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去世，發篇文章解一下《雍正王朝》的毒

編者按：作家二月河於2018年12月15日凌晨病逝。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很少有作家能夠像二月河這樣，可以通過自己的歷史小說以及依據該歷史小說改變的電視劇，將自己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傳遞給上億讀者和觀眾。

可惜的是，二月河歷史小說里所描述的康乾盛世，在現實中並不存在。這種「盛世」是康雍乾三朝帝王及其御用文人自吹自擂的結果，如學者王春瑜所言：「清代的御用文人，及當代品清代御用文人余唾津津有味的流俗史家，居然艷說康、雍、乾三朝是盛世，是患了政治色盲症的結果……所謂的康、雍、乾盛世，不過是人造的幻景而已。」所謂「康乾盛世」，實際上是一個吏治極其腐敗的盛世，是一個文化空前高壓人人自危的盛世，是一個老百姓普遍吃不飽飯的盛世——認同「康乾盛世」的當代史家戴逸，也不得不承認，「1790年，全國人均耕地只有三畝，糧食只有三石，已經不足」。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二月河曾解釋過自己為什麼要歌頌康雍乾三代帝王：「我為什麼要歌頌康熙雍正乾隆，因為他們對於當時民族國家的團結作出過貢獻、任何一個人，不管他是什麼出身，只要在這些方面作出貢獻，地主也好，帝工將相也好，農民也好，我就是歌頌。」——也許他並不知道，「在清代之前的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並不存在『漢奸』一詞。……直到進入清代以後，由於清王朝初期的統治者對漢人抱有強烈的敵對意識，『漢』才逐漸變為一個民族集團的概念。在這個背景下，『漢』中的壞人便成就了『漢奸』一詞。」（王柯，《「漢奸」考——一個擬制民族國家話語的誕生》）而雍正皇帝，恰恰正是而「漢奸」一詞在清代的流行，恰恰始於二月河著力歌頌的雍正皇帝的諭旨、御批。在這些諭旨、御批中，「漢奸」的意思是「對清廷心懷不滿、對清廷造成利益損害的漢人奸民」。幾乎每一次出現社會衝突，當局都會條件反射式地將「漢奸作亂」視為緣故之一，這種思維源遠流長，到了鴉片戰爭時代，當局甚至甚至喊出了「防民甚於防兵，而防兵又甚於防寇」（防範漢民，要優先於防範漢兵；防範漢兵，又須優先於防範外寇）的口號。

發一篇舊文罷，略解一下《雍正王朝》之類東西的的毒罷。

文 | 諶旭彬

與明太祖朱元璋一樣，雍正也是一個極其喜歡發動大規模群眾運動的皇帝。但二人發動群眾運動的最終目的則截然相反：朱元璋用群眾運動整頓胥吏，試圖重振儒家士大夫的尊嚴；雍正的群眾運動，卻直奔徹底摧毀儒家士大夫之尊嚴而去。

全民學習翟世有運動

雍正六年四月初三，陝西三原縣棉花販子秦泰騎馬路過河南府孟津縣。在宋家山地界，裝有170餘兩白銀的包裹不慎掉落，秦泰一路風塵，滿身疲憊，許是在馬背上打了個盹兒，居然沒有覺察。

劉姥姥進大觀園，曾對賈府耗費20多兩銀子辦就的「螃蟹宴」感嘆道：「這頓飯的錢夠我們庄稼人過一年了。」如此自不難理解秦泰在170兩銀子丟失之後的驚慌失措。他找到當地地保備了案，忍痛出了一張承諾「均分銀兩」的告示，並在第二天貼滿了附近鄉鎮的大小角落。

秦泰並不知道，就在他滿大街貼告示的同時，孟津縣一個叫做翟世有的老貧農，正抱著他那170兩銀子的包裹，蹲在宋家山的官道上等他往回找，而且一直等到天黑。他更不會想到，告示貼出來的第二天，就在他幾乎已經完全絕望的時候，翟世有那張帶著些許木訥的臉會突然出現在他面前，把那包沉甸甸的銀子塞回到他手中，而且拒絕接受任何酬謝。

從驚愕中回過神來的秦泰跪下給翟世有叩了幾個響頭，說：「今後您就是我乾爹。」

兩個多月以後，木訥的翟世有在他逼仄的破房子里接受了朝廷的採訪。談及拾金不昧的動力，受驚不小的翟世有戰戰兢兢說：「我只是想到我家老婆子，當初丟了300文錢就差點兒急死。」

