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熱愛為自我畫像的民族：德意志民族的德國認同危機

轉自：經濟觀察報書評

哲學園鳴謝

作者=李伯傑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

一

1985年，德國女記者、作家瑪麗路易斯·楊森－尤萊特給德國許多人發出了一封信，請他們回答一個問題：「您愛德國嗎？」這個看似簡單並略顯幼稚的問題「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收信人當中引起了軒然大波。面對這個問題，避而不答者有之，斷然拒絕者有之，憤怒申斥者有之；而多數人則感到心緒不寧，有些人甚至被這個問題折磨得夜不能寐，或者是噩夢不斷。很多人突然感到一種強烈的傾訴欲，於是紛紛奮筆疾書，把自己的答覆訴諸筆端。楊森-尤萊特把這些信件整理出來，集結成冊並附上序言，以《您愛德國嗎？——德國人對於德意志民族當前狀況的情感》為題出版。該書一經問世，立即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從這本書的許多作者的感受中，編者得出一個結論：「身為德國人是痛苦的——我從收集到的許多文章里得知了這個事實。」時至2006年，世界盃足球賽在德國舉行，德國人終於為自己的國家自豪了一次。但是這種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再正常不過的自豪感對於許多德國人尤其是德國的青年人而言卻頗為奇怪：「這感覺好奇怪——好像突然之間，『作為德國人』是一件被容許的事。更奇怪的，你竟然還可以流露出你的身份和你的感情來。」在國家／民族認同的問題上，戰後德國人的處境極其尷尬：「一方面在心裡關心自己的國家，為德國驕傲，另一方面又要表現得很冷漠、很不屑；像拔河一樣，內心處於一種緊張狀態，要小心翼翼才能不說錯話。覺得德國是個不錯的國家這種感覺是沒有人敢顯露、大家都要藏起來的。在別的國家你常看到國旗，德國很少；我們也沒唱過國歌。」

20世紀90年代末，德國的一個大學女生卡特琳一直為一個問題所困惑，甚至她的私人生活也因此受到影響，使她倍感痛苦。所以她冒昧投書歷史學家封·克羅科，以求幫助。這個問題就是：「身為德國人」為什麼這麼困難、這樣麻煩？這個問題既讓封·克羅科頗費思量，也讓他很感興趣，所以他也不厭其煩地給卡特琳回信，與她共同討論這個棘手的問題。來往信件越積越多，最後封·克羅科把所有信件整理集結成冊，以《論德國人》 為題出版。

這兩個事例涉及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即德國人的德國認同問題。這不僅是一個問題，而且是一個大問題。其實被這個問題困擾的豈止卡特琳等人，古往今來，德國的有識之士都「為伊消得人憔悴」。

貝爾納·努斯指出，德國人有一個特殊的秉性，就是熱衷於畫自畫像：「幾乎沒有一個民族像德國人這樣，感到有一種迫切的需要，要分析自己、分析自己與世界的、與文化的關係，與其自然的生存條件以及與其他民族的關係。」 對外國人來說，德國人、德國文化始終是一個謎。外國人看德國，常常有如霧裡看花，始終捉摸不透。而對於德國人自己來說，正是因為這個問題一直困擾他們，他們也就特別熱衷於找出自己的特性。因為只有先確定「什麼是德國的」、「誰是德國人」，才能討論「當德國人」的問題。於是長期以來，德國人不遺餘力地研究、探討德意志民族特性，有關著作汗牛充棟，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傳統。也許正是因為德國的歷史發展缺乏連續性，使德國人熱衷於自畫像的現象呈現出明顯的延續性。

歷史上，這個問題就已經困擾著德國知識界、政界的許多精英，他們對此痛心疾首，其情之切溢於言表。特別是18世紀下葉，隨著德意志民族意識的勃興，這個問題愈發凸顯。19世紀以降，大批德國知識和文化、政治精英均對德國特性的問題感到苦惱和著迷。音樂家瓦格納就以《什麼是德國的？》為題著文，從精神層面對德意志民族的特點進行了分析。發表於19世紀初的一首警句詩里，詩人歌德就曾無可奈何地感嘆道：「德國？德國在哪裡？我找不到這個國家。」 這句話流傳之廣，大概是得益於歌德的聲望。但是除歌德之外，德國的詩人、哲人、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各界名流的有關論述和感慨同樣數不勝數，例如詩人維蘭德於1797年在一篇題為《論德意志共同意識的缺失》中所發的感慨也廣為流傳：「比較了解我們的外國人對我們的指責實在是太真實了：一個外國人在遊歷德意志帝國時只要仔細一點就會發現，他看到的只是奧地利人、勃蘭登堡人、撒克遜人、普法爾茨人、巴伐利亞人、黑森人、符騰堡人，等等。這些人按照其所屬的帝國等級來命名，他們中有些又分為數百個更小的部族群體；這些族群一個比一個小，卻各自具有其形態，但是他就是看不到德國人。」 這段名言更為清楚地指出，在德國歷史上，德國人的民族認同歷來是一個困擾德國人的重大問題。從18世紀末浪漫主義席捲德國起，德國民族主義大行其道，關於德國文化特性的研究和頌揚更是熱鬧非凡，對德意志文化、德意志的民族特性即所謂「Deutschtum」以及什麼是「典型的德國式的」的研究成為顯學，在第三帝國時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德國人的德國認同問題在德語中表述為「民族認同」，而「民族」一詞同時也兼有「國家」的含義，也表示對於德意志國家的認同。德語中對於認同問題引發的種種現象的表述，有諸如「認同問題」、「認同缺失」、「認同病」，而使用頻率最高者，當數「認同危機」。時至今日，德國人的德國認同問題仍未梳理清楚，縱觀全世界，這大概也算獨一無二，或許這也正是「德國特色」。德國著名的民調機構阿棱斯巴赫民意調查研究所對此做了許多調查，得出的結果頗有說服力，也頗讓人意外。對「無論在何處，當您看到黑紅金的聯邦德國國旗時感到愉快嗎？」這樣一個問題，1951年時只有23％的人回答「是」，1972年這個數字上升到40％，1986年也僅上升到50％。 另外一個類似的問題是：「有些東西是讓人們為之感到驕傲的。我給您列舉一些這樣的事物，請您告訴我，您是否為之感到驕傲？」採訪者列舉的就是「您身為德國人，您是否為此感到驕傲」，回答的結果也並不出人意料，直截了當回答感到驕傲者比例並不高，而相當多的人則不願回答。 事實上，迴避本身也就表明了一種態度。1978年的一個問卷調查中，回答為自己是德國人感到驕傲的人數比例依年齡段為：12—23歲的年齡段當中，16％的人回答「非常自豪」，37％的受訪者回答「自豪」，而同樣的問題在英國的回答比例分別為26％和44％。 其他一些民調機構的調查結果也大致如此。時至1985年，對於「當您聽到『祖國』一詞時，感到愉快嗎？」這個問題，59％，的受訪者回答「是」，39％的人回答「不」，而在16歲至29歲的年輕人中，則有多達61％的人表示不願意聽到這個詞。 如果用民族自豪感來測量民族認同的強度，戰後德國西部的情況也相當令德國人沮喪。在15個被比較的西歐國家中，聯邦德國人的民族認同排在最後。相當有代表性的事例，大概當屬曾任聯邦德國總統的古斯塔夫·海涅曼的一句名言：「我不愛這個國家，我只愛我妻子。」

詩人維蘭德

已經比較清楚的是，在各個年齡段的德國人中，認同程度與年齡成正比，與受教育程度則成反比：年齡越小，德國認同的程度就越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認同德國的比例越低，在知識分子當中，這個問題最為突出。薩賓娜·波德在《德國病——德國人的恐懼》一書中指出，21世紀初的德國人對待德國有三種態度：第一個群體是老年人，他們因為對德國的歷史問題感到愧疚，德國文化使他們感到困惑、懷疑和不快，所以無法給後代傳遞一個積極的德國形象；第二個群體以青年人為主體，他們堅持德國認同，表明自己為德國人的身份而驕傲；「然後還有第三個群體，他們認為，糾纏於民族歸屬感等問題完全是不重要的，因為他們並不把自己看成德國人，而是看作歐洲人或世界公民」。這種種混亂、困惑和痛苦，都在詩人恩岑斯貝格於1961年發表的一首詩歌《國語》中傾吐出來：「是啊，只希望這些人與旁人並無二致，只希望這裡也完全平常、與別的國家同樣，而不是這個夜與霧籠罩的國度，充斥著失去靈魂的住戶，既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願知道，被命運拋入這個國度，而現在又要逃離這裡，無家可歸，一直到墳墓」。

正是因為民族認同問題是一個關係到德意志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問題，所以關於這個問題的探討和解決方案的議論一直不絕於耳。設在杜塞爾多夫的「認同基金會」即以研究德國人的民族認同為己任。2007年9月，基金會發表了題為《德國在尋找自我——一個不是民族的民族：在工作、忙碌中德國人是世界冠軍》的研究報告，對當下德國人的認同問題做了總結和歸納。報告指出，當前德國人的德國認同仍舊模糊，並且「沒有強烈的民族情感德國人也生活得也不錯」；「『民族的』對於德國人來說是陌生的，所以『是德國人』對於德國人而言變成了一種純粹的實際的生活情感」，意謂「身為德國人」只是一種生活狀態，與民族情感無關。

