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和大英，為啥放著好好的生意不做，非整出個鴉片戰爭

接著讀這本《另一隻眼看鴉片戰爭》，通過上次我們講的，我們已經了解到英國人來中國做生意是明明賠錢的，可是因為對茶葉上癮不得不繼續把中英貿易經營下去。所以隨著中英貿易發展，解決中英貿易不平衡就成為英國政府和民間群體上上下下的共識。實際上，在現代國際交往中，如果有兩個國家面對類似鴉片戰爭前中英貿易問題時，一般都會通過外交磋商和對話來解決貿易爭端。那麼，英國是不是可以通過民間和官方談判等不同渠道來解決貿易問題呢？答案是不可能，我們來細說其中的原因。

首先，既然中英兩國交往矛盾是因為貿易不平衡，那麼通過民間交往渠道是不是可以解決呢？不行，這條路走不通。為什麼？這是因為清政府針對國際貿易搞了一個行商制度，說白了就是中介批發商。也就是說，清政府在廣州指定一批行商專門負責和洋人對接貿易，行商負責制定與洋人做生意的規則、商品價格和貿易量，除了行商，洋人不得擅自和其他中國商人做生意。除此之外，清政府還規定，洋人來到中國，衣食住行都由行商安排，不能隨意出行，更不可以與老百姓和政府官員直接接觸。

這種行商制度完全就是壟斷特許經營，英國商人認為行商制度違背了公平交易原則，損害了自身利益。所以，當時英國商人只要在華出現貿易爭端就會繞開行商，把事情搞大，鬧到北京紫禁城。比如，行商一旦出現破產倒閉，拖欠英國商人賬款，英國人就把爭端捅到滿清皇帝那裡，讓皇帝給他們做主。在這種情況下，中英貿易爭端是不可能通過民間協商來解決的。

其次，既然民間交往的路走不通了，滿清帝國的方方面面又完全由皇帝掌控，英國是不是可以通過官方交往來解決爭端呢？事實上，英國政府早就在外交方面做出努力了，在乾隆皇帝統治時期，英國就選派馬戛爾尼公爵以向乾隆皇帝祝壽的名義，率領使團來華，意圖打開中國市場。可是，在祝壽期間，馬戛爾尼拒絕向乾隆皇帝行三叩九拜的大禮，只願意單膝跪下，這令皇帝十分不快。這次中英官方交往也就不歡而散了。

你可能會說，這群英國貴族太桀驁不馴了，你們給乾隆皇帝多磕幾個頭，哄他開心開心，興許中英貿易問題就解決了。不過，這個假設是不成立的，如果你不信，我就再說一個細節。就在英國馬戛爾尼使團離開後不久，一個荷蘭使團也抵達北京，不知道是不是吸取了英國人的教訓，這群荷蘭人特別聽話，叫磕頭就磕頭，讓跪下就跪下。可是結果呢，一談到實質的貿易問題，清政府還是不鬆口，最後「愛磕頭」的荷蘭人也灰頭土臉地回去了。

為什麼中英兩國首次官方來往會糾結於磕頭問題呢？原來這和中英兩國外交認知差異有很大關係。對於滿清帝國來說，外交就是朝貢，不論你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來到北京皇城，都要給皇帝陛下老老實實地跪下稱臣；但是對於代表近代工業文明的英國人來說，外交的首要原則是平等，這是對外交往的前提。所以，只要滿清帝國繼續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逼迫英國接受中國的宗主國地位，拒絕和英國人建立平等外交關係，中英貿易不平等問題就永遠得不到解決。中英雙方通過官方交往來處理貿易爭端的渠道也被堵死了。

我們繼續說。本書的作者還指出英國商人在中國做生意還會遇到多方面的障礙。比如，滿清帝國的關稅制度非常落後腐朽，英國商人在中國永遠不知道中國關稅稅率是多少，隨時要受到中國海關官員的勒索盤剝。再比如，中英的司法制度差異也很大。按照英國人的司法制度，案件審理需要設置一個陪審團，經過控辯雙方的辯論後，由陪審團決定被告是否有罪。而滿清帝國的的司法邏輯就非常簡單粗暴：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所以，當一個英國人在華觸犯了法律，經常在沒有經過嚴格審理情況下，被殺掉了事。這些制度障礙引發了英國商人的極度不滿，從而加劇中英貿易爭端，也為後來英國人攫取在華協定關稅和領事裁判權、破壞中國關稅和司法主權提供借口。

總之，中英雙方解決貿易不平衡的正規渠道已經被滿清帝國有意無意堵死了。而且不知道你發現沒有，這些交往障礙，表面上看起來是制度層面的問題，實質上還是文明差異造成的。滿清帝國對英國的態度遵循了古代中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和「夷夏大防」的思想，帶著處處設防的戒備心理和英國人交往，還低看英國人一眼，把對方當作蠻夷。所以，指望清政府掃除制度障礙加深中英交往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英國人如果要擺脫困境，只能採取兩種手段，要不然就是動員英國人民戒除茶癮，不買中國人的茶葉了，要不然就是讓中國人對英國出產的某種產品也產生依賴。後來，英國人終於通過大肆向中國走私鴉片的方式，在乾隆皇帝的孫子道光皇帝統治時期，完全擺脫了貿易逆差的困境，滿清帝國的白銀開始大量流失，財政入不敷出。這下輪到滿清帝國悲催了。

其實本書的作者想要說的是，中英之間的矛盾原本只是兩國之間的貿易問題。但是由於中英兩國統屬兩種不同文明，滿清帝國落後腐朽的制度導致兩國在民間和官方兩種交往過程中阻礙重重，最終英國人利用中國人的毒癮對華走私鴉片，加劇惡化了中英正常貿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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