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刊40年的《倫敦書評》告訴我們的事情 | 紙城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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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刊物，即便是文學刊物，也該有個立場，哪怕這立場會因應對時局而改變，或隨其所發表的作者的思考而改變。它既要容納日常生活的語言和關懷，也要承認過於簡單化甚至清晰化會帶來的問題；它還得容納批評性文字，並對其迷惑性保持警覺。它得有堅持信念的勇氣（包括相信自己更高明），還得做好因為堅持信念失去朋友的準備。它得有勇氣讚揚那些未必受大眾喜愛的作家，還得反對那些它不信任的作品，哪怕這些作品在其他媒體都一片叫好。它還得承認有一些問題、觀點和寫作方式必須被提上日程進行討論，無論編輯的個人喜好。

—瑪麗·凱·維爾梅斯

《倫敦書評》是一份怎樣的刊物

文/瑪麗·凱·維爾梅斯

1947年12月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應邀與托馬斯·曼喝茶。當時她十四歲，滿腦子都是文學和生命的嚴肅性。她有一個好朋友，也是她的跟班，這男生給當時住在加州的托馬斯·曼寫了封信，說他倆在讀他的書，崇拜他超過其他所有人。年輕的桑塔格小姐聽說信的事兒後很震驚，一個偉大作家怎麼能被兩個中學生打擾呢；再度震驚的是，大作家不但回了信，還請他倆去喝茶。她說曼會浪費時間約她見面很「古怪」；再說，她已經讀過他的書，為什麼還要見他本人呢。接下來的周日他們見了面，她的失望之深，令她在接下來的四十年里絕口不提此事。她和朋友沒有犯傻出洋相，曼也沒有為難他們。只是他跟她期待的完全不一樣，既不嚴厲也不輕蔑也不深奧。恰恰相反，他說的話都太容易懂了，平庸、浮誇、無聊。現如今她說：「如果他說話像他寫的書那樣，我是不會介意的。我慢慢開始介意的是，他說話像寫書評。」

我明白蘇珊·桑塔格的意思，但肯定不會像她那麼評價書評，不然我豈不是入錯了行。很明顯，在一本好書的成就和一篇好書評的成就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這一鴻溝也體現在：世上有那麼多好書，好的書評卻少得可憐。通常情況下，書評作者頂多期望書評編輯或是發表過他文章的刊物能一直惦記著他。很多人會覺得，一本糟糕或平庸的書還是要比一篇有效或有趣的書評更高級——這種寫書的就是要比寫書評的更接近上帝的看法並不是那麼不證自明的，至少我不這麼看。沒人會否認書評本質上是寄生性的，寫起來更快也更容易，但一篇書評仍然可以比一本書更高明或更深思熟慮。

學院派捏著鼻子大叫「報屁股文章」的時候也應該考慮一下這點。

曾經為《倫敦書評》撰稿的作者蘇珊·桑塔格

在英國讀書人並不多。你在地鐵里看一圈，也許能看到有人（通常是個男人）在讀羅伯特·陸德倫的驚悚小說，或者有人（通常是個女人）在讀凱瑟琳·庫克森的言情小說。運氣好的日子你會看到有人讀安妮塔·布魯克納的小說。在不坐地鐵的人當中——上流社會和中上階層大部分人只讀關於他們自己的書，寫他們的書可多了。跟大學有關係的人會讀書，有些人甚至會讀自己領域之外的書。但大體上說，讀書人並不多，那些讀書的也不看書評。當然我這樣說是誇張，但也不算太誇張，否則的話出版社應該比現在開心很多才對。