詩人恩岑斯貝格於1964年撰文《我是德國人嗎？》，「這就使人意識到『民族認同』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並且表明長久以來，德國的知識分子無力超越此類民族問題」。 在西德，這個問題一直被不斷地提出，諾伯特·埃里亞斯甚至認為這是戰後德國「被『經濟奇蹟』所掩蓋的最根本的問題」。在東德，這個問題長期以來一直被壓制，導致後患無窮。兩德統一後，隨著歷史問題的逐漸淡化，戰後出生的德國人所承受的精神負擔減輕，而且愛國主義者日漸抬頭並增多，德國人對於德國特性的興趣日增，年輕人要求在民族認同問題上變革的情緒日益強烈：「年輕人，我這一代人，對這種老是小心翼翼、老是低著頭怕做錯事說錯話、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確』的行為和思維模式，開始覺得受不了了，煩了。很多年輕人開始說：為什麼我不能跟別人一樣？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說我自己想說的，讓我自由吧，我受夠了——這包括，我還要努力假裝『以身為德國人為恥』多久？」 但是抱怨歸抱怨，時至今日，什麼是「德國的」？誰是德國人？「您愛德國嗎」？這些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

二

民族認同是一個異常複雜的問題，這裡不對這個問題展開討論，只是對德國人的民族認同進行梳理。簡單地說，關於認同問題的研究，德國的知識界和媒體大致遵循著三條途徑：一是歷史的視角，從歷史的發展中尋找認同形成的原因；二是民調的數據，用大量的數據來把事實量化，在此基礎上形成結論；三是深層心理學的分析，通過與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進行的深度訪談來描述問題並尋找答案。當然各種方法和途徑都有其缺陷，沒有一種方法可以圓滿地回答關於認同的問題。本文將從歷史的視角出發，沿著德國歷史的發展軌跡來審視德國人認同困境的形成，並梳理其原因。

德國人的德國認同為什麼會是一個問題，而且是一個大問題？認同危機源自何方？總的來看，這個危機源於德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崎嶇，德國歷史發展進程中包含了太多的斷裂，因而影響了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形成。具體來看，這個危機又源於幾個方面，一是德意志民族所處的地理位置極不利於民族意識的形成，二是在這個歷史發展進程中德國的民族國家的「遲到」，三是近代德意志民族國家建立後不斷遭遇危機，未能保持一個延續性，因此未能給德意志民族提供一個民族認同形成的政治框架和實體。

就一般意義而言，歐洲歷史上各民族的形成走過了不同的道路。民族主義理論產生於法國大革命時期，在此之前，有些民族已經形成，但並未有自覺意識。法國革命之後，像英吉利、法蘭西、荷蘭、波蘭、俄羅斯等在民族主義理論濫觴之前便已獲得民族認同感和民族意識的民族，被稱為「老民族」。16世紀以降，法蘭西人和英吉利人已經基本完成了民族建構的任務，成了歐洲兩個重要的「老民族」。更為重要的是，國家的形成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框架條件：「在這兩個國家內，國家的產生和民族的形成是齊頭並進的：民族在國家疆域內形成，而疆域外的人們則不屬於這個民族。」而德意志人、義大利人、加泰羅尼亞人等「新民族」，直到19世紀初民族主義運動肇興時才依靠民族主義理論逐漸催生和強化了民族意識。作為一個「新民族」，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識不像英、法等民族那樣，是在歷史進程中漸進地生長起來的。因此從一般的意義上來看，德意志人的民族建構比起各「老民族」，道路就更加崎嶇和艱難：「在民族的起源和建構問題上，我們不像你們（指荷蘭人）或是瑞士人那樣簡單。總是有些什麼事情不對頭。」民族意識是民族認同的基礎，而長期以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識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導致德意志人的民族認同也難產和混亂。但是造成德意志民族認同困境的決定因素，則主要是產生於德意志民族所處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所經歷過的特殊的歷史發展進程。正是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才使得問題日益突出。

德國人認同危機的產生，首先源於德意志民族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產生的人文地理和政治地理。這樣的說法，似乎頗有地理決定論之嫌。不過德國的地理位置對於德國的政治、文化、經濟、社會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也是不能視而不見的。德國地處歐洲中部，這個「中間位置」或曰「中間地帶」對於德意志是一把雙刃劍，利弊兼有，既可能促進亦可能阻礙其發展。13世紀以後19世紀之前，德國所處的環境總的來看對於德意志民族的形成極為不利。「身處歐洲中央」的後果是：「中部位置規定著他們的命運；而構成歐洲的中部，被許多民族所包圍，這也是德國人的命運。數百年來，這個中央是弱勢的，所以它對來自外部的各種各樣的影響、各種各樣的征服欲都是開放的。」 至於「中部位置」是不是如新保守主義歷史學家所言，是決定德國歷史發展的終極因素，還有待探討。但是這個特點對於德國歷史的負面影響則是明確無疑的：「德國位於歐洲中部這個事實，產生了重大的歷史和政治後果。德國擁有數目龐大的直接與之接壤的鄰國，還被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種界線穿透，而這些邊界更多地是由歷史和政治決策、而不是由自然地理所規定。」 早在德國還未出現之前的日耳曼人時代，這個「中部位置」就開始對日耳曼人的主要聚居地、後來的德國產生了負面影響，表現為德意志內部一系列的分離、疏遠和異己化。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奧託大帝

中間位置的第一個後果是日耳曼地區的部分羅馬化。日耳曼地區即後來的德國位於整個日耳曼與羅馬帝國的交界處，一邊是廣袤的「蠻荒」地域，一邊是陽光燦爛的文明世界。羅馬帝國在其擴張過程中，先後征服了高盧、英倫等地區，但歷時160餘年，始終未能徹底征服日耳曼地區。公元9年，羅馬大軍企圖蕩平日耳曼，把這些蠻族收歸文明世界。但是在條頓堡森林，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羅馬軍團敗在了以赫爾曼為首的日耳曼蠻族烏合之眾手下，鎩羽而歸。為了防止日耳曼人的進攻，羅馬人不得不於公元2世紀初修建了一條歐洲「長城」——萊姆斯防線，把日耳曼地區即現在的德國一分為二。萊姆斯防線羅馬一方，即萊茵河以西、多瑙河以南的地區被劃入羅馬帝國的版圖，實施羅馬的制度，受到了羅馬文明的熏陶；而北部的日耳曼人則仍生活在日耳曼文化中，雖然也受到羅馬的影響，但是羅馬化程度不高。這個羅馬化與否的進程在後來的德國留下了清晰的痕迹，造成了德意志地區內部的文化裂痕。所以早在德國成型之前，歐洲中部就已經開始被內部的不統一所困擾。

在語言方面，德語也受到分裂的困擾。德語脫胎於日耳曼語，於公元5世紀末至8世紀末之間經歷了「第二次輔音變化」。從現在的德國西部的亞琛，途經杜塞爾多夫、卡塞爾、阿舍爾斯雷本、馬格德堡，直達奧得河畔的法蘭克福，一條「本拉特音變線」橫貫德國，把德國一分為二。這次音變之後的德語分為中部和南部的高地德語和北部的低地德語，越向南行，音變的程度越高；最南端的阿勒曼和巴伐利亞方言中，音變最為徹底，西南部的法蘭克福方言部分參與了變化，而東部的薩克森方言則完全沒有加入到音變的行列中。高地德語與低地德語之間許多發音相差甚大，書寫方式也迥異。所以某種程度上，歷史上德國人說的、寫的實際上不是同一種德語，而是很多種德語。直到宗教改革後，馬丁·路德翻譯的《聖經》才賦予德國人一種通行各地的共同書面語。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這種「普通話」成了維繫德國人唯一的紐帶，意義非凡。但即便是路德創造的通用德語在德國的接受過程也是漸進的，只是逐步被德國其他地區所接受，所以共同的書面語在德國對於共同的民族意識的鍛造進程是緩慢的。

馬丁·路德

16世紀的宗教改革之所以發端於德國，與德國的地理位置亦不無關係，而更主要的是因為德國內部未能形成一個中央集權政權。小邦割據的政治格局，又被宗教改革的勝利者、各地諸侯割據一方的局面進一步強化。宗教改革結束後，本著「教隨國定」的原則，其他國家都實現了一個國家一種信仰或以一種信仰為主的宗教格局，唯獨在德國是天主教和新教兩種信仰勢均力敵，因而形成了與眾不同的宗教格局。接受過羅馬化洗禮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區以天主教為主，未受羅馬化影響的北部和東部地區則是新教佔主流。而且因為國家的小邦分治，宗教格局呈混亂局面，北部地區有天主教的邦國，南部地區亦有新教的邦國，有時兩種信仰的邦國僅一步之遙，形成了一道獨特的信仰風景線。德國西南部的紐倫堡是一個天主教城市，而近在咫尺的班貝克則歸屬新教。長期宗教戰爭的慘烈，曾使雙方信徒之間產生了刻骨仇恨。新教邦國普魯士完成了統一德國的任務，在1871年後掌握了德國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經濟中的領導權。與此相一致，新教文化也在普魯士扶持下，成為德國的主流文化，天主教信徒和地區無論在政治、文化、社會的發展中都受到壓制。二戰結束後，隨著阿登納的上台，天主教徒才在政治生活中嶄露頭角。而且宗教改革結束後，德國南北方的文化形態也產生了相互的異己化，北方新教地區創造出一個以閱讀為主的知性文化，而南方天主教地區則發展出一個以圖像和聲音為特徵的感性文化。以文字和閱讀為載體的閱讀文化，同以音樂和造型藝術為主的音像文化相互對峙，一方面豐富了德國文化，另一方面則使德國人在文化生活中也遭受著分裂，共同的相互歸屬感殊難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被一分為二，東西德國分屬東西陣營，成為各自陣營的橋頭堡，相互對峙，這就是德國的宿命：「克里米亞效應」，即德國的統一與分裂不取決於德國人，而是取決於德國的強鄰，這大概也是「中間位置」之後果的當代版本。德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民族國家——第二帝國的建立，就是得益於沙皇俄國在俄土戰爭中的敗北；倘若沙俄得勝，俾斯麥未必能遂其願。1990年的兩德統一，若沒有東歐陣營的衰落及由此產生的內亂，沒有蘇聯的自顧不暇，大概也殊難成功。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加劇了敵對狀態，相互的隔閡而非融合，在東西部之間製造著疏離，即便是兩德統一後已經20年，雙方在文化上、情感上的距離還未完全抹平。

