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並非一心為帝王唱頌歌

《雍正王朝》改編自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是中國歷史劇的一座豐碑，這部劇表現上講述的是改革之道、官場鬥爭，實則描繪了一幅眾生皆苦的畫卷。孤家寡人的君王苦，犯言直諫的直臣苦，在奪嫡之爭中落敗的阿哥貝勒們苦，年復一年忍受壓迫的百姓更苦。康乾盛世號稱盛世，卻依然避免不了黃河兩岸餓殍千里，底層平民流落他鄉，而該劇最著力塑造的雍正皇帝，哪怕傾注了所有心血，最後也落得個「他們不理解我」的嗟嘆。人間萬苦，孰能避免，在劉歡慷慨的歌聲下，是《雍正王朝》悲涼的底色。

《雍正王朝》劇照

扭轉雍正風評的歷史劇

「為什麼......他們都不理解我？」

1999年1月3日，歷史政治劇《雍正王朝》在央視綜合頻道播出，成為堪比四大名著改編電視劇的經典作品，一位勤勞國事卻飽受誤解的改革者形象脫穎而出，雍正皇帝在民間的形象，也因此劇而大大改觀。如今，作為歷史劇的扛鼎之作，很少人再去質疑《雍正王朝》的製作水準，但在剛播出的時候，它卻頂著巨大爭議。

上世紀九十年代，知識分子對清朝皇帝的整體評價遠不如今天，尤其是雍正皇帝。新文化運動以來，雍正皇帝的風評迅速下降，大量民間讀物將他塑造為得位不正、殘忍狠毒的暴君形象，一直影響到八十年代。樊樹志在《論清世宗》中提及1980年版《辭海》的「清世宗」條，講到雍正帝歷史的要點：

（一）「以陰謀取得帝位」；（二）「以高壓手段對付與爭位有關的諸弟」，害死允禩、允禟；（三）「康熙的親信多遭貶斥；」（四）殺戳隆科多、年羹堯；（五）改變康熙對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籠絡政策，屢興文字獄；（六）「用藩邸親信鄂爾泰、田文鏡、李衛」；（七）建立軍機處，取消諸王對下五旗軍隊的統帥權，加強君主專制；（八）實行攤丁入畝政策；（九）推行改土歸流措施；（十）平定清海和碩特部貴族叛亂，鎮壓準噶爾貴族騷擾；（十一）與俄國訂立布連斯奇條約的恰克圖條約。

《辭海》的歸納側重於對雍正的道德評價，忽略它的許多改革措施，頗能代表時人對雍正皇帝的看法。

1980年代，《清史列傳》《清史稿》《清實錄》《清會典》等重要史書出版，學術界的清史研究蔚然一新，直接影響到對雍正的評價。而《雍正王朝》的播出，成為扭轉雍正口碑的關鍵節點，如果說在九十年代，對雍正的評判還存在巨大爭議，那麼從1999年開始，雍正作為「改革明君」的形象已深入廣大國人心中。

「數英雄，論成敗，古今誰能說明白。千秋功罪任評說，海雨天風獨往來......」

1999年，伴隨著劉歡爽朗的歌聲、唐國強戴紅頂穿黃袍的橫身而出，電視劇《雍正王朝》橫空出世。這部原本有56集的歷史劇，最後在胡玫的主張下剪到了44集。

當它在央視一套播出時，很多觀眾大吃一驚，它的尺度之驚人、問題意識之準確，令人眼前一亮。其實，《雍正王朝》能播出，得虧了天時地利人和。1995年，央視一套開始實施電視劇「精品工程」——花重金購買地方優秀電視劇，收購價格從2萬一集提到8萬一集。當時，央視看中了胡玫的《雍正王朝》，為了購入此劇，一舉花費了2600萬的價格。當時的2600萬元，購買力遠比今天的一億元要強。前央視台長楊偉光回憶過：「當我決定買下《雍正王朝》時，對於能不能播以及適不適合「此時」播還有些拿捏不準。我決定先送中央領導審看，如果他們說好，那我們就播；如果他們說不行，那隻能當這2600萬打了水漂......」好在幾位中央領導的辦公室也打來電話，肯定了這部劇。《雍正王朝》就此渡過政治關，於1999年元旦正式播出。

有讚揚也有爭議

為了拍攝這部劇，胡玫付出許多。她是頂著壓力上來的，當初製片人從十幾位候選中定她的時候，有人啪地摔了電話，說：「讓一個女的來導演這部戲，簡直是胡鬧。」而據演員焦晃回憶：「胡玫拍戲，拍得臉都發綠了，她確實很辛苦。」據胡玫的自述，「1997年春節，劉文武找到她作為導演候選人之一的時候，她開始翻閱《雍正皇帝》原作，她沒想到這部書給她帶來了強烈的震撼，經歷了一次精神洗禮。隨著對原作解讀的深入，胡玫把整部戲前半段定為「奪嫡篇」，後半段定為「治國篇」。」後來，胡玫邀請張黎做總策劃、總製片劉文武、編劇劉和平、攝影池小寧、美術秦多，《雍正王朝》就此緊鑼密鼓地開拍。這部劇的創作陣容令人驚嘆，導演有胡玫，編劇有劉和平，演員有焦晃、唐國強等，他們恰逢一個相對寬鬆的創作環境，所有這些元素聚積，才有了中國歷史劇的黃金時期。