這會導致兩種情況。其一，學院興趣之外的有趣圖書越來越少了。以小說為例，七十年前，西里爾·康諾利形容寫小說書評是「白種男人的報文墳墓」：「在叢生的植被中清掃出一小塊地方」，他接著哀嘆，「叢林一夜間以兩倍速入侵」。叢林如今已經縮水成植物園了，前不久一位書評人在《泰晤士報》上說：「出版社還在繼續出版小說處女作堪稱奇蹟。」比起在叢生植被中披荊斬棘，現在的評論人被要求每周一次為岌岌可危的脆弱花朵做人工呼吸。「救救小說吧，」一個年輕小說家對著書評人哀求道。一百年前，小說寫作尚在繁榮期，對小說和小說家什麼粗魯評論都有。亨利·詹姆斯這樣評《我們共同的朋友》：「可憐的是，貧窮不是暫時的尷尬，而是永恆的枯竭。」很難想像現在的書評人敢對任何一本小說說出那樣的話。不忍卒讀和不好讀的小說被視作非凡才華的象徵，如果你看一眼全國報刊上發表的書評，會發現每周都充斥著滿滿的形容詞——「豐富，神秘，有活力」，「準確，帶勁，好笑」——儘是些好心腸的書評人給二三流小說的評語，看著就能印到該作者下一本書的腰封好評上去。一本小說的書評跟另一本小說的書評相似度極高，而兩篇書評都既不真實也不可信，有點警惕性的文學編輯可能會反感他被強加於身的挽救小說的責任呢。今日英國的小說評論現狀看上去有點像是福利國家殘留的最後一口剩飯。

其二，讀者短缺會導致作者短缺。撒切爾治下的英國鄙陋、貪婪、精神匱乏。最高薪酬和最低薪酬之間的差距達到二十五年來最高水平。光倫敦就有超過三萬個無家可歸的兒童，天知道有多少剛過完青春期的百萬富翁們在股市裡玩耍。許多年輕人感覺他們永遠找不到工作，開始對生活無所謂，而他們的父母在中年就被迫退休。我們以前覺得還不錯的體制——國民醫保服務、大學、BBC都分崩離析，公平競爭的老派觀念早已從人們記憶中淡去。當其他國家的政府致力於開放時，我國政府萬事保密，根本不承認有「公共利益」之類的東西存在。

《倫敦書評》不是那種滿足於發表無關痛癢的評論、而對此類現象保持沉默的文學刊物。但要討論這類事情，找到一種腔調也不是那麼容易。反對之的有正式的、非正式的、左翼的、中間的，但好像都沒什麼話說，放炮的就更少了。你若想尋求指導，只會發現陳詞濫調和絕望。至於年輕人，他們不太表達觀點。我們的風格很多時候不是他們的風格，他們的風格是大寫的「Style」，喜歡意象高於辭彙，也缺乏寬度和辨析。十五或二十年前我們要找人寫英國大事可一點兒不難：書很多，可以提供由頭——退休公務員的回憶錄啦，或是寫工業衰退的因果的學術論文；但現在有思想的作者肯寫這樣的題目的人少之又少。以前我們國家沒那麼多麻煩的時候，大學裡全是人——歷史學家、哲學家、文學教授都急著發表意見。如今他們有的去了美國，留在英國的人里有些只肯在電視上開十分鐘金口，而我們則絞盡腦汁尋覓能在不引用學術黑話的前提下寫上三千字好好討論問題的人。填補這空白的唯一法子好像就是在封面和內頁里多印些圖片，再把圖片說明寫長點兒。一本寫十七世紀瑞典宮廷生活的書寄到我們編輯部，十分鐘就能找到一個好作者，只要把書打包寄出去就行了。但要找一個能寫英國本土關乎民生大事的人，卻可能花上好多天。

許多綜合性或專門的日報、周刊都會登書評，也都比較嚴肅。所以書評人並不愁沒處發表。普利莫·萊維的書《被淹沒和被拯救的》在十到十二份報刊上得到相當篇幅的討論。萊維也許是個特例（沒有多少被翻譯成英語的作家能得到如此關注程度），但嚴肅報刊對待書評的態度可以通過以下事實衡量：二戰後英國誕生的《獨立報》是唯一一份每天發表一篇書評的全國性報紙，而且這是英國任何報紙都沒有做過的。另一方面，所有這些報刊選擇書評人的面都非常窄，對讀者來說，本周喬·史密斯是給《衛報》寫米蘭·昆德拉、還是給《觀察家》寫卡夫卡、還是給《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寫濟慈只是一個概率問題。