除了地理位置之外，人口和版圖面積也是影響德國人民族認同的因素。德國是歐洲除俄羅斯以外人口最多的國家，其面積也屬於歐洲的大國行列。正是這個「大塊頭」，在德國的民族意識形成過程中使德國人備受尷尬。在外部，這個「大塊頭」對於鄰居是一個極大的威脅，使他們對於德國始終保持警惕甚至敵意；而在內部，「大塊頭」也阻礙了德國民族國家的進程。

從德國歷史的起點就可以看出端倪。德國歷史始於何時？這個問題並不好回答。「回答取決於如何理解德國歷史。是否把德國歷史與德意志民族的歷史等量齊觀、以此確定德國歷史何時開始，或是把德意志民族的歷史開始之前的幾個世紀也算在德國歷史之內，則又有所不同。因為這幾個世紀雖然在德意志民族形成之前，但是德國人自己則視之為自己歷史的一個部分」。 公元919年，薩克森公爵亨利一世被德意志諸候選為德意志王國的國王，德意志民族共同歸屬的感情由此開始。亨利及其兒子奧托，為加強王權不遺餘力，公元10世紀至13世紀，由查理大帝開創的、奧託大帝和巴巴羅薩發揚光大的「神聖羅馬帝國」曾經經歷了輝煌的年代。但是這個由日耳曼人建立、以日耳曼人為主體的「老帝國」，卻從查理大帝開始，統治者就醉心於羅馬文明，以羅馬文明的傳人自居，帝國的名稱就說明了這個價值取向：「帝國的稱謂就已說明，他們認為自己生活在法蘭克或甚至是羅馬帝國之中。」「神聖羅馬帝國」的羅馬情結帶來的後果，是帝國的定位不清晰，既是日耳曼，又是羅馬，既不是純粹的日耳曼，亦非純粹的羅馬。但羅馬情結也許只是老帝國內部問題的表象。老帝國並非只是由講德語的人組成，而是囊括了眾多非德語民族，如說捷克語的波希米亞王國、說古法語的勃艮第王國、義大利，等等。由是用語言來構建統一的歸屬感，殊為不易，而用一個超語言的概念來統攝國家認同，似乎比較可行。而就在說德語的德意志王國中，各種方言區之間的隔閡之大，使各個地域相互的認同也是一個大問題。所以老帝國的國策和國家的身份一開始就經歷了混亂，後來帝國統治者的「（羅馬）帝國理念」和與此相關的「南進」政策又帶來一種大國的多元意識。可以說，德意志民族的身份及民族認同一開始就遭遇尷尬。

但是歐洲中部「大塊頭」的後果並不僅限於此，而是使老帝國不斷地體驗著走下坡路的經歷。曾幾何時，身處歐洲中部的老帝國也可稱為歐洲的「天朝上國」，奧託大帝和巴巴羅薩統治下的老帝國幅員遼闊，疆域廣大，稱雄於歐洲，周邊的國家和民族大都曾經是老帝國境內的屬地。但是隨著老帝國的衰落，帝國邊緣的各領地不斷地從帝國脫落。從中世紀到近代，帝國的疆域不斷縮小，從13世紀之後，老帝國的歷史進程基本上是一個走下坡路的過程，德國的影響力不斷縮小，「九斤老太」的命運極不利於建立一種健康的、正常的民族情感。而更重要的，是這個國家因此而發展出來的一種「帝國理念」或曰帝國情結。這個帝國情結，不僅是為帝國的輝煌而驕傲，而更主要的是為帝國的衰落而感傷。當然，走下坡路的命運並非德國的專利，但是德國歷史的特點之一，是德意志民族雖然在走下坡路，但是老帝國始終沒有達到徹底崩潰的臨界點。換言之，雖然「九斤老太」的情結使有自我意識的德國人產生壓抑和自卑感，但是這種情結始終沒有下降到極點，使得德意志民族始終抱有一種「祖上富著哩」的歷史感，始終懷抱著恢復歷史的輝煌的夢想。在很長時期內，這樣一種「向後看」的觀念構成了德意志人認同的基礎，在19世紀德國民族主義濫觴之時登峰造極，嚴重影響了德國人的認同觀。

在民族大遷徙的過程中，日耳曼人是以部落為單位遷徙的，族群的因素也在德國留下了鮮明的痕迹。遷徙結束後，在後來的德國土地上有六大日耳曼部落或部落聯盟落地生根，各部落就在那裡繁衍生息，成了那裡的「土著」。各部落內部的語言、習俗、生活習慣相當一致或相對一致，有利於一種相互歸屬的情感紐帶的形成，而且他們和腳下的土地之間的情感契合日益強烈，「故土」、「鄉土」的觀念非常強烈。時至今日，德國各地的地方意識仍很強烈，各種各樣的地域性的節慶數不勝數，仍在昭示和鞏固著這種意識。但是另一方面，歷史上由於交通不便、政治分裂等原因，這些部落之間的關係則相對鬆散，相鄰的部落時戰時和，經常互為敵手。等到老帝國建立起來後，帝國內部始終未能建立起一個強大的中央權力，從各個部落演變出來的政治實體割據一方，大小邦國的邦君各自坐擁一方，彼此之間很難形成一種全民性的共同意識。德意志民族國家的遲到，使他們長期缺乏一個形成共同意識的政治框架，成為阻礙德意志人形成全民性的相互歸屬感的瓶頸，所以就整體而言，德意志的民族認同淡漠；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德國人局部的、地域的認同十分強烈。

在民族國家形成之前，德意志民族的主體，即廣大的平民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君主國里。這些王朝國家裡，一切均以君主的利益為旨歸，平民與貴族之間的鴻溝既深且寬，是典型的垂直型社會，這種垂直型社會只是服務於處於金字塔頂部的一小部分特權階層。廣大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的平民階層與特權階層常常處於一種或明或暗的衝突之中，忍受著不平等的對待，深刻的社會鴻溝阻礙了全民性的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德國生髮。當西方國家已經朝向水平式社會發展時，德國社會卻一如既往。對於社會下層而言，這個國家在相當程度上是異己的，不屬於他們自己。所以他們也不關心特權階級的訴求，難以與這個國家認同。與此同時，王朝國家的主權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經常隨著聯姻或贖買政策產生遷移和變化，「龐大的疆域的控制權經常被分配給多位繼承人，從而使龐大的政治權力中心出現分裂，延緩了國家的建立與民族的形成」。

縱觀德國人的德國認同的建構過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對於這個建構至關重要的，或者說最嚴重地阻礙了德國人的民族認同形成的關鍵因素，不是別的，而是近代以來德意志民族國家建構的崎嶇歷程。換言之，構成德意志民族認同的歷史困境的關鍵因素，是德意志民族國家的難產，以及民族國家形成後缺乏歷史連續性的事實。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維也納和會制定的歐洲新格局仍然極不利於德意志的民族意識產生。德意志邦聯取代了神聖羅馬帝國，但是仍然沒有克服小邦割據的政治局面。在邦聯包括的39個政治實體中，英國國王同時也是漢諾威王國的國王，丹麥國王同時也是石勒蘇益格公國、荷爾斯泰因公國的大公，荷蘭國王兼任盧森堡大公國的大公。因此，這幾個外國元首卻是德意志的諸侯，而最大的德意志邦國奧地利則擁有匈牙利、波蘭及義大利的部分地區，從這個意義上看，奧地利又不是純粹的德國。在這樣的政治格局下，「德國在哪裡」、「何處是德國」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民族意識的輪廓仍然不清晰，德意志邦聯甚至比神聖羅馬帝國更加混亂，更加不利於民族意識的形成，建立德意志民族國家、統一德意志民族，成了擺在德國人面前最迫切的任務。