朝廷的採訪緣於河東總督田文鏡的一道摺子。當雍正皇帝借著搖曳飄忽的燭光在田折里讀到關於翟世有的彙報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一種巨大的滿足感瞬間充溢胸間。在那道長達1200餘字的《世宗憲皇帝恩賞義民翟世有頂戴銀兩諭》中，雍正皇帝將這場鄉野間的拾金不昧上升到了最極端的理論高度。他大發感慨地說，孟津翟世有這件事情，充分說明朕這些年來盡心竭力、耗盡心神的教化工作，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設」取得了決定性、戰略性的勝利，「乃風俗轉移之明證，國家實在之祥瑞」，並大力稱讚田文鏡這些年在河南「獎勸」民風功不可沒。

皇帝明確要求把這道諭旨發到京里、京外所有地方官員們手裡，組織官員們認真學習，領會聖諭精神，並暢談心得體會。皇帝說，像翟世有這樣大字不識幾個的老農民，都知道戒貪知足、拾金不昧，你們這些官員們個個飽讀詩書，卻居然還營私舞弊、貪污腐敗，難道不覺得羞愧嗎？最後，皇帝決定恩賜翟世有七品頂戴，賞白銀100兩。責成河南府將翟世有的事迹刻成石碑，立在拾金之處。

一場「向翟世有同志學習」的全國運動，就此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起來。

這年七月，田文鏡再次上奏雍正說，河南地方有賣面貧人陳懷金，撿到江南羊客王盛銀二十四兩八錢，全數送還，而且分文酬謝不取。皇帝御批表彰說：「細民美行疊見豫省，誠所謂瑞事也。另旨諭部。」

雍正七年九月，署理直隸天津總兵官管承澤上奏說，當地文安縣居民盧尚義的妻子梁氏，也拾得銀子六兩五錢，主動無償交還給了失主。雍正特地諭旨內閣，命賞賜梁氏大米、布帛，還額外為其題寫匾額，以表彰她的「良淑」。

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撫石麟有摺子上奏，報告說山西朔平府百姓趙亨清拾銀九兩一錢，主動交還。

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四月，直隸總督李衛還有類似的摺子上奏。李衛說，當地萬全縣軍站的馬夫劉金貴、天津守城門的大兵蕭同泰，還有雞澤縣婦女王高氏全都拾金不昧，無償送還原主。

雍正也仍然興緻盎然，繼續批示：「以匹夫匹婦之愚，而能輕財尚義，慕善樂施，允屬難得。於斯足征風俗向淳之漸，覽奏朕懷曷勝愉悅。」—這些沒文化、愚蠢的匹夫、匹婦們都懂得輕財尚義，慕善樂施了，可見朕登基以來整頓天下風俗的成就很不一般，看到這樣的奏摺，朕非常高興。

全民批判錢名世運動

作為歷史上不多見的極樂衷於發動全民運動的皇帝，雍正很明白破立之道——樹立正面形象的同時，也要集中力量樹立反面典型。

錢名世就是這樣一個「反面典型」。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諭里說：錢名世這樣的讀書人，毫無廉恥，寫詩諂媚奸臣逆賊年羹堯，所以朕之前特地為其書寫「名教罪人」的匾額，勒令懸掛在錢家，並下旨要求在京科甲出身的大小臣工都必須賦詩一首諷刺錢名世。朕這樣做，並不只是為了懲罰錢名世這樣一個宵小之輩，而是想讓天下臣工們都知道，這種「名教罪人」「雖腆顏而生，更甚於正法而死，凡讀書之士，皆期仰體朕心，人人爭自濯磨之故也」。

錢名世招致皇帝發動全國所有在京科甲出身官員集體賦詩諷刺，直接原因是牽涉年羹堯一案。雍正二年，年羹堯進京，如日中天之際，錢名世賦詩八首相贈，當中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一句。這本是用了周成王年幼，周公與召伯輔佐成王分陝而治的典故，然而雍正讀了卻怒不可遏。其後，雍正又在錢名世詩文中發現頌揚年羹堯的句子：「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這當中也有典故：番藏「第一碑」是當年康熙皇帝為表彰十四皇子胤禵平定藏亂的功績而立，雍正與胤禵素來不睦，即位後借口碑文沒有將康熙的功績凸現出來，對碑文內容做了許多篡改。錢名世揄揚年羹堯平定青海之功，足夠再立一塊「第二碑」，雍正自然不會高興。