《雍正王朝》不但刻畫一個明君形象，而且將歷史政治作為內容核心，為「什麼是歷史劇、怎樣拍歷史劇」確立了新的思路。簡而言之，歷史劇的核心是政治，決定一部歷史劇高度的，是它對政治的眼光和思索。優秀歷史劇必然有深刻的政治思考，敢於對政治中的人事關係抽絲剝繭，理清特定時代的階層關係、時勢人心，從胡玫的《雍正王朝》《漢武大帝》，再到張黎、劉和平的《大明王朝》《走向共和》，莫不如此。

《雍正王朝》之前的「歷史劇」其實更像古裝劇、造型劇，考究是考究了，卻不敢對政治問題深入呈現，或是隔靴搔癢，或是曖昧不明，這與環境的壓力有關，也和創作者對歷史的認知有關。甚至，歷史劇創作者長期糾結於「歷史還原度」問題，認為照著史書拍才是好的歷史劇，這是本末倒置，歷史劇作為藝術作品，應以還原歷史精神為宗旨，而非重複史料。否則，戲劇的創作會被壓制，歷史劇的發展容易僵化。

同時，歷史劇另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帝王思維」，一部大歷史被簡化為皇帝建功立業的歷史，皇帝成為歷史的主角，民眾臣服於此，而在進步史觀和成王敗寇思維的影響下，歷史人物被切分為正面與負面，好皇帝光芒萬丈，壞臣子不得好死。即便是《雍正王朝》也沒有完全走出這個邏輯，但它對雍正乃至各勢力團體人物的塑造，卻是擺脫臉譜的。改革急先鋒雍正有他刻薄、狠毒的一面，八阿哥雖是黨爭失敗之人，卻也有識人之明。而李衛、鄔思道、田文鏡、年羹堯、隆科多、十四阿哥等人，亦各有各的多樣性。《雍正王朝》真正的缺憾在於對女性角色的刻畫，喬引娣等女性形象完全淪為帝王的附庸，活脫脫古代帝王故事話本里的女性翻版，而女性形象單薄一直是劉和平劇本的硬傷。

《雍正王朝》引得一批人擊節叫好，也激起巨大爭議。一些人以為《雍正王朝》在謳歌清朝，為暴君翻案。其實，該劇對封建王朝是一個絕大的反諷。拚命如雍正，嘔心瀝血、勵精圖治，卻換來罵名滾滾來，可見封建王朝的結構性癥結多麼嚴重。劉和平擅用反諷，體現於《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中——雍正越嘔心瀝血，越反襯清王朝的腐朽；同理，嘉靖越大智近妖，越說明明王朝的黑暗。漫漫長夜，才希望聖光普照，沉痾遍地，方有非人政治。

《雍正王朝》劇照

陰陽調和、虛實相生之道

《雍正王朝》對台詞的講究精確到一字一詞上，這不只是原作者的功勞，也不是編劇一人之力，全賴整個劇組的文化水平。李保田說：「演員最後拼的是文化。」誠哉斯言。試舉一例。劇中第一集，黃河水災，多地無糧，陰森森，慘凄凄，朝堂之上，四阿哥胤禛稟報清查戶部的結果，無糧可撥無款可派，焦晃飾演的老年康熙帝聽完，目露凶光，面有苦色，繼而仰望虛空道：「這些年玄燁把國事交給太子......還有你們這些阿哥們協同辦理，現在弄成這個樣子！」俄而停頓，拉高語調，「我們還誰也不知道！」

這段話看似和一般的皇帝斥語無異，但注意焦晃的動作和用詞。在說話時，他用的是「玄燁」，即他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朕」。一詞之差，這句話從外往內收，從天子自上而下訓斥臣子變成天子向上天自我懺悔。這是焦晃的自我修改，劉和平在劇本里寫的是：「康熙拿著清單的手已禁不住微微顫抖，聲調也失去了平時的從容清朗：『這幾年朕把國事交給太子和你們阿哥協同管理，想不到會弄成這個樣子……』」而在二月河的原著里，則壓根沒有這段話。康熙在大殿上的話，不僅是自我懺悔，也在暗示王公大臣，你我不只是欺君，還在欺騙上天。在古代，欺天者，天子可「代天行罰」。焦晃這一改，如神來之筆，一下子拉高了這部劇的格局，呼應中國政治歷史重要的天道傳統，為《雍正王朝》定了基調。