維也納會議

什麼是德意志國家？最簡單的定義就是德意志人占多數的國家或者是由德意志人統治的國家，但是這個定義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礙。瑞士是一個德意志人占多數的國家，但是瑞士早已於1648年脫離德國，自成一體，建立了瑞士民族，有著自己的獨立民族認同；阿爾薩斯也是德意志人占多數的地區，但是卻處在法國的統治之下，而且多數阿爾薩斯人接受了法國的政治民族的理念，更加認同法國而非德國；波希米亞倒是長期受德意志人統治，但其人口主體不是德意志人，而是捷克人；同樣處在德意志人統治下的波蘭和斯洛維尼亞的大部分地區的主體居民都不是德意志人。因此對於德國人而言，要建構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識，可堪使用的仍舊只有「文化民族」的理念，當西歐國家紛紛開始朝向政治民族邁進之時，德國人出於無奈，不得不祭起「文化民族」的大旗，直至現在。1848年德國革命爆發，民主選出的議員們在法蘭克福聖保羅大教堂里爭論不休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到底要「大德意志方案」還是「小德意志方案」。最終「小德意志方案」勝出，奧地利被排除在德國之外，從此一步步與德國成為異己，最終在二戰後徹底成為說德語的外國。這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帝國最大的文化中心的邦國，一直是出皇帝的地方，現在卻成了外國，這就使「誰是德國人」的問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1848年革命

德意志民族國家遲至1871年才憑藉武力得以建立，但面臨著一個艱難的內部整合的任務。這個被史學家稱為「內部建國」的任務之艱巨，不亞於建立帝國的任務（外部建國）。此後第二帝國歷經48年，直至第三帝國建立也未能徹底實現內部建國的目標，納粹上台後，也只能動用強權才能在政府層面上撤銷流傳數百年的「邦」或曰州一級的行政單位，用中央集權的「Gau」（行政區）來取而代之。第二帝國建立後，俾斯麥進行過一場「文化鬥爭」，企圖限制天主教在德國的力量。從文化和社會的角度來看，俾斯麥的「文化鬥爭」實質上也是俾斯麥企圖整合德國的努力，因為在俾斯麥及以普魯士為主導的德意志國家看來，天主教徒與羅馬教廷深厚的情感聯繫對於內部整合是極其不利的。而鐵血宰相在文化鬥爭中的失利，說明德國內部自宗教改革以來的信仰分裂之深，天主教徒與新教徒、天主教會與新教主導的國家之間的裂痕之深。

俾斯麥就任首相後，在不到十年間發動了三場戰爭，最終打敗法國，建立起第一個德意志民族國家。史學家把這個過程描述為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意謂以市民等第三等級為主體的民眾沒有被納入到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他們只是被動地參與，而不是這個進程的主體。市民階級要求的政體是議會民主制，在此之前的1848年革命中已經遭遇失敗。因此這個依靠武力和專制國家建立起來的統一國家，是一個沒有民主的民族國家，所以不能滿足社會中下層的參政要求，因此從一開始就隱含了內在的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然而，市民階級從統一國家中得到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又接受與認同這個專制國家。可同時他們也心存芥蒂，實則是一種畸形的認同。因此，第二帝國實在是一個地道的「麻煩的祖國」。而正在壯大的工人階級面對這個國家時也頗為尷尬。一方面，他們與這個國家經常處在矛盾衝突中，俾斯麥為了打壓工人運動，一手拿糖和麵包，一手拿大棒，於1878年頒布了《鎮壓社會民主黨危害社會法》，工人階級同第二帝國的關係從根本上看不可能是和諧的。另一方面，這個國家卻又給他們提供生存的政治框架，在與列強的競爭當中，尤其是這樣。但是無論如何，經過近50年的融合，德意志民族對於「小德意志」的認同已經輪廓分明，尤其是在與西方列強的對抗中，民族主義情緒牢固地左右著德國人的情感世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德皇威廉二世站在帝國議會的講壇上高呼：「現在，我不知道還有什麼黨派，我只知道大家都是德國人」，受到了包括反對派在內的歡呼。幾乎所有德國人都狂熱地支持對西方開戰的事實，清楚地表明了一個全民性的德國認同已經初具形骸。但是從政治文化的層面來看，當代德國人在認同近代德國的第一個統一國家時不無障礙，因為第二帝國的專制性質和軍國主義性質，限制著當代德國人與之產生認同。

普法戰爭

所以從共時性的維度來看，第二帝國是德國人經歷了數百年的孱弱和屈辱之後的第一個民族國家，它是在戰勝夙敵法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極大地滿足了德意志民族統一的要求，順應了當時大行其道的德國民族主義潮流；而且無論如何，德國人終於第一次有了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發展都有了一個全民性的保護性框架，所以還是得到了德國人民的擁戴。這一點，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幾乎全體德國人和政黨都擁護對外開戰的態度可以看出。德國貴族依靠武力終於實現了統一，迫使市民及工人階級在政治自由與民族統一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迫使平民放棄了自己的意志，接受貴族的意志，臣服於這個以貴族為主導的專制國家。不管屬於什麼階級、什麼階層，持有什麼政治觀點，所有的人都認為自己屬於德意志民族，第二帝國的德意志民族的認同感在穩步增長。壓制民眾的專制國家與滿足民眾統一意願的民族國家的合二而一，給當時的德國人提供了認同的政治框架，在第二帝國存在的近50年里，德國認同在緩慢地變為現實。而且在第二帝國和第三帝國時期，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發展到極端：「只要涉及民族，似乎就沒有任何妥協可言；就必須無條件地去做必須要做的事情」， 在「民族」面前，政治自由和民主政治偃旗息鼓。而恰恰在這一點上，二戰後相當一部分信守自由主義的德國人就難以認同第二帝國。在涉及第二帝國的問題上，知識界和輿論界中，左右翼人士各執一詞，這個爭論本身就說明了第二帝國作為認同基礎是成問題的。

第二帝國是普魯士依靠武力建立起來的，普魯士在第二帝國中起著主導性的作用，所以第二帝國也被許多人視為一個擴大了的普魯士。然而上千年的封建割據、在其間形成的政治格局、德意志人在漫長的小邦割據狀態下形成的地域觀念、地域文化和族群認同已經相當牢固，接受普魯士在政治上的領導地位還相對容易，要接受普魯士的文化就相當艱難。儘管德國南部的邦國最終加入了統一的進程，但是普魯士以外的人民自古以來就不大認同普魯士這個「化外之地」，普魯士文化、普魯士精神雖然向整個德國輻射，但是德國西部和南部在文化上與東北邊陲的普魯士距離甚大，與之認同還要假以時日。而這個過程剛剛完成（或還未完成），第二帝國的大廈便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的炮聲中轟然倒塌，此前構建起來的一切前功盡棄，德國人的國家認同再次遭遇危機。

從歷時性的維度來看，經過了二戰的德國人，已經接受並適應了民主制度，俾斯麥帝國及威廉帝國的反民主性質不能給熱愛民主的人們提供認同的基礎，自由派人士譴責他葬送了德國的議會制度：「德意志民族國家的這個民主缺陷，使我們難以把俾斯麥帝國作為德國歷史意識的可靠的定位基點來利用。」時任聯邦德國總統的魏茨澤克就持這種觀點，在一次慶典上，他曾經說道：「儘管1871年有種種缺點，有種種時代精神的謬誤，但是正是它用共同的意識鍛造了我們的民族概念。從這個時候起——也只能從這個時刻起——我們今天的人才知道，我們才感覺到我們是德國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敗北，1919年德國第一個共和政體魏瑪共和國建立。但是不幸的是，魏瑪共和國是作為負面形象進入歷史記憶的，不但當時不被德國人認同和接受，而且在今天仍然無法給德國人提供國家認同的框架條件。從文明衝突的視角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並非僅僅是德國與西方之間為爭奪世界市場和世界霸權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較量，同時也是「德意志文化」與「西方文明」之間孰優孰劣的觀念之爭。自18世紀下葉以來，德國的許多知識精英把德國與「西方」之間的差異解釋為文化差異，用「德意志文化」與「西方文明」來解釋這種民族間的異質性，並認為「德意志文化」代表著一種新興的、上升的和健康的文化形態，相反「西方文明」則已在走下坡路，不但不符合德國，而且註定要沒落。他們認為，與概括為「1789年理念」的西方民主政治相比，概括為「1914年理念」的德國政治文化不但符合德國的國情，而且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更高一級的文化。但是第二帝國的軍事失敗和帝國的崩潰，不啻給了秉承這個觀念的德國人以當頭棒喝。一部分德國人接受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模式，要求在德國建立西方式民主政體並獲得成功；一部分人則認同蘇俄的社會主義模式，試圖在德國建立蘇維埃式的共和國；還有的人是寧願相信「背後捅刀子」的神話，把第二帝國的失敗歸咎於德意志民族被「叛徒」出賣。這樣，在一片混亂和紛爭中，德國人民並未達成一個基本共識就倉促建立了德國的第一個民主政體。深刻的分裂是魏瑪共和國最根本的特徵，大眾的觀念仍停留在帝國時期，民主思想在當時的德國完全沒有根基，托馬斯·曼的《一個不問政治的人的見解》清楚地表達了這種立場。這個多災多難的共和政體，儘管代表了德國人文主義的最高理想，但是卻有著無法擺脫的先天不足（Geburtsfehler），因而在當時的德國是無法實現的。