普利莫·萊維的書《被淹沒和被拯救的》

既然每份刊物都有獨家撰稿人——我又誇張了，但也沒那麼誇張——區分刊物的除了那些顯而易見的因素（文章長度、各自代表的智識立場）之外，就是它們如何使用這些撰稿人。比方說，一個作者會為一份刊物寫他專業領域的書評，為另一份刊物寫小說評論或是勇敢地挑戰當下的政治問題。這可能只是概率問題，或者後一家刊物要比前一家更歡迎政治爭議話題，不管是哪種原因，在公眾心目中，這位作者都會與後一家刊物聯繫更緊密，雖然他還繼續在別處寫學術類話題。不過這也不完全是話題的問題，一位書評人會為不同類型的編輯寫不同類型的文章——除非他是個明星作家。

一個報紙編輯跟電影導演不是一類人，導演的光芒會完全壓倒編劇。不論什麼刊物，作者的名字都要比編輯更受關注。然而，編輯約來的稿件的氣質微妙地（或張揚地）同化了他所編輯的刊物的氣質，若是一個作者被《新政治家》和《旁觀者》同時要求評同一本書，他可能會寫出兩篇截然不同的書評來。在這個例子中，差異不完全是政治的體現，而是不那麼明顯的語調的體現——至少在英國，語調還是與政治立場緊密相關的。要繼續拿演藝業相比較的話，應該說一個編輯更像話劇導演而非電影導演，話劇永遠因其作者而著名，無論導演在排練中有何貢獻。

以上三類例證中作者及其經理之間註定是緊張的，雖然有時會痛苦，但總是能開花結果。在創造力的等級制中，電影導演要比編劇強勢太多，後者幾乎只能同意前者的任何要求。文學編輯得努力工作才能贏得作者的尊重。因為作者傾向於將編輯（新聞業或出版業）看成是一幫有志於寫作卻一事無成、如今只能亂改別人心血的人。在這種情境里，女編輯地位就更低，我有時候會感覺作者發給我文章就像送洗衣服一樣：洗洗燙燙就是女人的工作，改拼寫錯誤、改標點符號也一樣。應該加一句，在這點上女作者跟男作者並無差別。

《承諾的種種敵人》（Enemies of Promise）

西里爾·康諾利在《承諾的種種敵人》（Enemies of Promise）里寫過：「有人說一個作家的風格是他對讀者的想像決定的，他是為自己寫，為朋友、師長或上帝寫，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上層人寫，為較低階層但想要受教育的人寫，還是為一個敵意的陪審團寫——寫作風格也會隨之變化。」有人會說《倫敦書評》的編輯腦子裡總有一個敵意的陪審團在：這個陪審團由邏輯學家和學究組成，總在找虛弱的論證和站不住腳的斷語的茬；陪審團里還有懷疑論者和愛唱反調者，他們在每一個群情洶湧的時刻都目露懷疑，看你們能不能落到實際行動上；陪審團里還有很容易就對成天找茬感到厭倦的熱血人，懷疑一切歐陸理論的普通英國人，以及懷疑本國通俗語言的英國理論家。我們不像《紐約客》，我們沒有那麼多人手和時間去查驗每一篇待發文章里的每個事實。但我們每個人都是編輯助理，會仔細看每一篇文章，在保持作者風格的前提下不給邏輯學家和學究抓到硬傷（作者的，也是編輯的）的機會；同時還要在作者的論證基礎相對堅實時，允許他/她的高興和不滿得到盡情發揮。至於理論和通俗之爭，以及各自所代表的意識形態之爭，我們覺得二者都應該歡迎，只要說得有理就好（當然我們也知道理性不應成為討論的終點）。

《紐約書評》辦公室

不過，我們的歡迎不是沒有限度的。一份刊物，即便是文學刊物，也該有個立場，哪怕這立場會因應對時局而改變，或隨其所發表的作者的思考而改變。它既要容納日常生活的語言和關懷，也要承認過於簡單化甚至清晰化會帶來的問題；它還得容納批評性文字，並對其迷惑性保持警覺。它得有堅持信念的勇氣（包括相信自己更高明），還得做好因為堅持信念失去朋友的準備。它得有勇氣讚揚那些未必受大眾喜愛的作家，還得反對那些它不信任的作品，哪怕這些作品在其他媒體都一片叫好。它還得承認有一些問題、觀點和寫作方式必須被提上日程進行討論，無論編輯的個人喜好。哪怕再聽從良心的文學編輯也會有發表他們本人不同意甚至不相信的文章的時候。一份文學刊物的立場是經年累月定義的，通過它的判斷，也通過這些判斷運用在所討論之議題的廣度。讀者會以一周或一月為基礎，對某一期或某一篇文章下評判。但長遠看來，更重要的是刊物演進的方式，它提出並討論的問題，或是它迴避的問題，它如何看待同時代的政治和文化，以及它為塑造它們所付出的努力。