不過呢，文人作詩文頌揚名臣，也只是尋常事。何況錢名世頌揚年羹堯之時，雍正也尚在給年的密折里說著「你我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樣」這樣的肉麻之語。何況，當日頌揚年羹堯者甚眾，肉麻超過錢名世者大有人在。然而遭殃的卻只是錢名世一人。

這種特別「待遇」，當然不會沒有原因。真正讓雍正震怒的，並不是錢名世寫詩頌揚年羹堯，而是錢名世在詩中以周公、召伯頌揚年羹堯。周公、召伯之典，所蘊含的儒家「王道政治」理想，雍正是很清楚的。這種政治理想，讓雍正非常地不高興。

錢名世很快成為舉國皆知的反面典型。皇帝令在京所有科甲出身的官員集體賦詩諷刺科甲出身官員的代表人物錢名世，本有著讓儒家士大夫自抽嘴巴的惡毒用心。隨後，雍正又把這些諷刺詩彙集起來，交給錢名世，勒令他將其整理刊刻、出版成書，分發到全國各地公立學校，供全國知識分子學習，引以為戒。末了，皇帝還不忘指示常州知府和武進縣知縣（錢名世乃常州府武進縣人氏），每逢初一、十五，須親自去錢府查看，看看那面「名教罪人」的御賜匾額是否還穩穩噹噹掛在錢家大堂之上。

無論是「全民學習翟世有運動」，還是「全民批判錢名世運動」，其實質並沒有區別。前者借褒獎翟世有，間接斥責儒家士大夫道德淪喪；後者借打擊錢名世，直接羞辱了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李紱罷官

雍正三年六月，一個叫莽鵠的巡鹽御史給皇帝提了一個建議。

莽鵠說，天下鑽營附勢之徒，互通聲氣，投拜門生，未中舉者藉此在考場上通融關節，已出仕者則藉此互相薦舉。以往素來不睦之人，一旦拜了師生，立刻如膠似漆，彼此薦引說情，每每徇私舞弊，無視法紀。最後，莽鵠建議，朝廷應該頒布明詔，嚴厲禁止科舉官員們之間搞門生、座主關係。

莽鵠這道奏摺的出爐，有特殊的歷史背景。

雍正二年五月，河南發生學子罷考事件。事件起因，是新任河南布政使田文鏡因修復黃河河堤的勞役、資金不足，故要求當地紳衿也「一例當差」，和普通百姓一樣出錢、服勞役。

儒戶、宦戶們享有豁免勞役的特權，本是帝國對知識分子們的一種優待。這項特權關係到知識分子們對皇室的向心力，同時也是他們的尊嚴所在。所以，即使皇帝本人，也很少去輕易觸犯。雍正很明白這一點，田文鏡將自己的做法報告上來時，皇帝曾在御筆回批里諄諄告誡他要慎重；若只能這樣辦，必須提前做好當地士紳們的思想工作。

皇帝的告誡還在路上，河南已經出了事。五月二十二日，開封府當地的紳衿、武生們聚集到巡撫衙門投訴，激烈反對一例當差，要求維護儒戶、宦戶們的特權和尊嚴。巡撫衙門處理不及，人群又涌往學臣衙門。最後矛盾激化，出現了文、童生集體罷考事件——至此，事件的性質已發生了變化：是否參加朝廷科舉，自清代開國以來，一直被視為知識分子是否認可和擁護現政權的重要標誌。故而，聞知出現罷考事件的雍正暴跳如雷。

事件本身並不難平息。按常規措施抓、殺幾個帶頭者，組織一場補考，地方又很快安定下來。朝廷很謹慎，懲戒措施沒有搞株連、沒有搞擴大化。但雍正心中卻有了一道巨大的陰影——他驚訝地發現，在處置罷考事件的過程中，只有非科舉出身的田文鏡，忙前忙後異常積極；而他那些科舉出身的河南同僚，幾乎全部反應冷漠。譬如，當地主管教育的儒臣張廷璐平素里碰到儒戶們「抗糧生事」多有庇護，此次儒生罷考，他自始至終沒有半句申飭之言；開歸道陳時夏，本指定由他負責審訊鬧事儒生，但這位科舉出身的道台大人非但不坐堂審案，反把鬧事儒生請到內衙，彼此以年兄、年弟相稱；另一位科舉出身的按察使張保，則拒絕摻和到罷考事件中來，聲稱自己「只管人命盜案」；甚至連朝廷派去處理此事的欽差大臣，根據雍正接到的密報，也「初有沽名袒護之意」。