托馬斯·曼

魏瑪共和國的先天不足，來自多個方面：一是必須承擔舊帝國遺留下來的沉痾痼疾，這包括頑固顢頇的舊官僚體系和難以扭轉的保守退化觀念；二是必須應付戰後國內經濟崩潰和社會動蕩不安的亂局，同時還要處理各政黨派系之間的傾軋和紛爭；三是必須承受來自國外的壓力，即《凡爾賽條約》帶來的沉重打擊； 四是要替戰爭的真正罪人——舊政府和軍隊領導曾承擔失敗的責任。此外，作為一個弱勢政府，魏瑪共和國在與戰勝國打交道時總是處於下風，致使民眾把失敗和屈辱的憤怒都傾瀉到這個脆弱的民主政體頭上，「魏瑪共和國＝民主＝軟弱和屈辱」的公式牢牢地嵌在德國民眾的頭腦中。德國人憎恨這個使他們遭受屈辱的共和國，因為《凡爾賽和約》中清楚地寫道，德國人是不可饒恕的「罪犯」，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受到嚴重的打擊。而《凡爾賽和約》規定的賠款金額之大，為德國所無法承擔，使德國人陷入經濟困境中。共和國時期頻頻發生的暗殺、流血衝突、示威集會、暴力事件，不但干擾著德國人的生活，也與德國人對於「秩序」的渴望背道而馳。魏瑪共和國除了文化的光彩奪目之外，作為一個歷史時期留給德國人的印象是，「民主多黨政治的弊端、意識形態的紛亂和民主國家形式的機構性的不穩定」， 所以魏瑪共和國對於今天的德國人來說，只意味著政治混亂和民族恥辱，因而也不可能給德國人提供一個認同的基礎。

至於第三帝國，就更無法為德國人的國家認同提供任何基礎。這段黑暗的歷史中唯一值得德國人認同的，只是反對納粹統治和希特勒的抵抗運動。然而就連抵抗運動在戰後的德國也長期遭遇尷尬，曾遭到許多老一輩德國人的消極抵制。時至今日，西方的民主思想在德國已經站穩腳跟，民族社會主義已經被絕大多數德國人唾棄，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所以第三帝國是絕對不可能充當認同對象的；相反，對奧斯維辛的反省和悔過，為二戰後德國人的民族認同提供了一個最重要的基礎。二戰結束後，隨著戰爭和大屠殺雙重罪行的曝光，德國人的民族認同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滑坡：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之間，聯邦共和國公民的民族認同的改變，必須用山體滑坡來形容」，尤其是戰後出生的德國人，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教育革命」中接受了西方的價值觀，面對第三帝國期間以德意志民族的名義犯下的罪行無可奈何，只有選擇與傳統、與德國保持距離的逃避心態。德國人的德國認同再次經歷了斷裂的命運。然而即便是德國人最為意見統一的「大屠殺認同」的問題，也遭到極右勢力的淡化；在承認和懺悔的基礎上形成一個新的全民性的歷史認識，在此基礎上達成民族和國家認同，仍然不是那麼順利。

魏瑪共和國

縱觀德國近代民族國家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從第二帝國到魏瑪共和國再到第三帝國，這些政體之所以不能給全民一個共同的認同，是因為這些政體之間缺乏一以貫之的連續性，前後的各個政體在政治理念上處於對抗狀態，每一個後來的政體都與上一個為敵，而且正是依靠批判前一個政體來建構自己的合法性，所以德國近代的政治發展真正體現了德國歷史的發展軌跡：斷裂（Bruch）。但是對於這個認同形成障礙的，還不僅於此，建構起來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仍然是多災多難，並不能給德國人的德國認同提供一個政治框架：「三個政體在短時間內一個取代一個，三個政體沒有一個給當時的聯邦公民提供了一個認同的機會，而這三個政體加起來就更不能提供。每一個政治體系都與前一個為敵，都從針對前一個政體的鬥爭中汲取本質的力量，也在這個鬥爭中累得筋疲力盡；德國經歷了一個不斷變換的歷史洗禮，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在德國歷史上，政治發展的斷裂是一個普遍現象，德國歷史是「一個充滿斷裂的發展」。老帝國作為一個泱泱大國卻日益衰敗，其大國地位的下降，造成了帝國意識的斷裂；近代德國市民階級在同貴族的對抗中最終失敗，使市民被迫向貴族投降，從而造就了市民傳統的斷裂；三十年戰爭摧毀了德國的城市，造成了德國城市傳統的斷裂；小邦割據的政治格局，造成了大國傳統的斷裂；等等。缺乏傳統，卻恰恰成了德國文化的傳統，「傳統缺失」造成了「歷史缺失」，其後果必然是缺乏一個一以貫之的集體記憶。斷裂意味著連續性的缺失，也就意味著民族和國家的認同缺少一個最重要的支撐點。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您愛德國嗎」，或是「您為自己是德國人感到驕傲嗎」的問題，缺乏歷史發展連續性的德國人當然是不易回答的。於是受訪者對於問題就要提出限制性的疑問和修正：是哪一個德國？是什麼時候的德國？您說的德國是什麼？如此一來，民族認同就成了問題：「人們可以看出，如果聯邦德國想要從她的歷史中汲取認同的話，處境相當艱難。構成她的傳統的脈絡太多，可能的結合點又太成問題……歷史學家阿努利弗·巴林疑慮重重地說，我們的歷史中沒有一個問題是大家可以取得一致的，每一個階段都是有爭議的。」 關於這一點，可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國歌遭遇的尷尬看出。現在的德國國歌歌詞取自19世紀德國詩人封·法勒斯雷本創作於1841年的《德國人之歌》。但是這首國歌在一個半世紀里經歷了大起大落，有的時代把它定為國歌，有的時代里它又被廢棄，直到二戰之後才在沒有國歌的尷尬中勉強被重新定為國歌。但是三段歌詞中，前兩段因為有

沙文主義嫌疑，而且在歷史上已經被污名化，故而不堪作為一國之國歌，所以現在的德國國歌也只採用三段歌詞中的第三段。一個國家的國歌有如此曲折的經歷，在世界各國中或許也是獨一無二的。

反觀其他歐洲國家，都有一個象徵傳統和歷史連續性的符號。在荷蘭和英國，王室毫無爭議地成為大多數國民認同的符號。以荷蘭為例，現代荷蘭是荷蘭人民在18世紀抗擊和驅逐哈布斯堡—西班牙統治的戰爭中誕生的，而奧蘭治王室代表了這一傳統，所以也就代表了荷蘭民族的傳統和根。1940年納粹德國入侵荷蘭時，流亡到英國的荷蘭女王在倫敦發表了廣播講話，號召荷蘭人民進行抵抗。這篇著名的廣播講話極大地鼓舞了荷蘭人，荷蘭王室的正面形象因此而得到了加強。荷蘭王室的例子說明了一個問題：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建構大都有一個可供後代認同的某個政治事件，都有一個象徵性的符碼，而德國卻飽受歷史連續性缺乏之苦，沒有一個這樣的象徵性符碼以資使用。

由於缺乏民族國家這個最重要的框架條件，德意志民族在形成的過程中依靠的是其他的紐帶，如地域、文化、血統、語言，等等。而這些紐帶提供的認同都先天不足，所以德國人的民族認同才會成為一個問題，才需要尋找一個替代品，經濟就經常作為這樣一個替代品被賦予了使德國人達成民族認同的使命。從近代開始，經濟活動在德國認同中就起到了一個重要作用。第二帝國時期，德國市民階級迫切要求實現民族統一和民主政治這兩個根本訴求。但是二者只實現了其一，民主進程被切斷，政治文化出現斷裂，市民階級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在這種情況下，以發展經濟壯大起來的市民階級也只有一心搞經濟，在經濟生活中尋找到自己的價值或價值替代品，由此形成了以經濟為基礎的認同。二戰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面對第三帝國的罪行，德國政府和多數德國人採取了迴避和壓抑的方法，把精力都投入到經濟活動中，一則掙錢改善生活，二則依靠經濟成就來實現自我價值，再次產生了一種經濟認同，被稱為「德國馬克民族主義」。1959年所做的一次民調結果顯示，令聯邦德國的民眾最感到自豪的是德國人的民族特性，比例為37％，而在頭號經濟強國美國，這一數字僅為23％；為德國的政治制度感到自豪的德國人僅佔德國人的7％，美國的這一數字為23％； 相當長的時期里，德國的經濟成就，取代其他一切成為民族自豪之源。然而經濟認同是脆弱的，一旦遇到經濟不景氣或其他經濟問題，這個認同就會消失。所以，德國人的認同中最強烈的仍舊是文化認同。每當遇到危機、認同出現問題時，可資利用的認同資源仍舊是文化，於是德國人又不得不退回到歷史，固守「文化民族」的概念。