（發表於1988年9月15日《倫敦書評》）

憶《倫敦書評》創始人卡爾·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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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er (卡爾·米勒)and To

ny White, Christmas 1960; from Fathers

我認識卡爾·米勒是在1960年代，那時我二十五六，他三十齣頭。他是《新政治家》的文化版主編，我是費伯出版社的小編輯——當時的老闆叫我「我們這兒的小年輕」。那會兒我跟卡爾還不算熟，不過我的閨蜜弗朗西斯·霍普是他的助理，我有時在聚會上碰見他，還和他吃過一兩次午飯（我還記得他叫我多吃肉）。他是個魅力人物，高挑勻稱，穿著一絲不苟，愛開玩笑，有點兒任性——絕對能叫你暈頭轉向。但也很嚴厲。在他面前你會小心說話，這也是吸引力的一部分。當他給我一本書讓我寫書評，我覺得人生終於等來了重要一刻。那本書是撒瑪利亞會的創始人查克·瓦拉寫的，我當時真這麼想：要是我沒法把句子寫寫好，我這輩子就完了，再也活不下去了。

終於我把句子寫好了，拿著稿子去了《新政治家》的辦公室。卡爾看了以後說：「你現在是個作家了。」他喜歡發表這類家長式的評語，不論好壞，總之是真心話，我可容易受他影響了。他給了我第二本書，最後一分鐘還讓我加一句話，我提出抗議時，他說：「你現在是個記者了。」在他心目中，應該有種你值得驕傲的東西，一種志業的使命感。如果有人在《倫敦書評》辦公室里提什麼蠢建議，他會這樣威脅：「你會成為全艦隊街的笑柄的！」儘管當時還提艦隊街已經有些過氣了。（後來我一度想放棄記者行當，改行去上醫學院，他完全無法理解。）

他在《新政治家》的事業並不順利。他對我詳細解釋了前方記者和後方編輯部之間的緊張關係，還說《新政治家》的主編之一維克多·普里切特要找他吃晚飯，我當時暗想，這是不是他要被炒魷魚的徵兆？這種情況持續了一段時間，我有次終於說漏了嘴，講出了真實想法：我可不希望你在我的書評發表之前被炒魷魚。這話他肯定記恨了一輩子。

倫敦書評主編

瑪麗·凱·維爾梅斯

卡爾習慣於拂袖而去。他曾評價詩人羅伯特·洛厄爾「更像個天生的半途而廢者」——洛厄爾前妻說他是「天生的加入者」簡直大錯特錯。卡爾一開始在財政部工作，後來在電視台待過很短的時間；先在《旁觀者》當文化編輯，然後是《新政治家》；1967年他出任《聽眾》（Listener）主編，七年後去倫敦大學學院英文系當老師；1979年他創立了《倫敦書評》。這些工作他都沒幹到頭，有時一怒之下就走了。他從《聽眾》辭職時說：「辭職可不容易，你招來的同情要比懷疑更危險。」

我不認為他是被《新政治家》炒了魷魚，但他的確跟總編保羅·約翰遜關係欠佳，在跟普里切特吃了飯幾個月後，他就自動離開了。要麼是當時要麼是幾個月後，《聽眾》邀請他擔任主編。沒多久我在費伯出版社的一次派對上碰見他，他提到了《聽眾》，說也許可以給我份新工作；如果我陪他走到公交車站，他就告訴我詳情。他還說要是我現在打包走人，他就在前門口等著我；可是等我打包出門時，他已經不見了。我當時想：他肯定改變主意了，誰會把工作給我這麼個從來搞不清輕重的人呢？他沒耐心，我沒信念——改變主意也不奇怪。結果第二天他打來電話，原來這份工作是代理副主編，而真正的副主編，用BBC的切口說，是「暫時借調」的。這位副主編是亞歷山大·克倫斯基的孫子奧列格·克倫斯基。與活生生的世界歷史的紐帶讓這份工作更加誘人了——我又有了值得向父親一提的生活故事。