雍正二年的罷考事件雖小，但背後儒家士大夫們的「彼此為援」，卻給雍正留下了很壞的印象。所以，當田文鏡在河南站穩腳跟，開始大肆彈劾科舉出身的官員時，他得到了皇帝熱烈的褒獎。雍正三年十一月，田文鏡彈劾信陽州知州黃振國，皇帝立即回批鼓勵：「照此秉公執法，一無避忌，放膽為去，保爾永永平安。」

有了皇帝「永永平安」的承諾做底牌，田文鏡彈劾河南境內科舉出身官員更加賣力。到雍正四年二月，河南境內的知識分子開始人心惶惶，田文鏡容不下士大夫的傳言愈傳愈烈。

恰逢此時，原廣西巡撫李紱因升任直隸總督，赴任路過河南。李紱幼稱神童，康熙四十八年進士，精擅方誌史學。作為理學名臣，李紱在帝國士大夫當中享有極高的聲望。在河南暫停期間，李紱曾找到田文鏡，勸其不要刻意蹂躪讀書之人，田文鏡矢口否認自己有這樣的用心。李紱進京之後，便上了彈劾田文鏡的奏摺，說他「性情僻暗，信用姦邪，賢否倒置」，並舉了幾個田文鏡一手提拔的市井無賴為官後危害百姓的例子為證。

李紱此刻正受雍正青睞。這道彈劾摺子立刻引起了他的重視——雍正多次在公開場合說過，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務是「用人適當」。李紱所舉無賴官吏害民例證，經調查完全屬實，田文鏡隨即受到皇帝的嚴厲責備。就事論事，田文鏡此次被彈劾，本沒有什麼辯解餘地。但田文鏡另有反擊思路。田很明白，李紱彈劾自己，其根源在於對自己蹂躪河南讀書人的政策有所不滿；而對科甲出身的官員，皇帝素來缺乏好感。在這二者之間，田文鏡覺得大有文章可做。

所以，老謀深算的田文鏡在給皇帝的密折里，非常乾脆地承認了自己提拔害民官吏屬於失職，接著轉而大談特談李紱此次之所以彈劾自己，完全是科舉出身官員互相黨援庇護的弊俗所致——李紱自然也明白皇帝對讀書人素無好感，故彈劾田文鏡時，摺子里絕口不涉其對讀書人的折辱。為「證實」自己的指控，田文鏡「考據」出了李紱與幾個被折辱過的河南科舉出身官員屬於同科進士，以此為基礎推論，指責李紱對自己的彈劾，其實質是在為這些受辱的科舉出身官員鳴不平，乃是科舉朋黨徇私為奸。

田文鏡果然抓住了雍正心思的要害。很快他就接到了自己期望中的御批指示：「今覽爾此奏，（李紱的彈劾）乃無稽之讒言也……具摺奏來，朕自有道理！」

「朕自有道理」的結果，是皇帝重新表態：田文鏡確實用人失職，提拔了一批害民官吏，但他一心盡忠，只是被下屬一時蒙蔽。皇帝非但不再追究，還派人給田文鏡送去了風羊和荔枝，以資鼓勵。至於李紱，他的彈劾雖然被證明是準確的，但皇帝卻扣了他一頂「喋喋之辭，而見輕於朕」的大帽子，嚴厲申飭並摘掉了其直隸總督的頂戴。這樣是非顛倒的處置，很自然地引起了「通省臣民驚為異數」的聳動效果。

事情沒有就此結束。皇帝還在醞釀一場更大的運動。到了這年十二月，李紱與田文鏡的這段糾葛又被雍正翻出來大做文章。這一次，皇帝明確表態，要徹底整治科舉出身的官員。理由是：但凡科舉出身官員，必存在徇私結黨、互相排擠的惡習。皇帝「沉痛」地說道：「科甲之習一日不革，則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在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一道諭旨里，皇帝又說，哪怕因此而廢掉千年沿襲的科舉，他也在所不惜！

楊名時在劫難逃

對科甲官員有計劃的打壓，迅速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運動從打擊科甲官員領袖開始。雍正力求從一開始，就能夠對科甲官員們形成巨大的震懾。已經被打倒了的李紱算是領袖之一；接下來，皇帝又看中了雲貴總督楊名時。