德意志民族意識在中世紀末期就已曾經初露端倪，但是一系列戰爭、歷史和傳統的斷裂剝奪了德國人形成民族認同的機會，到1800年前後的浪漫運動興起之時，德意志民族意識才終於開始形成，但是民族認同卻沒有一個國家實體作為載體，於是認同的載體只能是文化，「文化民族」的理念支撐著德國人。18世紀德意志民族意識以井噴的方式爆發之時，德國的知識分子及有識之士卻發現，德國人之間的聯繫紐帶幾乎無處可尋。德國不像美國、法國和瑞士一樣，有一部憲法作為立國的基礎，各色人等可以團結在憲法周圍，形成一個政治民族。他們發現，聯繫德國人的紐帶只有一條：這就是德國的文化。共同的語言、習俗，共同的傳統、歷史，是他們之間唯一共同的東西，正如詩人格雷特爾所說：「哪裡有人說著赫爾曼的語言，哪裡就是德意志祖國！」 本來對於「新民族」而言，語言就具有特殊的意義；而對於只能以文化來建構民族認同的德國人而言，語言的重要性就越發凸顯：「在德國人那裡，德語是某種特殊的東西。」但是「語言民族」和「文化民族」也包含著內在固有的尷尬。曾經囊括整個中歐的老帝國是一個由多個民族或曰部族組成的政治體，「帝國境內的各部族幾乎包括了歐洲的所有居民」，而且德意志人在向東部的擴張中建立的殖民地並不全在老帝國的疆域之內。說德語的奧地利最終被排除在「小德意志」之外，而瑞士德語區的日耳曼人則早在三十年戰爭結束時地區就從帝國中分離出去，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說德語的人更願意當法國人而非德國人。所以這就產生了一個困境：德意志人（說德語的人）並非都生活在德意志帝國，而德意志帝國境內的臣民也並非都是德意志人（說德語的人），「語言民族」再遇尷尬。隨著德國文化在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的異軍突起，德國文化突然間大放異彩。德國的文化成就不僅為德國人所陶醉，也為世界所驚嘆，德國人的確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文化民族」。於是「文化民族」的概念又增加了新的含義，德國人的文化成就構成了德國人民族認同的支柱。但是德國的文化認同也存在其缺陷，「文化繁榮與政治落後之問的反差，被切實感受到了；但是對德國開明專制政府的自豪、對於一個偉大的過去的驕傲也隨之被拿來炫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自第二帝國以來初具形骸的德意志民族認同遭受了致命的一擊。隨著冷戰的爆發和兩個陣營的建立，「中部位置」的宿命再度顯靈，德國再度被分裂成兩個陣營，並且分別處於兩大陣營的前沿陣地，給德國人的德國認同設置了難以逾越的藩籬：「有鑒於界定德國人的民族認同在過去就殊為不易，所以可以設想1945年以後，德國人很難認同兩個分別以英美式民主或以蘇聯共產主義為理想而建立起來的國家，並且承認他們的合法性。」國家的分裂給德國認同設置的障礙是：到底認同哪一個德國？哪一個德國具有代表整個德國的合法性？許多人無法面對這個問題，最後只能選擇逃避。

整個20世紀50年代，聯邦德國還未從過去的陰影中走出，冷戰的爆發和不斷升級，使戰後就已開始的罪責討論未能全面深入地展開，多數人對待納粹罪行的基本態度是迴避，聯邦德國籠罩在一片保守主義的氣氛中。戰後的首要任務無疑是恢復和發展經濟、穩定社會，而且埋頭經濟建設也正好是迴避罪責問題的最佳途徑。50年代的「經濟奇蹟」不但解決了民生問題，提高了生活水平，也給德國人的心理提供了一個避風港。當然，罪責是以德意志民族的名義犯下的，民族認同與歷史問題有直接的關係，所以迴避過去，也就屏蔽了認同問題。但是迴避態度並不能解決問題，「第二次罪行」只能延緩和激化問題。隨著戰後第三帝國的戰爭和人道主義罪行逐漸被揭露，尤其是納粹戰犯的審判使罪行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大屠殺成了德國人無法卸載的心靈十字架，德意志民族無法面對以德意志民族的名義犯下的罪行。50年代的迴避心態，終於導致大學生運動在1968年全面爆發。這代大學生出生於戰後，成長於西方的人道主義理念氛圍中，接受了西方教育和西方的價值觀。他們無法理解父輩的行為，為其迴避的態度感到憤怒，終於與父輩全面反目，西方文學中「父子衝突」的母題在德國被賦予了新的內容。在追問罪責的浪潮中，民族認同不可避免地再受衝擊。

20世紀80年代，關於德國人認同危機的討論達到高峰，各種各樣的出版物、調研報告、民調結果大量面市，知識精英和政界人士對此紛紛發表言論，一時間熱鬧非凡，正好表明這個問題的重要和亟待解決。而且隨著戰後一代人的成長和步入政壇及社會各機構，德國的傳統價值也在遭受衝擊，新一代毫不留情地全面顛覆父輩的價值觀，德國認同也降到歷史最低點。相當一部分德國人似乎突然清醒過來，意識到德意志極端民族主義的危害。所謂「德意志民族特性」早已被納粹鼓吹的極端民族主義敗壞了名聲，所以大凡只要提到德國特點、「典型的德國式」，似乎就是與民族主義有染，甚至有納粹嫌疑。許多德國人於是也迴避討論德國人和德國文化特點的問題，凡是談到德意志民族特性，一概冠以過去德國的世界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用以諷刺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德意志狂」，認同問題也廣受牽連，被打入冷宮。與此相關的，德國人一向為之自豪的德意志的「美德」，如講秩序、守紀律、嚴謹、勤奮、嚴肅、深刻等，也都被冠以「次級美德」之名，不同程度地被污名化。曾任社會民主黨領袖之一的奧斯卡·拉封丹就說過，次級美德也可用於集中營，意謂德國人缺乏對於終極價值的認識，所以「德意志美德」也會助紂為虐；德國人引以為驕傲的美德再受重創，德國認同又減少了幾根支柱。許多人不願意談論這些問題，儘管他們自己在遵守這些規則、實踐著這些價值。

總體戰的發明者魯登道夫

對於德國人的民族認同缺失和淡漠，執著於民族、傳統的德國保守主義陣營人士當然最為關切，甚至認為德國已經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們中有人認為，第三帝國時期民族社會主義者叫囂德國人是一個「沒有空間的民族」，所以要去爭奪「生存空間」；而現在卻恰恰相反，德國人對於德國認同的漠不關心，使德國成了一個「沒有空間的民族」。對於他們來說，最可怕的還不是德國人在民族認同問題上的茫然和分歧，而是當今的廣大青年人群體對於自己的民族持一種虛無主義或曰淡漠主義的態度，認為德國很「無聊」、「乏味」、不「酷」，因而對德國根本就不感興趣。此外，即便在多數德國人都可以接受的、或是無法否認的大屠殺問題上，右翼勢力也在儘力淡化納粹罪行，把歷史問題「歷史化」、相對化，遭到了左翼和自由派的激烈抨擊。「歷史學家大爭論」、「文學之爭」等理論紛爭就是這些分歧的表現。到底是拋棄被污染的傳統、建構全新的民族認同，如「憲法愛國主義」，還是堅持傳統，維持和發揚「文化民族」的文化認同，德國人至今仍然莫衷一是，不能取得共識。

民族認同的淡漠、混亂和分歧，不但直接影響著德國人的自我意識，也影響著德國知識分子對於德國統一的態度。1990年的兩德統一，解決了認同哪一個德國的問題，但並沒有克服認同危機。面對「過去」及「克服過去」的努力和爭議，左翼與右翼勢力的分歧之大，爭論之激烈，使一個統一的民族認同的建構仍舊面臨高大而堅固的壁壘。在統一後定都何處的問題上，也是眾說紛紜，「波恩共和國」派與「柏林共和國」派各執一詞，相持不下。波恩派認為，波恩象徵著德國曆時40年的民主傳統，其間聯邦德國已經成功地建構起民主意識，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政治的歷史延續性。而柏林派則認為，若定都波恩，就意味著1700萬東德人要放棄自己的身份，全面認同西部德國；倘若這樣，他們將如何確定自己的身份？最後議會表決時，柏林派僅以及其微弱的多數獲勝。

德意志民族在民族認同的道路上經歷了諸多的坎坷，但是民族認同仍舊是千呼萬喚不到來。德國的歷史不能給當代德國人提供認同，那麼一個新的德國認同應該怎樣建構？各種建議、方案均有其擁護者，但是一種全民性的共識仍舊難以達成。在最敏感的歷史問題上，「左」派和自由派認為，德國的浩劫來自「德意志特殊道路」，源於德國在其歷史發展進程中偏離了西方的軌跡，德國應當回歸西方，接受西方價值，以此來終結「德意志特殊道路」；所以德國人最重要的任務是認同民主憲法——聯邦德國的基本法，支持民主制度，發展和健全民主的政治文化。在涉及德國人身份的問題上，許多左翼和自由派人士認為，重要的是首先做一個民主公民，然後才可考慮自己是否是德國人。作家格拉斯首當其衝，公開反對「大德國」，反對兩德統一；哈貝馬斯則倡導「憲法愛國主義」，同「德國馬克民族主義」對抗。在自由主義陣營看來，舊的資源已被證明是不能成為認同基礎的，必須建構全新的認同，如哈貝馬斯認為，德國的專制政治的傳統已被歷史拋棄，沒有現成的歷史資源可資借鑒，只有建構一個新的傳統，在此基礎上建構一個新的民族認同，這個新的傳統的基礎就是戰後在德國已經生根的民主政治體制及相應的民主政治文化。與「文化民族」的理念相反，他們認為，認同德國基本法，就是新的德國認同的根本所在，即所謂「憲法愛國主義」。如果說德國歷史給德國留下了遺產，那麼最主要的就是認清德國專制主義的傳統，在「大屠殺認同」的基礎上建構新的認同。執著於德意志文化和歷史的政治家和學者們則認為，新的民族認同不可能建立在非歷史化的基礎上，脫離德國的歷史是無法建構德國認同的；不論德國歷史留給當代德國什麼樣的遺產，新的認同只能在這個基礎上建構，比如對於德國歷史特別是德國專制歷史的認識，應當警醒德國人，不可重蹈覆轍。在他們看來，德國歷史的主流是多元文化而非集中，歷史上部族的、帝國的、邦國的、地域的意識都很強烈，各種分歧如血統的、宗教的、地區的，都不能、也不應當強行統一到一個單元的共同體中；如果強行這樣做的話，必然招致災難性的後果，如民族社會主義推行的「一體化」（Gleichschaltung），結果只會是一場災難。他們認為，德國在歷史上也有自由主義和民主的傳統，如法治國家、鄉鎮自治、福利國家等理念，似乎也應當得到繼承和發揚光大。除此之外，當然還有念念不忘大德意志的民族主義者，他們企圖讓歷史退場，讓過去成為過去，一筆抹殺德國的罪責。