二戰時《聽眾》達到了巔峰期；1940年代它的發行量超過十萬份；它像是BBC的第三套節目（三套節目的大部分內容會刊登在《聽眾》上），被視為不列顛文化最高尚的體現。和平時代它的讀者有所下降，1960年代請卡爾當主編是為了給刊物注入新鮮血液，幸運的話還可以阻止下滑。我們佔據了位於波特蘭廣場街朗廷酒店沿走廊的一排房間，這酒店原來十分宏偉，1939年被徵用，我們的辦公室有兩種房間：單人房和帶浴室的雙人房。我們並沒有隸屬於BBC之感，只有《聽眾》辦得好才算數。雖然有時會與BBC的某個製作人發生口角（這詞兒卡爾經常用），但總算不太多。比如1973年的阿以戰爭中，我們拒掉了好不容易搞來的海珊國王的訪談，而發表了一個失去勇氣、好幾天（也許只有幾小時）蜷縮在賓館廁所里的記者的日記。這種事兒大領導可不喜歡。（插播一段本刊特色：卡爾和我為怎麼拼海珊國王的名字爭執不休，最後到底是「ain」還是「ein」？我給約旦大使館打電話，結果他們說是「ien」。我問：「你確定嗎？」他們說：「當然啦，i在e前面，除非再前面是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XaZvF2JQ8

幾個月後奧列格·克倫斯基找到了別的事兒做，我從臨時工變成了正式工，一干就是六年。1973年底卡爾辭職了，因為他覺得BBC管理層不夠支持。我在這方面沒有特別的感覺，不過也許是因為我知道的情況不夠多。不管怎樣，是卡爾給了我這份工作，我也學他的樣辭職了。《聽眾》之後我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LS）工作過。挺不錯的，TLS是份好刊物，這也算是份正經工作。但和卡爾一起時，你會覺得那不僅僅是份工作，好像每天都在前線衝殺，而不是閑坐在辦公室里。每件事都關係重大，哪怕小到每個事實細節，每個單詞換行時怎麼拆分。

一年夏天卡爾出遠門時，我們發表了佩內洛普·貝傑曼（Penelope Betjeman，桂冠詩人約翰·貝傑曼爵士的像馬似的夫人）的訪談。考慮要保持她的說話風格（訪談是從電視節目上轉錄的），我就保留了她口語中的「cos」（而不是正式的「because」）。卡爾出門時出了三期報紙，他回來後就跟我說了一句話：「那些cos差點讓我犯病住院了。」還有傳聞說他在《新政治家》休假時，那期沒有在他監督下出版的雜誌抵達他和家人的度假地時，他會把自己裹進一張地毯，痛苦地一邊呻吟一邊在地上打滾。

卡爾說過不少狠話，但幸好我記得的都是些無傷大雅的拼寫或語法錯誤，就不會覺得太受傷或不公平。認識卡爾的人都熱衷於交流他說的怪話，（他評價1980年代風行過一陣的「慢性疲勞綜合症」：「這毛病就像說你從銀行拎錢回家把手腕都給拎麻了」；一個撰稿人問：「我猜飛去任何地方都不會有補貼吧？」卡爾回答：「我恐怕沒有，要麼你趴在我背上我用手扇著飛飛？」；「當你把格雷夫斯和華茲華斯或里爾克放在一起比較，就好像在把重新布置房間和大陸沉降滄海桑田相提並論」；1987年英國刮颶風時他對加州的一位撰稿人說：「廣場上的樹每秒鐘都在跪地求饒。」）從這點上看，他可以算得上「牛劍」怪話圈子的類型，但他偏又討厭精英范兒，大部分時候支持平等主義。又喜歡又不喜歡，又忠誠又不專一，幾乎對任何問題他都有兩套看法。