楊名時在劫難逃。雍正在一封給寵臣鄂爾泰的諭旨里早就說過：「今海內李光地輩已逝，如楊名時者少矣。」李光地已死，接下來數得著的便是楊名時，自然要拿他開刀。況且，在雍正看來，自打擊科甲官員運動開展後，楊名時非但不配合朝廷，連韜光養晦的覺悟都沒有，反「挺身樂為領袖」；且憑著個人的聲望，搞得連雍正的親信如大學士張廷玉等人，面對楊名時居然也很「懾服尊重」。

諸多離奇的打擊，狂風暴雨般砸向楊名時。撤職降級自不必說。雍正五年，楊名時奏請疏浚洱海河道，放在平常，本只是一件准或不準的事情，結果卻被皇帝無限上綱上線。雍正說：楊名時這個混蛋，在自己即將離任的時候，才提出這樣的奏請，很顯然是想為自己在地方上留下好名聲；奏請不用秘密的折本，而非要用公開的題本，顯然也是想讓所有人都知道，以便博取美譽；再者，這樣的好事居然不留給後任去做，如此過分無非也是沽名釣譽。這樣的人「尚得覥顏自命為讀書人乎」？

這些指控，無一不是誅心之論。

雍正尚不「解恨」，接著又下了一道刻薄到了極致的旨意。皇帝說：既然楊名時想要為地方造福，那不如就命他拿自己的資產來疏浚洱海河道吧。他死了之後，讓他的兒孫們繼續承辦，洱海河道的疏浚工程就永遠承包給楊名時他們家了。只有這樣，才能使天下人知道「沽名邀譽之徒不但己身獲罪，而且遺累子孫也」！

牆倒眾人推。接替楊名時的雲南巡撫朱綱，迅速用實際行動——彈劾楊名時任內糧倉錢庫存在虧空——與楊名時劃清了界限。

雍正又批示：朕知道，這些虧空是布政使常德壽的傑作，與楊名時無關，但他在任時沒有彈劾常德壽，顯然是表示他很樂意為這些虧空負責。所以，這些虧空必須勒令他來進行賠償，常德壽免罪，不予追究。

雍正六年，皇帝又決定讓楊名時進京當面接受訓斥。沿途各地官員都接到了聖旨：楊名時進京的路上，不許任何人以禮接待，不許任何人為他鳴冤，不許出現任何不「協調」的聲音。必須讓楊名時感到，他在這個世界上是完全孤立無援的。

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運動。打擊楊名時只是一個兇猛的開端。自雍正四年開始，每個上任的地方官都有一個共同的任務：打壓科甲官員。譬如，雍正五年，王國棟升任湖南巡撫，皇帝明確給他下達了彈劾「科甲出身的庸員」的指標。而凡有科甲官員蒙冤申訴，皇帝幾乎無一例外，給他們冠以「結黨怨望上司」的罪名。

需要孔子，但不需要孔子的思想

雍正如此大張旗鼓打壓科甲官員，雖對外宣稱是要徹底消滅徇私包庇、朋黨勾結之惡習，但究其根源，卻在於皇帝對儒家政治理念的徹底排斥。

清代早在皇太極時已有科舉。其開設目的，范文程當年說得很清楚：「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此乃現實的功利主義目的，而非服膺於儒家政治觀。

經順治、康熙兩朝近百年的發展，科舉在清代漸成制度。知識分子慢慢接受愛新覺羅政權的過程，實也是傳統儒家政治理念—「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慢慢復甦的過程。至康熙晚年，士大夫要求在國家事務上取得更大發言權的呼聲已經很高。

然而，愛新覺羅政權畢竟不同於宋、明。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在政權安全性方面的警惕被刻意拔高，是很自然的事情；根深蒂固的八旗制度，也是宋、明兩代從未有過的現象。故而，在宋、明兩代曾部分實踐了的「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儒家政治理念，在清代卻遭遇到了極大的阻力。

雍正是這阻力中，最決絕的一環。

儒家政治理念的核心，在於以道德教化天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這套由各級官員組成的統治體系，實際上也是一種上下有序的道德體系——里老是所在村鎮的道德楷模，知縣（令）是所在縣百姓的道德楷模……依此往上類推，內閣宰臣是整個朝廷的道德楷模，而居於最頂端的皇帝，則被定義為整個帝國的道德楷模。是否合格地扮演了這個全帝國的道德楷模，是士大夫日後評價皇帝在位是否稱職的重要標準。