哈貝馬斯

在保守派一方，右翼人士強調「民族利益」，例如新保守主義歷史學家們就認為歷史在不斷發展，德國人要擺脫歷史問題看德國、看世界。他們認為，德國人已經不再是需要勝利者扶持和教導的孩童，德國已經長大。所以在內部，德國人必須重建和鞏固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識，成為一個「有自我意識的民族」（bewusste Nation），或曰「自信的民族」；在外部，德國不再需要一個精神導師，也不需要他人的扶助，而是要爭取和維護「民族利益」，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與新德國的實力相稱的國際角色。這個訴求被歸結為要切斷「西方紐帶」（Westbindung）。

德國東部的發展與西部經歷了完全不同的過程。二戰後的蘇戰區於1949年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如何理解和對待納粹德國的歷史這個問題上，與西部產生了本質的區別。民主德國的領導層在納粹時期都是堅定的反法西斯戰士，被迫流亡蘇聯。所以他們回到戰後的德國時，對於他們而言不存在贖罪的問題。而作為一個「工人和農民的國家」，統一社會黨代表的是工人和農民的利益，與工農是一致的。倘若流亡歸來的反法西斯戰士與東德民眾產生對立，將會出現極為不利和尷尬的局面。因為如果只有海歸的反法西斯戰士是正確的，而占人口多數的民主德國工農大眾都是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主義同情者的話，那麼就會出現工農政黨不能代表工農大眾的局面。所以統一社會黨領導把民族社會主義的罪責歸結到「一小撮」法西斯分子頭上，而且迅速採取有力措施，對東德地區的納粹頭目進行了鎮壓，用迅速培養起來的幹部來取代有污點的老一輩官僚。另一方面，統一社會黨宣布，「大多數」德國人民是受蒙蔽的，因而是無辜的。這樣一來，東德的民眾便被免除了「克服過去」的煩惱，也沒有開展罪責與集體罪責的大討論。的確，東德領導層一向認為，民主德國已經徹底肅清了納粹殘餘，納粹殘餘都集中在西德，並且在西德復活，民主德國是清白的。但實際上，罪責免除令並未使東德人民真正得到解脫，兩德統一後，德國東部的排外情緒強烈，新納粹勢力強大，與這個責任免除大有關係。在40年的歷程中，出於意識形態的分歧和冷戰的需要，東部與西部在對待納粹歷史問題上產生了根本的不同，不同的歷史觀又導致對於自己身份的不同看法，兩個德國的德國認同出現異變。

此外，東德在經濟上的失敗和政治上的僵化，使一種已經初露端倪的民主德國認同未能成長，東德民眾中對於兩個德國同屬一個德意志民族的理解仍然佔據主流。1989年東德民眾反抗昂納克政權時提出的口號是「我們是一個民族」，從這一點就可以解讀出東德民眾的民族觀。但是在東德40年的歷程中，東德人民畢竟生活在不同的意識形態中，有著不同於西德的生活方式。可以說，由於生活方式的迥異，某種程度上已經產生了一種若明若現的民主德國意識。東德領導層的經濟政策雖然失敗，但是卻不遺餘力地發展競技體育，東德運動員的驕人成績也給東德人民帶來了某種自豪感，東德民眾中產生了某種以金牌為依託的群體意識。民主德國雖然破產，但它畢竟存在了40年。東西德的雙重歷史加重了東德人的認同困境，「新聯邦州」是應當全盤接受西德的歷史觀而否定東德歷史，還是可以部分認同民主德國？一些知識分子也認為，民主德國在40年的歷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價值和認同觀，與聯邦德國已經多有不同。

凝聚了德意志民族情感的萊比錫會戰

在政治層面上，一方面，東德是一個專制與威權國家，民眾沒有參與決策的可能，因此缺乏自己作主、參政議政的可能性和意識，仍舊把自己的權利交給威權國家處理。在這個意義上，民主德國與普魯士及第二帝國之間有驚人的相似，一個幽靈，德國歷史上特有的概念「專制國家」的幽靈仍舊在德國東部徘徊。另一方面，自二戰結束以來，德國西部從西佔區發展到聯邦德國成立，一直在「融入西方」，並把這一政策立為基本國策，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所有領域全面接受西方價值。換言之，隨著西德社會的迅速西化和現代化，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生活方式大舉「入侵」西德，西德民眾的仰值取向、興趣愛好都向西方看齊，尤其是青年人的生活方式相當西化。而民主德國沒有進入全面西化的軌道，西化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產生。因此總體來看，東德民眾的思想意識、生活方式、價值取向都更傳統，比西德更「德國」。從這個視角來看，西德主動地、有意識地放棄許多「德國」的特性，德國東西部之間在文化上已經產生差異，要形成統一的德國認同又增加了一道障礙。

兩德統一後，東西部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的差距至今仍未被抹平，歷時十幾年的所謂「東部建設計劃」宣告失敗，「新聯邦州」的失業率居高不下，約200萬東德人移居西德。新聯邦州遭遇的經濟問題使其對於老聯邦州的認同危機更趨嚴重，至少是老一輩人、社會的弱勢群體對於西德的看法比較負面，甚至相當負面。如今統一已經20年，但是橫亘在新老聯邦州之間、「老東」和「老西」之間的心靈鴻溝尚未被填平，在德國東西部之間造成了裂痕和敵意。東部民眾認為自己被西部欺騙和吞併，產生怨恨甚至仇恨情緒。而西部民眾認為，數萬億馬克、歐元流入東部，「統一稅」及其他經濟負擔壓在西德民眾頭上，西德經濟大受拖累；但是「老東」們則不但坐享其成，而且並不領情，實在是忘恩負義。雙方的情緒對立，給統一的民族認同的建構再設障礙。

三

一個群體，尤其是一個大群體，其成員之間必須有一個相互的歸屬感，即所謂「一家人」的感覺，否則這個群體就缺乏凝聚力。相互歸屬感即所謂認同，就是一個「同」和「不同」的關係。當一個群體內部的成員意識到他們之間在許多事務中有著相同或相似性，而他們與另一個群體之間沒有這種性質，認同就開始形成。處在「自己人」中，可以獲得相應的安全感，而處在「外人」中，安全感就會缺乏甚至缺席，所以歷史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有著深厚的集體心理基礎。

安全感缺乏症，在德國文化中是一個突出的現象。這個癥狀的來源有多種，譬如德國長期經歷的戰爭和各種動亂，而民族—國家認同的缺失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埃里亞斯在討論20世紀70年代德國的極左恐怖浪潮時指出，英國的歷史發展極具連續性，而且近代以來英國的歷史基本上是一部成功史，值得英國人為之自豪，所以能給英國人提供充足的認同資源。英國人的國家—民族認同超越了階級、等級、職業、階層等所有差別。國家遭遇危機和困境時，英國內部的爭端會很大、很激烈，但有一條底線，即不會危害國家，因此像德國紅色旅那樣以消滅德國國家為目的的恐怖主義在英國沒有生存的土壤。缺乏對這個國家正面的情感聯繫，即缺乏對這個國家的愛，使德國的紅色旅在肆意製造暴力事件時沒有心理負擔，因而是他們倒向恐怖主義的重要原因。恐怖主義浪潮之所以恰恰在德國出現，與相當多的德國人缺乏民族自豪感有關。除了英國以外，「西方」老牌的民主國家如法國、荷蘭也是如此。在荷蘭，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認同是強烈的，「我們荷蘭人是一個民族，也將永遠是一個民族，我們為此而自豪，儘管我們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 對於法國人來說，法蘭西民族的認同相當清晰，這就是法語、法國的文化成就、法國的美食、法國的法制、法國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法國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理念。這些國家在歷史上也經歷了大震蕩，但是民族認同早已形成，民族認同成為其價值體系中的核心部分，所以民族認同的意義與價值未受顛覆，整個國家在遭遇危機時就比較穩定。

戰後西德的各屆政府意識到認同危機的危害，都不遺餘力地建構民族認同。更重要的是，戰後的西德在民主建設方面取得了成功。儘管40年的路途也歷經坎坷，但是一個對於民主制度的認同已經逐漸形成。對於戰後西德的民族認同產生較大影響的因素，除了對於民主制度的認同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在促成一種民族認同的產生，如社會市場經濟的成就帶來的經濟認同、德國福利國家在兩德統一之前的成功。一些標誌性的事件也極大地恢復了德意志民族的自信，促進著民族認同的形成，如1954年德國足球隊獲世界冠軍帶來的體育認同就是這樣一個文化儀式。然則民族認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無法一蹴而就。如果國際和國內環境有利，這個認同會發展得比較順利；反之則會經歷波折。2006年德國舉行世界盃足球賽時，一向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德國國旗一時間遍布德國大街小巷，許多觀察家斷定德國人的民族自豪感終於來了。然而世界盃結束後，一切似乎又恢復常態，黑紅金三色旗又被收起來，放入箱底。