《聽眾》

1980年代他出了本書叫《雙生》（Doubles），專談具有兩面性的文學，裡面收的多篇文章是為《倫敦書評》寫的。（《雙生》出版的那年，有本小說問世了，叫《雙生人》（The Doubleman），其中有個人物名字就叫卡爾·米勒。卡爾對此很高興，他在《倫敦書評》的「日記」欄目里寫道：「世界真小，而且會複製疊合。」）他傾向於將作家和他們的作品視為陰暗和光明，夜晚和白晝（而且不僅是作家：「鬼魂是習慣的產物，也是《哈姆雷特》的產物」），會抓住一切自動出現的成對詞語和概念（「他的奮力抗爭和他的曲意逢迎」——評詹姆斯·凱爾曼；「葯……膏液橫流，也令他不朽」【poured their balm, but embalmed him】——評羅伯特·洛厄爾；《格雷的輓歌，也是韋恩·戈德利的輓歌》——《倫敦書評》封面文章標題），並且這一傾向與日俱增。從某種程度看，這些東西很好玩，就像卡爾一直很好玩一樣；他就算髮火時也很好玩（只要你能忍住不笑依然保持淡定），這是與他共事的樂趣之一。要是有撰稿人不聽話，他會說：「如果那傢伙再來這裡，我就宰了他。」因為我們都在笑，他又說：「我是說真的，我真的會宰了他。」他說他當真的時候其實也並不當真的。

頭腦簡單一根筋在他看來明顯不是什麼好事。太清楚明白了也不好，如果有這樣一篇文章他會斥之為「清楚得可惡」，通常這說明作者太過自信武斷。任何立場都必須經過辯論，僅僅聲明是不夠的；得有人質疑，有人辯護。把事情詳詳細細講清楚——這也可能是種缺點。把一切簡化成大白話，會讓人喪失大部分興趣。他喜歡那些不急於下注的文章，有觀點有態度，有自己獨特的敘述方式——就像他自己的文章那樣（又如克萊夫·詹姆斯為《聽眾》寫的文章說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絕色美女像神風敢死隊一樣朝他俯衝過去」）。他說他會發表任何內容，只要寫得有趣味，不過我不覺得他真的把這條原則付諸實踐了，至少沒有直接干。《倫敦書評》很多年裡沒有發表過任何關於蘇聯的書評，因為沒看到任何書評人的寫法讓我們喜歡。他希望同事們無保留地說出心裡想法，理論上說沒有必要和那些不說真話的人共事，但有時很難知道別人是否說了真話，又或者有人說了真心話，但犯了蠢罪，也可能會自斷生計。沉默肯定不是解決辦法。不過卡爾也經常跟我說，他一點兒不喜歡考狄莉亞。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紐約時報書評》是全面性文學刊物，他們試圖在一定水準上涵蓋一切領域的重要書籍。他們在1979年創辦了《倫敦書評》，並保有更高水平的作者隊伍。

1979年夏天《紐約書評》決定做一份英國別冊，卡爾應邀擔任主編。因為《泰晤士報》集團（包括TLS）的所有者與工會發生矛盾，從那年初開始就沒出過報紙，當時的想法是在TLS停刊的情況下填補市場空缺。《聽眾》的前同事蘇珊娜·克拉普擔任助理主編；我擔任卡爾的副主編。一樣從《聽眾》過來的彼得·坎貝爾（Peter Campbell）為新刊設計了第一個封面，十月底出街；一個月後，TLS復刊；第二年春天《紐約書評》叫我們自立門戶。

1980年5月《倫敦書評》獨立出版的第一期上市，她有了自主權。當時卡爾編過的《聽眾》依然是倫敦的一份傳統周刊，不過更依附於BBC而不是自成一路。《倫敦書評》更冷靜些（沒有連環畫），部分因為她出身於《紐約書評》的別冊，也因為卡爾在大學裡教書，約來的稿件篇幅都很長；但她也更沒有顧忌，可以率性而為，可以張牙舞爪。第一期里燕卜蓀表面上在評阿登版的《仲夏夜之夢》，但他主要關心的是計算仙女們的移動速度（每小時800-1000英里才能趕在太陽出來之前）。一份白手起家的刊物可以自由選擇她在世界中想要佔據的位置。我願意相信，她至今依然保持著卡爾的腔調，分詞、斷句及其餘一切。

（發表於2014年10月9日《倫敦書評》）

本文由出版社授權，節選自《

誰不愛被當成聖人對待

》

《

誰不愛被當成聖人對待

》

（英）瑪麗·凱·維爾梅斯 / 著盛韻 / 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8年9月