在雍正看來，這種道德體系對鞏固他的統治，作用是不大的。他對「能吏」的渴求，遠遠高出了對道德君子的渴求。他所寵信的田文鏡、李衛之輩，道德品行都很不堪。至於如宋、明那般，容忍士大夫將皇權與士權等量齊觀，在雍正的立場更是絕難允許之事。

比較而言，在清代皇帝當中，雍正的尊孔力度可算最大。祭拜孔廟，為孔子加官晉爵，冊封孔子後裔，對赴考的士子們噓寒問暖，……這些方面雍正都遠勝於他的前任與後任。這種高度尊孔，與對科甲官員的嚴厲打壓，看似相悖，實則一體。雍正自述，畢生政治信條乃是「綜核名實」，即區分事物、人情的虛與實。尊儒棄儒，對雍正而言只是同一枚硬幣的正反面。尊儒，乃是為了將天下知識分子網羅到統治秩序當中來；而棄儒，乃是為了擊碎儒家知識分子對「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這一政治理想的幻想，發動曠日持久的折辱科甲官員運動，也是為了扼殺掉這一儒家政治理想的復甦。

雍正需要孔子，但不需要孔子的思想。他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門，是無處不在的密折制度。

人人是監視者，人人也是被監視者

密折制度，即皇帝賦予特定官員秘密奏事的特權。該制度出現於康熙年間，如江寧織造曹寅就擁有這種特權。康熙認為明代的廠衛容易尾大不掉，也看不起明太祖微服私訪的手段，故創造了密折制度。康熙對自己的判斷力極為自負，不止一次言及自己在甄別真偽方面經驗極為豐富，自信「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

雍正對自己的判斷力的自信，遠甚於康熙。自其登基之後，密折制度即上升為治國的主要手段。康熙晚年雖一再鼓勵臣下密摺奏事，但規模一般，參與密奏者不過百餘人；雍正朝短短13年，參與密奏活動的官員多達1100多名。康熙朝61年，現存密折不過3000多件；雍正朝13年卻多達22000餘件。如此，不難看出雍正對密折制度的情有獨鍾。

獲准密摺奏事，是一種榮耀，說明得到了皇帝的垂青。但也有苦惱，因為雍正經常會催問最近為何沒有密折上報。這樣的責備屢見不鮮：

「地方事務，譬如民情、吏治、年歲的豐歉，為何沒有一個字密奏上來？」

「自抵達廣東以後，沒有一本有實際內容的密折，難道全省就找不出一件可以跟朕說一說的事情？」

皇帝如此施壓，地方官員自不敢怠慢。為了交差，許多雞毛蒜皮之事混雜在密折里源源不斷送往京城，搞得雍正不勝其煩。於是又反過來責備上密折的人。如批評南天培「不可無事頻來」；批評田文鏡「太覺頻數，未免虛耗盤費。朕萬幾在御，日不暇給，亦苦紛煩」；批評葛森「無緊要應奏事件，何必徒勞往返為塞責之舉」……。責備完了，雍正往往還不忘補上一句漂亮話：遇有必須密奏之事，何妨一月數次；若真無事可奏，何妨幾年沒有摺子，朕絕不怪罪。

密折最要緊的是保密。雍正屢次警告獲准密摺奏事之人「臣不密則失身」，「稍有疏漏，傳播於外，經朕聞知，則貽害於汝匪淺，追悔亦莫及矣」。皇帝要求，密折和密折里的皇帝硃批，必須只有寫密折的臣子和皇帝兩個人知曉，還威嚇說，對於那些同在一省而互相傳看、兩省相鄰而互相通知、路過別人駐地而互相探問之人，一旦被發現，將嚴懲不貸。

密折的內容無所不包。上至軍國大事，下至市井奇談，都可寫入密折。康熙的指示是：「就是笑話也罷，叫老主子笑笑也好」。雍正相信自己具備從日常瑣事中發現潛伏的異動徵兆的能力，故特別關心市井奇談。