構建自身形象和民族認同，有不同的路徑可循。依靠一個敵對形象來建構自我意識和民族認同，在歷史上和當代都是屢見不鮮的。自18世紀下葉起，當德意志民族意識形成時，德國面臨著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霸權。而且德國市民在同貴族的鬥爭中，把對於法國化的德國貴族的仇恨同對於法國霸權的不滿結合起來，形成了仇法情緒。拿破崙戰爭把這種情緒推向極端，法國作為一個敵手的形象，幫助德國人建構著民族認同。19世紀上葉，德國文學中出現了大量的仇恨法國的作品。這些作品鼓動反法情緒，由此幫助德國人建構著德國認同。同樣，英國作為一個軍事和經濟強國，也是德國強大起來後爭奪市場及霸權的障礙。對英國的仇視，對這個「小販的國家」的蔑視，也在幫助德國依靠仇英意識構建著德國的民族認同。二戰結束後，兩個德國分屬兩個敵對陣營，相互敵對也部分地在各自的認同構建中發揮作用。就西德而言，情況則更為複雜一些，保守主義者和右翼視東德和東歐集團為意識形態的敵人，而相當多的左翼和社會主義者雖然視東德為教條主義而非真正的社會主義，因而也與民主德國為敵。但是他們對社會主義抱有期望，某種程度上把東德視為社會主義的實驗室，因而對東德抱有更加複雜的感情。而當意識形態的對抗隨著冷戰結束以及兩德統一而告一段落，對於保守主義陣營而言，40年間曾經的敵人一夜之間忽然不見蹤影；對於「左派」來說，不但使烏托邦的夢想破滅了，而且西德在各方面的優越感似乎沒有了比較的對象。在這樣的新形勢下，一個沒有了敵對形象的柏林共和國，建構自我意識的外部條件又少了一個，德國人怎麼辦？

1970年墨西哥足球世界盃上，德國隊敗北，但是德國隊守門員舒馬赫喊出了「我自豪，我是德國人」的口號，得到了德國各界人士的廣泛響應，右翼政治家弗蘭茲·約瑟夫在1987年的聯邦議會大選時同樣喊出了這句口號。其實當代德國人並非沒有民族自豪感，只是這種情感被歷史問題所困擾，因而產生了錯位和變形；「聯邦德國的德國人普遍的自我指控和自我疏遠，大概正是對於本民族仍然懷有強烈的情感的一個表徵。這種民族情感不是表現為自豪，而是以自我憐憫、自我侵犯和羞恥的形式表現出來。」 在現實中，德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及與之相連的民族認同是存在的，只是很多人不願意表達這種情感：當今的德國人「對一個強烈的民族認同的追求，通常只是發端於與其他民族的比較，但同時也是出於害怕被其他民族所淹沒的恐懼，以及產生於全球化的壓力。」因此德國人對待民族認同的態度是「矛盾的」，處在一個兩難境地中：「對於強大和一個正面的自我形象的嚮往，總是一再被德國人對自己的懷疑及其內心障礙所中斷。這樣一來，德國人對於自己的認同就變得步履維艱。因為一方面，『身為德國人』已經被歷史玷污，這是清楚可感的；另一方面，這又使得德國人出於自我保護及自我懷疑的目的進行反思，最終拒絕和放棄德國認同。」 二戰後，在西德「克服過去」的大討論中，不同的政治立場和認知在知識界導致了不同的德國統一觀。但是不論是否要求兩德統一，只有一個德意志民族的觀念卻是清晰的。

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各種各樣的聲音都在申訴自己的訴求，例如要求放棄民族認同、直接融入歐洲的「後民族理念」也不乏支持者。但是總體來看，不論是找回傳統的或建構新的民族認同，已成為超越不同黨派的全民性訴求。尋找民族認同的努力不但存在，而且甚至超越了黨派之爭，在左翼陣線中同樣有人要求思考並解決認同問題：「思考德國人的認同問題，成了所有黨派的政治家們的保留節目。」 在「左派」中亦出現了「愛國左派」，他們堅決要求結束德國的分裂，把兩個德國統一起來。甚至連綠黨政治家奧托·希利也提出要「重新獲得一個德國認同」的主張，遑論右翼政客了。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層譴責德國人對於德國認同問題所持的無所謂態度，連綠黨的領導層中也有人提出建議，要求德國人重新找回認同。跟隨著歷史的腳步，對於「德意志美德」的呼喚和肯定逐漸得到響應，對於什麼是「典型的德國式」的討論和嚮往，在近20年間越來越受到重視。當然，各種政治觀念對於民族認同的理解呈現出相當大的分歧，新的民族認同建立在何種基礎上，是一個爭論不休的根本問題。在民族問題上，政治民族的理念仍不為多數人所接受，文化民族的觀念仍是主流。

如今，多數德國人已經接受並認同西方民主，從這個意義上看，把民主作為新的共識來建構新的民族認同，的確有現實的可行性。但是脫離歷史的認同大概也是根基不深的，尤其是對於德國人這樣一個特別注重歷史、而且背負著超重的歷史負擔的民族而言，承認歷史的作用，認清歷史的教訓，從德國的歷史傳統中尋找認同的基礎，似乎也是非常現實的。左翼和右翼的理論似乎都有其合法性，德國人的西方認同正在面臨考驗。1990年的兩德統一，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德國再次擁有了一個統一的國家，國家和民族認同終於有了一個對象和實體。對於德國人的德國認同，這個實體的意義的確非凡，從第二帝國的作用便可以看出這個外部框架的意義。第二帝國初期，德國內部的各種矛盾之激烈，遠甚於當前的德國。但是這個國家存在了近50年之後，畢竟給持各種政治態度的臣民們提供了一個認同。而1990年的兩德統一，使德國在歷史上第一次依靠和平的方式實現了統一，這本身就是與第二帝國的根本區別，給德國人以及外國人都證明了統一德國的合法性，減輕了德國人民族認同的負擔。統一近20年後的德國，雖然仍然面臨著認同危機的困擾，但是統一國家畢竟已經在發揮其作用。2005年的大選被保守主義者視為「決定命運的大選」，將促使德國統一的真正實現，默克爾的上台正是這樣一個標誌性的事件。默克爾當政所傳遞出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德國政治領導層終於實現了更新換代。果真是這樣的話，似乎德國人民族認同的最大的絆腳石已經被搬開：「我們終於又有了理由，可以為我們偉大的民族感到自豪」。

但是果真如此嗎？德國的「認同基金會」於2006年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的題目就很醒目：《德國人永遠在尋找自我》，報告的副標題為「一個統一將近二十年後仍舊不是民族的——其實也不想成為一個民族的民族」。這份報告無可奈何又痛心疾首地道出了民族認同目前在德國面臨的狀況。報告指出：「統一和2006年世界盃之後的時間裡，民族情感在尋找一個新的表達，這是很清楚的。」 但是在認同困境的困擾下，民族情感沒有通暢的表達渠道，想說而「說不出來」的痼疾仍未消除，於是不得不尋找其他的表達方式。

戰後德國的狀況、德國的政治文化的發展，給德國人提供了許多認同替代品，形成了當代德國人的三個認同基礎：「不安」、「抽象」和「忙碌」。「不安」的實質是安全感缺乏症，導致了美英學者所說的「德國人的恐懼」；「抽象」實則是指德國人因為缺乏一個概括性的認同概念，所以在認同問題上喪失了抽象和概括的能力，在理解認同問題時往往傾向於作局部的、零星的理解；所謂「忙碌」就是「不管從什麼事物中都搞點什麼出來」，或者說一種「創造性的折騰」，卻也發揮著建構民族認同的作用：「通過忙忙碌碌和鑽牛角尖，德國人找到了一條通向認同的可行之路：把世界上存在的事物都拿過來並在其中建立聯繫時，德國人的認同活躍起來了」，「德國人從中發展出了他們的『創造性的忙碌』這種獨一無二的能力和特殊的天賦」。「創造性的折騰」消耗著德國人的精力，轉移著他們的注意力，與德國傳統的完美主義結合，反倒成了一種美德：「創造性的忙碌表現在具有世界聲譽的技術創新和產品當中，這種忙碌使德國人得以在『中立』的領域為自己及自己的成就感到驕傲。」 德國人在科學、技術、文化中的創造性以及在經濟中取得的成就無疑也得益於此，但是否能從中建構出一個新的認同和民族自豪感，大可值得懷疑。基於民族認同的困境，德國人無法正常地表達其民族情感，只好把民族情感投射到所謂「次級價值」上，諸如勤奮、秩序感、節約、嚴謹、誠信、守時等「德意志美德」上。但是即便如此，多少也受到了認同危機的「牽連」，所以經常可以聽到老一輩人的感嘆：現在的年輕人不像從前那樣勤奮、那樣守秩序、那樣聽話。德國的「新新人類」雖然部分「遺棄」了德國的傳統美德，但這是否成為建構一個新的認同的開端，也未可知。

總之，對於德國人而言，德國認同是一個問題，而且是一個大問題。這個祖國很麻煩，身為德國人也不容易。舊的認同不再，新的認同尚在建構中，認同問題混亂而複雜。德意志民族的國家一民族認同何時真正歸來，似乎路途還有些遙遠，「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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