、煙:In、是:Z。還包括寧波特色的名詞,如「眠床、字眼、事體、存款、調覺、做生活」等。為了避免後人誤用,睦禮遜還對一些容易引起歧義的詞做了刪改,比如「小孩」,寧波話叫「小人」。但「小人」又指道德有缺陷之人,因此,在標註時,睦禮遜沒有直接用「小人」,而是用「小孩」一詞。

另一位美國傳教士明恩溥認為,要學好方言,就「要住在中國人中間,說不同的土話。哪處都去,凡事都問,經常不斷地與中國各界人士想混——上至衙門官員,下至街頭乞丐,苦力都可以接觸。」總之,就是深入群眾中間,與中國百姓打成一片。

事實上,各地的傳教士都是這樣做的,否則他們根本無法完成工作。既然千里迢迢有勇氣來中國,相比之下,學習方言就不算什麼了。同現在很多中國人到英語角學習一樣,那時的外國人也愛去扎堆兒。據《來華傳教士評論》載,在上海的美國南浸禮會傳教士晏瑪太專門愛去茶館聽市民聊天。「天天跑茶肆,一面喝茶,一面聽上海人講話,並且也學著試講試問。」晏瑪太學會的第一句上海話「迭個叫啥?」

與晏瑪太相同,在北京的英國聖公會的傳教士傅蘭雅也喜歡往茶館跑,不但能快速學到北京話,還能了解到一些社會新聞、政治傳聞,或是交到朋友。

一般來講,只要每天認真學,大概四五個月,最多半年,日常交流的基本方言就完全可以掌握。據《福州傳教士》一書記載,在福州的一些傳教士,通常也是聘請本地人作為方言老師,每天通常要學習七八個小時。方法也是大同小異,本地人同樣是用實物教授發音,比如指著桌子、筷子、床,讓外國人學習發音。

學習一門方言,與學習外語沒有什麼區別。除了練習口語外,還要加強總結,比如傳教士通過大量音節、辭彙的筆記,對發音規律進行總結。如此,方言的學習就提升了一個層次。經過多年的學習後,便可以聯合編寫方言學習教材。

睦禮遜編寫的寧波方言教材,並不是他一個人完成,他聯合了其他傳教士的同時 ,還聘請了五位寧波人。編寫教材工具書,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方言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其他外國人學習方言提供幫助。

根據《西方傳教士方言學著作數目考述》統計,外國傳教士的各地方言教材非常多,達數百種之多。教材雖多,但所涉及的方言基本都是在沿海地區,如上海方言、蘇州方言、杭州方言、寧波方言、溫州方言、福州方言、廈門方言、廣州方言、汕頭方言等。這些地區正是包含了中國幾個著名的方言區,如閩南話、客家話、廣府話等。所有方言教材中,又以上海方言的書籍最多。上海畢竟作為國際大都市,自然關注度更高。

1853年,在中國僅生活了九年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艾約瑟,就編寫出了中國第一部方言白話語法著作《上海口語語法》。在這部書中,艾約瑟能準確分出清、濁輔音。

1869年,另一位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嘉湖編寫了廈門方言教材《英華口才集》。這本教材堪稱百科書大全,各種名詞、動詞、形容詞、短語、句子非常豐富,同時還進行了分門別類。如分為蔬菜篇、水果篇、陶器篇、傢具篇、卧具篇、僕人篇、時令篇等幾十個篇章。甚至連人躺在床上,床鋪發出的嘎吱聲響等象聲詞都有收錄。

學習沒有捷徑,學習語言更是如此。在一個沒有廣播、電視、手機等現代聲音載體的年代,外國傳教士憑藉不屈的毅力,頑強學習方言的精神仍然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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