整個密折制度，如同一張巨大的間諜網，間諜們彼此隔絕，只許與皇帝單線直接聯繫。任何情報，無論是身邊的，還是別省的，無論有沒有確鑿證據，都可以直接報告皇帝，由皇帝甄別。所有的間諜，等於全部處於其他間諜的監控之下。除了皇帝以外，全國所有官僚，都被這張巨大的間諜網籠罩在內。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身邊必有皇帝的間諜，所有人又都沒有確鑿的證據證實到底誰才是那個間諜。簡言之，雍正時代的中高層官場，人人都是監視者，人人也都是被監視者。

比如。雍正元年，皇帝想要擢升貴州布政使毛文銓為貴州巡撫，為此諮詢雲貴總督高其倬。高密折回奏說毛文銓「老成謹飭」，在邊境省份工作多年，處理少數民族關係很有經驗，貴州苗民多，適合毛去做巡撫。毛因此受到提升。但雍正還不放心，又向其他人打聽毛到任後的表現。貴州威寧鎮總兵官石哈禮和毛文銓關係不和，於是在密折里大肆詆毀毛，說他「悖理之事甚多」；年羹堯的密折里也說毛「居官甚巧，操守平常」；隆科多也密折評價毛「才情平常」。最有趣的是，在貴州大定總兵官丁大傑評價毛文銓沒有知人之明的密折後面，雍正留下一段顯示自己早有先見之明的硃筆御批：「朕早鑒毛文銓徇隱、欺飾、卑鄙、巧詐。」已經準備罷免毛文銓了。但結果卻很快峰迴路轉。毛文銓得到一個機會入京面聖。一番面談之後，雍正忽然發現此人辦事非常幹練，完全不像密折里那些惡評所說。於是，當石禮哈再來密折詆毀毛文銓時，雍正在摺子後面留下硃筆御批：「毛文銓人甚妥當歷練，因未見朕，觀望蒼滑，不實任事則有之；今見朕知朕，受朕教訓，你看他新任就是了，朕保他一個好巡撫。」當然，自己之前的先見之明也沒有了。這番肯定—否定—肯定的曲折過程，當事人毛文銓一直蒙在鼓裡。

這張間諜網的具體運作，從下面這個例子中可見一斑：

廣州提督王紹緒是雍正寵臣鄂爾泰所推薦之人。雍正一方面覺得此人「明敏穩妥」，另一方面又覺得還有些「偏於善柔」，尤其是很可能還有些殘餘的士大夫沽名釣譽的壞毛病。因此命廣州將軍石禮哈留心探查，將結果寫成密折報上來。石禮哈密折報告說王紹緒「志潔行清，勤於辦事」，皇帝還不放心，又先後秘密諮詢了兩廣總督孔毓珣和署理廣東巡撫傅泰。

石禮哈、孔毓珣、傅泰都是皇帝在廣州的眼線，共同監視王紹緒，但彼此獨立，互相沒有交流。傅泰等人還監視其他許多官員，譬如廣東布政使王士俊、廣東按察使樓儼等人。但傅泰本人也受到廣東布政使王士俊的監視，王也是皇帝安插在廣東的秘密眼線。所以就出現了傅泰評價王士俊「才具練達，辦事勤敏，於藩司之職，頗稱勝任」，而王士俊卻評價傅泰「胸無定見，毫無可否。偶有議論，亦屬平平」這樣的現象。

此外，兩廣總督郝玉麟也負責監視傅泰、王士俊；但王士俊反過來也有監視郝玉麟並打他小報告的特權。總之，整個廣東的官場，沒有一人不在雍正眼線的監視之中，而且是多重監視，許多人本身既是眼線，同時也被別人監視。

雍正自詡平生治理天下的心得，無非「用人適當」四字。其做到「用人適當」的主要手段，就是依靠這張無比龐大的間諜網，去一一甄別所任用的官員。

雍正一朝的密折政治，可謂空前絕後。康熙時代，密折制度淺嘗輒止，不成氣候；乾隆登基之後，密折制度雖未廢除，但新皇帝任其荒蕪。史書無一例外描述雍正是極為勤政的皇帝，每日里批閱如山的奏本，睡眠極少。其中年早亡，顯然有勞累過度的緣故。然回顧其執政手段，自借學習翟世有運動批判科甲官僚起，到打擊錢名世、李紱、楊名時，直至打擊整個科甲官僚集體，最終選擇以密折制度治國，其勞累致死，豈非自尋死路？

那案頭如山的密折，對雍正的自詡之言——「其不敢輕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訣。朕從來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信者乃伊自取信，可疑者乃伊自取疑。賞罰亦然，總與朕無涉。」——無疑是一種深深的嘲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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