焦晃在《雍正王朝》里的表演，可以載入中國電視劇史。他使老年康熙一角飽滿起來。他不只是生殺予奪的皇帝，還是滿族的最高領袖、大家庭的父親，他曾「指揮楚漢如旋蓬」，如今「百年盛世不足喜」。擺在他眼前的，不只是豐功偉業，還有沉痾遍地，焦晃準確地把握住皇帝的神態和肢體語言，他站在大殿之上，彷彿他就是康熙，沒有半分虛假。《大明王朝1566》中，楊金水說：「真正的貴人換衣服，是不願意讓人家一眼看出來的，可仔細看了才知道，一天之內換了四套衣服。那才是貴人。」似焦晃的表演，就如「貴人換衣服」，大巧若拙、微入纖毫。

在演員的不俗表演的基礎上，《雍正王朝》有意探討中國政治的陰陽調和、虛實相生之道。康熙就是片中最善於此道的君主。第三集開始，康熙受賑災一事刺激，決心派人追查戶部欠款。戶部欠款人數眾多，不但有老臣達官，還有顯赫的阿哥們，誰去都會得罪人。康熙決定派鐵面王胤禛追查，當胤禛使出雷霆手段，眾人退無可退，集體向康熙求情，康熙從大內拿出「體己錢」，替功臣們還債。這件事，表面看是四阿哥的失敗，其實，康熙一開始就知道欠款無法全部追回，但他通過此事，一來給四阿哥立威，二來為自己聚攏人望，三也為將來的改革埋下鋪墊，可謂一舉三得。

另一個例子是康熙對十三阿哥的處置。他將十三阿哥關入宗人府八年，並不是要懲治他，而是保護他和繼續觀察四阿哥。在太子被廢后，局勢已逐漸變為四阿哥、八阿哥、十四阿哥三人相爭。乍看之下，八阿哥大有希望，佟國維等人甚至集體推薦他，其實他一點希望都沒有，因為他是「辛者庫賤婦所生」，又好博賢名，且誘審肖國興、利用十四阿哥模仿的手跡陷害太子，這一件件加起來，讓康熙絕無可能欣賞八阿哥。但對四阿哥和十四阿哥，他還是猶豫的。康熙尤其重視四阿哥，只有四阿哥適合扛起改革大業，但他擔心四阿哥陷入黨爭。四阿哥和十三阿哥是好刀，好東西，不如先藏會。康熙考慮到局勢的複雜，索性借個名頭關了他。既是保護他，也是免得未來八爺黨以他做文章，引禍四阿哥。此舉看似打壓，實為厚愛。康熙要四阿哥去做真正的孤臣。

蘇軾說：「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之，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剛柔並濟、陰陽調和。天下方能大定。《雍正王朝》里康熙的做法，乃至《大明王朝》中嘉靖對海瑞的「明殺實宥」，都是對這段話的演繹。

《雍正王朝》並非在一心為帝王唱頌歌，而是要追溯中國政治的傳統。它大膽地跳出歷史劇傳統中的「士大夫視角」，將歷史劇從「皇帝——文官」這種簡單關係中解放出來，《雍正王朝》不只有皇帝與文官、武官的博弈，還有鄉紳與農民、滿人與漢人、改革派與保守派等群體的周旋，這些群體互相交織，才有了它的草灰蛇線、綿延千里。

這部劇孜孜以求的不是一人獨治、英明神武的獨裁者，而是一種精神的回歸——做事不問可不可能，但為應不應該。所以，為君者，「一心要江山圖治垂青史，哪管它身後罵名滾滾來」；為臣者，但憑一顆真心，「致君父為堯舜，免百姓之饑寒」。

由頭至尾，《雍正王朝》都在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並對「民心」和官意做出區分。八阿哥一度有人望，但他的人望是建立在官意的基礎上，而非民心。四阿哥一度是「孤臣」，但他做事以大局為重、民心為重，所以他終獲認可。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民心不只是鞏固政治的手段，也是歷朝歷代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之一。如趙汀陽先生在《天下體系》中所說：「對於制度的合法性的證明來說，『民心』比『民主』更為正確。……因為大眾的選擇缺乏穩定性，隨著宣傳、時尚和錯誤信息而變化無常，只是反映暫時偶然的心態，而不是由理性分析所控制的恆心，……因此，民心並不就是大眾的慾望，而是出於公心而為公而思的思想。」

《雍正王朝》要樹立的就是一批大道為公的群像，他們為了讓國家更好而奔走著。這裡不只有雍正，還有十三阿哥、張廷玉、孫嘉誠、李衛等人，他們已經不只是自己的歷史原型，也是創作者眼中的理想君臣，他們不只是利益上的同盟，內心也在惺惺相惜。「大道為公」的價值根植於其中，所以，哪怕《雍正王朝》是應時之作，二十年之後，它仍然不過時。於是，每年元旦，隨著劉歡的再次開口，這部已經讓觀眾熟得不能再熟的作品，仍讓人願意留在電視機前。他們看到滾滾黃河東流逝，聽到劉歡唱：「有道是人間萬苦人最苦/終不悔九死落塵埃/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誰來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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